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國革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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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較為民主；但是，大批新人的擁入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該階級的性質。
資産階級化是法國社會演變的一大特征，法國大革命隻是這個演變的一個曆史階段而已。
在所謂&ldquo新富人&rdquo中，還有另一種性格類型的人。
他們往往不願通過勤勞刻苦和節衣縮食逐漸發家緻富，而企圖在社會中一蹴而至，通過冒險的途徑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類人雖然在任何時代都是有的，但在社會和經濟出現重大動蕩的時期，即使平時謹小慎微的人也會不顧冒險而孤注一擲。
在熱月政變後，冒險家急劇滋生。
他們愛虛榮，圖享樂，擺排場，成為戲劇、漫畫和歌曲的攻擊目标。
從那時起，昂戈夫人已是諷刺畫中的著名人物。
這些僥幸發了橫财的人多數很快把家産揮霍幹淨，落到悲慘的下場。
但是，情況也不盡如此，一些騙子手靠督政府發财緻富，其中最著名的是烏佛拉爾。
不少人在社會上神氣了很長一段時間。
最聰明的一些冒險家後來把資金投入商業，成為生财有道的批發商和制造商。
他們不同于舊的資産階級，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對無利可圖的知識不感興趣，對革命理想也一竅不通。
他們死守着狹隘的功利主義，貪得無厭，不擇手段。
然而，即使蔑視他們的人也不能不承認，他們畢竟是資産階級的一支新生力量，給資産階級帶來了新鮮血液；沒有他們，資産階級将會衰竭，因為暴發戶的後幾代子孫就不再像第三等級中的富裕家族那樣拼命想擠進貴族行列中去了。
鄉村社會中也發生了類似的演變，但規模更加巨大，因為農民占法國人口的大多數，正是農民的反抗才給了舊制度以緻命的打擊。
實行稅收平等，取消什一稅和領主權，使革命精神在鄉村有産者的頭腦裡喪失幹淨。
他們同貧苦農民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貧苦農民所得的唯一好處隻是廢除了農奴制和對領主的人身依附。
農民共同體的解體更加速進行。
在實行了瓜分公地的村莊裡，農民普遍有了小塊土地；但多數村莊不願瓜分公地，或者因公地面積過少，或者農民更希望保留公共牧場。
國有産業的出售使自耕農戶以及他們自有的土地有所增加，尤其在革命的第二階段，即在實行山嶽派法律的時期。
到了督政府時期，購買國有産業的主要是資産者，除部分土地外，城市的住房、鄉村的貴族宅第、修道院和樹林全部落到他們的手裡。
即使在有利農民的那個時期，國有産業在拍賣時也總是讓富裕自耕農和大農莊主占了便宜，因而農民資産階級的地位正在不斷上升和鞏固。
在實行限價以前或以後的時期，商業自由同樣對這些人有利。
根據租約法的規定，凡土地出售轉讓，土地租約同時失效，但教會産業例外。
經營教會産業的農莊主獲悉制憲議會要求教會土地購買者維持原租約後，感到十分高興。
山嶽派國民公會表現得比較嚴厲：它允許國有産業購買者撤銷原租約。
經濟統制給農業生産者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這使農業生産者更清楚地看到，共同的保守利益把他們同整個資産階級聯系在一起。
在這少數人的強有力的幫助下，新秩序将在下一個世紀中逐步鞏固。
但也不能否認，大多數法國人的生活狀況暫且沒有很大改善。
地位始終低于資産階級的手工業主和零售商不但人數衆多，而且生活方式也沒有變化。
據認為，他們的人數可能略有增加，這在原來行會領袖為保持其地位而禁止别人開業的行業和地方至少是如此。
農村的前景看來較為暗淡，因為土地危機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農民仍感土地不足或租不到土地。
前面已經講到，分成制佃戶對法律不能感到滿意。
至于無産者，他們像其他人一樣因取消間接稅而有所得益，至少在城市，征稅工作還沒有全面鋪開。
鄉村無産者擺脫了對領主的人身依附。
工資沒有随物價下跌，仍比1790年約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督政府的最後幾年恰逢豐收，窮人得以有暫時的喘息。
然而，失業威脅仍然存在，特别是零工，濟貧事業的衰落更使他們的生活沒有保障。
最後，工人的狀況沒有任何改善：幫工會逐漸在恢複，互助會正在開始建立，有些互助會成為支持工人反抗的互助組織，但禁止工人&ldquo同盟&rdquo和罷工的法令仍然有效。
霧月十八日前夕，法國社會的上等階層還處于重新組合的狀态，缙紳們希望在改組中奪回對社會的領導，重享榮譽和利益；他們正确地看到，關鍵在于如何維持國民的生計和習慣。
國民為消滅貴族而容忍了對行會舊秩序的打擊，也容忍了為他們鄙視的少數人飛黃騰達，但他們始終認為這是令人遺憾的權宜之計。
除了在奧特依區的斯塔爾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和孔多塞夫人的沙龍外，巴黎還有其他一些沙龍，各種出身和各種文化程度的人均混迹其中，核心人物則是巴拉斯、烏佛拉爾以及他們得寵的輕浮女子，如塔裡安夫人、哈姆雷夫人和約瑟芬·德·博阿爾内。
她們的敞胸露臂和放蕩不羁成為督政府時期種種傳聞轶事的最好題材。
但是，這個由幾百人組成的上流社會并未用他們的傷風敗俗影響法國人民。
悲觀論者認為傳統的習俗已被動搖；其實，貨币的混亂以及大批人經濟地位的改變會使社會風氣不可避免地偏離正軌。
人們希望減輕道德敗壞的嚴重程度，這無疑部分地說明了對基督教和教會學校的留戀，因為它們同道德教育是不可分割的。
離婚在村鎮尚未開始流行，雖然它把舊制度下被認為是見不得人的醜事合法化了。
即使在城市，許多人也把它看作是避免被沒收财産的權宜之計。
最熱烈的革命者盡管在公共生活中積極争取自由和平等，但一回到家裡，仍像1789年前那樣堅決維護自己作為丈夫、父親和老闆的權威，而且絲毫不覺得這有什麼矛盾。
雅各賓分子反對私生活中的不道德，無情地取締妓女，但不主張家庭解體，也不贊成婦女解放。
雖然婦女在某些&ldquo群衆行動&rdquo中起了重要作用，雅各賓分子仍把她們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并封閉了她們的俱樂部。
九、經濟自由和權利平等 人們往往單純用邏輯雅理來判斷制憲議會宣布的原則将會産生怎樣的必然後果；其實，繼承性的意義遠比人們所想象的要深遠得多。
資本主義集中的發展隻是在後來才改變了社會的結構，經驗科學的技術革新也隻是在後來才在改變物質生活條件的同時，擴大了個人的獨立性。
同這些後果相比，經濟自由顯然是新秩序的一個根本特征；何況，商人們也認為經濟自由是制約其他一切因素的因素。
但是，在十八世紀末，即使思想最大膽的人也沒有充分認識到經濟自由的重大意義，它的直接後果甚至得不到人們的普遍重視。
毫無疑問，經濟自由有一個方面對法國人很有吸引力：隻要具備了創業的條件，每個人都可以碰碰自己的運氣，即使雇傭勞動者也有權決定在自己喜歡的時間和地點就業。
當然，個人的抱負決不是大革命的産物，它存在于人的内心；但是，大革命既然給人以各種自由，它也賦予個人抱負以合法的地位。
在這個意義上，經濟自由便與其他各項自由不可分割地聯結起來，成為最寶貴的自由，甚至是各項自由的象征。
技術革新如今已擺脫了一切障礙，而人們卻對此十分冷淡。
由于謹小慎微、因循守舊、自以為是或缺少資本，小手工業主不經深思熟慮決不肯輕易接受技術革新。
他們逐漸由不願革新轉變為反對革新，因為采用新技術，特别是蒸汽機，勢必會導緻資本的集中。
小手工業主害怕自己淪為雇傭勞動者；工人懂得，機器将擴大失業隊伍；農民看到，在集體權被取消後，他們将隻能放棄土地。
資産階級希望革新農業耕作技術，因為土地仍是最寶貴的财富，因為農業生産提供國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但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情況就不完全如此。
從事自由職業的資産者曾受過經濟學家和百科全書派的熏陶，他們相信大企業能使科學同生産相結合，并有招收部分窮人做工的優點。
然而，他們對擴大企業仍然猶豫，擔心大企業會被金融家所操縱；擔心企業的迅速緻富會背離傳統；擔心經濟的優勢地位會削弱他們引以自豪的精神生活的作用；擔心經濟有朝一日會把政治壟斷起來。
即使在商人中，興辦事業的進取心也很不夠。
不建立銀行足以表明他們的膽怯。
很少有人想當工業巨頭。
法國人對英國經濟普遍抱有偏見，相信建立在信貸基礎上的英國經濟勢必會因采用機器而導緻生産過剩，而歐洲一旦停止接受英國的出口，英國經濟就會垮台。
這種心理狀态十分說明問題。
假如法國像英國一樣擁有豐富的煤礦，假如法國加速引進英國的機器和技術，大革命或許會給法國人一個心理沖擊，從而打開他們的視野。
可是，戰争相反卻中斷了外來的進步影響。
在督政府末期，技術進步有所恢複，但幾乎僅限于棉紡業；蒸汽機仍未被利用，水力也往往不足：長期作為最重要的工業中心的巴黎正屬于這種情況。
一些資本主義大企業家，例如巴黎的裡夏爾和勒努瓦，巴黎和根特的鮑文斯，圖盧茲的博瓦野&ndash馮弗雷特，占用國有的廠房和雇傭貧苦的勞力，特别是濟貧所收留的棄兒，開始建立起大工廠。
如同英國一樣，這些工廠還遠沒有實行嚴格的專業化生産；有些企業家，如泰爾諾，仍保留商業資本主義的傳統，除實行工場制造外，還利用家庭加工和農村勞動力，把制造、批發、銷售、運輸和借貸結合在一起。
他們取得的實際成果給不少曆史學家留下印象，但也不應忘記，工場企業畢竟規模較小，而且極其分散，小手工業在國内仍占主導地位，法國基本上是個農業國。
耕作技術的停滞不前突出地表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遲緩。
曆屆議會雖然對英國的耕作方法很感興趣，卻不敢用圈地運動普及這些方法。
制憲議會準許實行圈地，但為了緩和群衆的反對，同時規定凡實行圈地借以逃避自由放牧的地主不再有讓自己的牲畜進入他人土地的權利。
制憲議會還決定，人工草地仍将不許自由放牧，因而不必圈起籬笆。
随着耕作規章被取消，強迫輪作制也跟着取消，因而自由放牧隻能在市鎮公地才可進行。
但是，由于沒有用行政命令推行土地兼并，以上措施的進展極其緩慢，其效果在當時簡直微乎其微。
國民公會允許瓜分公地，以便增加小規模經營的數量。
供不應求鼓勵農民種植土豆、菊苣和油料；助稅的取消使葡萄種植大大增加。
這些演變沒有打破傳統的約束，絲毫不意味着現代農業的誕生。
可見，在革命的十年中，資本主義發展并未加快；相反，時局的動亂隻是延緩了這一發展。
大企業繼續讓小手工業主和農民很不放心，但并沒有給他們帶來比革命前更多的損害。
大企業還沒有把勞動力集中起來，嚴格意義上的無産階級尚未形成。
總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大量的小手工業主同他們的傭工之間的界限仍然是模糊的。
經濟自由和權利平等之間的矛盾尚未明顯地暴露出來。
在資産階級看來，兩者之間沒有任何矛盾，因為他們認為，平等意味着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然而，當他們為廢除貴族的血統特權而宣布這一原則時，卻暴露了第三等級内部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對立，并加速了鄉村共同體的瓦解；換句話說，經濟狀況的不平等上升到了首要地位。
因此，即使在1789年7月，當資産階級慶祝平民革命拯救了國民議會時，他們也沒有擺脫他們曆來對&ldquo平民&rdquo和&ldquo賤民&rdquo懷有的恐懼。
在《人權宣言》宣布全體公民有權參與制訂法律以前，制憲議員們接受了西哀士的意見，把能力（即财富）作為選舉公職人員、特别是當選公職人員的先決條件。
選舉保證金制度把國家的領導權交給了資産階級，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權利平等首先出現了矛盾：政治民主制是解決矛盾的一個方法。
但是，從開始起，一些民主分子就走得更遠。
他們揭露有産者對雇傭勞動者的為所欲為，這些猛烈的批評堪稱未來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序曲。
他們指出，對不具備享有權利平等能力的人說來，權利平等和自由隻是一句空話。
然而，他們的思考仍停留在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傳統對立上；他們雖然經常為窮人辯護，卻始終不能為窮人下個确切的定義；他們的分析顯得軟弱無力，因為他們維護舊的經濟，而不突出強調生産資料的私有制和生産的技術進步。
隻是在食物危機的壓力下，他們才離開泛泛的空談，站在消費者一邊去反對生産者，實際上是站在城市人一邊去反對農民，并要求把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剝奪耕種者的土地，而是為國家征集農産品尋找合法的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莫姆洛于1792年9月提出這個論斷時曾補充說，工商企業的所有權仍受國家的保障：這就證明，當時的經濟基本上是農業經濟，即使在形勢極其緊迫的情況下，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最後，山嶽派企圖把民主共和國的意志強加于有産者和雇傭者。
他們保護有産者，宣布對支持&ldquo土地法&rdquo者處以極刑，但同時又試圖用繼承法限制有産者的财産。
他們向雇傭者提供免費的公共教育，并給生活最沒有保障的人提供初步的社會保險。
這種社會民主制構成解決權利平等問題的第二個方法，這個值得懷念的方法長期受到資産階級的反對。
盡管如此，山嶽派雖然沒有像後來的聖西門那樣對财産的繼承原則提出異議，他們并不反對經濟自由，因為他們隻是把限價制度當作戰時的權宜之計。
手工業者和零售商大緻也有這種想法：他們不喜歡&ldquo大老闆&rdquo，但又很願意加入這些人的行列，這是他們的根本性矛盾。
許多農民進行請願，抱怨出售國有産業時沒有給他們留下一份，可見他們也希望成為産業主。
無套褲漢确實比山嶽派更重視限價，百物昂貴和失業直接損害了他們的利益，物質利益在平民運動中所占的地位大大超過意識形态觀點和對未來的憧憬。
但是，他們強制推行的辦法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因為在人們的回憶中，這些辦法總是同物品匮乏和官僚主義的分配混亂聯系在一起。
此外，無産者紛紛反對限制工資；從這個角度看，那些從自由經濟制度得益最少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贊同自由經濟。
當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已面臨窮途末路的絕境時，巴貝夫和邦納羅蒂提出了共産主義是實現權利平等不可缺少的條件的主張。
但是，他們的預言仍帶有時代的烙印。
他們建議實行&ldquo土地法&rdquo，其目的是要把土地平分給耕作者，而并非主張集體生産。
他們的共産主義僅限于實行産品的社會化，這就等于把共和二年的經濟統制加以全面推廣。
在當時，唯有他們持這第三種方案。
雅各賓派的試驗足以使絕大部分資産者不再像在大革命前那樣樂善好施和對未來充滿樂觀，也不再像在革命最初幾個月那樣為維護第三等級的團結而鼓吹博愛。
缙紳們永遠忘不了經受的這場驚吓。
熱月九日标志着長時期的政治反動和社會反動的開始。
共和三年憲法恢複了選舉保證金制度，并特地給平等和所有權下了一個符合資産階級要求的定義。
在督政府統治期間，餘下的國有産業多數都落在資産階級的手裡。
共和七年風月十四日（1799年3月4日），共和國把君主時代典押的産業無償或廉價出讓給典據持有人，得到好處的也還是資産階級。
共和國本可以按照1793年7月17日法案收回那些因帶有封建語彙而已失效的土地租約，但這個方案長期議而不決。
但是，共和國卻強制拒不退佃的布列塔尼農民同意地主必要時可贖回租約。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租佃雙方洽商租約的新法律于果月十八日前由五百人院通過，又在果月十八日後被元老院通過。
資産階級在這類問題上總是意見一緻的。
鄉村居民的集體權再次引起争議，在樹林問題上尤其如此；瓜分村社公産已經停止。
司法改革略有改變：家庭會議被逐漸取消；治安法官的裁決逐漸減少；立案審理恢複了收費制度。
家庭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有人反對離婚，共和二年通過的便利離婚的法律被廢止；康巴塞雷斯指出，1793年關于準許私生子尋找生父的法律僅對過去有效，他提出的法典草案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父權和夫權，同時也限制了私生子的權利。
但是，反動并未走得太遠，因為缙紳内部也四分五裂：懷念舊制度的一些人不能原諒另一些人，堅持君主制的1789年革命者對共和派有很多不滿，并恨透了&ldquo弑君者&rdquo；督政府分子害怕新雅各賓派；許多革命者所共有的強烈反教會傾向更增加了混亂。
十、貧困化和戰争 當十八世紀行将結束時，絕大多數國民認為舊制度已一去而不複返，他們對政治生活和社會對抗也不再關心，資産階級已勝券在握。
青年人完全沒有1789年的激情。
他們不幸生長在動亂的年代，每當回顧童年時經曆的磨難，無不充滿着怨艾；這一代青年十分貪圖享樂，比通常的青年更加容易同他們的父輩對立。
許多成年人已對動亂感到厭倦；他們希望安享晚年和重見繁榮。
革命讓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革命使法國變窮了。
公共設施破敗不堪，即使巴黎的建築物和道路也年久失修。
死亡率上升了：據說，僅在軍隊中就有六十萬人死亡或失蹤。
共和國雖然把疆土擴展到了&ldquo天然邊界&rdquo，但它失去了殖民地，海上封鎖使法國出口額比1789年減少一半。
此外，為了保住新占領的土地，法國必須繼續打仗；在上一次戰役裡，法國丢失了整個意大利以及瑞士的一半，勉強避免了國土遭到入侵。
可是，人們的最大希望是先結束國外戰争，再結束内戰。
隻有軍需商和害怕英國競争的制造商才對敵對行動稱心如意。
即使在多次依靠軍隊渡過難關的督政府中，也有不少人主張為建立和平不惜放棄全部或部分兼并土地。
共和八年霧月二日（1799年10月23日），元老院否決了五百人院的一項議案，該議案提出對主張或支持割讓國土的人，以及對接受包含這類條件的人處以死刑。
波爾歇在反對該議案時直截了當地指出，在他看來，如果在談判過程中硬是不肯把部分同胞交給外國統治，那将是荒唐的。
霧月十日（10月31日），據說熱月黨人多弩在《十年》發表一篇文章，責備國民公會不該宣布共和國的邊界不可更改，因為這就等于宣布&ldquo把戰争無限期延長，直到所有法國人死光為止&rdquo。
這些對戰争已感厭倦的法國人認為，1793年共和派的英雄主義是可笑的蠢舉。
十一、霧月十八日事變的意義 除軍隊以外，革命的建設性業績尚未完成；人們對憲法的許多條款持有異議。
熱月九日後的反動仍未使憲法滿足資産階級的願望。
此外，共和三年憲法的自由化嘗試并不成功，督政府隻是用一些權宜之計彌補該憲法的缺陷，未能賦予制度以必要的效率。
最後，一年一度的選舉使督政府成員面臨被反革命派或被民主派排斥的危險。
他們在策劃新的政變時，首先就想到用聘任制代替選舉制，以便穩掌政權。
反對派指責他們企圖玩弄花招謀取&ldquo終身職務&rdquo，這确實正中他們的要害。
這夥人其實并不單純為自己謀利：反革命派或民主派的勝利會使整個資産階級受害。
因此，霧月十八日事變，或更确切地說，霧月十九日事變，在曆史的遠景中具有廣闊的意義，因為它更加符合法國當時的社會發展，波拿巴的上台又為它增添了光彩。
當時的形勢使波拿巴政變變成軍事獨裁，而波拿巴的大權在握又對資産階級十分有利。
沒有霧月黨的幫助，波拿巴不能建立和鞏固其政權；但是，為了登上皇位，他又必須擺脫對霧月黨的依賴。
波拿巴因此與教會重歸于好，大赦流亡者，任用所有願意投靠他的人，不論他們是貴族或資産者，是王黨或共和分子。
這樣，他促使了當時統治階級的不同派别達成暫時的團結，而他則以監護人身份，督促這個階級根據他的意願創建體制和制訂法典，并讓其成員擔任國家和各級行政機構的高級官員，以便加快經濟複興，鞏固階級統治，進而實現資産階級在1789年所确定的最終目标和完成大革命的任務。
内戰終于結束，歐洲和平也一度實現，而法國的占領地和殖民地卻未受絲毫損失，波拿巴的深得人心與此關系甚大。
然而，霧月黨人對波拿巴的專橫跋扈和耽于幻想卻估計不足。
他們以為波拿巴在處理政務時會同他們協商一緻，而波拿巴對他們卻不予理睬；他甚至剝奪資産階級起碼的自由。
最令人失望的是，他竟越過&ldquo天然邊界&rdquo重啟戰端，肆無忌憚地和無限期地把戰争進行下去，終于把國家引向了災難。
資産階級化是法國社會演變的一大特征，法國大革命隻是這個演變的一個曆史階段而已。
在所謂&ldquo新富人&rdquo中，還有另一種性格類型的人。
他們往往不願通過勤勞刻苦和節衣縮食逐漸發家緻富，而企圖在社會中一蹴而至，通過冒險的途徑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類人雖然在任何時代都是有的，但在社會和經濟出現重大動蕩的時期，即使平時謹小慎微的人也會不顧冒險而孤注一擲。
在熱月政變後，冒險家急劇滋生。
他們愛虛榮，圖享樂，擺排場，成為戲劇、漫畫和歌曲的攻擊目标。
從那時起，昂戈夫人已是諷刺畫中的著名人物。
這些僥幸發了橫财的人多數很快把家産揮霍幹淨，落到悲慘的下場。
但是，情況也不盡如此，一些騙子手靠督政府發财緻富，其中最著名的是烏佛拉爾。
不少人在社會上神氣了很長一段時間。
最聰明的一些冒險家後來把資金投入商業，成為生财有道的批發商和制造商。
他們不同于舊的資産階級，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對無利可圖的知識不感興趣，對革命理想也一竅不通。
他們死守着狹隘的功利主義，貪得無厭，不擇手段。
然而，即使蔑視他們的人也不能不承認，他們畢竟是資産階級的一支新生力量，給資産階級帶來了新鮮血液；沒有他們，資産階級将會衰竭，因為暴發戶的後幾代子孫就不再像第三等級中的富裕家族那樣拼命想擠進貴族行列中去了。
鄉村社會中也發生了類似的演變，但規模更加巨大，因為農民占法國人口的大多數，正是農民的反抗才給了舊制度以緻命的打擊。
實行稅收平等，取消什一稅和領主權，使革命精神在鄉村有産者的頭腦裡喪失幹淨。
他們同貧苦農民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貧苦農民所得的唯一好處隻是廢除了農奴制和對領主的人身依附。
農民共同體的解體更加速進行。
在實行了瓜分公地的村莊裡，農民普遍有了小塊土地；但多數村莊不願瓜分公地，或者因公地面積過少，或者農民更希望保留公共牧場。
國有産業的出售使自耕農戶以及他們自有的土地有所增加，尤其在革命的第二階段，即在實行山嶽派法律的時期。
到了督政府時期，購買國有産業的主要是資産者，除部分土地外，城市的住房、鄉村的貴族宅第、修道院和樹林全部落到他們的手裡。
即使在有利農民的那個時期，國有産業在拍賣時也總是讓富裕自耕農和大農莊主占了便宜，因而農民資産階級的地位正在不斷上升和鞏固。
在實行限價以前或以後的時期，商業自由同樣對這些人有利。
根據租約法的規定，凡土地出售轉讓，土地租約同時失效，但教會産業例外。
經營教會産業的農莊主獲悉制憲議會要求教會土地購買者維持原租約後，感到十分高興。
山嶽派國民公會表現得比較嚴厲：它允許國有産業購買者撤銷原租約。
經濟統制給農業生産者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這使農業生産者更清楚地看到，共同的保守利益把他們同整個資産階級聯系在一起。
在這少數人的強有力的幫助下，新秩序将在下一個世紀中逐步鞏固。
但也不能否認，大多數法國人的生活狀況暫且沒有很大改善。
地位始終低于資産階級的手工業主和零售商不但人數衆多，而且生活方式也沒有變化。
據認為，他們的人數可能略有增加，這在原來行會領袖為保持其地位而禁止别人開業的行業和地方至少是如此。
農村的前景看來較為暗淡，因為土地危機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農民仍感土地不足或租不到土地。
前面已經講到，分成制佃戶對法律不能感到滿意。
至于無産者，他們像其他人一樣因取消間接稅而有所得益，至少在城市，征稅工作還沒有全面鋪開。
鄉村無産者擺脫了對領主的人身依附。
工資沒有随物價下跌，仍比1790年約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督政府的最後幾年恰逢豐收，窮人得以有暫時的喘息。
然而，失業威脅仍然存在，特别是零工，濟貧事業的衰落更使他們的生活沒有保障。
最後，工人的狀況沒有任何改善：幫工會逐漸在恢複，互助會正在開始建立，有些互助會成為支持工人反抗的互助組織，但禁止工人&ldquo同盟&rdquo和罷工的法令仍然有效。
霧月十八日前夕，法國社會的上等階層還處于重新組合的狀态，缙紳們希望在改組中奪回對社會的領導，重享榮譽和利益；他們正确地看到，關鍵在于如何維持國民的生計和習慣。
國民為消滅貴族而容忍了對行會舊秩序的打擊，也容忍了為他們鄙視的少數人飛黃騰達，但他們始終認為這是令人遺憾的權宜之計。
除了在奧特依區的斯塔爾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和孔多塞夫人的沙龍外，巴黎還有其他一些沙龍，各種出身和各種文化程度的人均混迹其中，核心人物則是巴拉斯、烏佛拉爾以及他們得寵的輕浮女子，如塔裡安夫人、哈姆雷夫人和約瑟芬·德·博阿爾内。
她們的敞胸露臂和放蕩不羁成為督政府時期種種傳聞轶事的最好題材。
但是，這個由幾百人組成的上流社會并未用他們的傷風敗俗影響法國人民。
悲觀論者認為傳統的習俗已被動搖；其實，貨币的混亂以及大批人經濟地位的改變會使社會風氣不可避免地偏離正軌。
人們希望減輕道德敗壞的嚴重程度，這無疑部分地說明了對基督教和教會學校的留戀，因為它們同道德教育是不可分割的。
離婚在村鎮尚未開始流行，雖然它把舊制度下被認為是見不得人的醜事合法化了。
即使在城市，許多人也把它看作是避免被沒收财産的權宜之計。
最熱烈的革命者盡管在公共生活中積極争取自由和平等，但一回到家裡，仍像1789年前那樣堅決維護自己作為丈夫、父親和老闆的權威，而且絲毫不覺得這有什麼矛盾。
雅各賓分子反對私生活中的不道德，無情地取締妓女，但不主張家庭解體，也不贊成婦女解放。
雖然婦女在某些&ldquo群衆行動&rdquo中起了重要作用，雅各賓分子仍把她們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并封閉了她們的俱樂部。
九、經濟自由和權利平等 人們往往單純用邏輯雅理來判斷制憲議會宣布的原則将會産生怎樣的必然後果；其實，繼承性的意義遠比人們所想象的要深遠得多。
資本主義集中的發展隻是在後來才改變了社會的結構，經驗科學的技術革新也隻是在後來才在改變物質生活條件的同時，擴大了個人的獨立性。
同這些後果相比，經濟自由顯然是新秩序的一個根本特征；何況，商人們也認為經濟自由是制約其他一切因素的因素。
但是，在十八世紀末，即使思想最大膽的人也沒有充分認識到經濟自由的重大意義，它的直接後果甚至得不到人們的普遍重視。
毫無疑問，經濟自由有一個方面對法國人很有吸引力：隻要具備了創業的條件，每個人都可以碰碰自己的運氣，即使雇傭勞動者也有權決定在自己喜歡的時間和地點就業。
當然，個人的抱負決不是大革命的産物，它存在于人的内心；但是，大革命既然給人以各種自由，它也賦予個人抱負以合法的地位。
在這個意義上，經濟自由便與其他各項自由不可分割地聯結起來，成為最寶貴的自由，甚至是各項自由的象征。
技術革新如今已擺脫了一切障礙，而人們卻對此十分冷淡。
由于謹小慎微、因循守舊、自以為是或缺少資本，小手工業主不經深思熟慮決不肯輕易接受技術革新。
他們逐漸由不願革新轉變為反對革新，因為采用新技術，特别是蒸汽機，勢必會導緻資本的集中。
小手工業主害怕自己淪為雇傭勞動者；工人懂得，機器将擴大失業隊伍；農民看到，在集體權被取消後，他們将隻能放棄土地。
資産階級希望革新農業耕作技術，因為土地仍是最寶貴的财富，因為農業生産提供國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但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情況就不完全如此。
從事自由職業的資産者曾受過經濟學家和百科全書派的熏陶，他們相信大企業能使科學同生産相結合，并有招收部分窮人做工的優點。
然而，他們對擴大企業仍然猶豫，擔心大企業會被金融家所操縱；擔心企業的迅速緻富會背離傳統；擔心經濟的優勢地位會削弱他們引以自豪的精神生活的作用；擔心經濟有朝一日會把政治壟斷起來。
即使在商人中，興辦事業的進取心也很不夠。
不建立銀行足以表明他們的膽怯。
很少有人想當工業巨頭。
法國人對英國經濟普遍抱有偏見，相信建立在信貸基礎上的英國經濟勢必會因采用機器而導緻生産過剩，而歐洲一旦停止接受英國的出口，英國經濟就會垮台。
這種心理狀态十分說明問題。
假如法國像英國一樣擁有豐富的煤礦，假如法國加速引進英國的機器和技術，大革命或許會給法國人一個心理沖擊，從而打開他們的視野。
可是，戰争相反卻中斷了外來的進步影響。
在督政府末期，技術進步有所恢複，但幾乎僅限于棉紡業；蒸汽機仍未被利用，水力也往往不足：長期作為最重要的工業中心的巴黎正屬于這種情況。
一些資本主義大企業家，例如巴黎的裡夏爾和勒努瓦，巴黎和根特的鮑文斯，圖盧茲的博瓦野&ndash馮弗雷特，占用國有的廠房和雇傭貧苦的勞力，特别是濟貧所收留的棄兒，開始建立起大工廠。
如同英國一樣，這些工廠還遠沒有實行嚴格的專業化生産；有些企業家，如泰爾諾，仍保留商業資本主義的傳統，除實行工場制造外，還利用家庭加工和農村勞動力，把制造、批發、銷售、運輸和借貸結合在一起。
他們取得的實際成果給不少曆史學家留下印象，但也不應忘記，工場企業畢竟規模較小，而且極其分散，小手工業在國内仍占主導地位，法國基本上是個農業國。
耕作技術的停滞不前突出地表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遲緩。
曆屆議會雖然對英國的耕作方法很感興趣，卻不敢用圈地運動普及這些方法。
制憲議會準許實行圈地，但為了緩和群衆的反對，同時規定凡實行圈地借以逃避自由放牧的地主不再有讓自己的牲畜進入他人土地的權利。
制憲議會還決定，人工草地仍将不許自由放牧，因而不必圈起籬笆。
随着耕作規章被取消，強迫輪作制也跟着取消，因而自由放牧隻能在市鎮公地才可進行。
但是，由于沒有用行政命令推行土地兼并，以上措施的進展極其緩慢，其效果在當時簡直微乎其微。
國民公會允許瓜分公地，以便增加小規模經營的數量。
供不應求鼓勵農民種植土豆、菊苣和油料；助稅的取消使葡萄種植大大增加。
這些演變沒有打破傳統的約束，絲毫不意味着現代農業的誕生。
可見，在革命的十年中，資本主義發展并未加快；相反，時局的動亂隻是延緩了這一發展。
大企業繼續讓小手工業主和農民很不放心，但并沒有給他們帶來比革命前更多的損害。
大企業還沒有把勞動力集中起來，嚴格意義上的無産階級尚未形成。
總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大量的小手工業主同他們的傭工之間的界限仍然是模糊的。
經濟自由和權利平等之間的矛盾尚未明顯地暴露出來。
在資産階級看來，兩者之間沒有任何矛盾，因為他們認為，平等意味着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然而，當他們為廢除貴族的血統特權而宣布這一原則時，卻暴露了第三等級内部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對立，并加速了鄉村共同體的瓦解；換句話說，經濟狀況的不平等上升到了首要地位。
因此，即使在1789年7月，當資産階級慶祝平民革命拯救了國民議會時，他們也沒有擺脫他們曆來對&ldquo平民&rdquo和&ldquo賤民&rdquo懷有的恐懼。
在《人權宣言》宣布全體公民有權參與制訂法律以前，制憲議員們接受了西哀士的意見，把能力（即财富）作為選舉公職人員、特别是當選公職人員的先決條件。
選舉保證金制度把國家的領導權交給了資産階級，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權利平等首先出現了矛盾：政治民主制是解決矛盾的一個方法。
但是，從開始起，一些民主分子就走得更遠。
他們揭露有産者對雇傭勞動者的為所欲為，這些猛烈的批評堪稱未來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序曲。
他們指出，對不具備享有權利平等能力的人說來，權利平等和自由隻是一句空話。
然而，他們的思考仍停留在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傳統對立上；他們雖然經常為窮人辯護，卻始終不能為窮人下個确切的定義；他們的分析顯得軟弱無力，因為他們維護舊的經濟，而不突出強調生産資料的私有制和生産的技術進步。
隻是在食物危機的壓力下，他們才離開泛泛的空談，站在消費者一邊去反對生産者，實際上是站在城市人一邊去反對農民，并要求把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剝奪耕種者的土地，而是為國家征集農産品尋找合法的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莫姆洛于1792年9月提出這個論斷時曾補充說，工商企業的所有權仍受國家的保障：這就證明，當時的經濟基本上是農業經濟，即使在形勢極其緊迫的情況下，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最後，山嶽派企圖把民主共和國的意志強加于有産者和雇傭者。
他們保護有産者，宣布對支持&ldquo土地法&rdquo者處以極刑，但同時又試圖用繼承法限制有産者的财産。
他們向雇傭者提供免費的公共教育，并給生活最沒有保障的人提供初步的社會保險。
這種社會民主制構成解決權利平等問題的第二個方法，這個值得懷念的方法長期受到資産階級的反對。
盡管如此，山嶽派雖然沒有像後來的聖西門那樣對财産的繼承原則提出異議，他們并不反對經濟自由，因為他們隻是把限價制度當作戰時的權宜之計。
手工業者和零售商大緻也有這種想法：他們不喜歡&ldquo大老闆&rdquo，但又很願意加入這些人的行列，這是他們的根本性矛盾。
許多農民進行請願，抱怨出售國有産業時沒有給他們留下一份，可見他們也希望成為産業主。
無套褲漢确實比山嶽派更重視限價，百物昂貴和失業直接損害了他們的利益，物質利益在平民運動中所占的地位大大超過意識形态觀點和對未來的憧憬。
但是，他們強制推行的辦法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因為在人們的回憶中，這些辦法總是同物品匮乏和官僚主義的分配混亂聯系在一起。
此外，無産者紛紛反對限制工資；從這個角度看，那些從自由經濟制度得益最少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贊同自由經濟。
當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已面臨窮途末路的絕境時，巴貝夫和邦納羅蒂提出了共産主義是實現權利平等不可缺少的條件的主張。
但是，他們的預言仍帶有時代的烙印。
他們建議實行&ldquo土地法&rdquo，其目的是要把土地平分給耕作者，而并非主張集體生産。
他們的共産主義僅限于實行産品的社會化，這就等于把共和二年的經濟統制加以全面推廣。
在當時，唯有他們持這第三種方案。
雅各賓派的試驗足以使絕大部分資産者不再像在大革命前那樣樂善好施和對未來充滿樂觀，也不再像在革命最初幾個月那樣為維護第三等級的團結而鼓吹博愛。
缙紳們永遠忘不了經受的這場驚吓。
熱月九日标志着長時期的政治反動和社會反動的開始。
共和三年憲法恢複了選舉保證金制度，并特地給平等和所有權下了一個符合資産階級要求的定義。
在督政府統治期間，餘下的國有産業多數都落在資産階級的手裡。
共和七年風月十四日（1799年3月4日），共和國把君主時代典押的産業無償或廉價出讓給典據持有人，得到好處的也還是資産階級。
共和國本可以按照1793年7月17日法案收回那些因帶有封建語彙而已失效的土地租約，但這個方案長期議而不決。
但是，共和國卻強制拒不退佃的布列塔尼農民同意地主必要時可贖回租約。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租佃雙方洽商租約的新法律于果月十八日前由五百人院通過，又在果月十八日後被元老院通過。
資産階級在這類問題上總是意見一緻的。
鄉村居民的集體權再次引起争議，在樹林問題上尤其如此；瓜分村社公産已經停止。
司法改革略有改變：家庭會議被逐漸取消；治安法官的裁決逐漸減少；立案審理恢複了收費制度。
家庭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有人反對離婚，共和二年通過的便利離婚的法律被廢止；康巴塞雷斯指出，1793年關于準許私生子尋找生父的法律僅對過去有效，他提出的法典草案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父權和夫權，同時也限制了私生子的權利。
但是，反動并未走得太遠，因為缙紳内部也四分五裂：懷念舊制度的一些人不能原諒另一些人，堅持君主制的1789年革命者對共和派有很多不滿，并恨透了&ldquo弑君者&rdquo；督政府分子害怕新雅各賓派；許多革命者所共有的強烈反教會傾向更增加了混亂。
十、貧困化和戰争 當十八世紀行将結束時，絕大多數國民認為舊制度已一去而不複返，他們對政治生活和社會對抗也不再關心，資産階級已勝券在握。
青年人完全沒有1789年的激情。
他們不幸生長在動亂的年代，每當回顧童年時經曆的磨難，無不充滿着怨艾；這一代青年十分貪圖享樂，比通常的青年更加容易同他們的父輩對立。
許多成年人已對動亂感到厭倦；他們希望安享晚年和重見繁榮。
革命讓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革命使法國變窮了。
公共設施破敗不堪，即使巴黎的建築物和道路也年久失修。
死亡率上升了：據說，僅在軍隊中就有六十萬人死亡或失蹤。
共和國雖然把疆土擴展到了&ldquo天然邊界&rdquo，但它失去了殖民地，海上封鎖使法國出口額比1789年減少一半。
此外，為了保住新占領的土地，法國必須繼續打仗；在上一次戰役裡，法國丢失了整個意大利以及瑞士的一半，勉強避免了國土遭到入侵。
可是，人們的最大希望是先結束國外戰争，再結束内戰。
隻有軍需商和害怕英國競争的制造商才對敵對行動稱心如意。
即使在多次依靠軍隊渡過難關的督政府中，也有不少人主張為建立和平不惜放棄全部或部分兼并土地。
共和八年霧月二日（1799年10月23日），元老院否決了五百人院的一項議案，該議案提出對主張或支持割讓國土的人，以及對接受包含這類條件的人處以死刑。
波爾歇在反對該議案時直截了當地指出，在他看來，如果在談判過程中硬是不肯把部分同胞交給外國統治，那将是荒唐的。
霧月十日（10月31日），據說熱月黨人多弩在《十年》發表一篇文章，責備國民公會不該宣布共和國的邊界不可更改，因為這就等于宣布&ldquo把戰争無限期延長，直到所有法國人死光為止&rdquo。
這些對戰争已感厭倦的法國人認為，1793年共和派的英雄主義是可笑的蠢舉。
十一、霧月十八日事變的意義 除軍隊以外，革命的建設性業績尚未完成；人們對憲法的許多條款持有異議。
熱月九日後的反動仍未使憲法滿足資産階級的願望。
此外，共和三年憲法的自由化嘗試并不成功，督政府隻是用一些權宜之計彌補該憲法的缺陷，未能賦予制度以必要的效率。
最後，一年一度的選舉使督政府成員面臨被反革命派或被民主派排斥的危險。
他們在策劃新的政變時，首先就想到用聘任制代替選舉制，以便穩掌政權。
反對派指責他們企圖玩弄花招謀取&ldquo終身職務&rdquo，這确實正中他們的要害。
這夥人其實并不單純為自己謀利：反革命派或民主派的勝利會使整個資産階級受害。
因此，霧月十八日事變，或更确切地說，霧月十九日事變，在曆史的遠景中具有廣闊的意義，因為它更加符合法國當時的社會發展，波拿巴的上台又為它增添了光彩。
當時的形勢使波拿巴政變變成軍事獨裁，而波拿巴的大權在握又對資産階級十分有利。
沒有霧月黨的幫助，波拿巴不能建立和鞏固其政權；但是，為了登上皇位，他又必須擺脫對霧月黨的依賴。
波拿巴因此與教會重歸于好，大赦流亡者，任用所有願意投靠他的人，不論他們是貴族或資産者，是王黨或共和分子。
這樣，他促使了當時統治階級的不同派别達成暫時的團結，而他則以監護人身份，督促這個階級根據他的意願創建體制和制訂法典，并讓其成員擔任國家和各級行政機構的高級官員，以便加快經濟複興，鞏固階級統治，進而實現資産階級在1789年所确定的最終目标和完成大革命的任務。
内戰終于結束，歐洲和平也一度實現，而法國的占領地和殖民地卻未受絲毫損失，波拿巴的深得人心與此關系甚大。
然而，霧月黨人對波拿巴的專橫跋扈和耽于幻想卻估計不足。
他們以為波拿巴在處理政務時會同他們協商一緻，而波拿巴對他們卻不予理睬；他甚至剝奪資産階級起碼的自由。
最令人失望的是，他竟越過&ldquo天然邊界&rdquo重啟戰端，肆無忌憚地和無限期地把戰争進行下去，終于把國家引向了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