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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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佩芬 譯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中，我曾兩度以童話風格和半帶嘲諷的方式對自己的生平作了嘗試性的概括總結，當時我的朋友們都認為我有點像一個謎。
我選中的第一次嘗試就是《魔法師的童年》，現在保存了部分片斷。
另一次嘗試是以讓·保爾為樣本大膽地寫了預示未來的《虛拟傳略》，刊載于一九二五年在柏林出版的《新評論》雜志上。
後來出版單行本時隻作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修改。
多年來我一直計劃把這兩篇在風格和情調上截然不同的作品予以合并，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能夠調和的途徑。
在新時代的末年，中世紀即将複活之前，在愛神的光芒的照耀和保護下我來到了人世。
我誕生在七月一個溫暖的将近黃昏的時刻。
我出生時的溫度正是我畢生所本能地喜愛和追求的，缺少了它，我定會感到痛苦。
我不能在寒冷的國度裡生活，我一生中凡是自願的旅行都是朝南的。
我是虔誠的雙親的兒子，我溫順地愛他們，倘若人們沒有老早教會我第四誡(1)，我會更溫順地愛他們。
但是告誡往往對我有不幸的影響，盡管它非常正确又非常的懷有善意&mdash&mdash我是生來像羔羊般溫順，又像肥皂泡那麼易于操縱，卻反對任何形式的告誡，尤其在青年時代，這種告誡總引起我倔強的反抗。
我隻要一聽到&ldquo你應該怎樣怎樣&rdquo就立即轉過身子，變得頑固不化。
人們可以想象，這種個性在我的學生時代給予我多麼巨大的不利影響了。
老師們确實教我們學習了那有趣的、稱之為世界史的課程，告訴我們世界是由某一些人統治、支配和改變的，這些人制訂自己的法律以區别過去遺留下來的法律；告訴我們，這些人是值得崇敬的。
但是這個課程也像全部其他課程一樣都是欺騙人的，因為隻要我們之中有一個人，不管出于好意或惡意，敢于反對某一項告誡，或者僅僅是反對某一種愚蠢的習慣或什麼正在時興的事情，那麼他不但得不到尊敬，成不了模範，還要受到懲罰和嘲笑，甚至被那些極怯懦的教師壓得喘不過氣來。
我很幸運早在學生時代開始之前就已經學到對于生活有重大意義和價值的東西。
我有清醒的、細緻的和溫柔的感覺。
憑着這些感覺，我得以汲取許多樂趣，即使當我後來受到形而上學的吸引，無可救藥地陷入其中時，甚至當我的意識受到抑制和疏忽時，那種細膩地形成的感受能力，也即是和人們的視、聽有關的能力，也總能忠實地在我身上保存下來，以緻使那些看來十分抽象的東西，也總是生動地活躍在我的思想世界中。
正如我剛才所說，早在我開始學生時代的多年以前，我就已經掌握人生必需的那種知識了。
我熟悉我們的家園故土，熟悉那些雞舍、樹林、果園以及手工業作坊，我認識樹木、鳥類和蝴蝶，我會唱歌，會吹口哨以及其他許多對于人生有價值的事情。
現在又加上了學校的知識，它們讓我覺得津津有味。
尤其是拉丁語讓我感到了真正的興趣，我早年用拉丁文寫詩就像用德文寫詩一般。
而我說謊和外交的本領卻要歸功于第二學年的一位教師和一個職員，他們帶給我這種能力。
那時候由于我的天真開朗和輕信别人對人對己都造成了不幸。
這兩位教育者成功地對我進行開導，因為他們并不想從同學們身上找尋誠實和熱愛真理的品性。
他們把班上發生的一件實際上毫不重要的惡事硬栽在我頭上，而我是完全無辜的。
當他們沒有能夠逼我承認自己是肇事者時，他們就把一件小事拿到整個班上審判。
他們确實沒有用拷問和毆打取得預期的供認，卻使我喪失了對一切師道尊嚴的信仰。
感謝上帝，随着時間的消逝我也學會了認識真正值得尊敬的教師，但是發生了這種傷害之後，使我不僅和學校教師們的關系，而且和一切權威人士的關系全都變得苦惱和不正常了。
總的說來，我在最初的七八個學年中是一個好學生，至少總是在班上名列前茅的。
直到那些鬥争開始（這是無法避免的，也由于我的個性關系），我和學校當局的沖突才越來越多。
待我真正了解這些鬥争的含意，已是二十年後的事了，當時的情況很簡單，他們違反我的意志，把我卷了進去，好象發生了什麼可怕的災難。
事實上，我從十三歲開始就明白自己要不是成為詩人，那就什麼也當不成。
但是針對這一明确的看法卻逐漸産生了另一種令人痛苦的認識。
人們可以當教員、牧師、醫生、工匠、商人、郵政人員，也可以當音樂家、畫家或者建築師，世界為這一切職業鋪平了道路，提供了先決條件，也就是有學校為全部初學者啟蒙。
隻有詩人沒有這樣的條件！世界允許人們成為詩人，甚至當一個詩人得到成就和名氣之後，給予他高度榮譽，可惜大多數人都是壯志未酬而身先死。
我不久就覺察到自己要成為詩人是不可能的，連這樣的願望也是可笑和可恥的。
我也很快從現實情況中學習到，隻有詩人才是詩人，而不可能學着當詩人。
此外，我對文藝的愛好和個人的文學才能引起了教師們的懷疑，因而導緻猜疑、嘲笑，甚至經常受到極端的侮辱。
詩人的命運和英雄的命運完全同樣，就像一切強壯、美麗、勇敢和不平凡的人物和業績一樣，他們在曆史上是極壯麗的，所有的教科書對他們交口贊美，但在當前、在現實中，他們卻遭到憎恨，大概這些教師受雇傭和訓練，恰恰就是因為要他們盡力去阻礙出色的自由人物的成長，阻礙偉大的光輝業績的産生吧。
因此，我在我和我的遠大目标之間所看到的隻是深淵而已。
對我來說，一切都變得不确切，一切都變得毫無價值，僅存一個事實：我要成為一個詩人，不管是難是易，都要受到嘲諷和贊美。
這一決心的形成&mdash&mdash倒不如說這一命運&mdash&mdash導緻了下述結果： 我十三歲那年，那場沖突剛開始不久，我的行為使我不論在家庭，還是在學校都希望把我放逐到另一個城市的一所拉丁語學校去。
一年之後我成了一所神學校的學生，學習寫希伯萊語字母，而當我幾乎已經掌握何謂dageschforteimplicitum(2)之意時，突然心血來潮，逃離了神學校，結果受到嚴厲的禁閉和開除學籍的處罰。
後來我到一所普通中學用功了一段時間，使我的學
我選中的第一次嘗試就是《魔法師的童年》，現在保存了部分片斷。
另一次嘗試是以讓·保爾為樣本大膽地寫了預示未來的《虛拟傳略》，刊載于一九二五年在柏林出版的《新評論》雜志上。
後來出版單行本時隻作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修改。
多年來我一直計劃把這兩篇在風格和情調上截然不同的作品予以合并，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能夠調和的途徑。
在新時代的末年，中世紀即将複活之前，在愛神的光芒的照耀和保護下我來到了人世。
我誕生在七月一個溫暖的将近黃昏的時刻。
我出生時的溫度正是我畢生所本能地喜愛和追求的，缺少了它，我定會感到痛苦。
我不能在寒冷的國度裡生活，我一生中凡是自願的旅行都是朝南的。
我是虔誠的雙親的兒子，我溫順地愛他們，倘若人們沒有老早教會我第四誡(1)，我會更溫順地愛他們。
但是告誡往往對我有不幸的影響，盡管它非常正确又非常的懷有善意&mdash&mdash我是生來像羔羊般溫順，又像肥皂泡那麼易于操縱，卻反對任何形式的告誡，尤其在青年時代，這種告誡總引起我倔強的反抗。
我隻要一聽到&ldquo你應該怎樣怎樣&rdquo就立即轉過身子，變得頑固不化。
人們可以想象，這種個性在我的學生時代給予我多麼巨大的不利影響了。
老師們确實教我們學習了那有趣的、稱之為世界史的課程，告訴我們世界是由某一些人統治、支配和改變的，這些人制訂自己的法律以區别過去遺留下來的法律；告訴我們，這些人是值得崇敬的。
但是這個課程也像全部其他課程一樣都是欺騙人的，因為隻要我們之中有一個人，不管出于好意或惡意，敢于反對某一項告誡，或者僅僅是反對某一種愚蠢的習慣或什麼正在時興的事情，那麼他不但得不到尊敬，成不了模範，還要受到懲罰和嘲笑，甚至被那些極怯懦的教師壓得喘不過氣來。
我很幸運早在學生時代開始之前就已經學到對于生活有重大意義和價值的東西。
我有清醒的、細緻的和溫柔的感覺。
憑着這些感覺，我得以汲取許多樂趣，即使當我後來受到形而上學的吸引，無可救藥地陷入其中時，甚至當我的意識受到抑制和疏忽時，那種細膩地形成的感受能力，也即是和人們的視、聽有關的能力，也總能忠實地在我身上保存下來，以緻使那些看來十分抽象的東西，也總是生動地活躍在我的思想世界中。
正如我剛才所說，早在我開始學生時代的多年以前，我就已經掌握人生必需的那種知識了。
我熟悉我們的家園故土，熟悉那些雞舍、樹林、果園以及手工業作坊，我認識樹木、鳥類和蝴蝶，我會唱歌，會吹口哨以及其他許多對于人生有價值的事情。
現在又加上了學校的知識，它們讓我覺得津津有味。
尤其是拉丁語讓我感到了真正的興趣，我早年用拉丁文寫詩就像用德文寫詩一般。
而我說謊和外交的本領卻要歸功于第二學年的一位教師和一個職員，他們帶給我這種能力。
那時候由于我的天真開朗和輕信别人對人對己都造成了不幸。
這兩位教育者成功地對我進行開導，因為他們并不想從同學們身上找尋誠實和熱愛真理的品性。
他們把班上發生的一件實際上毫不重要的惡事硬栽在我頭上，而我是完全無辜的。
當他們沒有能夠逼我承認自己是肇事者時，他們就把一件小事拿到整個班上審判。
他們确實沒有用拷問和毆打取得預期的供認，卻使我喪失了對一切師道尊嚴的信仰。
感謝上帝，随着時間的消逝我也學會了認識真正值得尊敬的教師，但是發生了這種傷害之後，使我不僅和學校教師們的關系，而且和一切權威人士的關系全都變得苦惱和不正常了。
總的說來，我在最初的七八個學年中是一個好學生，至少總是在班上名列前茅的。
直到那些鬥争開始（這是無法避免的，也由于我的個性關系），我和學校當局的沖突才越來越多。
待我真正了解這些鬥争的含意，已是二十年後的事了，當時的情況很簡單，他們違反我的意志，把我卷了進去，好象發生了什麼可怕的災難。
事實上，我從十三歲開始就明白自己要不是成為詩人，那就什麼也當不成。
但是針對這一明确的看法卻逐漸産生了另一種令人痛苦的認識。
人們可以當教員、牧師、醫生、工匠、商人、郵政人員，也可以當音樂家、畫家或者建築師，世界為這一切職業鋪平了道路，提供了先決條件，也就是有學校為全部初學者啟蒙。
隻有詩人沒有這樣的條件！世界允許人們成為詩人，甚至當一個詩人得到成就和名氣之後，給予他高度榮譽，可惜大多數人都是壯志未酬而身先死。
我不久就覺察到自己要成為詩人是不可能的，連這樣的願望也是可笑和可恥的。
我也很快從現實情況中學習到，隻有詩人才是詩人，而不可能學着當詩人。
此外，我對文藝的愛好和個人的文學才能引起了教師們的懷疑，因而導緻猜疑、嘲笑，甚至經常受到極端的侮辱。
詩人的命運和英雄的命運完全同樣，就像一切強壯、美麗、勇敢和不平凡的人物和業績一樣，他們在曆史上是極壯麗的，所有的教科書對他們交口贊美，但在當前、在現實中，他們卻遭到憎恨，大概這些教師受雇傭和訓練，恰恰就是因為要他們盡力去阻礙出色的自由人物的成長，阻礙偉大的光輝業績的産生吧。
因此，我在我和我的遠大目标之間所看到的隻是深淵而已。
對我來說，一切都變得不确切，一切都變得毫無價值，僅存一個事實：我要成為一個詩人，不管是難是易，都要受到嘲諷和贊美。
這一決心的形成&mdash&mdash倒不如說這一命運&mdash&mdash導緻了下述結果： 我十三歲那年，那場沖突剛開始不久，我的行為使我不論在家庭，還是在學校都希望把我放逐到另一個城市的一所拉丁語學校去。
一年之後我成了一所神學校的學生，學習寫希伯萊語字母，而當我幾乎已經掌握何謂dageschforteimplicitum(2)之意時，突然心血來潮，逃離了神學校，結果受到嚴厲的禁閉和開除學籍的處罰。
後來我到一所普通中學用功了一段時間，使我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