中斷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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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龍發 譯
像前輩們那樣，看來在今後幾年裡我必須再次專心緻志地回憶孩提時的往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這可以說是種懲罰，還得在相反的前提下，對自己的講述才能作一番懷疑，并加以彌補。
說故事要有聽衆，講故事的人要有勇氣。
你面對的是一群聽衆，與他們共處一地，其間有個習慣、語言和思維方式的問題，這時你得拿出勇氣來。
青年時代我崇拜的（至今還愛戴和喜歡的）首先是講述那個塞爾特維拉故事的叙述大師。
好長時間他幾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笃信自己和前輩們一樣也有這方面的天賦，每次講故事，也是與我的聽衆、讀者共處一鄉的，用他們和我一樣既熟悉又認識的樂器和歌譜為他們彈琴吟唱。
雖然不像學校用的教科書和兒童看的連環畫那樣，道理淺顯易懂，但在我講的故事裡雖說光明和黑暗，喜悅和悲哀，善良和邪惡，有為和痛苦，有神論和無神論不那麼絕對和那麼泾渭分明地可以分開來，但其中不乏細膩動人之處，有心理的變化，特别是充滿幽默的情趣，什麼聽不懂，缺乏故事的可述性，什麼故事那種展開、沖突、團圓一成不變的清一色情節套路，這些根本性的疑惑一概不存在。
講故事要像講塞爾特維拉故事的大師那樣講述；聆聽故事要像聽大師講故事那樣，給自己和聽衆帶來樂趣。
随着年歲的增長，我才慢慢地勉強地認識到自己的生活與講故事的方式格格不入，為講故事或多或少占去了大半人生中的閱曆，不是放棄講故事這個行當，就是決定不做一個講故事的好手，而去做個蹩腳的故事員。
從講述《德米安》(1)的故事到介紹《東方之旅》(2)，我講的東西越來越脫離美好的傳統。
假使今天我再嘗試寫些簡短的個人的閱曆的話，一切創作技巧都會從我的手中溜掉，親身的經曆幾乎像幽靈那樣嘈雜、紛繁，難以看透。
我不得不承認，近幾十年裡稱得上有分量的有價值的東西莫過于講述的技巧，但是它已經使我懷疑和猶豫了起來。
卡爾弗拉丁文學校有幾個不太令人喜歡的班級。
一天上午，我們學生正在做作業，過了一個很長的假期之後剛開學沒幾天，每個學生把自己父親簽過名的藍顔色的成績本子交給了老師。
大家都還沒能适應如監獄般單調無聊的學習生活，這一點特别明顯。
就連那位還不到四十歲的老師，在我們這些十一二歲的學生眼裡看來，與其說情緒糟糕，倒不如說意志消沉。
隻見他在那把墊得老高的椅子上端坐着，面容蠟黃，躬着腰在看每一本成績手冊，一副痛苦不堪的樣子。
自從他年輕的妻子去世後，他和他唯一的幼子生活在一塊。
兒子的額頭高高的，有一雙藍藍的眼睛，明亮如水，就是人長得面黃肌瘦。
這位神情嚴肅的老師顯得十分疲勞，而且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他孤傲，自命不凡，但得到人們的敬重，又令學生懼怕；生氣發火的時候，傳統的學者風度就被一道惡魔般的粗野光束穿破，任何謊言被揭穿。
教室裡靜悄悄的，沒有人在說話，空氣中散發着墨水味、男孩身上的氣味和校服皮革味。
偶爾冒出一個打破寂靜的聲響：啪嗒一聲，書掉在了幹淨的杉木地闆上；或是有人悄悄在說話；或是有人由于壓低嗓門想笑未笑時而發出的喘息聲。
每次響動都被居高而坐的老師發現，并迅速予以制止。
他采用的辦法是，常常向學生投去一個目光，或擺動一下下颚，或伸出手指威脅一下，有時輕咳一聲，或從嘴裡冒出一個詞來。
那一天，謝天謝地，教師和學生之間沒有出現雷雨前那種雷電交加的現象，即可能預想不到的或許非人所願的事情，但是輕微的緊張氣氛還是有的。
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喜歡那樣的事發生呢，還是甯可要安靜和完美的和諧。
也許這是很危險的，也許會出事，但是最後我們幾個男孩特别是在做功課的時候，急切盼望停課和出現突如其來的事情，無論哪一種都行，因為我們這些男孩被管得太嚴，要求一聲不響地保持安靜，這種單調乏味的課是無法堅持上下去的。
我記不起當時老師布置我們做的作業。
老師他那時坐在高高的講台後面，看着校方的文件。
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老師看的絕對不是希臘文，因為上希臘課隻有我們四五個同學，人稱&ldquo老學究&rdquo，當時全班同學坐在教室裡。
那是我們開始學希臘語的第一年。
我們幾個&ldquo希臘人&rdquo或&ldquo老學究&rdquo同其他同學分班那件事給學校生活帶來了一種新氣象。
我們幾個未來的牧師、語言學家、大學老師是要和那些未來的制革匠、制衣人、商人或者釀酒工人分道揚镳的，我們屬于上層人，名譽、權利和刺激與我們相随；在校我們是出類拔萃的尖子人物，是幹大事的人，不同于手工業者和隻知賺錢的人。
但是，不管這種榮譽感是多麼的空乏，有其危險的、令人思慮的一面，我們知道将來面臨的考試不知有多難，特别是州裡的那場考試。
施瓦本地區的文科中學生為參加考試必須趕到斯圖加特。
那兒聚集着少數幾名名副其實的優秀生，考幾天幾夜。
每個考生的未來之命運全系在那場考試的結果上，誰要是進不了那扇狹窄的門，那就意味着他的過去全部學業付之東流。
自從我進了這個行列，暫被人視為優秀生，并得到人們的器重，我時常在想&mdash&mdash或許在和幾個兄弟交談中得到的啟發，放棄榮譽稱号，重新進入最後一個學
說故事要有聽衆，講故事的人要有勇氣。
你面對的是一群聽衆，與他們共處一地，其間有個習慣、語言和思維方式的問題，這時你得拿出勇氣來。
青年時代我崇拜的（至今還愛戴和喜歡的）首先是講述那個塞爾特維拉故事的叙述大師。
好長時間他幾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使我笃信自己和前輩們一樣也有這方面的天賦，每次講故事，也是與我的聽衆、讀者共處一鄉的，用他們和我一樣既熟悉又認識的樂器和歌譜為他們彈琴吟唱。
雖然不像學校用的教科書和兒童看的連環畫那樣，道理淺顯易懂，但在我講的故事裡雖說光明和黑暗，喜悅和悲哀，善良和邪惡，有為和痛苦，有神論和無神論不那麼絕對和那麼泾渭分明地可以分開來，但其中不乏細膩動人之處，有心理的變化，特别是充滿幽默的情趣，什麼聽不懂，缺乏故事的可述性，什麼故事那種展開、沖突、團圓一成不變的清一色情節套路，這些根本性的疑惑一概不存在。
講故事要像講塞爾特維拉故事的大師那樣講述；聆聽故事要像聽大師講故事那樣，給自己和聽衆帶來樂趣。
随着年歲的增長，我才慢慢地勉強地認識到自己的生活與講故事的方式格格不入，為講故事或多或少占去了大半人生中的閱曆，不是放棄講故事這個行當，就是決定不做一個講故事的好手，而去做個蹩腳的故事員。
從講述《德米安》(1)的故事到介紹《東方之旅》(2)，我講的東西越來越脫離美好的傳統。
假使今天我再嘗試寫些簡短的個人的閱曆的話，一切創作技巧都會從我的手中溜掉，親身的經曆幾乎像幽靈那樣嘈雜、紛繁，難以看透。
我不得不承認，近幾十年裡稱得上有分量的有價值的東西莫過于講述的技巧，但是它已經使我懷疑和猶豫了起來。
卡爾弗拉丁文學校有幾個不太令人喜歡的班級。
一天上午，我們學生正在做作業，過了一個很長的假期之後剛開學沒幾天，每個學生把自己父親簽過名的藍顔色的成績本子交給了老師。
大家都還沒能适應如監獄般單調無聊的學習生活，這一點特别明顯。
就連那位還不到四十歲的老師，在我們這些十一二歲的學生眼裡看來，與其說情緒糟糕，倒不如說意志消沉。
隻見他在那把墊得老高的椅子上端坐着，面容蠟黃，躬着腰在看每一本成績手冊，一副痛苦不堪的樣子。
自從他年輕的妻子去世後，他和他唯一的幼子生活在一塊。
兒子的額頭高高的，有一雙藍藍的眼睛，明亮如水，就是人長得面黃肌瘦。
這位神情嚴肅的老師顯得十分疲勞，而且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他孤傲，自命不凡，但得到人們的敬重，又令學生懼怕；生氣發火的時候，傳統的學者風度就被一道惡魔般的粗野光束穿破，任何謊言被揭穿。
教室裡靜悄悄的，沒有人在說話，空氣中散發着墨水味、男孩身上的氣味和校服皮革味。
偶爾冒出一個打破寂靜的聲響：啪嗒一聲，書掉在了幹淨的杉木地闆上；或是有人悄悄在說話；或是有人由于壓低嗓門想笑未笑時而發出的喘息聲。
每次響動都被居高而坐的老師發現，并迅速予以制止。
他采用的辦法是，常常向學生投去一個目光，或擺動一下下颚，或伸出手指威脅一下，有時輕咳一聲，或從嘴裡冒出一個詞來。
那一天，謝天謝地，教師和學生之間沒有出現雷雨前那種雷電交加的現象，即可能預想不到的或許非人所願的事情，但是輕微的緊張氣氛還是有的。
我不知道我究竟是喜歡那樣的事發生呢，還是甯可要安靜和完美的和諧。
也許這是很危險的，也許會出事，但是最後我們幾個男孩特别是在做功課的時候，急切盼望停課和出現突如其來的事情，無論哪一種都行，因為我們這些男孩被管得太嚴，要求一聲不響地保持安靜，這種單調乏味的課是無法堅持上下去的。
我記不起當時老師布置我們做的作業。
老師他那時坐在高高的講台後面，看着校方的文件。
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老師看的絕對不是希臘文，因為上希臘課隻有我們四五個同學，人稱&ldquo老學究&rdquo，當時全班同學坐在教室裡。
那是我們開始學希臘語的第一年。
我們幾個&ldquo希臘人&rdquo或&ldquo老學究&rdquo同其他同學分班那件事給學校生活帶來了一種新氣象。
我們幾個未來的牧師、語言學家、大學老師是要和那些未來的制革匠、制衣人、商人或者釀酒工人分道揚镳的，我們屬于上層人，名譽、權利和刺激與我們相随；在校我們是出類拔萃的尖子人物，是幹大事的人，不同于手工業者和隻知賺錢的人。
但是，不管這種榮譽感是多麼的空乏，有其危險的、令人思慮的一面，我們知道将來面臨的考試不知有多難，特别是州裡的那場考試。
施瓦本地區的文科中學生為參加考試必須趕到斯圖加特。
那兒聚集着少數幾名名副其實的優秀生，考幾天幾夜。
每個考生的未來之命運全系在那場考試的結果上，誰要是進不了那扇狹窄的門，那就意味着他的過去全部學業付之東流。
自從我進了這個行列，暫被人視為優秀生，并得到人們的器重，我時常在想&mdash&mdash或許在和幾個兄弟交談中得到的啟發，放棄榮譽稱号，重新進入最後一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