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講 英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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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目的&mdash&mdash英國革命的總體性質&mdash&mdash它的根本原因&mdash&mdash它的政治性質大于宗教性質&mdash&mdash其中的三大派别：1．合法改革派；2．政治革命派；3．社會革命派&mdash&mdash它們全都失敗了&mdash&mdash克倫威爾&mdash&mdash斯圖亞特王朝複辟&mdash&mdash法制政府&mdash&mdash浪子政府&mdash&mdash1688年英國和歐洲革命
你們看到，在16世紀期間，曾經屬于舊歐洲社會的所有要素和特征都融入了兩大事實中，即自由探索和權力集中。
前者盛行于教士中，後者盛行于世俗世界。
人類思想解放運動和純君主制的确立同時在歐洲取得了勝利。
很少有人能夠預料到，但這兩大原則之間遲早會爆發鬥争，因為它們是相互對立的。
一個是絕對權力在精神領域的覆滅，另一個是它在世俗世界的勝利；前者為舊有的宗教君主制的衰落鋪平了道路，後者使舊有的封建自由和公共自由徹底滅亡。
正如你們已經看到的，它們之所以能同時出現，是因為宗教社會革命的發展速度大大快于世俗社會革命：一個恰好發生在個人思想解放之際，另一個直到天下大權集于一人之手時才發生。
這兩件事同時發生，絕不是因為它們之間有什麼相似性，也不能阻止它們的不相容性。
它們都是文明進程中取得的進步，但它們是來自不同狀況的進步，雖然是同時代的，但處于不同的&ldquo精神時代&rdquo&mdash&mdash如果我可以這樣表達的話。
在達成共識之前，它們不可避免地會互相碰撞。
它們的第一次碰撞發生在英國。
發生在宗教改革運動的成果&mdash&mdash自由探索，和純君主制的勝利果實&mdash&mdash政治自由滅亡之間的鬥争中；在旨在廢黜絕對權力&mdash&mdash既包括世俗世界的也包括精神世界的&mdash&mdash的努力中，我們找到了英國革命的意義，以及它在我們文明進程中的貢獻。
出現了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一鬥争在英國發生得比其他地方更快？為什麼與歐洲大陸國家相比，英國的政治革命與精神革命的發生在時間上更加接近？ 英國的王權經曆了和歐洲大陸一樣的盛衰變遷。
在都铎王朝統治下，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和能量。
這并不是說都铎王朝的專制比前任們更嚴酷，或它使英國付出了更昂貴的代價。
我相信，與都铎王朝相比，金雀花王朝的暴虐苛政和不公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還相信，在這一時期，歐洲大陸的純君主制統治比英國的更加嚴酷和獨斷。
都铎王朝的新特征是絕對權力變得體系化了；王權掌握了一種原始、獨立的主權；它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方式。
亨利八世、伊麗莎白、詹姆士一世或查理一世的理論主張都完全不同于愛德華一世或愛德華二世的，雖然後兩位國王的權力一樣地獨斷和廣泛。
我重複一遍，16世紀期間，在英國發生突變的是君主制的原則和理性體系，而不是它的實際權力。
王權掌握了絕對權力，并僭稱高于一切法律，甚至高于它曾經宣布要遵守的法律。
此外，英國完成宗教革命的方式與大陸不同。
在這裡，它是國王們自身的成果。
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這裡也有民衆改革的種子甚至是嘗試，本來很有可能不久就會爆發。
但亨利八世掌握了主動權，掌權者變成了革命者。
結果是，至少剛開始時旨在糾正宗教專制和弊端、解放人類思想的宗教改革運動，在英國完成得遠遠不如大陸徹底。
很自然地它照顧了發起者的利益。
國王和保留下來的主教們瓜分了财富和權力&mdash&mdash從前任統治者教皇那裡奪來的戰利品。
人們沒過多久就察覺了這一結果。
雖說宗教改革運動已經結束，但當初使它成為必要的動因依然存在。
它以群衆運動的形式再次出現。
它像以前抨擊羅馬教廷一樣抨擊各位主教，指責他們是衆多教皇。
雖然宗教改革運動常常出現違背其總體性質的事，但隻要涉及到與舊教會的鬥争，改革派的所有部分就會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但危險過去後，内讧就又開始了。
民衆改革再次攻擊王室和貴族改革，抨擊其弊端，控訴其暴政，呼籲它履行自己的承諾，不再重建已被它推翻的權力。
差不多同時，世俗社會中出現了一場解放運動，一種對政治自由的需要，這種需要在以往不為人所知，或至少有心無力。
16世紀期間，英國商業高速發展、繁榮昌盛，同時土地财富和地産大量易手。
由于封建貴族的衰敗和其他不勝枚舉的原因造成的英國土地在16世紀的分配，是一件值得更多注意的事。
所有文獻都顯示，地主的數量大幅增加，大部分土地落到了&ldquo鄉紳&rdquo即低級貴族和市民手中。
在17世紀初，上議院成員即高級貴族幾乎還沒有下議院成員富有。
同時，商業财富突飛猛進，地産頻繁易主。
伴随着這兩大影響出現了第三個影響&mdash&mdash人類思想的新運動。
伊麗莎白統治期間也許是英國文學和哲學曆史上最偉大的時期，是充滿了高尚而又豐富的想象力的時代。
清教徒們毫不猶豫地貫徹執行雖然狹隘但是充滿活力的教義的所有推論。
與他們相反的另一些人更看重自由而非道德，他們漠視一切原則或方法，充滿熱情地接受一切有望滿足其好奇心或帶來刺激的事物。
凡是智力沖動帶來強烈樂趣的地方，自由很快成為一種需要，很快從公共思想傳入政府。
在歐洲大陸，在一些宗教改革運動向前發展的國家裡，出現了類似的感情，即對政治自由的某種需求。
但是滿足這一需求的途徑還不存在。
他們不知道去哪裡尋找，在他們的制度或習俗中都找不到相關的幫助。
他們在迷茫和遲疑中徒勞地尋找滿足需求的途徑。
在英國情況則不同：在這裡，伴随着宗教改革運動于16世紀再次出現的政治自由精神，在原有制度和社會狀況中找到了行動的支點和途徑。
大家都知道英國自由制度的起源，都知道大貴族同盟在1215年是如何強迫約翰國王簽署&ldquo大憲章&rdquo的。
一般人不太了解的是大憲章不斷被大部分後繼國王們重新提出、再次确認。
在13&mdash16世紀期間它共得到了三十多次确認。
不但大憲章得到反
前者盛行于教士中，後者盛行于世俗世界。
人類思想解放運動和純君主制的确立同時在歐洲取得了勝利。
很少有人能夠預料到，但這兩大原則之間遲早會爆發鬥争，因為它們是相互對立的。
一個是絕對權力在精神領域的覆滅，另一個是它在世俗世界的勝利；前者為舊有的宗教君主制的衰落鋪平了道路，後者使舊有的封建自由和公共自由徹底滅亡。
正如你們已經看到的，它們之所以能同時出現，是因為宗教社會革命的發展速度大大快于世俗社會革命：一個恰好發生在個人思想解放之際，另一個直到天下大權集于一人之手時才發生。
這兩件事同時發生，絕不是因為它們之間有什麼相似性，也不能阻止它們的不相容性。
它們都是文明進程中取得的進步，但它們是來自不同狀況的進步，雖然是同時代的，但處于不同的&ldquo精神時代&rdquo&mdash&mdash如果我可以這樣表達的話。
在達成共識之前，它們不可避免地會互相碰撞。
它們的第一次碰撞發生在英國。
發生在宗教改革運動的成果&mdash&mdash自由探索，和純君主制的勝利果實&mdash&mdash政治自由滅亡之間的鬥争中；在旨在廢黜絕對權力&mdash&mdash既包括世俗世界的也包括精神世界的&mdash&mdash的努力中，我們找到了英國革命的意義，以及它在我們文明進程中的貢獻。
出現了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一鬥争在英國發生得比其他地方更快？為什麼與歐洲大陸國家相比，英國的政治革命與精神革命的發生在時間上更加接近？ 英國的王權經曆了和歐洲大陸一樣的盛衰變遷。
在都铎王朝統治下，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和能量。
這并不是說都铎王朝的專制比前任們更嚴酷，或它使英國付出了更昂貴的代價。
我相信，與都铎王朝相比，金雀花王朝的暴虐苛政和不公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還相信，在這一時期，歐洲大陸的純君主制統治比英國的更加嚴酷和獨斷。
都铎王朝的新特征是絕對權力變得體系化了；王權掌握了一種原始、獨立的主權；它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方式。
亨利八世、伊麗莎白、詹姆士一世或查理一世的理論主張都完全不同于愛德華一世或愛德華二世的，雖然後兩位國王的權力一樣地獨斷和廣泛。
我重複一遍，16世紀期間，在英國發生突變的是君主制的原則和理性體系，而不是它的實際權力。
王權掌握了絕對權力，并僭稱高于一切法律，甚至高于它曾經宣布要遵守的法律。
此外，英國完成宗教革命的方式與大陸不同。
在這裡，它是國王們自身的成果。
和其他地方一樣，在這裡也有民衆改革的種子甚至是嘗試，本來很有可能不久就會爆發。
但亨利八世掌握了主動權，掌權者變成了革命者。
結果是，至少剛開始時旨在糾正宗教專制和弊端、解放人類思想的宗教改革運動，在英國完成得遠遠不如大陸徹底。
很自然地它照顧了發起者的利益。
國王和保留下來的主教們瓜分了财富和權力&mdash&mdash從前任統治者教皇那裡奪來的戰利品。
人們沒過多久就察覺了這一結果。
雖說宗教改革運動已經結束，但當初使它成為必要的動因依然存在。
它以群衆運動的形式再次出現。
它像以前抨擊羅馬教廷一樣抨擊各位主教，指責他們是衆多教皇。
雖然宗教改革運動常常出現違背其總體性質的事，但隻要涉及到與舊教會的鬥争，改革派的所有部分就會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但危險過去後，内讧就又開始了。
民衆改革再次攻擊王室和貴族改革，抨擊其弊端，控訴其暴政，呼籲它履行自己的承諾，不再重建已被它推翻的權力。
差不多同時，世俗社會中出現了一場解放運動，一種對政治自由的需要，這種需要在以往不為人所知，或至少有心無力。
16世紀期間，英國商業高速發展、繁榮昌盛，同時土地财富和地産大量易手。
由于封建貴族的衰敗和其他不勝枚舉的原因造成的英國土地在16世紀的分配，是一件值得更多注意的事。
所有文獻都顯示，地主的數量大幅增加，大部分土地落到了&ldquo鄉紳&rdquo即低級貴族和市民手中。
在17世紀初，上議院成員即高級貴族幾乎還沒有下議院成員富有。
同時，商業财富突飛猛進，地産頻繁易主。
伴随着這兩大影響出現了第三個影響&mdash&mdash人類思想的新運動。
伊麗莎白統治期間也許是英國文學和哲學曆史上最偉大的時期，是充滿了高尚而又豐富的想象力的時代。
清教徒們毫不猶豫地貫徹執行雖然狹隘但是充滿活力的教義的所有推論。
與他們相反的另一些人更看重自由而非道德，他們漠視一切原則或方法，充滿熱情地接受一切有望滿足其好奇心或帶來刺激的事物。
凡是智力沖動帶來強烈樂趣的地方，自由很快成為一種需要，很快從公共思想傳入政府。
在歐洲大陸，在一些宗教改革運動向前發展的國家裡，出現了類似的感情，即對政治自由的某種需求。
但是滿足這一需求的途徑還不存在。
他們不知道去哪裡尋找，在他們的制度或習俗中都找不到相關的幫助。
他們在迷茫和遲疑中徒勞地尋找滿足需求的途徑。
在英國情況則不同：在這裡，伴随着宗教改革運動于16世紀再次出現的政治自由精神，在原有制度和社會狀況中找到了行動的支點和途徑。
大家都知道英國自由制度的起源，都知道大貴族同盟在1215年是如何強迫約翰國王簽署&ldquo大憲章&rdquo的。
一般人不太了解的是大憲章不斷被大部分後繼國王們重新提出、再次确認。
在13&mdash16世紀期間它共得到了三十多次确認。
不但大憲章得到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