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擴張和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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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狀況減輕了社會的壓力。
所以，雖然大西洋地區的小農仍反對大農莊主，并擁戴傑弗遜任總統；雖然新邊疆人民的艱難和冒險的生活促使他們更明确地轉向政治民主，資産階級卻仍能最完美地和最無阻力地奠定在美國的統治。
四、觀念的沖突 政治沖突和社會沖突繼續在觀念世界中得到反映。
在統治階級内部，權威和傳統又重新變得時髦起來，越來越多的作家或者出自信念，或者為了遷就讀者，對法國革命表現得冷淡和敵視。
坎甯在英國創辦了《反雅各賓報》，後來成為激進派領袖之一的科貝特猛烈斥責革新派。
政府有鑒于宣傳的重要，從經濟上給予資助。
皮特給最著名的漫畫家吉爾萊發放津貼。
來自日内瓦的避難者約瑟夫·台薩爾、伊佛諾瓦和馬萊·杜潘在宣傳運動中占了重要地位。
維也納人霍夫曼、瑞士人吉爾塔内和漢諾威人齊默爾曼聲稱法國革命是光明異端會和共濟會陰謀的結果，這種說法在德意志諸國傳播甚廣，一個名叫羅賓遜的軍官于1797年在愛丁堡再次申述了這個觀點。
法國流亡者也是反革命宣傳的參與者。
但他們之間的意見并不一緻。
例如，穆尼埃後來為共濟會辯護；君主立憲派與君主專制派相對立。
布瓦日蘭在倫敦策劃了一項宣傳計劃，夏多勃裡昂繼1796年發表了《論古今革命》後，于1799年開始撰寫《基督教的真谛》，這些也許就是以上計劃的一部分。
另方面，維裡埃熱烈地信奉了康德主義。
但大多數流亡者都毫無例外地詛咒大革命，巴呂埃爾于1797年和1799年出版的著作獲得了經久不衰的成功。
新制度的最傑出的捍衛者主要在英國出現。
潘恩的《人權論》的第二部分于1792年問世，這是法國革命喚起的最熱烈的同情表現。
葛德文于1793年發表了《政治正義論》；他在次年發表的《卡萊布·威廉斯》中對當時的社會作了辛辣的諷刺。
在他看來，社會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平，而傳統的所有制是罪惡的發源地。
同巴貝夫一樣，他的主要目标是實現土地所有權的平等；但作為極端民主派，他對政府和政黨不寄任何希望，而想通過個人的完善與和平而合法的演變達到共産主義。
如果說他在當時已成為獨立的派别，這恐怕還不盡然，他的妻子瑪麗·沃斯托恩克拉夫是最早的女權主義者，但其影響更要小些。
程度不同地傾向民主派的律師和演說家直接接觸群衆；盡管警察的查禁，秘密出版從未停止過。
自從英國認為不再有入侵的危險後，宣傳運動的勢頭有明顯下降。
彭斯于1796年去世；其他詩人默不作聲；科爾律治在聽到法軍進入瑞士的消息後，竟公開承認錯誤，并在一篇&ldquo自嘲詩&rdquo裡譴責敵人的大逆不道、出爾反爾和輕佻殘忍。
在現存的大批漫畫中，有反革命畫家諷刺宮廷和大臣的對内政策或對外戰争的作品，卻幾乎見不到民主派的作品，他們即使有作品，恐怕也無人印刷和購買。
在歐洲大陸，革命的同情者不能公開投入論戰，隻是從事一些地下活動，還要冒很大的風險。
黑格爾不能發表抨擊符騰堡大公暴政的檄文。
贊同新原則的思想家往往隻談哲學，不談時事。
而哲學幾乎完全被德意志所壟斷。
赫爾德、康德和費希特至少仍忠于啟蒙運動，但不免遭到他人的指責。
費希特于1793年發表了《确立争取思想自由的原則》和《對法國革命公衆評價辨謬》。
深受盧梭影響的費希特主張國家以契約為基礎，反對特權，認為隻有勞動所得才合理合法。
總之，他似乎是一個強烈反對國家的個人主義者。
但是，他于1796年在《根據認識原理談天賦人權的基礎》一書中奠定了先驗論唯心主義的基礎。
他在該書中不再談論法國革命，他的政治觀點已轉到另一個方向：人們隻是在社會中生活；人與人在發生關系時便出現權利，國家則用強制手段保障權利；因此，個人的實現有賴于國家。
到了1800年，費希特甚至主張，為了保障生存權，應該讓封閉的商業國家來領導經濟。
赫爾德于1793年至1797年期間所寫的《論人類進展的通訊》更接近啟蒙運動。
康德在1795年的《論永久和平》、1797年的《道德的形而上學》和1798年的《學院之争》闡述了關于&ldquo法權國家&rdquo的原則和國家間法律關系的原則，這些原則同1789年展望的理想是一緻的。
威廉·洪堡在其未發表的《論國家的界限》一書中提出了關于個人不受任何限制的主張，這種主張肯定不會使霧月十八日時的西哀士感到不快。
然而，所有這些思考都不促使人們采取行動。
德意志思維的特點在于它強調人的解放從屬于個人精神和道德的進步：自由首先是個人努力服從康德的&ldquo絕對要求&rdquo的産物。
積極投身政治生活、甚至為法國出力的人，如福斯泰、雷伯曼和戈爾等，聲稱法國大革命之所以名聲不好，是因為法國人的道德低下。
這種說法同哲學家們的說教遙相呼應。
康德認為，即使國家首腦推行暴政，反抗也應受到譴責。
費希特指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因為一旦人民破壞權利，又有誰行使否決權呢？ 其他一些思想家雖然并不打算維護舊制度，卻甘願與反動派攜手合作，因為他們對法國發生的事懷有強烈的反感。
其中主要有魏瑪文人，首先是歌德和席勒；兩人在經曆了狂熱的青年時代後，已适應了環境：歌德擔任了魏瑪的卡爾·奧古斯特的大臣，席勒在耶拿執教。
他們聲稱從古希臘文化中發現，藝術能使人的不同傾向和諧一緻，使生命的沖動和人的激情同理智互相協調。
這種新興的人道主義要求個人獨自進行全面的修養；在哲學方面，它具有泛神論的傾向。
歌德于1794年至1796年發表的《威廉·邁斯特》以及席勒于1789年和1799年發表的《華倫斯坦》三部曲和《鐘之歌》曾轟動一時，人們争相閱讀。
威廉·洪堡加入了古典主義的潮流，賀爾德林也不置身事外。
這些作家強調思想修養和藝術修養，但在政治上墨守成規。
人們在閱讀這些作家的作品時總有這樣一個感覺，似乎在聆聽一些在舊制度下過着安逸生活的人的對話：他們對舊制度不抱幻想，但特别害怕自己的平靜被攪亂。
他們默認自己的軟弱無力隻能表明他們的孤陋寡聞，他們的見解遠不像他們所想象的那麼獨具一格。
公民道德很難同個人道德相分開，沒有公民道德，就不能設想有自由和民主：這類的話自亞裡士多德以來已是老生常談。
德國人本該承認他們已熟知孟德斯鸠、盧梭和羅伯斯庇爾的主張。
法國人也完全了解，如果沒有維護個人自由和提高人的精神水平的政治制度，&ldquo道德&rdquo之花便不能盛開。
德國作家要他們的同胞作出精神的和道德的努力，卻又不想把他們從農奴制下解放出來，這豈不是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此外，人歸根到底還不能僅僅依靠精神，人的行為也取決于人的感情、感覺和肉體，這本是古人早已知道的事，特别在文藝複興以後，自由派難道不正是大談特談這些東西嗎？總之，每當曆史環境還不允許人們打破暴君的統治時，便一定會有某種哲學或宗教出來向民衆指出，他們應該把内心的自由和精神的拯救放在首要地位。
從這個意義上看，德意志的思想家雖然否定禁欲主義和愚民政策，卻仍然在軍隊的殘酷統治下，奉行摒棄一切人間希望的斯多葛主義和基督教義。
在其他各國，理性主義的統治似乎不如法國那麼穩固。
首先，各國科學發展的程度十分參差不齊；在這方面，法國暫時占着無可争議的領先地位。
德國的高斯在數學方面僅僅初露頭角。
避居美國的英國化學家卡文迪什和普裡斯特萊年事已高。
才華出衆的尼科爾森尚未完成水的分解。
戴維和道爾頓隻是初出茅廬，瑞典人柏采留斯也屬同樣情況。
隻有盎格魯&ndash撒克遜的沃拉斯頓和倫福德才能和法國物理學家平起平坐。
在意大利，對電的認識正
所以，雖然大西洋地區的小農仍反對大農莊主，并擁戴傑弗遜任總統；雖然新邊疆人民的艱難和冒險的生活促使他們更明确地轉向政治民主，資産階級卻仍能最完美地和最無阻力地奠定在美國的統治。
四、觀念的沖突 政治沖突和社會沖突繼續在觀念世界中得到反映。
在統治階級内部，權威和傳統又重新變得時髦起來，越來越多的作家或者出自信念，或者為了遷就讀者，對法國革命表現得冷淡和敵視。
坎甯在英國創辦了《反雅各賓報》，後來成為激進派領袖之一的科貝特猛烈斥責革新派。
政府有鑒于宣傳的重要，從經濟上給予資助。
皮特給最著名的漫畫家吉爾萊發放津貼。
來自日内瓦的避難者約瑟夫·台薩爾、伊佛諾瓦和馬萊·杜潘在宣傳運動中占了重要地位。
維也納人霍夫曼、瑞士人吉爾塔内和漢諾威人齊默爾曼聲稱法國革命是光明異端會和共濟會陰謀的結果，這種說法在德意志諸國傳播甚廣，一個名叫羅賓遜的軍官于1797年在愛丁堡再次申述了這個觀點。
法國流亡者也是反革命宣傳的參與者。
但他們之間的意見并不一緻。
例如，穆尼埃後來為共濟會辯護；君主立憲派與君主專制派相對立。
布瓦日蘭在倫敦策劃了一項宣傳計劃，夏多勃裡昂繼1796年發表了《論古今革命》後，于1799年開始撰寫《基督教的真谛》，這些也許就是以上計劃的一部分。
另方面，維裡埃熱烈地信奉了康德主義。
但大多數流亡者都毫無例外地詛咒大革命，巴呂埃爾于1797年和1799年出版的著作獲得了經久不衰的成功。
新制度的最傑出的捍衛者主要在英國出現。
潘恩的《人權論》的第二部分于1792年問世，這是法國革命喚起的最熱烈的同情表現。
葛德文于1793年發表了《政治正義論》；他在次年發表的《卡萊布·威廉斯》中對當時的社會作了辛辣的諷刺。
在他看來，社會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平，而傳統的所有制是罪惡的發源地。
同巴貝夫一樣，他的主要目标是實現土地所有權的平等；但作為極端民主派，他對政府和政黨不寄任何希望，而想通過個人的完善與和平而合法的演變達到共産主義。
如果說他在當時已成為獨立的派别，這恐怕還不盡然，他的妻子瑪麗·沃斯托恩克拉夫是最早的女權主義者，但其影響更要小些。
程度不同地傾向民主派的律師和演說家直接接觸群衆；盡管警察的查禁，秘密出版從未停止過。
自從英國認為不再有入侵的危險後，宣傳運動的勢頭有明顯下降。
彭斯于1796年去世；其他詩人默不作聲；科爾律治在聽到法軍進入瑞士的消息後，竟公開承認錯誤，并在一篇&ldquo自嘲詩&rdquo裡譴責敵人的大逆不道、出爾反爾和輕佻殘忍。
在現存的大批漫畫中，有反革命畫家諷刺宮廷和大臣的對内政策或對外戰争的作品，卻幾乎見不到民主派的作品，他們即使有作品，恐怕也無人印刷和購買。
在歐洲大陸，革命的同情者不能公開投入論戰，隻是從事一些地下活動，還要冒很大的風險。
黑格爾不能發表抨擊符騰堡大公暴政的檄文。
贊同新原則的思想家往往隻談哲學，不談時事。
而哲學幾乎完全被德意志所壟斷。
赫爾德、康德和費希特至少仍忠于啟蒙運動，但不免遭到他人的指責。
費希特于1793年發表了《确立争取思想自由的原則》和《對法國革命公衆評價辨謬》。
深受盧梭影響的費希特主張國家以契約為基礎，反對特權，認為隻有勞動所得才合理合法。
總之，他似乎是一個強烈反對國家的個人主義者。
但是，他于1796年在《根據認識原理談天賦人權的基礎》一書中奠定了先驗論唯心主義的基礎。
他在該書中不再談論法國革命，他的政治觀點已轉到另一個方向：人們隻是在社會中生活；人與人在發生關系時便出現權利，國家則用強制手段保障權利；因此，個人的實現有賴于國家。
到了1800年，費希特甚至主張，為了保障生存權，應該讓封閉的商業國家來領導經濟。
赫爾德于1793年至1797年期間所寫的《論人類進展的通訊》更接近啟蒙運動。
康德在1795年的《論永久和平》、1797年的《道德的形而上學》和1798年的《學院之争》闡述了關于&ldquo法權國家&rdquo的原則和國家間法律關系的原則，這些原則同1789年展望的理想是一緻的。
威廉·洪堡在其未發表的《論國家的界限》一書中提出了關于個人不受任何限制的主張，這種主張肯定不會使霧月十八日時的西哀士感到不快。
然而，所有這些思考都不促使人們采取行動。
德意志思維的特點在于它強調人的解放從屬于個人精神和道德的進步：自由首先是個人努力服從康德的&ldquo絕對要求&rdquo的産物。
積極投身政治生活、甚至為法國出力的人，如福斯泰、雷伯曼和戈爾等，聲稱法國大革命之所以名聲不好，是因為法國人的道德低下。
這種說法同哲學家們的說教遙相呼應。
康德認為，即使國家首腦推行暴政，反抗也應受到譴責。
費希特指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因為一旦人民破壞權利，又有誰行使否決權呢？ 其他一些思想家雖然并不打算維護舊制度，卻甘願與反動派攜手合作，因為他們對法國發生的事懷有強烈的反感。
其中主要有魏瑪文人，首先是歌德和席勒；兩人在經曆了狂熱的青年時代後，已适應了環境：歌德擔任了魏瑪的卡爾·奧古斯特的大臣，席勒在耶拿執教。
他們聲稱從古希臘文化中發現，藝術能使人的不同傾向和諧一緻，使生命的沖動和人的激情同理智互相協調。
這種新興的人道主義要求個人獨自進行全面的修養；在哲學方面，它具有泛神論的傾向。
歌德于1794年至1796年發表的《威廉·邁斯特》以及席勒于1789年和1799年發表的《華倫斯坦》三部曲和《鐘之歌》曾轟動一時，人們争相閱讀。
威廉·洪堡加入了古典主義的潮流，賀爾德林也不置身事外。
這些作家強調思想修養和藝術修養，但在政治上墨守成規。
人們在閱讀這些作家的作品時總有這樣一個感覺，似乎在聆聽一些在舊制度下過着安逸生活的人的對話：他們對舊制度不抱幻想，但特别害怕自己的平靜被攪亂。
他們默認自己的軟弱無力隻能表明他們的孤陋寡聞，他們的見解遠不像他們所想象的那麼獨具一格。
公民道德很難同個人道德相分開，沒有公民道德，就不能設想有自由和民主：這類的話自亞裡士多德以來已是老生常談。
德國人本該承認他們已熟知孟德斯鸠、盧梭和羅伯斯庇爾的主張。
法國人也完全了解，如果沒有維護個人自由和提高人的精神水平的政治制度，&ldquo道德&rdquo之花便不能盛開。
德國作家要他們的同胞作出精神的和道德的努力，卻又不想把他們從農奴制下解放出來，這豈不是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此外，人歸根到底還不能僅僅依靠精神，人的行為也取決于人的感情、感覺和肉體，這本是古人早已知道的事，特别在文藝複興以後，自由派難道不正是大談特談這些東西嗎？總之，每當曆史環境還不允許人們打破暴君的統治時，便一定會有某種哲學或宗教出來向民衆指出，他們應該把内心的自由和精神的拯救放在首要地位。
從這個意義上看，德意志的思想家雖然否定禁欲主義和愚民政策，卻仍然在軍隊的殘酷統治下，奉行摒棄一切人間希望的斯多葛主義和基督教義。
在其他各國，理性主義的統治似乎不如法國那麼穩固。
首先，各國科學發展的程度十分參差不齊；在這方面，法國暫時占着無可争議的領先地位。
德國的高斯在數學方面僅僅初露頭角。
避居美國的英國化學家卡文迪什和普裡斯特萊年事已高。
才華出衆的尼科爾森尚未完成水的分解。
戴維和道爾頓隻是初出茅廬，瑞典人柏采留斯也屬同樣情況。
隻有盎格魯&ndash撒克遜的沃拉斯頓和倫福德才能和法國物理學家平起平坐。
在意大利，對電的認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