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講 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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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目的&mdash&mdash君主制在歐洲曆史及世界曆史中的重要作用&mdash&mdash這種重要性的真正原因&mdash&mdash研究君主制時應該基于的兩個視角&mdash&mdash首先，它的真正、永恒的性質&mdash&mdash它是合法最高統治權的化身&mdash&mdash它的限度&mdash&mdash第二，它的靈活性和多樣性&mdash&mdash歐洲君主制似乎是各種不同君主制的結果&mdash&mdash蠻族君主制&mdash&mdash帝國君主制&mdash&mdash宗教君主制&mdash&mdash封建君主制&mdash&mdash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君主制，以及它的真實性質
上一講中，我試圖明确，與原始歐洲社會相比，現代歐洲社會的根本、獨特的性質。
我相信我們在這個事實中發現，最初繁蕪多樣的社會狀态組成要素縮減成了兩個：一個是政府，另一個是人民。
在現代歐洲，我們再也看不到曾經是曆史的統治力量和主角的封建貴族、教士、國王、市民和農奴，而隻有兩大角色占據了曆史舞台，那就是政府和人民。
如果這就是歐洲文明的最終結局，這也應該是我們前往的終點、我們的研究将帶領我們到達的終點。
我們很有必要看看這一偉大結局的産生、不斷發展和自我強化。
我們即将進入的是一個可以追本溯源的時代：正如你們已經看到的，正是在12&mdash16世紀期間，一種緩慢的、不為人知的努力在歐洲發揮着作用，引導社會進入這種新形式和确定狀态。
我們同樣還研究了第一個重大事件，在我看來，它顯著且有力地推動了歐洲朝着這個方面前進，這就是十字軍東征。
同一時期，幾乎就在十字軍東征發生的同時，君主制開始了自己的擴張，它對于現代社會的形成、對于社會要素融合成為政府和人民兩大力量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君主制顯然在歐洲文明史中發揮了異常巨大的作用，粗略看一眼事實就足以使人确信這一點。
可以說，至少在很長一段時期，君主制和社會是按照同一步調發展的，這種進步是共同的。
不僅這種進步是共同的，而且，隻要社會朝着它的現代性和确定性發展，君主制似乎就在擴張和繁榮。
因此，當這一工作圓滿完成，除了政府和人民以外，歐洲各大國再沒有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重要或決定性影響力時，君主就成了政府。
事實确實就這樣發生了。
不僅發生在法國&mdash&mdash在這裡這一事實顯而易見，同樣發生在大部分歐洲國家中：在英國、西班牙和德國的社會曆史中，或遲或早，在略微不同形式下，我們看到了同樣結果。
例如，在英國，正是在都铎王朝統治下，英國社會中原有的、特殊的和地方性的組成要素敗落消散了，讓位于公共權力制度；同時這也是君主勢力最大的時期。
在德國、西班牙和其他所有歐洲大國，情況都是這樣。
如果我們離開歐洲，将視線投向世界其他地方，我們将看到類似的事。
我們将到處看到君主制占據了重要地位，看起來就像是最普遍、最永恒的制度。
原本沒有它的地方，難以阻止它；它已經存在的地方，難以根除它。
遠古以來，它就已經占有了亞洲。
美洲剛被發現時，那裡所有大國都以不同的組合形式處于君主制統治下。
當我們深入非洲内地，凡是稍微大一點的國家，盛行的都是這種制度。
不僅君主制滲透到所有地方，并且它還能适應各種不同情形，無論是文明還是野蠻，無論是在習俗最溫和的國家例如中國，還是在戰争和軍事精神統治的地方。
它既能建立在種姓制度内部、在等級最森嚴的社會裡，也能建立在平等制度中、在對法定的永久的階級劃分毫無概念的社會裡。
在有的地方它是獨裁的、壓迫的，在有的地方它有益于文明，甚至有益于自由。
它就像是一個頭顱，可以放置在大量不同軀幹上；就像一種果實，可以由最不相同的種子生長結出。
從這一事實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奇怪而又極其重要的結論。
我将列舉兩個。
第一個，這種結局不可能僅僅是機會、武力或篡權的結果。
作為一種制度，君主制的本質和個人或人類社會的本質之間不可能不存在一種根本的、強大的相似之處。
毫無疑問，武力幹預了這一制度的起源，在它的發展曆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當我們遇到這樣一種結果，當我們看到在如此多世紀中、在如此不同情形中，一個重大事件一直在發展和繁衍複制，我們就無法将其歸因于武力。
武力在人類事務中發揮了重要的、從未終止的作用，但它不是它們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的&ldquo原動力&rdquo。
在武力及其作用之上，有一種精神原因在高高翺翔，它決定了世間萬物。
武力對于社會曆史的意義就像是身體對于人的曆史的意義。
身體确實在人的生命中占據重要地位，但它依然不是生命的原動力。
生命在身體内部循環流通，但并不發源于身體。
人類社會也是如此。
無論武力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統治社會、主宰其命運的不是武力。
隐藏在武力的偶然事件之下、調控社會進程的是思想和精神影響力。
正是這樣一種原因而非武力成就了君主制。
同樣值得注意的第二個事實是這一制度的靈活性，是它适應大量不同情況的能力。
注意這種反差：它的形式是獨特的、永久的、簡單的，它沒有我們在其他制度中看到的數量驚人的不同組合，然而它能适應與它毫無相似之處的各種社會。
它顯然必須允許巨大的多樣性。
無論是在人身上還是在社會中，它都必須依附于許多不同的要素和原則。
正是因為沒有全面考慮君主制，沒有一方面深入研究它的獨特的、固有的原則，即不管應用于什麼情況下它的本原和本性，另一方面考慮它所能發生的各種變化、它能結合的所有原則，正是因為沒有從這個開闊的雙重視角來考慮君主，它在世界曆史中所發揮的作用才往往不被人理解，它的性
我相信我們在這個事實中發現，最初繁蕪多樣的社會狀态組成要素縮減成了兩個：一個是政府，另一個是人民。
在現代歐洲，我們再也看不到曾經是曆史的統治力量和主角的封建貴族、教士、國王、市民和農奴，而隻有兩大角色占據了曆史舞台，那就是政府和人民。
如果這就是歐洲文明的最終結局，這也應該是我們前往的終點、我們的研究将帶領我們到達的終點。
我們很有必要看看這一偉大結局的産生、不斷發展和自我強化。
我們即将進入的是一個可以追本溯源的時代：正如你們已經看到的，正是在12&mdash16世紀期間，一種緩慢的、不為人知的努力在歐洲發揮着作用，引導社會進入這種新形式和确定狀态。
我們同樣還研究了第一個重大事件，在我看來，它顯著且有力地推動了歐洲朝着這個方面前進，這就是十字軍東征。
同一時期，幾乎就在十字軍東征發生的同時，君主制開始了自己的擴張，它對于現代社會的形成、對于社會要素融合成為政府和人民兩大力量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君主制顯然在歐洲文明史中發揮了異常巨大的作用，粗略看一眼事實就足以使人确信這一點。
可以說，至少在很長一段時期，君主制和社會是按照同一步調發展的，這種進步是共同的。
不僅這種進步是共同的，而且，隻要社會朝着它的現代性和确定性發展，君主制似乎就在擴張和繁榮。
因此，當這一工作圓滿完成，除了政府和人民以外，歐洲各大國再沒有或幾乎沒有任何其他重要或決定性影響力時，君主就成了政府。
事實确實就這樣發生了。
不僅發生在法國&mdash&mdash在這裡這一事實顯而易見，同樣發生在大部分歐洲國家中：在英國、西班牙和德國的社會曆史中，或遲或早，在略微不同形式下，我們看到了同樣結果。
例如，在英國，正是在都铎王朝統治下，英國社會中原有的、特殊的和地方性的組成要素敗落消散了，讓位于公共權力制度；同時這也是君主勢力最大的時期。
在德國、西班牙和其他所有歐洲大國，情況都是這樣。
如果我們離開歐洲，将視線投向世界其他地方，我們将看到類似的事。
我們将到處看到君主制占據了重要地位，看起來就像是最普遍、最永恒的制度。
原本沒有它的地方，難以阻止它；它已經存在的地方，難以根除它。
遠古以來，它就已經占有了亞洲。
美洲剛被發現時，那裡所有大國都以不同的組合形式處于君主制統治下。
當我們深入非洲内地，凡是稍微大一點的國家，盛行的都是這種制度。
不僅君主制滲透到所有地方，并且它還能适應各種不同情形，無論是文明還是野蠻，無論是在習俗最溫和的國家例如中國，還是在戰争和軍事精神統治的地方。
它既能建立在種姓制度内部、在等級最森嚴的社會裡，也能建立在平等制度中、在對法定的永久的階級劃分毫無概念的社會裡。
在有的地方它是獨裁的、壓迫的，在有的地方它有益于文明，甚至有益于自由。
它就像是一個頭顱，可以放置在大量不同軀幹上；就像一種果實，可以由最不相同的種子生長結出。
從這一事實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奇怪而又極其重要的結論。
我将列舉兩個。
第一個，這種結局不可能僅僅是機會、武力或篡權的結果。
作為一種制度，君主制的本質和個人或人類社會的本質之間不可能不存在一種根本的、強大的相似之處。
毫無疑問，武力幹預了這一制度的起源，在它的發展曆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當我們遇到這樣一種結果，當我們看到在如此多世紀中、在如此不同情形中，一個重大事件一直在發展和繁衍複制，我們就無法将其歸因于武力。
武力在人類事務中發揮了重要的、從未終止的作用，但它不是它們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的&ldquo原動力&rdquo。
在武力及其作用之上，有一種精神原因在高高翺翔，它決定了世間萬物。
武力對于社會曆史的意義就像是身體對于人的曆史的意義。
身體确實在人的生命中占據重要地位，但它依然不是生命的原動力。
生命在身體内部循環流通，但并不發源于身體。
人類社會也是如此。
無論武力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統治社會、主宰其命運的不是武力。
隐藏在武力的偶然事件之下、調控社會進程的是思想和精神影響力。
正是這樣一種原因而非武力成就了君主制。
同樣值得注意的第二個事實是這一制度的靈活性，是它适應大量不同情況的能力。
注意這種反差：它的形式是獨特的、永久的、簡單的，它沒有我們在其他制度中看到的數量驚人的不同組合，然而它能适應與它毫無相似之處的各種社會。
它顯然必須允許巨大的多樣性。
無論是在人身上還是在社會中，它都必須依附于許多不同的要素和原則。
正是因為沒有全面考慮君主制，沒有一方面深入研究它的獨特的、固有的原則，即不管應用于什麼情況下它的本原和本性，另一方面考慮它所能發生的各種變化、它能結合的所有原則，正是因為沒有從這個開闊的雙重視角來考慮君主，它在世界曆史中所發揮的作用才往往不被人理解，它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