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國革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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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精神沒有被磨滅：軍人隻要具有智慧和勇敢就能求得晉升，知識尚在其次。
混編仍是軍隊的一大特點。
新兵入伍後不過兵營生活，立即開赴前線參加戰鬥。
革命軍隊的以上特點決定了必須改變作戰方法。
首先，在戰術方面，義勇軍的主動精神是個始終起作用的因素。
當然，騎兵不能不經過長期的訓練；法國騎兵盡管在督政府期間有所進步，但直到帝國期間仍不如奧軍。
戰略方面需要革新之處更多。
卡諾的戰略思想還不完善，波拿巴在意大利一戰僅初露頭角；在這以後，戰略進步暫告停止，1799年戰役幾乎使前功盡棄。
一切還有待于拿破侖的天才，由革命錘煉的軍隊隻是在拿破侖的戰略思想指導下才所向披靡。
帝國期間的幾次戰役充分地顯示了這支軍隊具有攻無不克的威力。
六、民族的統一 法國革命的破壞或建設從多方面完善了民族的統一，正因為如此，它在法國曆史上起着承前啟後的作用。
國内各地區之間的隔閡從此被打破了。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全體居民都要服從國家和統一的行政機構。
國内從此不再有重重關卡，在交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民族市場業已形成。
法國同外國的邊界已明确劃定：鄰國的領主和主教失去了他們在法國的封建權和司法權。
随着&ldquo樊籬&rdquo已撤至政治邊界，阿爾薩斯和洛林停止了同德意志方面的交往，緊密地同法國經濟結合在一起。
第三等級以聯盟的形式團結在國民議會的周圍，這對促進民族統一是個十分重要的心理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畢竟是國民軍的建立及其進行的戰争和取得的勝利。
從物質方面看，許多人因為當兵或因為形勢所迫而離開家鄉，這使他們對曆來一無所知的法國其他地區開始有所了解。
但是，必須承認，民族統一的任務至此尚未完成。
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調還有待完善。
法典的編纂工作幾乎完全沒有開始。
對公民教育至關重要的初等教育體制尚未建立。
至于統一市場，盡管陳情書早已提出了統一度量衡的要求，這項工作至今仍未完成。
制憲議會曾委托一個委員會就此問題作專門研究，該委員會于1791年3月19日提出了兩項新的基本原則：采取十進位制和以科學觀測為基礎。
根據第二項原則，丈量單位将等于地球子午線的四分之一的一個整分數（即千萬分之一），稱作&ldquo米&rdquo，而整個度量體系則稱作&ldquo米達制&rdquo。
重量單位&ldquo克&rdquo将由一立方厘米的蒸餾水在特定條件下測出。
其實，在測量必然不甚精确的條件下，即使以自然物體為依據，人們也隻能得出約定俗成的單位。
十進位制的确是個合理而方便的創造。
丈量子午線于1792年開始；科學院于同年列出了明細表。
十進位制後來出現了一個缺口：國民公會于1793年8月1日确定貨币單位為&ldquo法郎&rdquo，相當于十克銀的價值；但國民公會于共和三年熱月二十八日（1795年8月15日）将法郎貶值一半，使之大緻等于舊制度時的&ldquo裡佛&rdquo，其目的顯然是為了照顧習慣，使傳統的貨币單位能永遠保留。
直到督政府結束時，整個計量制度還沒有完全确定，這方面的事也留待執政府去完成。
此外，推廣法語仍無進展。
十八世紀的世界主義以及所謂民族以自願結合為原則的觀點最初并末使革命者關心語言問題，地方自治的自由主義傾向也促使他們對推廣法語不感興趣。
相反，制憲議會于1790年1月14日命令把各項法令翻譯成在王國中使用的各種方言。
國民公會在推行民族戰争時才改變了主意；有人甚至指責，主要為教會所堅持的方言俚語會助長反革命；國民公會的特派代表，特别是派往阿爾薩斯的聖茹斯特，對方言俚語持反對态度。
共和二年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根據巴雷爾的提議，國民公會決定今後的政府文件和公證文書一概使用法語起草，私人文書也須用法語起草才能歸檔。
國民公會還規定，在使用方言的各州，每個市鎮必須在十天内接受一名教法語的小學教師。
格雷古瓦走得更遠，他于牧月十六日（6月4日）建議議會讓各機關團體努力取消俚語，他的請求沒有被采納。
雨月八日法令能否執行顯然取決于小學教師，而在熱月九日後，這項法令便被束之高閣。
法語的推廣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應歸功于中心學校（以及後來的公、私立中學）的建立以及國家的行政統一和經濟統一。
然而，就在民族統一日趨完成時，内戰卻使少數法國人離開了本國，他們是流亡者及其親屬，還有頑固派神甫，照共和六年的法律的說法，其中大多數是貴族。
實行大赦固然能使他們回國，但可以預見，回來的人隻會在表面上敷衍新政權，而暗中準備東山再起。
總之，如果把目光放遠些，人們很容易會看到，利害沖突将随事态發展而加劇，并最終導緻勢不兩立，宗教對立、政治對立、社會對立以及傳統和理性主義的對立使新法國比舊法國在精神上更加四分五裂。
七、知識生活 革命黨在不同程度上全都堅信理性主義原則。
共和二年葡月十一日（1793年10月2日），國民公會給予笛卡爾配享先賢祠的榮譽。
孔多塞于1794年寫下了《論人類精神的進步》一書，這部堪稱十八世紀思想的最高體現的著作雖然遭到取締，卻表明作者對人類的命運充滿着信心。
自然神論的形而上學絲毫沒有喪失其影響，隻是以尋求道德（羅伯斯庇爾等人主張還應加上感情或希望）的立論依據的實用主義形式而出現。
沃爾内在1791年的《廢墟》一書中指出，在專制政治和神權政治下的各個帝國因放棄了自然宗教而最終紛紛滅亡。
沃爾内于1793年發表了《公民的教義問答》，主張實行對最高主宰的崇拜、旬末禮拜和有神博愛教。
到了督政府時期，以法蘭西學院為基地的&ldquo觀念學派&rdquo為使認識完全得到實證，牽強附會地使用經驗科學的研究方法（不考慮經驗科學家對此作何感想），硬是把認識拉回到感性世界的邊緣。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主張采用觀測的方法來确定觀念的形成過程：觀念學派便因此而得名。
卡巴尼斯醫生首創了經驗心理學，在薩爾佩特裡埃研究精神病的皮内爾于1798年發表了有關病理心理學的第一部著作。
在他們看來，道德是一門旨在研究倫理的科學。
讓格内和福利埃爾把曆史批判主義應用于研究文學和藝術。
斯塔爾夫人于1800年出版了《論文學與社會建制的關系》。
迪皮伊于1794年在其《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試圖把曆史批判主義方法推廣應用于宗教史。
不斷進步中的科學成了理性主義的堡壘。
拉格朗日、勒讓德爾、拉普拉斯等數學家推動了函數分析的發展，為法國在代數、幾何、機械力學和天文學等方面争得榮譽。
蒙日的畫法幾何學創立于1799年，拉普拉斯于1796年出版的《宇宙體系解說》使傳統的機械力學達到了頂點，直到二十世紀仍無匹敵。
物理學至此還沒有出現大科學家。
化學的創始人拉瓦錫雖不幸去世，但貝爾托萊和其他化學家都還健在。
在自然博物館講課的有居維葉、若弗魯瓦·聖&ndash伊萊爾和拉馬克等，但他們關于物種進化的争論尚未開始。
憎惡革命的思想家普遍把理性主義&mdash&mdash即使停留在唯靈論和多神論&mdash&mdash看作是罪魁禍首。
他們背叛了啟蒙哲學，主張回到傳統和啟示宗教那裡去：拉哈爾普已淪為信仰主義者，豐塔納則大談其社會功利。
在流亡的知識界中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
博納德和梅斯特爾正是在國外于1796年發表了他們最早的著作。
他們步伯克之後塵，歪曲經驗理性主義，為傳統辯護，後來被十九世紀的反革命奉為至聖先師，但他們在督政府時期尚未出名。
巴呂埃爾教士于1797年所寫的《雅各賓主義的曆史回顧》較快地取得了成功，作者企圖把大革命說成是共濟會搞的陰謀。
在思想界，同理性主義作對的主要是盧梭的影響：盡管盧梭的政治理論業已聲譽掃地，人們欣賞他作品中所表現出的纏綿悱恻和多愁善感；其實，盧梭隻是崇尚直觀，并不贊成精神至上。
那些對革命心懷不滿的人，那些責備理性主義不能給他們帶來感情安慰的人&mdash&mdash每當時運不佳，人們總是要尋找精神寄托&mdash&mdash，大多把哲學思辨看得無足輕重，因而容易倒向傳統宗教或形形色色的神秘主義的一邊。
天主教會在竭力恢複其已被大大削弱的影響（削弱的原因前面已經談到）。
教會的四分五裂妨礙着這種努力。
原有的憲政派教會始終存在，還有四十四名主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格雷古瓦。
他們于1797年舉行了一次全國主教會議，出版《宗教年鑒》刊物。
羅馬教神甫拼命反對憲政派，但其内部也不團結。
以布洛涅教士為首的不妥協派出版《教會年鑒》，譴責以愛默裡教士為首的順從派（順從派也有自己的報紙，即西卡爾教士主辦的《宗教年鑒》），對那些在果月十八日後宣誓仇恨王政的&ldquo仇恨派&rdquo更大肆攻擊。
但是，不再受教會紀律約束的人在思想上并不一定信奉理性主義；他們對以神怪為中心的宇宙觀十分留戀，不加選擇地接受五花八門的神秘主義學說，其統稱即是&ldquo光明異端派&rdquo。
聖馬丁尚未去世，阿爾薩斯和裡昂是神秘主義的兩個活動中心。
此外，預言和通靈的巫師不時出現；蘇珊娜·拉布魯斯在大革命初年招收了一些愚民為門徒，卡特琳娜·苔奧在恐怖的巴黎也這樣做。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兩種思想方法絕對地看作是對待大革命态度的分野。
庫爾諾曾指出，大多數法國人不能理解黨派鬥争中錯綜複雜的和細微曲折的變化，卻分成具有截然不同觀點的兩個對立陣營。
他們或者擁護革命，或者反對革命；家庭的傳統，加上學校教育、私人關系乃至職業影響，促使兩派的對立變得根深蒂固。
何況，觀念的沖突在1789年前業已開始，它的延續隻是順理成章而已。
以上情形在語言方面也有所表現。
在革命初年，語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總是同複興、進步、造福社會等觀念相聯系的某些詞，由于人們懷有的希望和熱情在含義上有所擴大，并充滿激情。
例如，貴族、獨裁者、暴君、封建制、舊制度、革命等詞具有時代的感情色彩；法律、憲法、公民等詞能給人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這種感覺不久便消失了；但也有的詞，如民族、祖國等，始終保持崇高的價值。
由于感情沖動，人們毫無節制地使用誇張、狂熱和過激的言辭，從而産生一些令人不可忘懷的奇談怪論：&ldquo你們同勝利締約了嗎？&rdquo&mdash&mdash&ldquo不，我們同死亡締了約。
&rdquo平民的言談一度使傳統的語言受到影響：這種狀況推動了簡單過去時和虛拟式未完成時的衰退，盡管這兩種時态在議會演說中仍照常使用。
總的說來，發展的連續性占着主導地位。
除個别例外，革命家們都曾上過私立中學，他們力求字斟句酌，遵守語言規範。
他們從教義問答和共濟會術語中借用詞彙以及類比、轉喻、暗喻等修辭形式，大量引證古代作家的作品，迎合近幾十年來流行的多愁善感的風格。
在霧月十八日前，不守語言規範已被當作是雅各賓派和無套褲漢的恥辱，因而越來越少見了。
大革命開創了政論文、政治新聞等新的文學形式，向作家提供了新的題材：安德烈·謝尼埃寫的是網球場，他的兄弟卻寫了查理九世，法布爾·代格朗丁寫了《菲蘭特》。
除了雜志、小冊子、遊行和慶典外，人們還用戲劇作為宣傳手段：一些活報劇應運而生，其内容都猛烈抨擊貴族、國王和教會，在熱月九日後轉而反對雅各賓派；這些劇本毫無成就可言，其中演出時間最長的《自由祭》無疑是最為重要的。
在督政府末年，大演說家已紛紛去世，留下的任何一名時論作家都不能與德穆蘭同日而語。
古典的文藝形式和千篇一律的題材占着統治地位；一些小有文采而無天才的作家，如杜西、阿爾諾、昂德裡厄、德裡爾和勒勃倫&ndash潘達爾保持着古典文學的傳統。
但古典主義正在消亡中，使古典主義得以誕生的社會已經滅亡，其影響也日趨削弱。
新富人和小資産者因未上過中學，欣賞不了古典主義的文學靈感，也理解不了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典故。
他們更喜歡畢克塞雷古和杜克萊&ndash杜米尼的傳奇劇&mdash&mdash最早的浪漫主義戲劇。
貝爾納丹·德·聖皮埃爾于1787年創作的《保爾和薇吉妮》始終獲得讀者的熱情歡迎。
特雷桑伯爵的仿古行呤詩體因配有小曲和木刻而廣為風行，預示着浪漫主義對中世紀的留戀。
外國的浪漫主義作家也開始使法國讀者入迷，麥克孚生于三十年前編造的《莪相詩歌》在督政府時期獲得空前的成功。
舊制度末期的複古傾向未能讓文學面目一新：安德烈·謝尼埃的仿希臘詩歌尚未問世。
但複古傾向卻使革命時期的演說家和時論作家更加懷念過去的中學。
這種狀況在督政府時期仍繼續存在。
在繪畫和雕塑方面，複古傾向也十分頑固。
人們或許會說，藝術教育和藝術創作中的繼承性肯定會因文物遭到破壞而受到損害。
其實，曆屆議會有時雖放任不管，但畢竟也采取了一些制止措施。
制憲議會設立了&ldquo文物委員會&rdquo，專門負責保護文物；後來的國民公會于1793年12月18日成立了&ldquo臨時藝術委員會&rdquo，代替了&ldquo文物委員會&rdquo；格雷古瓦曾多次提出報告，要求制止對文物的破壞。
國立圖書館、國家檔案館、盧浮宮博物館和亞曆山大·勒努瓦領導的自然博物館、法國文物館都收集和保存了不少曆史文獻和藝術珍品。
随着畫院和羅馬法蘭西學院的消失，由大衛領導的一大批藝術家終于獲得了解放，這同時也預示着，藝術意境和創作技術從此将面目一新。
繪畫家和雕塑家都從當時發生的事件中取得靈感和題材，大衛的《網球場的宣誓》和《馬拉之死》等傑作就足以證明。
在大衛的推動下，藝術家們組織了慶典：1793年8月10日的複興節、共和二年牧月二十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節都極其出色地表現了革命的精神狀态。
人們可以認為，大衛在1789年前後展出的曆史畫《賀拉斯兄弟盟誓》和《處死自己的兒子布魯特斯》中對公民盡忠報國的歌頌，同革命的精神狀态也完全合拍。
然而，傳統沒有喪失自己的權利。
弗拉戈納爾、烏東、克洛迪翁、帕儒始終忠于十八世紀的藝術。
大衛一派在1789年前具有的那種複古和重畫面輕色彩的特征仍保持了自己的魅力。
古羅馬建築藝術在革命節日的裝飾中仍占重要的地位。
在督政府時期，為古典主義所特别推崇的曆史畫再次以古代題材為楷模：大衛就是于1799年展出了《薩比納》一畫。
錢拉、吉羅代和格羅尚未脫穎而出，普呂東也尚未成名。
複古風尚使亞曆山大藝術以及所謂伊特魯立亞圖案或埃及圖案深受歡迎，因而在裝飾和家具方面，沒落中的舊制度的傳統竟同時得以保存，并為&ldquo帝國風格&rdquo的出現做好準備。
正如&ldquo路易十六風格&rdquo一樣，&ldquo督政府風格&rdquo是多種風格的混合物。
同文學和塑雕藝術相比，音樂更容易被革命熱情所感染。
戈賽克、梅烏爾和格雷特裡為革命節日譜寫了贊歌；直到督政府時期，這類歌曲仍有新的創作。
共和派總是用自己的歌聲壓倒《人民覺醒報》，著名的《馬賽曲》（魯日·德·裡爾詞曲）和《出征歌》（梅烏爾曲，瑪麗&ndash約瑟夫·謝尼埃詞）在革命後經久流傳。
但是，在室内音樂和詠歎喜劇方面，傳統勢力還很強大：格雷特裡和德萊拉克仍然健在。
八、新社會 同舊社會相比，霧月十八日前的新社會的一個明顯特征是天主教僧侶的消沉。
他們過去人數衆多，備受尊敬，有錢有勢，現在不但陷于貧困，流落異鄉，而且被督政府當作嫌疑犯和敵人對待，世俗化的國家隻允許教會享有教徒所承認的精神權威。
暫且，貴族的命運似乎并不比他們強。
門第和封号雖然已被取消，但前貴族仍保持一定的潛在影響，此外，這種影響的物質源泉并未完全枯竭。
有些貴族家庭，例如費裡埃爾侯爵家，照常過着傭仆成群的生活，他們受到傭仆的暗中保護，或至多受到逮捕或臨時騷擾，但地産卻未受任何觸動。
一些流亡者的妻子甚至用假離婚的辦法，保住自己的陪嫁或原丈夫的遺産。
一些回國的流亡者，不論是否已在戶籍冊除名，竟在白色恐怖時期脅迫别人歸還他們原有的産業，更多的是借他人之名贖回産業。
此外，還有不少居鄉貴族仍為共和國效力。
大革命對資産階級有利，這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有利的程度對所有人卻并不完全一樣。
那些以&ldquo家景頗豐、生活闊綽&rdquo自誇的資産者如今不再趾高氣揚了：他們開始滿足于&ldquo年金收入者&rdquo、&ldquo土地出租者&rdquo這類更符合他們社會出身和社會身份的名稱。
舊制度時期的一些資産者或者因反對革命，或者因停留在1789年階段和主張君主立憲，最後被人當作貴族看待。
其中，有些流亡國外，喪失了家産，甚至讓親屬受到牽累；另一些在果月十八日後仍被資産階級共和派視為嫌疑分子。
明哲保身的資産者也因取消行會、增收革命捐稅、攤派公債和通貨膨脹而受到财産損失。
對商人說來，除了部分地受到以上幾方面的損失外，還因經濟統制而吃盡苦頭，隻要戰争不停和信貸緊缺，他們不能期望以往的繁榮。
由于英國封鎖海洋和攔截商船，尤其由于殖民地的丢失，遠洋貿易瀕臨破産。
資産階級的優勢地位未受動搖。
貨币混亂帶來的後果不像今天那樣普遍，因為動産在整個國家富源中隻占較小的地位。
地主保留着他們的土地，一旦貨币恢複正常，便能重新獲得收入。
在督政府末期，物價下降使資産階級陷于困境，但這類有得有失的事在任何時候都會出現。
何況，許多資産者顯然通過購買國有産業和參加共和四年風月二十八日法開創的分贓彌補了損失。
商人有更多的機遇，因為他們在日常活動中學會了投機，他們留在或流向國外的資金在原封未動地收回後，無論用于資助督政府或向國家供應貨物，都能獲取利潤。
例如，培勒戈和雷卡米埃等銀行家，佩裡埃兄弟和沙普塔爾等制造商都能逢兇化吉，甚至撈得油水。
另一位被稱為&ldquo貴人&rdquo的佩裡埃在舊制度末年曾是多菲内工商界的巨頭，并于1788年在維齊爾鄉墅接待了革命解放的創導者，他趕上了種種機遇，後來使他的家族成為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政治生活中享有盛名的一個大家族。
可見，資産階級隻是喪失了自己的部分代表，包括一些傑出的代表在内，階級的内在結構也有所變化。
不從事生産而依靠官職或祖業為生的那部分資産者，如年金收入者、舊軍官、國家官吏、法律界人士等，雖然他們的地位并未真正動搖，但已不如舊制度下那麼富裕。
關于這一點，我們今天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他們從思想上為大革命作了準備，提出了革命的原則，充當了革命的領導，最後卻發現自己的領導地位逐漸被操縱經濟活動的新富人所取代，因為這些新富人正購置地産，在缙紳中擴大影響和提高聲望。
從另方面看，資産階級的地位也随着新富人加入自己的行列而更加鞏固。
當然，這些暴發戶的類型也有不同。
最大多數的暴發戶原是舊制度下所謂平民出身的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他們利用機會買下了自己的住房、城裡的其他房屋和市郊的土地。
投機活動總是對中間商（特别是糧商和磨坊主）十分有利。
個别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擠進了批發商和制造商的行列，大多數則沿着普通的道路向前發展：在商業和财産都得到擴大後，他們自己感到心滿意足，他們的進過中學的兒子如果不繼承父業，便進入行政機關或從事自由職業。
他們竭力利用聯姻、關系和習俗的途徑取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正因為如此，他們對納稅人選舉制并不反感。
文學家、時論作家、演員、藝術家和教授确實通過大革命提高了他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隻要能夠功成名就，他們自然樂于為統治階級服務。
可以說，統治階級也變得比以
混編仍是軍隊的一大特點。
新兵入伍後不過兵營生活，立即開赴前線參加戰鬥。
革命軍隊的以上特點決定了必須改變作戰方法。
首先，在戰術方面，義勇軍的主動精神是個始終起作用的因素。
當然，騎兵不能不經過長期的訓練；法國騎兵盡管在督政府期間有所進步，但直到帝國期間仍不如奧軍。
戰略方面需要革新之處更多。
卡諾的戰略思想還不完善，波拿巴在意大利一戰僅初露頭角；在這以後，戰略進步暫告停止，1799年戰役幾乎使前功盡棄。
一切還有待于拿破侖的天才，由革命錘煉的軍隊隻是在拿破侖的戰略思想指導下才所向披靡。
帝國期間的幾次戰役充分地顯示了這支軍隊具有攻無不克的威力。
六、民族的統一 法國革命的破壞或建設從多方面完善了民族的統一，正因為如此，它在法國曆史上起着承前啟後的作用。
國内各地區之間的隔閡從此被打破了。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全體居民都要服從國家和統一的行政機構。
國内從此不再有重重關卡，在交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民族市場業已形成。
法國同外國的邊界已明确劃定：鄰國的領主和主教失去了他們在法國的封建權和司法權。
随着&ldquo樊籬&rdquo已撤至政治邊界，阿爾薩斯和洛林停止了同德意志方面的交往，緊密地同法國經濟結合在一起。
第三等級以聯盟的形式團結在國民議會的周圍，這對促進民族統一是個十分重要的心理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畢竟是國民軍的建立及其進行的戰争和取得的勝利。
從物質方面看，許多人因為當兵或因為形勢所迫而離開家鄉，這使他們對曆來一無所知的法國其他地區開始有所了解。
但是，必須承認，民族統一的任務至此尚未完成。
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調還有待完善。
法典的編纂工作幾乎完全沒有開始。
對公民教育至關重要的初等教育體制尚未建立。
至于統一市場，盡管陳情書早已提出了統一度量衡的要求，這項工作至今仍未完成。
制憲議會曾委托一個委員會就此問題作專門研究，該委員會于1791年3月19日提出了兩項新的基本原則：采取十進位制和以科學觀測為基礎。
根據第二項原則，丈量單位将等于地球子午線的四分之一的一個整分數（即千萬分之一），稱作&ldquo米&rdquo，而整個度量體系則稱作&ldquo米達制&rdquo。
重量單位&ldquo克&rdquo将由一立方厘米的蒸餾水在特定條件下測出。
其實，在測量必然不甚精确的條件下，即使以自然物體為依據，人們也隻能得出約定俗成的單位。
十進位制的确是個合理而方便的創造。
丈量子午線于1792年開始；科學院于同年列出了明細表。
十進位制後來出現了一個缺口：國民公會于1793年8月1日确定貨币單位為&ldquo法郎&rdquo，相當于十克銀的價值；但國民公會于共和三年熱月二十八日（1795年8月15日）将法郎貶值一半，使之大緻等于舊制度時的&ldquo裡佛&rdquo，其目的顯然是為了照顧習慣，使傳統的貨币單位能永遠保留。
直到督政府結束時，整個計量制度還沒有完全确定，這方面的事也留待執政府去完成。
此外，推廣法語仍無進展。
十八世紀的世界主義以及所謂民族以自願結合為原則的觀點最初并末使革命者關心語言問題，地方自治的自由主義傾向也促使他們對推廣法語不感興趣。
相反，制憲議會于1790年1月14日命令把各項法令翻譯成在王國中使用的各種方言。
國民公會在推行民族戰争時才改變了主意；有人甚至指責，主要為教會所堅持的方言俚語會助長反革命；國民公會的特派代表，特别是派往阿爾薩斯的聖茹斯特，對方言俚語持反對态度。
共和二年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根據巴雷爾的提議，國民公會決定今後的政府文件和公證文書一概使用法語起草，私人文書也須用法語起草才能歸檔。
國民公會還規定，在使用方言的各州，每個市鎮必須在十天内接受一名教法語的小學教師。
格雷古瓦走得更遠，他于牧月十六日（6月4日）建議議會讓各機關團體努力取消俚語，他的請求沒有被采納。
雨月八日法令能否執行顯然取決于小學教師，而在熱月九日後，這項法令便被束之高閣。
法語的推廣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應歸功于中心學校（以及後來的公、私立中學）的建立以及國家的行政統一和經濟統一。
然而，就在民族統一日趨完成時，内戰卻使少數法國人離開了本國，他們是流亡者及其親屬，還有頑固派神甫，照共和六年的法律的說法，其中大多數是貴族。
實行大赦固然能使他們回國，但可以預見，回來的人隻會在表面上敷衍新政權，而暗中準備東山再起。
總之，如果把目光放遠些，人們很容易會看到，利害沖突将随事态發展而加劇，并最終導緻勢不兩立，宗教對立、政治對立、社會對立以及傳統和理性主義的對立使新法國比舊法國在精神上更加四分五裂。
七、知識生活 革命黨在不同程度上全都堅信理性主義原則。
共和二年葡月十一日（1793年10月2日），國民公會給予笛卡爾配享先賢祠的榮譽。
孔多塞于1794年寫下了《論人類精神的進步》一書，這部堪稱十八世紀思想的最高體現的著作雖然遭到取締，卻表明作者對人類的命運充滿着信心。
自然神論的形而上學絲毫沒有喪失其影響，隻是以尋求道德（羅伯斯庇爾等人主張還應加上感情或希望）的立論依據的實用主義形式而出現。
沃爾内在1791年的《廢墟》一書中指出，在專制政治和神權政治下的各個帝國因放棄了自然宗教而最終紛紛滅亡。
沃爾内于1793年發表了《公民的教義問答》，主張實行對最高主宰的崇拜、旬末禮拜和有神博愛教。
到了督政府時期，以法蘭西學院為基地的&ldquo觀念學派&rdquo為使認識完全得到實證，牽強附會地使用經驗科學的研究方法（不考慮經驗科學家對此作何感想），硬是把認識拉回到感性世界的邊緣。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主張采用觀測的方法來确定觀念的形成過程：觀念學派便因此而得名。
卡巴尼斯醫生首創了經驗心理學，在薩爾佩特裡埃研究精神病的皮内爾于1798年發表了有關病理心理學的第一部著作。
在他們看來，道德是一門旨在研究倫理的科學。
讓格内和福利埃爾把曆史批判主義應用于研究文學和藝術。
斯塔爾夫人于1800年出版了《論文學與社會建制的關系》。
迪皮伊于1794年在其《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試圖把曆史批判主義方法推廣應用于宗教史。
不斷進步中的科學成了理性主義的堡壘。
拉格朗日、勒讓德爾、拉普拉斯等數學家推動了函數分析的發展，為法國在代數、幾何、機械力學和天文學等方面争得榮譽。
蒙日的畫法幾何學創立于1799年，拉普拉斯于1796年出版的《宇宙體系解說》使傳統的機械力學達到了頂點，直到二十世紀仍無匹敵。
物理學至此還沒有出現大科學家。
化學的創始人拉瓦錫雖不幸去世，但貝爾托萊和其他化學家都還健在。
在自然博物館講課的有居維葉、若弗魯瓦·聖&ndash伊萊爾和拉馬克等，但他們關于物種進化的争論尚未開始。
憎惡革命的思想家普遍把理性主義&mdash&mdash即使停留在唯靈論和多神論&mdash&mdash看作是罪魁禍首。
他們背叛了啟蒙哲學，主張回到傳統和啟示宗教那裡去：拉哈爾普已淪為信仰主義者，豐塔納則大談其社會功利。
在流亡的知識界中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
博納德和梅斯特爾正是在國外于1796年發表了他們最早的著作。
他們步伯克之後塵，歪曲經驗理性主義，為傳統辯護，後來被十九世紀的反革命奉為至聖先師，但他們在督政府時期尚未出名。
巴呂埃爾教士于1797年所寫的《雅各賓主義的曆史回顧》較快地取得了成功，作者企圖把大革命說成是共濟會搞的陰謀。
在思想界，同理性主義作對的主要是盧梭的影響：盡管盧梭的政治理論業已聲譽掃地，人們欣賞他作品中所表現出的纏綿悱恻和多愁善感；其實，盧梭隻是崇尚直觀，并不贊成精神至上。
那些對革命心懷不滿的人，那些責備理性主義不能給他們帶來感情安慰的人&mdash&mdash每當時運不佳，人們總是要尋找精神寄托&mdash&mdash，大多把哲學思辨看得無足輕重，因而容易倒向傳統宗教或形形色色的神秘主義的一邊。
天主教會在竭力恢複其已被大大削弱的影響（削弱的原因前面已經談到）。
教會的四分五裂妨礙着這種努力。
原有的憲政派教會始終存在，還有四十四名主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格雷古瓦。
他們于1797年舉行了一次全國主教會議，出版《宗教年鑒》刊物。
羅馬教神甫拼命反對憲政派，但其内部也不團結。
以布洛涅教士為首的不妥協派出版《教會年鑒》，譴責以愛默裡教士為首的順從派（順從派也有自己的報紙，即西卡爾教士主辦的《宗教年鑒》），對那些在果月十八日後宣誓仇恨王政的&ldquo仇恨派&rdquo更大肆攻擊。
但是，不再受教會紀律約束的人在思想上并不一定信奉理性主義；他們對以神怪為中心的宇宙觀十分留戀，不加選擇地接受五花八門的神秘主義學說，其統稱即是&ldquo光明異端派&rdquo。
聖馬丁尚未去世，阿爾薩斯和裡昂是神秘主義的兩個活動中心。
此外，預言和通靈的巫師不時出現；蘇珊娜·拉布魯斯在大革命初年招收了一些愚民為門徒，卡特琳娜·苔奧在恐怖的巴黎也這樣做。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兩種思想方法絕對地看作是對待大革命态度的分野。
庫爾諾曾指出，大多數法國人不能理解黨派鬥争中錯綜複雜的和細微曲折的變化，卻分成具有截然不同觀點的兩個對立陣營。
他們或者擁護革命，或者反對革命；家庭的傳統，加上學校教育、私人關系乃至職業影響，促使兩派的對立變得根深蒂固。
何況，觀念的沖突在1789年前業已開始，它的延續隻是順理成章而已。
以上情形在語言方面也有所表現。
在革命初年，語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總是同複興、進步、造福社會等觀念相聯系的某些詞，由于人們懷有的希望和熱情在含義上有所擴大，并充滿激情。
例如，貴族、獨裁者、暴君、封建制、舊制度、革命等詞具有時代的感情色彩；法律、憲法、公民等詞能給人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這種感覺不久便消失了；但也有的詞，如民族、祖國等，始終保持崇高的價值。
由于感情沖動，人們毫無節制地使用誇張、狂熱和過激的言辭，從而産生一些令人不可忘懷的奇談怪論：&ldquo你們同勝利締約了嗎？&rdquo&mdash&mdash&ldquo不，我們同死亡締了約。
&rdquo平民的言談一度使傳統的語言受到影響：這種狀況推動了簡單過去時和虛拟式未完成時的衰退，盡管這兩種時态在議會演說中仍照常使用。
總的說來，發展的連續性占着主導地位。
除個别例外，革命家們都曾上過私立中學，他們力求字斟句酌，遵守語言規範。
他們從教義問答和共濟會術語中借用詞彙以及類比、轉喻、暗喻等修辭形式，大量引證古代作家的作品，迎合近幾十年來流行的多愁善感的風格。
在霧月十八日前，不守語言規範已被當作是雅各賓派和無套褲漢的恥辱，因而越來越少見了。
大革命開創了政論文、政治新聞等新的文學形式，向作家提供了新的題材：安德烈·謝尼埃寫的是網球場，他的兄弟卻寫了查理九世，法布爾·代格朗丁寫了《菲蘭特》。
除了雜志、小冊子、遊行和慶典外，人們還用戲劇作為宣傳手段：一些活報劇應運而生，其内容都猛烈抨擊貴族、國王和教會，在熱月九日後轉而反對雅各賓派；這些劇本毫無成就可言，其中演出時間最長的《自由祭》無疑是最為重要的。
在督政府末年，大演說家已紛紛去世，留下的任何一名時論作家都不能與德穆蘭同日而語。
古典的文藝形式和千篇一律的題材占着統治地位；一些小有文采而無天才的作家，如杜西、阿爾諾、昂德裡厄、德裡爾和勒勃倫&ndash潘達爾保持着古典文學的傳統。
但古典主義正在消亡中，使古典主義得以誕生的社會已經滅亡，其影響也日趨削弱。
新富人和小資産者因未上過中學，欣賞不了古典主義的文學靈感，也理解不了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典故。
他們更喜歡畢克塞雷古和杜克萊&ndash杜米尼的傳奇劇&mdash&mdash最早的浪漫主義戲劇。
貝爾納丹·德·聖皮埃爾于1787年創作的《保爾和薇吉妮》始終獲得讀者的熱情歡迎。
特雷桑伯爵的仿古行呤詩體因配有小曲和木刻而廣為風行，預示着浪漫主義對中世紀的留戀。
外國的浪漫主義作家也開始使法國讀者入迷，麥克孚生于三十年前編造的《莪相詩歌》在督政府時期獲得空前的成功。
舊制度末期的複古傾向未能讓文學面目一新：安德烈·謝尼埃的仿希臘詩歌尚未問世。
但複古傾向卻使革命時期的演說家和時論作家更加懷念過去的中學。
這種狀況在督政府時期仍繼續存在。
在繪畫和雕塑方面，複古傾向也十分頑固。
人們或許會說，藝術教育和藝術創作中的繼承性肯定會因文物遭到破壞而受到損害。
其實，曆屆議會有時雖放任不管，但畢竟也采取了一些制止措施。
制憲議會設立了&ldquo文物委員會&rdquo，專門負責保護文物；後來的國民公會于1793年12月18日成立了&ldquo臨時藝術委員會&rdquo，代替了&ldquo文物委員會&rdquo；格雷古瓦曾多次提出報告，要求制止對文物的破壞。
國立圖書館、國家檔案館、盧浮宮博物館和亞曆山大·勒努瓦領導的自然博物館、法國文物館都收集和保存了不少曆史文獻和藝術珍品。
随着畫院和羅馬法蘭西學院的消失，由大衛領導的一大批藝術家終于獲得了解放，這同時也預示着，藝術意境和創作技術從此将面目一新。
繪畫家和雕塑家都從當時發生的事件中取得靈感和題材，大衛的《網球場的宣誓》和《馬拉之死》等傑作就足以證明。
在大衛的推動下，藝術家們組織了慶典：1793年8月10日的複興節、共和二年牧月二十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節都極其出色地表現了革命的精神狀态。
人們可以認為，大衛在1789年前後展出的曆史畫《賀拉斯兄弟盟誓》和《處死自己的兒子布魯特斯》中對公民盡忠報國的歌頌，同革命的精神狀态也完全合拍。
然而，傳統沒有喪失自己的權利。
弗拉戈納爾、烏東、克洛迪翁、帕儒始終忠于十八世紀的藝術。
大衛一派在1789年前具有的那種複古和重畫面輕色彩的特征仍保持了自己的魅力。
古羅馬建築藝術在革命節日的裝飾中仍占重要的地位。
在督政府時期，為古典主義所特别推崇的曆史畫再次以古代題材為楷模：大衛就是于1799年展出了《薩比納》一畫。
錢拉、吉羅代和格羅尚未脫穎而出，普呂東也尚未成名。
複古風尚使亞曆山大藝術以及所謂伊特魯立亞圖案或埃及圖案深受歡迎，因而在裝飾和家具方面，沒落中的舊制度的傳統竟同時得以保存，并為&ldquo帝國風格&rdquo的出現做好準備。
正如&ldquo路易十六風格&rdquo一樣，&ldquo督政府風格&rdquo是多種風格的混合物。
同文學和塑雕藝術相比，音樂更容易被革命熱情所感染。
戈賽克、梅烏爾和格雷特裡為革命節日譜寫了贊歌；直到督政府時期，這類歌曲仍有新的創作。
共和派總是用自己的歌聲壓倒《人民覺醒報》，著名的《馬賽曲》（魯日·德·裡爾詞曲）和《出征歌》（梅烏爾曲，瑪麗&ndash約瑟夫·謝尼埃詞）在革命後經久流傳。
但是，在室内音樂和詠歎喜劇方面，傳統勢力還很強大：格雷特裡和德萊拉克仍然健在。
八、新社會 同舊社會相比，霧月十八日前的新社會的一個明顯特征是天主教僧侶的消沉。
他們過去人數衆多，備受尊敬，有錢有勢，現在不但陷于貧困，流落異鄉，而且被督政府當作嫌疑犯和敵人對待，世俗化的國家隻允許教會享有教徒所承認的精神權威。
暫且，貴族的命運似乎并不比他們強。
門第和封号雖然已被取消，但前貴族仍保持一定的潛在影響，此外，這種影響的物質源泉并未完全枯竭。
有些貴族家庭，例如費裡埃爾侯爵家，照常過着傭仆成群的生活，他們受到傭仆的暗中保護，或至多受到逮捕或臨時騷擾，但地産卻未受任何觸動。
一些流亡者的妻子甚至用假離婚的辦法，保住自己的陪嫁或原丈夫的遺産。
一些回國的流亡者，不論是否已在戶籍冊除名，竟在白色恐怖時期脅迫别人歸還他們原有的産業，更多的是借他人之名贖回産業。
此外，還有不少居鄉貴族仍為共和國效力。
大革命對資産階級有利，這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有利的程度對所有人卻并不完全一樣。
那些以&ldquo家景頗豐、生活闊綽&rdquo自誇的資産者如今不再趾高氣揚了：他們開始滿足于&ldquo年金收入者&rdquo、&ldquo土地出租者&rdquo這類更符合他們社會出身和社會身份的名稱。
舊制度時期的一些資産者或者因反對革命，或者因停留在1789年階段和主張君主立憲，最後被人當作貴族看待。
其中，有些流亡國外，喪失了家産，甚至讓親屬受到牽累；另一些在果月十八日後仍被資産階級共和派視為嫌疑分子。
明哲保身的資産者也因取消行會、增收革命捐稅、攤派公債和通貨膨脹而受到财産損失。
對商人說來，除了部分地受到以上幾方面的損失外，還因經濟統制而吃盡苦頭，隻要戰争不停和信貸緊缺，他們不能期望以往的繁榮。
由于英國封鎖海洋和攔截商船，尤其由于殖民地的丢失，遠洋貿易瀕臨破産。
資産階級的優勢地位未受動搖。
貨币混亂帶來的後果不像今天那樣普遍，因為動産在整個國家富源中隻占較小的地位。
地主保留着他們的土地，一旦貨币恢複正常，便能重新獲得收入。
在督政府末期，物價下降使資産階級陷于困境，但這類有得有失的事在任何時候都會出現。
何況，許多資産者顯然通過購買國有産業和參加共和四年風月二十八日法開創的分贓彌補了損失。
商人有更多的機遇，因為他們在日常活動中學會了投機，他們留在或流向國外的資金在原封未動地收回後，無論用于資助督政府或向國家供應貨物，都能獲取利潤。
例如，培勒戈和雷卡米埃等銀行家，佩裡埃兄弟和沙普塔爾等制造商都能逢兇化吉，甚至撈得油水。
另一位被稱為&ldquo貴人&rdquo的佩裡埃在舊制度末年曾是多菲内工商界的巨頭，并于1788年在維齊爾鄉墅接待了革命解放的創導者，他趕上了種種機遇，後來使他的家族成為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政治生活中享有盛名的一個大家族。
可見，資産階級隻是喪失了自己的部分代表，包括一些傑出的代表在内，階級的内在結構也有所變化。
不從事生産而依靠官職或祖業為生的那部分資産者，如年金收入者、舊軍官、國家官吏、法律界人士等，雖然他們的地位并未真正動搖，但已不如舊制度下那麼富裕。
關于這一點，我們今天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他們從思想上為大革命作了準備，提出了革命的原則，充當了革命的領導，最後卻發現自己的領導地位逐漸被操縱經濟活動的新富人所取代，因為這些新富人正購置地産，在缙紳中擴大影響和提高聲望。
從另方面看，資産階級的地位也随着新富人加入自己的行列而更加鞏固。
當然，這些暴發戶的類型也有不同。
最大多數的暴發戶原是舊制度下所謂平民出身的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他們利用機會買下了自己的住房、城裡的其他房屋和市郊的土地。
投機活動總是對中間商（特别是糧商和磨坊主）十分有利。
個别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擠進了批發商和制造商的行列，大多數則沿着普通的道路向前發展：在商業和财産都得到擴大後，他們自己感到心滿意足，他們的進過中學的兒子如果不繼承父業，便進入行政機關或從事自由職業。
他們竭力利用聯姻、關系和習俗的途徑取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正因為如此，他們對納稅人選舉制并不反感。
文學家、時論作家、演員、藝術家和教授确實通過大革命提高了他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隻要能夠功成名就，他們自然樂于為統治階級服務。
可以說，統治階級也變得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