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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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已經完全無意義，前天還是神聖的事，今天聽來已經變得幾近滑稽可笑了。
等到戰争對于我來說也終于結束時，已是一九一九年春天了，我遷居到瑞士一個偏僻的角落，當了隐居者。
由于我一生都熱衷于研究印度和中國的智慧（這是我雙親和祖父母的遺産），而且我的新經曆一部分也是用東方的形象語言加以表達的，因此常常有人稱呼我是一個&ldquo佛教徒&rdquo，對此我隻是一笑置之，因為從根本上看我對佛教簡直是毫無所知。
不過這麼稱呼我也有一些道理，其中隐藏着一點真理，這是我稍後才漸漸明白的。
可以設想，倘若要求一個人自己選擇宗教，那麼我一定會從内心深處渴望加入一個保守的宗教，例如儒教、婆羅門教或者羅馬天主教。
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渴望一種極端，而并非出于天生的親緣關系，因為我不僅偶然生在虔誠的新基督教徒家庭，而且我的性情和本質很合于一個基督徒（至于我現在對基督教義有深刻反感，這是不相矛盾的）。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像反對其他别的宗教一樣反對自己的宗教，因為他的宗教的本質告訴他，發展應比存在更加予以肯定。
就這一意義來說，佛似乎也就是基督徒吧。
自從大戰引起的那次變化以後，我對自己的詩人地位以及對文學工作價值的信念都連根拔起了。
寫作不再帶給我真正的歡樂。
但是一個人終究需要有歡樂的，我無論怎麼困難也要求得到一點歡樂。
我可以放棄生活中和世界上的一切正義和理性，我看得很清楚，沒有這些抽象的東西世界也同樣優美，但是我不能放棄一點點歡樂，相反我還要追求這一點點歡樂，它在我心中點燃起那一朵小小的火焰，給予我信心，使我想到從這朵小小的火焰裡再重新創造世界。
我常常從一瓶葡萄酒中尋找我的歡樂、我的夢幻和我遺忘的東西，它常常給予我很大的幫助，真應該贊美它。
不過這是遠遠不夠的。
你看，有一天我發現了一種全新的歡樂。
我已經四十歲了，卻突然開始學畫。
我并不認為自己是個畫家，或者将成為一個畫家。
但是繪畫本身是一件美妙的事，它能使你更為快樂，更有耐性。
繪畫不像寫字會沾一手黑墨水，倒是會沾上了紅色和藍色。
我學習繪畫也使許多朋友不高興。
我不予理睬&mdash&mdash事情總是這樣，但凡我做了一些自己感到需要的、幸福的和美好的事情，這些人總要不高興。
他們希望别人永遠是原來的面貌，不允許有絲毫改變。
可是我不接受，隻要自己感到需要，我會常常改變自己的。
也有人對我作另一種責備，似乎也十分正确。
他們指責我缺乏現實的感覺。
他們說我寫的詩、作的畫都不符合現實。
我寫書的時候常常忘記有教養的讀者對一本正确的書提出的一切要求，而且不尊重現實。
我覺得現實最不需要人們充分去注意，因為現實存在自身就夠麻煩的了，而要求我們注意和思慮更美好和更必要的事情，才是永遠客觀存在的。
人們生活于現實中永遠不可能滿意，如同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崇拜和尊敬現實一般，因為現實是一種偶然性，是生命的垃圾。
對于這種可憐的、令人失望和荒蕪的現實，我們除了否定它之外，别無選擇。
與此同時，我們顯示了我們比這種現實更強有力。
人們屢屢指責我的詩歌中喪失了對現實的最普遍的尊敬，而在我繪畫時，樹都有臉，房子在笑或者在跳舞，在哭泣，但是那棵樹究竟是梨樹還是栗樹，卻多半看不出來。
我必須接受這個批評。
我承認，連我自己的生活也經常很像是一個童話，我時常看見和感到外部世界和我的内在世界是密切關聯和協調的，我必須把它稱之為有魔力的。
我還好幾次做了傻事，例如有一次我對著名詩人席勒發表了一些無傷大雅的言論，因而立即招緻南德全部九柱戲球俱樂部發表聲明，罵我是神聖祖國的亵渎者。
不過現在我已學乖，多年來再也不發表任何有渎聖賢和惹人惱怒的言論了。
我認為這是自己的進步。
由于目前這種所謂的現實對我來說毫不重要，由于過去常常像現在一樣充滿在我内心，而當前卻似乎無限遙遠，所以我也不能夠像多數人那樣，把未來和過去作截然的分割。
我常常生活在未來之中，所以我也沒有必要把我的傳記結束在當前的日子，而是聽任它安甯地繼續向前進行。
我将簡要地叙述我一生的輪廓。
迄至一九三〇年我寫了一些著作，目的是為了以後永遠放棄這個行業。
問題在于我是否算作一個詩人。
兩位用功的年輕人在兩篇博士論文中對此進行了研究，但是沒有給予解答。
其結果就是對當代文學作了謹慎的觀察，發現造就詩人的那種液體在當代還隻是處于極其稀薄的狀态，于是在詩人和文學家之間幾乎看不出什麼區别。
由于這一客觀鑒定，導緻這兩位博士學位申請者得出完全對立的結論。
有一位青年是比較有同情心的，他認為這等可笑而淺薄的詩實在算不上是詩，同時作為赤裸裸的文學也實在沒有存在價值，至于今天還稱之為詩的那些東西，還不如讓它們靜靜地死去！另一位青年是一個詩歌的絕對崇拜者，即使在極其稀薄的狀态下也同樣崇拜，因此他的意見是，謹慎小心地評價一百個非詩人，也比不公平地錯誤判斷一個真正詩人為好，因為他可能有一滴真正巴那薩斯(3)的血。
我先是主要從事于繪畫和研究中國魔術，但爾後幾年中又漸漸沉浸于音樂之中。
我晚年的野心是想寫一部歌劇，其中要寫的人生很少有所謂的真實性，對這種真實性甚至還要加以嘲諷，還要把它的永恒價值當作畫像、當作随風飄揚的服裝來加以顯示。
我經常近乎以魔術來解釋人生的，我從來也不是一個&ldquo現代人&rdquo，而且常常把霍夫曼的《金罐》，或者甚至是《亨利希·封·奧夫特丁根》當作較之所有世界史和自然科學史（更确切地說，我也時常從這些書中讀到極為吸引人的寓言故事）更有價值的教科書。
現在我又開始了一個生活時期，在這個時期裡不斷地發展和區别一個完整的、又有充分差别的性格已經毫無意義，代替它的課題是，讓有價值的自我重新在世界中沉淪，同時面對暫時性讓自己列入永恒而超越時代的秩序中。
要表達這種想法或者表達這種生活氣氛似乎隻有用童話方
等到戰争對于我來說也終于結束時，已是一九一九年春天了，我遷居到瑞士一個偏僻的角落，當了隐居者。
由于我一生都熱衷于研究印度和中國的智慧（這是我雙親和祖父母的遺産），而且我的新經曆一部分也是用東方的形象語言加以表達的，因此常常有人稱呼我是一個&ldquo佛教徒&rdquo，對此我隻是一笑置之，因為從根本上看我對佛教簡直是毫無所知。
不過這麼稱呼我也有一些道理，其中隐藏着一點真理，這是我稍後才漸漸明白的。
可以設想，倘若要求一個人自己選擇宗教，那麼我一定會從内心深處渴望加入一個保守的宗教，例如儒教、婆羅門教或者羅馬天主教。
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渴望一種極端，而并非出于天生的親緣關系，因為我不僅偶然生在虔誠的新基督教徒家庭，而且我的性情和本質很合于一個基督徒（至于我現在對基督教義有深刻反感，這是不相矛盾的）。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像反對其他别的宗教一樣反對自己的宗教，因為他的宗教的本質告訴他，發展應比存在更加予以肯定。
就這一意義來說，佛似乎也就是基督徒吧。
自從大戰引起的那次變化以後，我對自己的詩人地位以及對文學工作價值的信念都連根拔起了。
寫作不再帶給我真正的歡樂。
但是一個人終究需要有歡樂的，我無論怎麼困難也要求得到一點歡樂。
我可以放棄生活中和世界上的一切正義和理性，我看得很清楚，沒有這些抽象的東西世界也同樣優美，但是我不能放棄一點點歡樂，相反我還要追求這一點點歡樂，它在我心中點燃起那一朵小小的火焰，給予我信心，使我想到從這朵小小的火焰裡再重新創造世界。
我常常從一瓶葡萄酒中尋找我的歡樂、我的夢幻和我遺忘的東西，它常常給予我很大的幫助，真應該贊美它。
不過這是遠遠不夠的。
你看，有一天我發現了一種全新的歡樂。
我已經四十歲了，卻突然開始學畫。
我并不認為自己是個畫家，或者将成為一個畫家。
但是繪畫本身是一件美妙的事，它能使你更為快樂，更有耐性。
繪畫不像寫字會沾一手黑墨水，倒是會沾上了紅色和藍色。
我學習繪畫也使許多朋友不高興。
我不予理睬&mdash&mdash事情總是這樣，但凡我做了一些自己感到需要的、幸福的和美好的事情，這些人總要不高興。
他們希望别人永遠是原來的面貌，不允許有絲毫改變。
可是我不接受，隻要自己感到需要，我會常常改變自己的。
也有人對我作另一種責備，似乎也十分正确。
他們指責我缺乏現實的感覺。
他們說我寫的詩、作的畫都不符合現實。
我寫書的時候常常忘記有教養的讀者對一本正确的書提出的一切要求，而且不尊重現實。
我覺得現實最不需要人們充分去注意，因為現實存在自身就夠麻煩的了，而要求我們注意和思慮更美好和更必要的事情，才是永遠客觀存在的。
人們生活于現實中永遠不可能滿意，如同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崇拜和尊敬現實一般，因為現實是一種偶然性，是生命的垃圾。
對于這種可憐的、令人失望和荒蕪的現實，我們除了否定它之外，别無選擇。
與此同時，我們顯示了我們比這種現實更強有力。
人們屢屢指責我的詩歌中喪失了對現實的最普遍的尊敬，而在我繪畫時，樹都有臉，房子在笑或者在跳舞，在哭泣，但是那棵樹究竟是梨樹還是栗樹，卻多半看不出來。
我必須接受這個批評。
我承認，連我自己的生活也經常很像是一個童話，我時常看見和感到外部世界和我的内在世界是密切關聯和協調的，我必須把它稱之為有魔力的。
我還好幾次做了傻事，例如有一次我對著名詩人席勒發表了一些無傷大雅的言論，因而立即招緻南德全部九柱戲球俱樂部發表聲明，罵我是神聖祖國的亵渎者。
不過現在我已學乖，多年來再也不發表任何有渎聖賢和惹人惱怒的言論了。
我認為這是自己的進步。
由于目前這種所謂的現實對我來說毫不重要，由于過去常常像現在一樣充滿在我内心，而當前卻似乎無限遙遠，所以我也不能夠像多數人那樣，把未來和過去作截然的分割。
我常常生活在未來之中，所以我也沒有必要把我的傳記結束在當前的日子，而是聽任它安甯地繼續向前進行。
我将簡要地叙述我一生的輪廓。
迄至一九三〇年我寫了一些著作，目的是為了以後永遠放棄這個行業。
問題在于我是否算作一個詩人。
兩位用功的年輕人在兩篇博士論文中對此進行了研究，但是沒有給予解答。
其結果就是對當代文學作了謹慎的觀察，發現造就詩人的那種液體在當代還隻是處于極其稀薄的狀态，于是在詩人和文學家之間幾乎看不出什麼區别。
由于這一客觀鑒定，導緻這兩位博士學位申請者得出完全對立的結論。
有一位青年是比較有同情心的，他認為這等可笑而淺薄的詩實在算不上是詩，同時作為赤裸裸的文學也實在沒有存在價值，至于今天還稱之為詩的那些東西，還不如讓它們靜靜地死去！另一位青年是一個詩歌的絕對崇拜者，即使在極其稀薄的狀态下也同樣崇拜，因此他的意見是，謹慎小心地評價一百個非詩人，也比不公平地錯誤判斷一個真正詩人為好，因為他可能有一滴真正巴那薩斯(3)的血。
我先是主要從事于繪畫和研究中國魔術，但爾後幾年中又漸漸沉浸于音樂之中。
我晚年的野心是想寫一部歌劇，其中要寫的人生很少有所謂的真實性，對這種真實性甚至還要加以嘲諷，還要把它的永恒價值當作畫像、當作随風飄揚的服裝來加以顯示。
我經常近乎以魔術來解釋人生的，我從來也不是一個&ldquo現代人&rdquo，而且常常把霍夫曼的《金罐》，或者甚至是《亨利希·封·奧夫特丁根》當作較之所有世界史和自然科學史（更确切地說，我也時常從這些書中讀到極為吸引人的寓言故事）更有價值的教科書。
現在我又開始了一個生活時期，在這個時期裡不斷地發展和區别一個完整的、又有充分差别的性格已經毫無意義，代替它的課題是，讓有價值的自我重新在世界中沉淪，同時面對暫時性讓自己列入永恒而超越時代的秩序中。
要表達這種想法或者表達這種生活氣氛似乎隻有用童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