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遷時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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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今天我還能極清晰地描繪出花園的面貌,我可以清楚地說出我的書房以及書房外寬闊陽台的每一個角落,可以指出當時每一本書所放的位置。

    對其他房間裡的情況,由于事隔二十年,我就難以叙述清楚了。

     我們當然都确切地記得我們這一安居樂業階段時的生活環境,我們房前有一棵甯靜的、獨一無二的大樹,它也是我們家的,這是一棵蒼老挺拔的梨樹,我特地在樹下安放了一條長凳,我勤勞地耕耘、修整、裝飾我們的花園,不久我的大兒子就拿着小鏟子跟着我在花園裡嬉戲了。

    可惜我們認為是永久的東西卻未能恒久保存。

    我為蓋恩霍芬耗盡了精力,卻覺得它對我已不再具有什麼生活意義,我開始經常出門作短期旅行,外面的世界如此廣闊,我終于在一九一一年夏天旅行到了印度。

    當今的心理學家們認為熱心于放蕩不羁是一種所謂的&ldquo逃避&rdquo,當然對于其他諸如此類的事情也是一樣。

    不過我這樣做也是一種嘗試,以便能獲得雞零狗碎的體驗。

    一九一一年夏天我動身去印度,直到年終才回到家裡。

    不過這一切仍未能令我滿足。

    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們的不滿足從内在的緘默發展到了外表,這種情況在男人和女人間本來是很容易發生的。

    我們已經生了第二個、第三個兒子,我們的大兒子也到了上學年齡,我太太不時想念着自己瑞士的故鄉,還想搬到城市附近去住,這樣可以多接觸朋友和音樂,于是漸漸地我們經常想到出售這所住宅,讓我們在蓋恩霍芬時期的生活成為一段插曲。

    一九一二年,時機終于成熟,有一個人想購買這幢房子。

     我們在蓋恩霍芬生活了八年後,要搬到伯爾尼去了。

    我們當然不會搬到鬧市區,否則就未免太過于叛離我們的理想了。

    我們希望在伯爾尼附近找到一所安靜的鄉村式的房子,類似我的畫家朋友阿爾培特·威爾第幾年來所居住的那幢特别美麗的古老莊園。

    我從前曾去過幾次伯爾尼,每次都去看他,他那幢坐落在伯爾尼附近的漂亮的、稍顯淩亂的房屋和花園實在是中我的意。

    總之我太太一直想念她青年時期生活過的地方,對伯爾尼和伯爾尼的習俗,甚至伯爾尼的莊園都非常喜愛,至于我的情況呢,看到那裡有威爾第這樣的朋友,于是也就同意遷到伯爾尼去了。

     當我們果真從博登湖畔搬到伯爾尼後,一切情況遠不是我們所想象的。

    在我們遷居伯爾尼前幾個月,威爾第和他太太相繼得病并很快就去世了,我到伯爾尼參加了他們的葬禮。

    這時便形成了這種局面,倘若我們想遷居伯爾尼,那麼最好就是接收威爾第的住宅。

    我們心裡都不大願意這麼做,因為那裡剛死了人,未免太晦氣了。

    我們想方設法在伯爾尼附近另找一幢,但是總找不到符合我們心意的房子。

    威爾第的住宅并不是他的私産,産權屬于伯爾尼一個顯貴家庭,我們可以接替威爾第續租,連同屋裡的一些家具,威爾第家的狼狗朱西,我們也可以一并留下。

     房子坐落在伯爾尼的梅爾辛布爾路,就在維第希柯芬宮的上方,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都是我們這類人的最理想的住宅,也正是我們自從巴塞爾時期以來久已有之的想法的實現。

    這是一座純屬伯爾尼風格的鄉村别墅,有着圓圓的伯爾尼式的山牆,一種強烈的不規則性給這座房子增添了一種特殊的吸引力,我們覺得這座房子混合着農民和貴族的特征,給人以舒适的感覺,它就像我們自己設計的那樣,樸素和高雅參半,是一幢典型的十七世紀的建築,側屋和内部結構則具有拿破侖帝國時代的藝術風格,庭園裡古樹森然,其中一棵巨大的榆樹幾乎把一幢房子整個兒地罩住了,那是一幢充滿奇妙的角隅和空地的房子,這些角隅和空地有時候令人愉快,有時候卻讓人感到似乎有鬼魂在飄遊。

    别墅還附帶一大片農田,農田分配給一家佃戶照管着,我們的牛奶和種植花草的肥料就是這家農戶供給的。

    花園位于住宅南端,兩排石頭台階對稱地坐落在花園平台的兩側,花園裡有許多美麗的果樹,此外,離住宅二百步左右處有一片被稱之為&ldquo叢林&rdquo的小樹林,那兒長着幾十棵老樹,其中有些極漂亮的山毛榉樹聳立的小小的山丘上,似乎是在居高臨下地轄制着周圍的環境。

    屋後有一座美麗的石頭井台,水聲潺潺。

    朝南延伸的大遊廊纏滿了縱橫交錯的紫藤,站在遊廊裡可以縱覽附近的風光和遠處樹木蔥茏的山峰,隻見一座山頭聯結着一座山頭,從透納福貝爾到維特霍恩,像一條鎖鍊似的一覽無餘,中間是巨大的少女峰群。

    我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夢中之屋》裡,有一段描寫同這幢住宅和附屬的花園非常近似,這部未完成作品的書名是為了紀念我的朋友阿爾培特·威爾第,因為他有一幅極富特色的畫用的也是這個題目。

    住宅内部還有許多極其有趣而珍貴的東西:美麗的老式壁爐、家具和種種裝飾品,極雅緻的帶玻璃罩的法國座鐘,高高的綠玻璃古鏡,你往鏡前一站便像看見了自己的一位祖先,還有一座大理石壁爐,每年秋天黃昏我都要坐在這座爐邊烤火。

     總而言之,這裡的一切比我事先想象的更為好些&mdash&mdash盡管從一開始它就蒙上了陰影和不幸。

    因為我們新生活的開始正好是威爾第先生和太太的死亡之時,所以原來是有一個不祥的預兆的。

    然而我們遷居初期還是大大享受了這所房子的種種長處,那些無與倫比的景色,汝拉山脈的夕照,美味的水果,伯爾尼的舊市區,我們有一些朋友住在舊市區,可以到他們家聽聽美妙的音樂,可惜這一切後來我們便慢慢舍棄了,變得興味索然了。

    幾年之後的一天,我太太才告訴我,她一開始雖然和我一樣對這幢古屋十分着迷,卻常常感到恐懼和不安,害怕自己會突然死去,害怕有鬼魂出現。

    後來,壓力慢慢來臨,我改變了我迄至那時為止的生活,其中一部分還受到了徹底摧毀。

    在我們遷居伯爾尼還不到兩年,世界大戰爆發了,它摧毀了我的自由和獨立,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危機,迫使我重新建立自己的全部思想和全部工作,造成了我的小兒子&mdash&mdash三兒子&mdash&mdash長期纏綿于病榻,給我的太太帶來了精神病的征兆。

    由于戰争,我的工作過度緊張,精神上也越來越感到絕望,我以前感到幸福的一切東西也漸漸地破碎了。

    戰争後期,我這偏僻的房子裡連電燈也沒有了,我常常隻好黑燈瞎火地閑坐着。

    我們的錢慢慢地用完了,經過長期艱難的生活後,我太太的病終于發作了,不得不長期住在療養院裡;我們這個具有過于寬敞而荒蕪的伯爾尼住宅的家庭幾乎難以支撐下去了,我不得不把孩子們送進寄宿學校,一連幾個月,我和一個忠心耿耿留在我家的女仆孤孤單單地呆在荒涼寂寞的房子裡,倘若沒有我的戰時職務,我恐怕早就遠走高飛了。

     到一九一九年春天,我這個職務也終于完結了,我又成了自由的人。

    我離開那座自己住了将近七年的着了魔的房子。

    我發現自己在和伯爾尼告别時心裡毫不難受。

    我看得很清楚,隻有從事精神工作,我才有存在的可能:在一切工作中我首先考慮的是我的文學工作,我隻依靠文學生活,既不怕家庭解體,也不考慮手頭拮據,甚至把一切置之度外。

    這項工作倘若不成功,我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