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講 十字軍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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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與他們結盟之事，以及為了蒙古人和基督徒的共同利益，再次發動十字軍東征來進攻土耳其人。
不僅在君主們之間确立了外交和官方的聯系，在民間還形成了頻繁而廣泛的聯系。
我引用M.阿貝爾·雷慕沙的話(3)： &ldquo許多意大利、法國和佛蘭德斯的僧侶們被派往大汗處執行外交使命。
蒙古顯貴們來到羅馬、巴塞羅那、巴倫西亞、裡昂、巴黎、倫敦、北安普頓；那不勒斯王國的一位方濟會修士成了元大都的大主教。
他的繼任者是巴黎的一位神學教授。
但是在他們之後，不知道還有多少無名之輩，有的被擄為奴，有的為利所驅，或僅僅出于好奇心，來到了當時還不為人知的國度！有些姓名僥幸得以保存：第一位被鞑靼人派來拜訪匈牙利國王的是一名英國人，他因為犯了某種罪行被流放出國，在亞洲各地漂泊後，最後為蒙古人效力。
一位佛蘭德斯鞋匠在鞑靼(4)腹地遇到一位來自梅茨(5)的婦女，她叫做帕凱特，被人從匈牙利帶走；還有一位巴黎金匠，他的兄弟住在巴黎大橋附近；還有一位來自魯昂(6)附近的年輕人，他曾經經曆了貝爾格萊德的淪陷。
除此以外他還見到過俄羅斯人、匈牙利人和佛蘭德斯人。
一位名叫羅伯特的唱詩班歌手在東亞旅行後，回國在沙特爾(7)大教堂中度過餘生。
有個鞑靼人曾是美男子腓力的軍隊頭盔承辦商。
約翰·德·普朗卡朋在蓋約附近曾經遇到一位充當翻譯、名叫特墨的俄羅斯紳士。
許多來自布雷斯勞、波蘭和奧地利的商人曾跟随這位俄羅斯人去了鞑靼。
還有一些人，包括熱那亞人、比薩人和威尼斯人，跟着他途經俄國回到歐洲。
有兩個當時恰好在布哈拉(8)的商人，同意跟随旭烈兀派遣的一位蒙古使節前去拜訪忽必烈。
他們在中國和鞑靼逗留了好幾年，帶着大汗緻教皇的信件返回。
後來他們再次返回至大汗處，還帶上了他們其中一位的兒子，他就是著名的馬可·波羅。
最後他們離開忽必烈的宮廷返回了威尼斯。
諸如此類的旅行在下一世紀的頻率絲毫不減。
這些旅行家中有英國醫生約翰·曼德維爾爵士、弗瑞拉的奧德瑞克、佩戈萊特、威廉·德·布爾德賽爾，以及其他好些人。
我們可以認為這些留存有回憶錄的人僅僅是旅行者中的很小一部分，在那個時期，能夠完成長途旅行的人要多于能夠記錄旅行的人。
這些探險者中，很多人就一直住在他們所訪問的國家中，終老于此。
還有一些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和出發時一樣默默無聞，但頭腦中裝滿了他們所見過的景象，在向家人叙說時不免誇大其辭，但依然在無稽之談中給周圍人留下了有用的回憶和能夠開花結果的傳統。
就這樣，在德國、意大利和法國，在修道院、領主城堡甚至深入到底層社會中，撒下了注定要在不久未來萌芽的寶貴種子。
所有這些無名旅行者攜帶着本國的技藝來到最遙遠的國家，帶回了同樣寶貴的其他知識，不知不覺中完成了比商業更加先進的交流。
通過這些手段，不僅絲綢、瓷器和印度商品的貿易得到擴展和便利&mdash&mdash商貿活動新路線得到了開辟，而且更重要的是，外國的習俗、未知的民族、獨特的産品，大量湧入了自從羅馬帝國覆滅後就坐井觀天的歐洲人的頭腦中。
他們開始了解全世界最美麗、人口最多、文明史最古老的國家的價值。
他們開始研究該國居民們的藝術、信仰和語言，甚至曾經有過關于在巴黎大學設立一個鞑靼語教職的讨論。
經過了恰當讨論和調查後，浪漫傳奇故事向四面八方傳播了更加公正合理、豐富多彩的觀念。
世界似乎在東方敞開了大門。
地理學突飛猛進，探索欲變成了歐洲人冒險精神的新外衣。
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所處半球後，關于另一個半球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譚了。
正是在尋找馬可·波羅筆下的&lsquo黃金島&rsquo(9)的過程中，克裡斯托弗·哥倫布才發現了新世界。
&rdquo 從這些導緻十字軍東征運動發生的事情中，你們能看出13&mdash14世紀期間突然呈現在歐洲人眼前的廣闊新世界是什麼模樣。
毫無疑問，這是促進發展的最偉大原因之一，是在這一重大事件結束後光芒四射的思想自由的最偉大原因之一。
還有另一個原因值得關注。
直到十字軍東征之前，作為教會的中樞，羅馬教廷從未公開地與世俗人士來往，除非是以教士為中介，包括羅馬教廷派出的教皇使節、主教或普通教士。
雖然經常有一些世俗人士與羅馬有直接聯系，但在整體上它是通過教士與民衆打交道的。
相反，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羅馬成了大部分十字軍戰士出發和返回的通道。
大量世俗人士見識了它的政策方針和行事方式，能夠看到個人利益對宗教争論發揮了多大的影響力。
毫無疑問，這一新知識激發了許多人頭腦中前所未有的強硬态度。
在考慮十字軍東征運動結束時人的思想的總體狀态時，尤其是關于教會事務的想法時，我們不可能不對一個獨特事實留下深刻印象：雖然宗教思想沒有經曆變化，它們沒有被相反甚至不同意見代替，然而人類思想的自由程度得到了巨大提高；宗教信仰不再是人類思想發揮作用的唯一領域了；雖然還沒有抛棄宗教，但人類思想已經與它分道揚镳了。
因此，在13世紀末，決定了十字軍東征運動的精神原因至少是它最活躍的原動力已經消失了；歐洲的精神狀态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社會狀态也經曆了類似變化。
關于十字軍東征運動對這方面的影響，人們已經做過大量研究。
研究顯示，為了籌措參加東征所需經費，大量封地領主不得不将封地出售給君主，或将特許狀出售給市民，從而導緻了領主數量的減少。
研究顯示，僅僅由于長期不在家，很多領主必然喪失了大部分權力。
無需詳述這一研究的細節，我想我們可以把十字軍東征運動對社會狀态的影響歸結為少數幾個總體事實。
十字軍東征大大縮小了下級領主的小封地、小領地的數量，将資産和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
正是在十字軍東征運動開始後，我們看到了大封地、大封建實體的形成和擴張。
我常常遺憾沒有一張法國封地區劃圖，就像把法國劃分至省、郡、區和教區的地圖一樣，标出所有封地以及它們的範圍和連續演變。
如果能夠借助這一地圖來比較十字軍東征前後的法國狀況，我們就能看出有多少封地消失了、
不僅在君主們之間确立了外交和官方的聯系，在民間還形成了頻繁而廣泛的聯系。
我引用M.阿貝爾·雷慕沙的話(3)： &ldquo許多意大利、法國和佛蘭德斯的僧侶們被派往大汗處執行外交使命。
蒙古顯貴們來到羅馬、巴塞羅那、巴倫西亞、裡昂、巴黎、倫敦、北安普頓；那不勒斯王國的一位方濟會修士成了元大都的大主教。
他的繼任者是巴黎的一位神學教授。
但是在他們之後，不知道還有多少無名之輩，有的被擄為奴，有的為利所驅，或僅僅出于好奇心，來到了當時還不為人知的國度！有些姓名僥幸得以保存：第一位被鞑靼人派來拜訪匈牙利國王的是一名英國人，他因為犯了某種罪行被流放出國，在亞洲各地漂泊後，最後為蒙古人效力。
一位佛蘭德斯鞋匠在鞑靼(4)腹地遇到一位來自梅茨(5)的婦女，她叫做帕凱特，被人從匈牙利帶走；還有一位巴黎金匠，他的兄弟住在巴黎大橋附近；還有一位來自魯昂(6)附近的年輕人，他曾經經曆了貝爾格萊德的淪陷。
除此以外他還見到過俄羅斯人、匈牙利人和佛蘭德斯人。
一位名叫羅伯特的唱詩班歌手在東亞旅行後，回國在沙特爾(7)大教堂中度過餘生。
有個鞑靼人曾是美男子腓力的軍隊頭盔承辦商。
約翰·德·普朗卡朋在蓋約附近曾經遇到一位充當翻譯、名叫特墨的俄羅斯紳士。
許多來自布雷斯勞、波蘭和奧地利的商人曾跟随這位俄羅斯人去了鞑靼。
還有一些人，包括熱那亞人、比薩人和威尼斯人，跟着他途經俄國回到歐洲。
有兩個當時恰好在布哈拉(8)的商人，同意跟随旭烈兀派遣的一位蒙古使節前去拜訪忽必烈。
他們在中國和鞑靼逗留了好幾年，帶着大汗緻教皇的信件返回。
後來他們再次返回至大汗處，還帶上了他們其中一位的兒子，他就是著名的馬可·波羅。
最後他們離開忽必烈的宮廷返回了威尼斯。
諸如此類的旅行在下一世紀的頻率絲毫不減。
這些旅行家中有英國醫生約翰·曼德維爾爵士、弗瑞拉的奧德瑞克、佩戈萊特、威廉·德·布爾德賽爾，以及其他好些人。
我們可以認為這些留存有回憶錄的人僅僅是旅行者中的很小一部分，在那個時期，能夠完成長途旅行的人要多于能夠記錄旅行的人。
這些探險者中，很多人就一直住在他們所訪問的國家中，終老于此。
還有一些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和出發時一樣默默無聞，但頭腦中裝滿了他們所見過的景象，在向家人叙說時不免誇大其辭，但依然在無稽之談中給周圍人留下了有用的回憶和能夠開花結果的傳統。
就這樣，在德國、意大利和法國，在修道院、領主城堡甚至深入到底層社會中，撒下了注定要在不久未來萌芽的寶貴種子。
所有這些無名旅行者攜帶着本國的技藝來到最遙遠的國家，帶回了同樣寶貴的其他知識，不知不覺中完成了比商業更加先進的交流。
通過這些手段，不僅絲綢、瓷器和印度商品的貿易得到擴展和便利&mdash&mdash商貿活動新路線得到了開辟，而且更重要的是，外國的習俗、未知的民族、獨特的産品，大量湧入了自從羅馬帝國覆滅後就坐井觀天的歐洲人的頭腦中。
他們開始了解全世界最美麗、人口最多、文明史最古老的國家的價值。
他們開始研究該國居民們的藝術、信仰和語言，甚至曾經有過關于在巴黎大學設立一個鞑靼語教職的讨論。
經過了恰當讨論和調查後，浪漫傳奇故事向四面八方傳播了更加公正合理、豐富多彩的觀念。
世界似乎在東方敞開了大門。
地理學突飛猛進，探索欲變成了歐洲人冒險精神的新外衣。
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所處半球後，關于另一個半球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譚了。
正是在尋找馬可·波羅筆下的&lsquo黃金島&rsquo(9)的過程中，克裡斯托弗·哥倫布才發現了新世界。
&rdquo 從這些導緻十字軍東征運動發生的事情中，你們能看出13&mdash14世紀期間突然呈現在歐洲人眼前的廣闊新世界是什麼模樣。
毫無疑問，這是促進發展的最偉大原因之一，是在這一重大事件結束後光芒四射的思想自由的最偉大原因之一。
還有另一個原因值得關注。
直到十字軍東征之前，作為教會的中樞，羅馬教廷從未公開地與世俗人士來往，除非是以教士為中介，包括羅馬教廷派出的教皇使節、主教或普通教士。
雖然經常有一些世俗人士與羅馬有直接聯系，但在整體上它是通過教士與民衆打交道的。
相反，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羅馬成了大部分十字軍戰士出發和返回的通道。
大量世俗人士見識了它的政策方針和行事方式，能夠看到個人利益對宗教争論發揮了多大的影響力。
毫無疑問，這一新知識激發了許多人頭腦中前所未有的強硬态度。
在考慮十字軍東征運動結束時人的思想的總體狀态時，尤其是關于教會事務的想法時，我們不可能不對一個獨特事實留下深刻印象：雖然宗教思想沒有經曆變化，它們沒有被相反甚至不同意見代替，然而人類思想的自由程度得到了巨大提高；宗教信仰不再是人類思想發揮作用的唯一領域了；雖然還沒有抛棄宗教，但人類思想已經與它分道揚镳了。
因此，在13世紀末，決定了十字軍東征運動的精神原因至少是它最活躍的原動力已經消失了；歐洲的精神狀态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社會狀态也經曆了類似變化。
關于十字軍東征運動對這方面的影響，人們已經做過大量研究。
研究顯示，為了籌措參加東征所需經費，大量封地領主不得不将封地出售給君主，或将特許狀出售給市民，從而導緻了領主數量的減少。
研究顯示，僅僅由于長期不在家，很多領主必然喪失了大部分權力。
無需詳述這一研究的細節，我想我們可以把十字軍東征運動對社會狀态的影響歸結為少數幾個總體事實。
十字軍東征大大縮小了下級領主的小封地、小領地的數量，将資産和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
正是在十字軍東征運動開始後，我們看到了大封地、大封建實體的形成和擴張。
我常常遺憾沒有一張法國封地區劃圖，就像把法國劃分至省、郡、區和教區的地圖一樣，标出所有封地以及它們的範圍和連續演變。
如果能夠借助這一地圖來比較十字軍東征前後的法國狀況，我們就能看出有多少封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