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擴張和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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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制度,後來的梅特涅為他擔了惡名。

    警察的權威高于一切,暗中操縱内閣,實行新聞檢查,普遍監視官吏的言行和任意實行逮捕。

    在匈牙利殺了一批人以後,世襲領地陷于一片沉寂。

    帝國的其他各邦也根據君主的不同态度,不同程度地以匈牙利為榜樣。

    甚至在耶拿,費希特因被指控為無神論者,于1799年離開了學校的講台。

    不甘屈服者流亡國外,例如雷伯曼于1796年來到了巴黎。

    在普魯士,啟蒙運動繼續在抵抗;弗裡德裡希&ndash威廉于1797年去世,他的兒子弗裡德裡希&ndash威廉三世繼位後,沃爾納開始失寵,迫害政策也告停止;即使如此,康德仍必須極其謹慎小心。

    在法軍被逐出意大利後,白色恐怖便橫行無忌;在羅馬,特加在那不勒斯,白色恐怖就在納爾遜的眼皮下猖獗。

     維護政府的權威并不等于要放棄一切改革。

    皮特不能否認,輝格黨主張的某些改良能取得他的贊同。

    在大陸上,效法英國革新農業的主張引起了政府和開明貴族的重視,其中包括廢除農奴制、贖買領主權、小塊土地合并和取消集體權。

    制憲議會和救國委員會的某些建設性措施也适用于開明專制,戰争暴露了舊時代遺留下來的行政體制的種種積弊。

     在特權階層中,大多數人憎惡變革,深怕雅各賓主義的蔓延會引起連鎖反應;英格蘭主教霍斯雷于1795年聲稱,平民百姓對法律唯有服從,無權說三道四。

    政府也持同樣的主張;皮特認為改革隻會助長平民運動;何況,即令他有别的看法,他已被喬治三世的盟約捆住了手腳。

    改善行政機構和施政措施十分緩慢,成效甚少,幾乎可以說毫無進展,官僚們上下勾結,暗中加以阻撓。

     在奧地利,弗朗斯瓦堅持事必躬親,同大臣的交往都以書面形式或由科洛雷多轉達。

    他想方設法讓貴族擔任高級官職。

    他放棄了土地改革,并于1798年作出規定,減輕勞役須經領主和農民協商一緻和取得當局的批準。

     人們對保羅一世不能寄予更高的期望。

    雖然他表面上似乎偏向農奴:确實,他禁止在小俄羅斯不附帶土地出售農奴,并規定勞役為每周三天。

    但是,這些規定實際上無人遵守。

    他滿足于讓裡沃尼亞省議會略為減輕對農奴的壓迫,他派駐多瑙河公國的特命大臣吉謝廖夫并未作更多的努力。

    保羅一世還把皇家農奴分配給臣屬,使這批農奴的處境更加困苦。

    行政改革也完全落空;他對臣屬喜怒無常,即使潘甯、羅斯托契尼和蘇沃洛夫這樣的近臣也不免突然失寵。

    這種走馬燈式的更替不僅造成人人自危,而且使政府無所适從,終于以沙皇遇刺而完成了一場宮廷革命。

     改革思想在普魯士高級官員中仍相當活躍;例如,在科尼斯堡受過康德和克勞斯的熏陶的舍恩和施勒特爾鼓吹經濟自由。

    一些來自西德意志的流亡者,如萊茵人施泰因、漢諾威人哈登堡和丹麥人施特倫澤等人,也有同樣的想法。

    弗裡德裡希&ndash威廉三世最初準備同意實行稅務平等;後來仔細一想,又改變了主意。

    施泰因隻是在金融管理上作了一點技術改革,甚至未能取消國内稅卡。

    貴族保留了高級職位:在1800年,在六七千名官員中,非貴族僅占六百九十五人。

    當時謠傳,新國王希望結束農奴制度,請願書便紛至沓來。

    土地改革在國王領地繼續進行,但容克的财産不受影響。

    普魯士同奧地利一樣,行政體制沒有任何進步。

    相反,由于歸化的困難,不久前從波蘭割讓的土地另設總督單獨管理,同西裡西亞一樣不受政府各部的節制。

    1794年的起義導緻了教會的土地和讓給貴族的王室領地一概沒收,僅把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作為薪俸留給教士,把百分之六十一留給未參與叛亂的貴族。

    國王成了被兼并地區最大的地主,擁有土地一千五百平方公裡。

    這片領地的經營人在出租時隻收極低的貢賦;農業大臣助理澤爾伯尼曾揭發營私舞弊,但他因此被控參與秘密會社,并被判終身監禁。

     隻有兩個公國屬于例外。

    在巴伐利亞,蒙特熱拉于1799年執政,開始行政改組,奠定了新任的選侯和未來的國王馬克西米利安的統治:他用大臣代替了政務官,并建立了樞密院。

    在丹麥,特别在荷爾斯泰因和石勒蘇益格地區,土地改革正深入進行;人們定出了勞役的贖買價格,土地兼并加快了,其結果與英國的圈地運動相類似,農民變成了為貴族地主做工的農業工人。

    可見,改革者與革命的同情者幾乎同樣軟弱無力。

    正是共和國的軍隊才使世界的面目為之一新。

    可是,既然法國人渴望和平,這将會帶來什麼結果呢?霧月黨在擁立波拿巴的同時,決心讓革命大軍在所到之處推翻舊制度。

     三、美國 美國的保守派領導人&mdash&mdash如今稱作&ldquo聯邦黨&rdquo&mdash&mdash雖然恪守中立,卻不免對革命的事态發展感到不滿;路易十六的處死,拉法葉特的出走,流亡者(例如塔列蘭和原來的杜邦·德·納莫爾)的叙述使他們憤慨莫名。

    民主派的暫時勝利尤其使他們惱怒,因為平民騷動在美國正此起彼伏。

    俱樂部紛紛成立,處處可以感到法國事态的影響。

    禁酒令更激化了矛盾,鄉村中釀酒戶有成千上萬,他們的激烈抵制實在令人擔心。

    在賓夕法尼亞西部邊區,華盛頓于1794年不得不派出軍隊,粉碎反對派的抵抗。

    吉倫特派的使者熱内要求美國預付應償債務和給法國購買食物的貸款,或至少根據同盟條約給法國必要的援助,當他的要求被華盛頓拒絕後,他竟訴諸輿論。

    總統把因禁酒令激起的騷亂的責任加在俱樂部身上,聲稱要像法國的福揚派、拉法葉特和熱月黨一樣取消俱樂部。

     聯邦黨在黨内和本階級中都不能保持一緻意見。

    作為種植園主的傑弗遜不贊成漢密爾頓的政策,辭去了國務卿的職務:他責備政府歪曲憲法,一味為商業資本家謀利,不惜損害農場主和小自耕農群衆的利益。

    麥迪遜也分裂出去。

    傑伊協定呼籲維護民族尊嚴,指責漢密爾頓卑躬屈膝地為英國人效勞。

    于是,便逐漸形成了一個反對黨,即以民主為号召的&ldquo共和黨&rdquo。

    華盛頓于1797年離職後,約翰·亞當斯接任總統,但他僅以微弱多數戰勝了傑弗遜。

    他同漢密爾頓關系不和,後者接着辭職。

    但是,亞當斯對平民運動和法國革命都懷敵意,他利用與督政府的關系破裂,使國會不僅通過了外僑法案,以驅逐可疑的法國人,而且通過了懲治叛亂法案,以查禁被認為危險的俱樂部和書刊。

    弗吉尼亞州和肯塔基州相繼提出抗議,均屬徒勞。

    這為1800年的選舉作了準備,傑弗遜在那次選舉中當選了總統。

     如果把極不相同的新舊兩大陸的自然條件和曆史環境撇開不談,人們會發現,有産者的擔心雖然會因為悲觀而加重或因為樂觀而減輕,(其程度自然因各人的性格不同而異),但這種擔心卻到處都是曆史的普遍運動的原動力。

    聯邦黨對伯克的思想懷有好感。

    他們沒有國王、勳爵和教會需要保護,假如不是法國革命的曲折進程和反宗教措施已把他們吓怕,他們本來會更加靠攏已持保守立場的法國資産階級及其代言人西哀士。

     傑弗遜的民主思想遠不如人們所想象的那麼徹底。

    他并不堅持普選制,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鄉村獨立小生産者的共和國,這同山嶽派和某些制憲議員沒有太大差别。

    作為地主,他對工業資本主義懷有戒心,深怕由此而形成人數衆多的無産者;如同盧梭、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一樣,他認為這同政治民主是決不相容的。

    他以為找到了一條脫身之計:讓歐洲去搞工業,而美國仍停留于農業國家。

    這當然是個幻想。

    隻圖近利和不顧将來的商人不由自主地登上曆史推動者的寶座。

    傑弗遜至少希望鄉村的小産業主能大批增加;在這方面,他比最有寬闊胸懷的法國革命者更有理由采取樂觀主義的立場。

     在舊大陸,擴大耕地需要以艱苦的墾荒為代價,而且這種代價正變得越加高昂,但在美洲,遼闊的處女地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均有待人們放手大膽地去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