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十字軍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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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種無法預料的事，僅僅由于從耶路撒冷返回的朝聖者的描述以及隐士彼得的鼓動而造成。
它的性質絕非如此。
十字軍東征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延續了四百年的宏大戰争的延續和頂點。
鬥争的舞台原本在歐洲，現在轉移到了亞洲。
有些人經常不管恰當不恰當，在曆史事實之間強行進行比較和類比，如果要我給這種做法帶來一些價值，我可以說，基督教在亞洲的遭遇和命運恰如伊斯蘭教在歐洲的遭遇和命運。
伊斯蘭教盤踞在西班牙，在那裡征服并建立了一個王國和若幹公國。
基督教在亞洲也做了同樣的事。
他們發現自己在伊斯蘭教徒中的處境與後者在西班牙的基督徒中的處境一模一樣；耶路撒冷王國跟格林納達王國的處境一模一樣。
但這些相似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兩個社會和宗教體系之間的鬥争，而十字軍東征則是這一鬥争的重大轉折點。
這才是十字軍東征運動的曆史性質，是把它和全局連接起來的紐帶。
還有另一個原因是11世紀歐洲的社會狀況，這也促成了十字軍東征運動的發生。
我曾經仔細解釋為什麼在5&mdash11世紀之間，歐洲沒有建立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事物。
我曾努力說明一切事物是如何變成地方性的，國家、生活和思想如何被局限在方寸之間。
封建制度就是這樣盛行的。
一段時間後，如此狹小的天地已經不夠，人類思想和活力渴望跳出樊籠。
漫遊生活已經停止，但對它所帶來的刺激和冒險的愛好并沒有停止。
人們奔向十字軍東征運動，就像奔向更廣闊、更多樣化的新生活，這種新生活既帶回了野蠻時代的遠古自由，又展開了一幅描繪廣闊未來的遠景圖。
我相信，這些就是12世紀十字軍東征運動的兩個決定性原因。
在13世紀末，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複存在了。
人和社會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以至人們再也感覺不到曾經促成歐洲攻打亞洲的精神沖動或社會需求。
我不知道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讀過參與過十字軍東征的曆史學家的著作，或曾經想過把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期的曆史作家和12、13世紀的做一番比較，例如，參與過第一次東征的阿爾伯特·德·艾克斯、修道士羅伯特和雷蒙德·德·安吉爾，與提爾的威廉以及詹姆士·德·維特裡。
當我們比較這兩類作家時，不可能不對他們之間的差異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類是生動的曆史作家，充滿了想象力，滿懷熱情地叙述十字軍東征的經曆。
但他們同時又是頭腦狹隘的人，對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對科學一竅不通，充滿偏見，對身邊發生過的事或自己描述的事無法形成任何判斷。
相反，打開提爾的威廉所寫的十字軍東征曆史，你們将吃驚地發現一位幾乎生活在現代的曆史學家，頭腦開明、廣闊、自由，對事件擁有罕見的政治理解，視角全面，基于因果關聯做出判斷。
詹姆士·德·維特裡提供了另一種發展的例子，他是名學者，不僅關心與十字軍東征相關的事，還關注習俗、地理、民族和自然曆史，他觀察并描述這個國家。
簡而言之，在第一次東征的曆史作家和最後一次東征的曆史學家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意味着人的思想發生了一次真正革命。
這一革命首先體現在他們談論伊斯蘭教徒的方式上。
對于第一類曆史作家來說，對于他們所代言的第一批十字軍戰士來說，伊斯蘭教徒僅僅是憎恨的對象。
顯然，除了從他們之間的宗教敵對角度出發外，十字軍戰士對伊斯蘭教徒一無所知，對他們不屑一顧、不予考慮。
我們看不到任何社會交往的痕迹。
他們憎恨他們，與他們打仗，僅此而已。
提爾的威廉、詹姆士·德·維特裡和司庫伯納德說起穆斯林來卻相當不同：人們能夠感覺到，他們雖然在跟回教徒打仗，但并沒有把他們僅僅看成是魔鬼，在一定程度上還深入了他們的思想，與他們一道生活，與他們建立了一種聯系甚至是一種同情心。
提爾的威廉熱烈贊頌了努拉丁，司庫伯納德則贊頌了薩拉丁(2)。
他們甚至走得更遠，比較了回教徒和基督徒的生活習俗和行為舉止；他們利用回教徒來諷刺基督徒，就像塔西陀描繪日耳曼人的生活習俗，與羅馬人的形成鮮明對比。
對于基督教的敵人、對于十字軍征讨的對象，你們能夠在後期作品中發現一種自由和公正的精神，一種讓第一批十字軍戰士感到震驚和憤慨的精神。
從這一點上你們能看出這兩個時代之間肯定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
因此，這就是十字軍東征的第一個及主要的結果，是朝着思想解放邁出的一大步，朝着思想更廣闊、更自由的方向取得的一大進步。
以宗教信仰的名義發動并在其影響下開展的十字軍東征運動擺脫了宗教思想，擺脫了宗教對人類思想的獨裁專制控制&mdash&mdash我不會說這是正當影響。
造成這一顯然出乎意料的結果的原因很多。
第一個原因顯然是十字軍戰士們見到的各種新奇、廣闊、各種各樣的景象。
像旅行者一樣，他們見識到了這一切。
人們常說旅行能夠開闊人的頭腦，觀察不同民族、不同風俗以及不同觀念的習慣能夠開闊頭腦、擺脫成見。
在這些被稱為十字軍的各國旅行者身上也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通過見識大量不同事物，觀察不同于自己的其他生活習俗，他們的思想得到擴展和提升。
他們還發現自己身旁還有兩個文明，不僅不同于他們自己的，而且更加先進。
一個是希臘文明，另一個是伊斯蘭文明。
毫無疑問，希臘文明雖然已經衰敗、破落，正走向堕落，但對十字軍戰士來說看上去仍比他們自己的社會更加先進、優美和開明。
伊斯蘭社會給他們留下了同樣的印象。
在那些古老的編年史中，十字軍戰士給伊斯蘭教徒留下的印象看起來令人費解。
後者最初把他們看成是野蠻人、鄉巴佬，是他們所見過的最殘忍、最愚蠢的一類人。
反過來，十字軍戰士對伊斯蘭教徒的财富和優雅風度感到震驚。
在留下初始印象後，随之而來的是這兩大人民之間的頻繁往來。
這種往來逐漸擴展，日益重要，遠遠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不但東方的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建立了慣常聯系，而且整個西方和東方相互認識、相互訪問、相互結交。
前不久，一位讓法國受到歐洲尊崇的學者，M.阿貝爾·雷慕沙，發現了蒙古皇帝們和基督教國王們之間存在的聯系。
蒙古使節受命來到法國國王處，參見聖路易及其他國王，商
它的性質絕非如此。
十字軍東征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延續了四百年的宏大戰争的延續和頂點。
鬥争的舞台原本在歐洲，現在轉移到了亞洲。
有些人經常不管恰當不恰當，在曆史事實之間強行進行比較和類比，如果要我給這種做法帶來一些價值，我可以說，基督教在亞洲的遭遇和命運恰如伊斯蘭教在歐洲的遭遇和命運。
伊斯蘭教盤踞在西班牙，在那裡征服并建立了一個王國和若幹公國。
基督教在亞洲也做了同樣的事。
他們發現自己在伊斯蘭教徒中的處境與後者在西班牙的基督徒中的處境一模一樣；耶路撒冷王國跟格林納達王國的處境一模一樣。
但這些相似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兩個社會和宗教體系之間的鬥争，而十字軍東征則是這一鬥争的重大轉折點。
這才是十字軍東征運動的曆史性質，是把它和全局連接起來的紐帶。
還有另一個原因是11世紀歐洲的社會狀況，這也促成了十字軍東征運動的發生。
我曾經仔細解釋為什麼在5&mdash11世紀之間，歐洲沒有建立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事物。
我曾努力說明一切事物是如何變成地方性的，國家、生活和思想如何被局限在方寸之間。
封建制度就是這樣盛行的。
一段時間後，如此狹小的天地已經不夠，人類思想和活力渴望跳出樊籠。
漫遊生活已經停止，但對它所帶來的刺激和冒險的愛好并沒有停止。
人們奔向十字軍東征運動，就像奔向更廣闊、更多樣化的新生活，這種新生活既帶回了野蠻時代的遠古自由，又展開了一幅描繪廣闊未來的遠景圖。
我相信，這些就是12世紀十字軍東征運動的兩個決定性原因。
在13世紀末，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複存在了。
人和社會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以至人們再也感覺不到曾經促成歐洲攻打亞洲的精神沖動或社會需求。
我不知道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讀過參與過十字軍東征的曆史學家的著作，或曾經想過把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期的曆史作家和12、13世紀的做一番比較，例如，參與過第一次東征的阿爾伯特·德·艾克斯、修道士羅伯特和雷蒙德·德·安吉爾，與提爾的威廉以及詹姆士·德·維特裡。
當我們比較這兩類作家時，不可能不對他們之間的差異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類是生動的曆史作家，充滿了想象力，滿懷熱情地叙述十字軍東征的經曆。
但他們同時又是頭腦狹隘的人，對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對科學一竅不通，充滿偏見，對身邊發生過的事或自己描述的事無法形成任何判斷。
相反，打開提爾的威廉所寫的十字軍東征曆史，你們将吃驚地發現一位幾乎生活在現代的曆史學家，頭腦開明、廣闊、自由，對事件擁有罕見的政治理解，視角全面，基于因果關聯做出判斷。
詹姆士·德·維特裡提供了另一種發展的例子，他是名學者，不僅關心與十字軍東征相關的事，還關注習俗、地理、民族和自然曆史，他觀察并描述這個國家。
簡而言之，在第一次東征的曆史作家和最後一次東征的曆史學家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意味着人的思想發生了一次真正革命。
這一革命首先體現在他們談論伊斯蘭教徒的方式上。
對于第一類曆史作家來說，對于他們所代言的第一批十字軍戰士來說，伊斯蘭教徒僅僅是憎恨的對象。
顯然，除了從他們之間的宗教敵對角度出發外，十字軍戰士對伊斯蘭教徒一無所知，對他們不屑一顧、不予考慮。
我們看不到任何社會交往的痕迹。
他們憎恨他們，與他們打仗，僅此而已。
提爾的威廉、詹姆士·德·維特裡和司庫伯納德說起穆斯林來卻相當不同：人們能夠感覺到，他們雖然在跟回教徒打仗，但并沒有把他們僅僅看成是魔鬼，在一定程度上還深入了他們的思想，與他們一道生活，與他們建立了一種聯系甚至是一種同情心。
提爾的威廉熱烈贊頌了努拉丁，司庫伯納德則贊頌了薩拉丁(2)。
他們甚至走得更遠，比較了回教徒和基督徒的生活習俗和行為舉止；他們利用回教徒來諷刺基督徒，就像塔西陀描繪日耳曼人的生活習俗，與羅馬人的形成鮮明對比。
對于基督教的敵人、對于十字軍征讨的對象，你們能夠在後期作品中發現一種自由和公正的精神，一種讓第一批十字軍戰士感到震驚和憤慨的精神。
從這一點上你們能看出這兩個時代之間肯定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
因此，這就是十字軍東征的第一個及主要的結果，是朝着思想解放邁出的一大步，朝着思想更廣闊、更自由的方向取得的一大進步。
以宗教信仰的名義發動并在其影響下開展的十字軍東征運動擺脫了宗教思想，擺脫了宗教對人類思想的獨裁專制控制&mdash&mdash我不會說這是正當影響。
造成這一顯然出乎意料的結果的原因很多。
第一個原因顯然是十字軍戰士們見到的各種新奇、廣闊、各種各樣的景象。
像旅行者一樣，他們見識到了這一切。
人們常說旅行能夠開闊人的頭腦，觀察不同民族、不同風俗以及不同觀念的習慣能夠開闊頭腦、擺脫成見。
在這些被稱為十字軍的各國旅行者身上也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通過見識大量不同事物，觀察不同于自己的其他生活習俗，他們的思想得到擴展和提升。
他們還發現自己身旁還有兩個文明，不僅不同于他們自己的，而且更加先進。
一個是希臘文明，另一個是伊斯蘭文明。
毫無疑問，希臘文明雖然已經衰敗、破落，正走向堕落，但對十字軍戰士來說看上去仍比他們自己的社會更加先進、優美和開明。
伊斯蘭社會給他們留下了同樣的印象。
在那些古老的編年史中，十字軍戰士給伊斯蘭教徒留下的印象看起來令人費解。
後者最初把他們看成是野蠻人、鄉巴佬，是他們所見過的最殘忍、最愚蠢的一類人。
反過來，十字軍戰士對伊斯蘭教徒的财富和優雅風度感到震驚。
在留下初始印象後，随之而來的是這兩大人民之間的頻繁往來。
這種往來逐漸擴展，日益重要，遠遠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不但東方的基督徒與伊斯蘭教徒建立了慣常聯系，而且整個西方和東方相互認識、相互訪問、相互結交。
前不久，一位讓法國受到歐洲尊崇的學者，M.阿貝爾·雷慕沙，發現了蒙古皇帝們和基督教國王們之間存在的聯系。
蒙古使節受命來到法國國王處，參見聖路易及其他國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