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講 政治組織初始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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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而不量力而行。
為了加快個人想法的統治，他投入至與帝國、與所有君主以及教士們的鬥争中。
他沒有考慮任何後果或利益就高傲地宣揚自己決心要統治所有王國、所有思想，從而一方面招緻了所有認為自己處于緊迫危險的世俗權力的抗争，另一方面招緻了當時開始出現的擔心思想專制的自由思考者的抗争。
整體上看，格裡高利對自己所推行的事業也許是過大于功。
然而，在整個12世紀和13世紀上半葉，神權在繼續繁榮發達。
這是基督教教會最有權勢、最輝煌的時候，然而，嚴格說來，我并不認為它在這個時期取得了任何重大進步。
直到英諾森三世統治期末，它一直在培育而非擴展自己的榮耀和力量。
正是在它看上去取得了最輝煌成功之際，歐洲大部分地區出現了針對它的普遍反抗。
在法國南部爆發了阿爾比異端，他們掌握了一整片人口衆多、勢力強大的地區。
幾乎同時，在北方的佛蘭德斯出現了相同性質的思想和訴求。
稍晚一點，在英國，威克立夫極富天賦地攻擊教會權力，并創建了一個從不消亡的宗派。
君主們沒過多久也走上了和民衆一樣的道路。
在13世紀之初，歐洲最強大、最能幹的君主們，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帝們，在與教皇們的較量中還甘拜下風。
在這個世紀中，聖路易，國王中最虔誠的一個，宣布了世俗權力的獨立性，并頒布了第一份&ldquo國事诏書&rdquo，成為了所有此類诏書的樣闆。
在14世紀初，美男子腓力(1)和教皇博尼費斯八世之間爆發了争吵。
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對羅馬教廷也沒客氣多少。
很顯然，在這個時代，組建神權政治的嘗試已經失敗。
因此，教會處于守勢，它不再試圖将自己那一套強加于歐洲，一心隻想着保住自己已經征服的。
正是從13世紀末期開始，歐洲世俗社會的解放才真正開始；正是在這個時候，教會不再自诩為它的主宰。
在看上去最有可能成功的地方，教會卻早早放棄了這一要求。
就在教會的門檻旁，就在它位于意大利的寶座周圍，神權政治早早地遭到了徹底失敗，讓位于一種完全不同的制度，讓位于民主政治組織嘗試，意大利諸共和國就是其典型，11&mdash16世紀期間，它們在歐洲發揮了極其輝煌的作用。
你們還記得，我曾講過自治市的曆史以及它們的形成方式。
在意大利，它們的命運比其他地方更加早熟、更加強大。
這裡的城鎮比高盧、不列颠或西班牙更多、更富有。
在這裡，羅馬自治城市制度保留了更多活力和秩序。
并且，與歐洲其他地方相比，意大利的鄉村更不适合新主人居住。
它們處處都被平整、開溝排水、耕種。
它們沒有森林覆蓋，蠻族人在這裡無法滿足逐獵曆險之樂，也無法過上在德國那樣的生活。
此外，這塊領土中的一部分并不屬于他們。
意大利南部、羅馬地區和拉文納依然依附于希臘皇帝。
由于遠離君主和戰火的有利條件，共和國制度很早就在該國的這一地區赢得了勢力，得到了發展。
不僅整個意大利沒有完全落入蠻族人手中，即使在蠻族征服的地方，他們的統治也不牢固。
東哥特人曾被貝利薩裡烏斯和納爾塞斯人擊敗、驅出意大利。
倫巴第王國的建立也沒能取得更多成功。
法蘭克人摧毀了它。
丕平和查理曼大帝沒有消滅倫巴第人，為了對付新征服的倫巴第人，他們認為和意大利原有居民結盟更好。
因此，和其他地方不同，在意大利的蠻族人并未成為這片土地和社會的唯一的、不受幹擾的主人。
因此，在阿爾卑斯山這邊僅僅建立了脆弱、稀疏、零星的封建制度。
統治權并沒有像在高盧那樣落入鄉村居民的手中，而是繼續保留在城鎮手中。
當這一結局日益清晰時，大部分封地領主們要麼出于自願、要麼迫不得已，不再居住在鄉村，而是在城裡定居。
蠻族貴族變成了市民。
可想而知，與歐洲其他自治市相比，單單這一事實就給意大利城鎮帶來了多少力量和優越性。
我們在歐洲其他城市觀察到的是居民們的謙卑和怯懦。
這些市民們看起來就像是英勇的、剛獲自由的人，還在痛苦地抵抗門口虎視眈眈的領主。
意大利的市民則大不相同，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混雜生活在同一城牆後面，城鎮無需抵禦鄰近的領主，它們的居民是市民，自始至終都是自由的，至少其中大部分人是。
他們捍衛自己的獨立和權利，對抗遙遠的外國君主，有時候是法蘭克國王，有時候是德國皇帝。
因此，意大利城鎮擁有巨大的、早期的優越性：在其他地方，即使最貧窮的自治市的形成過程也充滿無盡麻煩，而意大利卻出現了共和國、城邦國家。
這就是共和政治組織嘗試在歐洲這一地區取得成功的原因。
它很早就征服了封建制度，成為社會的主導形态。
但是很少有人期望它能夠擴張或長久延續，它缺乏擴張和持續的必要條件&mdash&mdash不斷改善的種子。
當我們研究11&mdash15世紀期間意大利諸共和國的曆史時，我們震驚于兩個明顯矛盾但又無可争辯的事實。
我們看到了勇氣、活力和天賦的驚人贊歎的發展，以及随之而來的大繁榮。
這裡存在歐洲其他地方缺乏的運動和自由。
而當我們詢問居民的實際狀态如何、他們的生活過得怎麼樣、他們有多幸福，情況就全變了，沒有什麼曆史比這更加悲慘和黑暗了。
也許找不到任何時代或任何國家，人民的處境更加動蕩，更容易遭受悲慘不幸，或存在更多糾紛、犯罪和災禍。
我們同時還能看到另一個事實，在大部分共和國的政治體系中，自由在不斷縮小。
安全保障如此缺乏，以至各派别不可避免地被迫求助于一種稍微溫和的制度，哪怕它不像城邦最初采用的制度那樣受歡迎。
看看佛羅倫薩、威尼斯、熱那亞、米蘭和比薩的曆史，你們到處都能看到，事件的一般發展曆程不是走向自由，不是制度覆蓋範圍的擴大，而是不斷縮小，權力集中至少數人手中。
簡而言之，在這些充滿活力、輝煌而富裕的共和國中，有兩樣東西是缺乏的：生活的安全保障&mdash&mdash這是社會狀态的第一條件，以及制度的進步。
從中又誕生了一個新的弊端，阻礙了共和政治組織嘗試的擴張。
威脅意大利的最大危險來自外部、來自外國君主。
然而，這一危險從未使這些共和國團結一心、共同行動；他們從來不會同仇敵忾。
許多最開明的意大利人、當代最傑出的愛國者，哀歎中世紀意大利的共和制度，認為它是意大利從未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罪魁
為了加快個人想法的統治，他投入至與帝國、與所有君主以及教士們的鬥争中。
他沒有考慮任何後果或利益就高傲地宣揚自己決心要統治所有王國、所有思想，從而一方面招緻了所有認為自己處于緊迫危險的世俗權力的抗争，另一方面招緻了當時開始出現的擔心思想專制的自由思考者的抗争。
整體上看，格裡高利對自己所推行的事業也許是過大于功。
然而，在整個12世紀和13世紀上半葉，神權在繼續繁榮發達。
這是基督教教會最有權勢、最輝煌的時候，然而，嚴格說來，我并不認為它在這個時期取得了任何重大進步。
直到英諾森三世統治期末，它一直在培育而非擴展自己的榮耀和力量。
正是在它看上去取得了最輝煌成功之際，歐洲大部分地區出現了針對它的普遍反抗。
在法國南部爆發了阿爾比異端，他們掌握了一整片人口衆多、勢力強大的地區。
幾乎同時，在北方的佛蘭德斯出現了相同性質的思想和訴求。
稍晚一點，在英國，威克立夫極富天賦地攻擊教會權力，并創建了一個從不消亡的宗派。
君主們沒過多久也走上了和民衆一樣的道路。
在13世紀之初，歐洲最強大、最能幹的君主們，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帝們，在與教皇們的較量中還甘拜下風。
在這個世紀中，聖路易，國王中最虔誠的一個，宣布了世俗權力的獨立性，并頒布了第一份&ldquo國事诏書&rdquo，成為了所有此類诏書的樣闆。
在14世紀初，美男子腓力(1)和教皇博尼費斯八世之間爆發了争吵。
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對羅馬教廷也沒客氣多少。
很顯然，在這個時代，組建神權政治的嘗試已經失敗。
因此，教會處于守勢，它不再試圖将自己那一套強加于歐洲，一心隻想着保住自己已經征服的。
正是從13世紀末期開始，歐洲世俗社會的解放才真正開始；正是在這個時候，教會不再自诩為它的主宰。
在看上去最有可能成功的地方，教會卻早早放棄了這一要求。
就在教會的門檻旁，就在它位于意大利的寶座周圍，神權政治早早地遭到了徹底失敗，讓位于一種完全不同的制度，讓位于民主政治組織嘗試，意大利諸共和國就是其典型，11&mdash16世紀期間，它們在歐洲發揮了極其輝煌的作用。
你們還記得，我曾講過自治市的曆史以及它們的形成方式。
在意大利，它們的命運比其他地方更加早熟、更加強大。
這裡的城鎮比高盧、不列颠或西班牙更多、更富有。
在這裡，羅馬自治城市制度保留了更多活力和秩序。
并且，與歐洲其他地方相比，意大利的鄉村更不适合新主人居住。
它們處處都被平整、開溝排水、耕種。
它們沒有森林覆蓋，蠻族人在這裡無法滿足逐獵曆險之樂，也無法過上在德國那樣的生活。
此外，這塊領土中的一部分并不屬于他們。
意大利南部、羅馬地區和拉文納依然依附于希臘皇帝。
由于遠離君主和戰火的有利條件，共和國制度很早就在該國的這一地區赢得了勢力，得到了發展。
不僅整個意大利沒有完全落入蠻族人手中，即使在蠻族征服的地方，他們的統治也不牢固。
東哥特人曾被貝利薩裡烏斯和納爾塞斯人擊敗、驅出意大利。
倫巴第王國的建立也沒能取得更多成功。
法蘭克人摧毀了它。
丕平和查理曼大帝沒有消滅倫巴第人，為了對付新征服的倫巴第人，他們認為和意大利原有居民結盟更好。
因此，和其他地方不同，在意大利的蠻族人并未成為這片土地和社會的唯一的、不受幹擾的主人。
因此，在阿爾卑斯山這邊僅僅建立了脆弱、稀疏、零星的封建制度。
統治權并沒有像在高盧那樣落入鄉村居民的手中，而是繼續保留在城鎮手中。
當這一結局日益清晰時，大部分封地領主們要麼出于自願、要麼迫不得已，不再居住在鄉村，而是在城裡定居。
蠻族貴族變成了市民。
可想而知，與歐洲其他自治市相比，單單這一事實就給意大利城鎮帶來了多少力量和優越性。
我們在歐洲其他城市觀察到的是居民們的謙卑和怯懦。
這些市民們看起來就像是英勇的、剛獲自由的人，還在痛苦地抵抗門口虎視眈眈的領主。
意大利的市民則大不相同，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混雜生活在同一城牆後面，城鎮無需抵禦鄰近的領主，它們的居民是市民，自始至終都是自由的，至少其中大部分人是。
他們捍衛自己的獨立和權利，對抗遙遠的外國君主，有時候是法蘭克國王，有時候是德國皇帝。
因此，意大利城鎮擁有巨大的、早期的優越性：在其他地方，即使最貧窮的自治市的形成過程也充滿無盡麻煩，而意大利卻出現了共和國、城邦國家。
這就是共和政治組織嘗試在歐洲這一地區取得成功的原因。
它很早就征服了封建制度，成為社會的主導形态。
但是很少有人期望它能夠擴張或長久延續，它缺乏擴張和持續的必要條件&mdash&mdash不斷改善的種子。
當我們研究11&mdash15世紀期間意大利諸共和國的曆史時，我們震驚于兩個明顯矛盾但又無可争辯的事實。
我們看到了勇氣、活力和天賦的驚人贊歎的發展，以及随之而來的大繁榮。
這裡存在歐洲其他地方缺乏的運動和自由。
而當我們詢問居民的實際狀态如何、他們的生活過得怎麼樣、他們有多幸福，情況就全變了，沒有什麼曆史比這更加悲慘和黑暗了。
也許找不到任何時代或任何國家，人民的處境更加動蕩，更容易遭受悲慘不幸，或存在更多糾紛、犯罪和災禍。
我們同時還能看到另一個事實，在大部分共和國的政治體系中，自由在不斷縮小。
安全保障如此缺乏，以至各派别不可避免地被迫求助于一種稍微溫和的制度，哪怕它不像城邦最初采用的制度那樣受歡迎。
看看佛羅倫薩、威尼斯、熱那亞、米蘭和比薩的曆史，你們到處都能看到，事件的一般發展曆程不是走向自由，不是制度覆蓋範圍的擴大，而是不斷縮小，權力集中至少數人手中。
簡而言之，在這些充滿活力、輝煌而富裕的共和國中，有兩樣東西是缺乏的：生活的安全保障&mdash&mdash這是社會狀态的第一條件，以及制度的進步。
從中又誕生了一個新的弊端，阻礙了共和政治組織嘗試的擴張。
威脅意大利的最大危險來自外部、來自外國君主。
然而，這一危險從未使這些共和國團結一心、共同行動；他們從來不會同仇敵忾。
許多最開明的意大利人、當代最傑出的愛國者，哀歎中世紀意大利的共和制度，認為它是意大利從未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罪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