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政府（1793—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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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成立，9月5日改組）立即就開庭審判。
各州刑事法庭也以同樣的革命手段對某些罪行進行審判。
最後，在内戰橫行的地區，軍事特派員更直接主持審判。
總之，審判程序被簡化了，陪審團已不再存在，法官代行陪審團的職責，判決後不得上訴。
此外，國民公會還規定，對于在逃犯人、叛亂分子、流亡者和被流放的神甫，凡在共和國的國土上抓獲，一經驗明正身，即可處以極刑。
實際上，政府部分地失去了對鎮壓的控制。
由于時間緊迫，鎮壓大權被下放給地方當局：地方委員會的成員熟悉當地情況，隻有他們才能更好地執行權力。
離心傾向在原則上受到國民公會特派代表的遏制。
在幾個月内，權力主要集中在地區一級。
革命委員會在許多市鎮或者徒具空名，或者根本不存在。
在鄉村中，特派代表很難找到可靠和能幹的行政機關，往往讓縣區兩級的革命委員會，或者讓當地革命者自發成立的救國委員會充當政治警察機構。
大權在握的特派代表随心所欲地主持恐怖統治：他們同地方的恐怖分子有時合作，有時對抗。
這種變化無常的狀況造成了鎮壓的擴大化，鎮壓的嚴厲程度也極不平衡。
當時的所謂嫌疑犯并非指那些可能犯有某種罪行，但對犯罪時的特定環境尚需經過查究對證加以澄清的人，而是指那些由于其思想觀點，甚至由于其模糊不清的冷淡态度被認為可能犯罪的人。
在普通司法程序下，由于調查十分細緻和處理需要時間，很少有武斷的危險和搞錯的可能，這些危險和可能如今都大大增加了。
尤其，如果動辄對嫌疑犯提起公訴，武斷的危險就變得更大和更加嚴重。
當詢問犯人的曆史時，人們把犯人原本無可指責的言行&mdash&mdash如贊同八千人和二萬人的請願書&mdash&mdash和在法律上符合憲法的言行&mdash&mdash如反對8月10日事件或6月2日事件&mdash&mdash統統當作嫌疑記錄下來，盡管這些所謂的&ldquo福揚派&rdquo和&ldquo聯邦主義者&rdquo事後再沒有任何反對革命的事可被指責，許多人卻因此坐牢，甚至被送上斷頭台。
此外，&ldquo貴族陰謀&rdquo不再是恐怖統治的唯一對象。
在經濟危機及其社會後果日趨嚴重的情況下，藏匿錢财、資金外流、逃避限價以及拒收指券如今都可被指控為&ldquo人民公敵&rdquo。
恐怖統治已成為經濟統制的支柱，無套褲漢指望依靠恐怖保障自己的生存。
雖然經濟犯罪分子并不全都解交特别刑事法庭審判，但他們往往作為嫌疑犯被拘押；如果他們的政治觀點和外界環境恰好使人認定他們懷有反革命企圖，他們就有被砍頭的危險。
同其他因素相比，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對普及恐怖統治起了更大的推動作用：過去的修士、宣誓忠于憲法的神甫、虔誠的教徒統統被當作危險分子或罪犯對待。
恐怖鎮壓無疑是有效的，許多敵人或者被消滅，或者不敢和不能亂說亂動；但它畢竟打擊面過寬，使許多雖然因不同的理由反對革命政府，但準備采取逆來順受态度或至少不想搞陰謀活動或武裝暴動的人備受驚吓和感到憤慨。
但是，由于恐怖統治的執行者擁有較大的機動餘地，恐怖的嚴酷程度往往取決于執行者的個性和外界的形勢。
從一開始，群衆的懲罰行動中便夾雜着公報私仇的成分；某些人的專擅弄權有時使懲罰無端加重，或者使早已平定的事端出現反複。
另方面，容忍、友誼和寬宏也往往使鎮壓措施趨向緩和，國民公會的許多特派代表滿足于殺雞吓猴或隻關不殺。
各級救國委員會的特派員在鎮壓問題上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在聖波爾縣，一名特派員僅在弗雷旺一個區就逮捕了一百四十一人，而其他區的特派員一般隻逮捕二至三人，甚至一人。
相比之下，外界形勢所起的影響要大得多；某些特派代表不完全出于個人的性格，而更多地根據敵人的危險程度，獨自決定建立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并把巴黎的革命法庭撇在一邊，加速處決嫌疑犯。
人們注意到，幾次搜捕嫌疑犯同局勢都有一定的關系：1793年8月的搜捕行動發生在國難當頭和大舉征兵的時期；秋季大逮捕發生在恐怖統治剛被提上日程的時候；風月大逮捕發生在戰事剛開始的時候。
格裡爾關于死刑判決的統計更突出地表明了環境所起的作用：在所有的死刑判決中，兩個内戰地區占百分之七十一，其中東南地區占百分之十九，西部地區占百分之五十二，而巴黎則僅占總數的百分之十五。
從判刑理由去分析，人們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在處死的犯人總數中，百分之七十二屬于叛亂罪。
相反，有六個州沒有死刑判決，三十一個州處死的犯人不到十人，十四個州低于二十五人。
當然，數字本身的比例更能說明鎮壓對輿論的影響。
格裡爾的統計可惜隻涉及死刑判決：總數約在一萬七千人左右。
死于恐怖統治的人數實際要高得多。
即使兩軍交戰中死去的叛亂分子不計在内，這裡至少應加上未經審判而被處死的人：有的是僅憑一紙命令而被直接處死的，例如在南特和在土倫就有這種情況；有的是在戰場上、在追捕過程中或在搜查中不肯放下武器而被打死的。
此外，監獄的惡劣生活條件使犯人的死亡率很高。
這類死亡不可能作出确切的統計，格裡爾認為總數約在三萬五千至四萬人之間。
我們還知道，流亡者、被流放的神甫和已決犯的财産已經被沒收，流亡者親戚的财産已經被封存，甚至應由流亡者繼承的遺産也被提前扣除。
關于嫌疑犯的人數，聖波爾一個縣共關押一千四百六十人，估計全國約有三十萬，這個數字是可信的。
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時代的人對他們經曆的恐怖永遠不能忘懷，他們的怨恨也傳給了他們的後代。
但是，格裡爾的統計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證實了恐怖統治的性質。
正是在反革命分子拿起武器和公開進行叛亂的地區，恐怖以最瘋狂的形式盛行。
盡管少數人的輕率處事造成了鎮壓的擴大化，但直到革命勝利前，恐怖統治始終保留了它原有的性質，這是對&ldquo貴族陰謀&rdquo的懲罰行動和自衛反應相結合的産物。
有人也許會反駁說，在被處死的名單中，百分之八十五屬于第三等級，即是資産者、手工業者和農民，而教士僅占百分之六點五，貴族占百分之八點五。
但我們應該理解，在這樣一場鬥争中，背叛者比原來的敵人更難得到寬恕。
以上種種在某種程度上隻是恐怖統治的外在表現。
如果我們注意到，同革命政府相結合的恐怖統治在賦予革命政府以&ldquo強制權&rdquo的同時恢複了國家的權威，并能強迫國民為救國作出必要的犧牲，那麼恐怖統治便以另一種面目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雖然大多數法國人要求革命，反對外國幹涉，他們的公民意識畢竟尚不能克制利己主義和處處服從紀律。
恐怖統治采用了強迫手段，從而大大推動他們養成一緻對外的習慣和發揚團結對敵的精神。
山嶽派無疑贊同無套褲漢的懲罰決心，但從這個觀點看，恐怖統治畢竟是治理國家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強迫全民族服從這個政府，無套褲漢自己也不能例外。
這也許就是恐怖統治的實質。
随着救國委員會專政的确立，恐怖統治表現了第三方面的性質。
一些山嶽派指責它過于嚴酷，一些無套褲漢則抱怨它不夠有力。
恐怖統治的矛頭開始轉向其創立者。
風月和芽月的事變标志着它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恐怖統治的目的轉而變成維護盤踞在救國委員會中的作為革命專政化身的少數人的政權。
然而，即使在第三階段，恐怖統治的原有性質依舊存在。
中央集權更進了一步。
公安委員會要求對逮捕人犯提出罪狀；救國委員會派人作了一些實地調查：茹連·德·巴利被派往南特和波爾多；德馬約被派往奧爾良耐；卡裡埃、巴拉斯和弗雷隆、富歇、塔裡安等最著名的恐怖主義者陸續回到了巴黎。
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決定取消州革命法庭，到了花月十九日（5月8日），這項法令在幾乎所有的外省已被執行。
不久，局勢再次要求采取非常措施。
在諾爾州，戰事進展不利：朗德蘭西于花月十日投降，康布雷已處在敵軍威脅之下。
匆匆趕到當地主持軍務的聖茹斯特和勒巴斯召請勒蓬從阿拉斯革命法庭中抽調部分人員來到該城，康布雷的革命法庭直到穑月二十二日（7月10日）方告結束。
在普羅旺斯，梅尼埃指出不可能把幾千名犯人解送巴黎，救國委員會于花月二十一日（5月10日）建立了奧倫吉人民法庭，該法庭至霧月九日仍在行使職權。
另方面，救國委員會和公安委員會互相争奪對鎮壓的領導權。
為了集中權力，救國委員會必須把鎮壓大權從公安委員會那裡奪走，因而于花月末建立了警察總局。
公安委員會不肯讓步。
革命政府内部從此出現了裂痕。
這将加速革命政府的崩潰。
恐怖隻是一種統治手段，救國委員會在勝利條件下本應保持清醒的頭腦。
所有的獨裁制度都采用恐怖方法。
其他的制度在戰時或遇暴亂時也采用這種方法，但是，政治家們必定注意以往的先例，既要保證大多數人的服從，又不使他們陷于絕望。
一些迹象表明，救國委員會中某些人已覺察到其中的危險。
羅伯斯庇爾曾因一些議員反對6月2日事件而把他們逮捕審判。
由于蘭代的反對，避免了對&ldquo聯邦主義者&rdquo的全面迫害。
抵制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和召回主要的恐怖主義分子也是為了同一個目的。
雪月五日（1793年12月25日），救國委員會曾商定要&ldquo完善&rdquo革命法庭。
這是否意味着将明确限制必須鎮壓的罪行，擴大對辯護的保障和複查已捕的人犯呢？事情完全不是如此。
環境再次作為重要的砝碼左右着人們的立場。
直到6月底，戰争仍勝敗未決，要求人們勉力作最後的拼搏，松勁的時刻尚未到來。
因此，國民公會于芽月二十七日通過法令，将貴族和外國人驅逐出巴黎和各個設防城市。
救國委員會在迫害寬容派和極端派的同時，并不打算對反革命分子手下留情。
它同無套褲漢一樣狂熱地主張懲罰，不願被人抓住把柄而受到背叛的指控。
巴黎在花月期間出現了幾次轟動一時的審判案。
一些議員因1789年時立場不穩而被交付審判，對包括拉瓦錫在内的原包稅人的審判，對伊麗莎白夫人的審判，這些審判無不表明，恐怖統治在保持其原有性質的同時，已不再是單純的統治手段。
貴族陰謀這個概念已廣泛地應用于被控反對政府的所有人。
不顧真正的司法程序把不同案件和互不相識的被告&ldquo混雜&rdquo在同一案件中判決的現象日益增多，這些被告除&ldquo陰謀反對法國人民&rdquo這個罪名以外，在言行方面竟毫無共同之處。
随着暗殺開始威脅着革命領袖的個人安全，恐怖主義的精神狀态被進一步激化。
恐怖鎮壓在程序上确實發生了變化，但隻是變得更加簡單而已。
牧月一日（5月20日），一個名叫亞德米拉的人用手槍行刺科洛·德布瓦，但未擊中。
四日晚間，賽西爾·雷諾一再要求見羅伯斯庇爾，遭到了逮捕；她拒絕透露求見的意圖，但聲稱對反法同盟的勝利堅信不疑。
就在當天，巴雷爾揭發亞德米拉是皮特收買的旨在反對共和國的陰謀分子。
七日（5月26日），國民公會通過法令，決定對英國和漢諾威士兵格殺勿論，這項史無前例的法令雖然不可能被軍隊所執行，但它反映國民公會的反英情緒達到了何等強烈的程度，勒佩蒂埃和馬拉的被刺顯然也是促使國民公會議員感情沖動的原因之一。
這種感情沖動還表現在救國委員會于六日向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聖茹斯特發出的召喚中：&ldquo自由正面臨着新的危險；救國委員會需要集中全體成員的智慧和力量。
&rdquo他們把暗殺事件歸結為無法抓到的巴茲男爵主持的陰謀，盡管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
在革命者看來，這種暗殺顯然是企圖在決戰前夕瓦解法國的防務。
聖茹斯特于十日到達巴黎。
他同一些人進行了秘密會晤，其内容我們一無所知。
定于二十日舉行的天主節慶典的籌備工作使會晤的成果未能立刻表現出來。
聖茹斯特于牧月二十二日（6月10日）終于露面。
庫通提出了著名的大恐怖法案，法案的原稿出自聖茹斯特之手。
主持會議的羅伯斯庇爾上台作了演說，争取國民公會通過法案。
後來，救國委員會一些成員在反對派的威脅下，推托法案事先沒有征詢救國委員會的意見，聲稱它是由已被處死的幾名成員一手炮制的，這種托詞并不能使熱月黨人信服。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項法案的确沒有征求公安委員會的意見，公安委員會并因此懷恨在心。
根據牧月二十二日法律的規定，開庭前的預審一概取消，法庭可自行決定是否聽取證人的證詞，被告不得請律師幫助辯護，從而使辯護的法律保障徹底破産。
此外，法庭除宣布釋放和判處死刑外，别無選擇餘地。
既然恐怖統治被認為是政府為保衛革命而使用的工具，它就不需要采取以上措施去加強它。
庫通曾經說過：&ldquo問題不在于采用殺雞吓猴的辦法，而是要把暴君周圍的保護人斬盡殺絕。
&rdquo這種無視政治家風度、徹底陷入鎮壓狂熱的言論是在個人面臨被刺威脅時發出的胡言亂語。
此外，在國民公會中，牧月二十二日法律使議員們的擔憂心情達到了頂點：反對救國委員會的議員指出，這條法律的實質是準許救國委員會不需通知議會就對議員提起公訴。
第二天，羅伯斯庇爾好不容易才排除了這種指控，但懷疑仍然存在。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救國委員會加強恐怖統治的目的是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這種性質在處死埃貝爾和丹東後已隐約可見，如今則暴露無遺了。
牧月二十二日法律造成了&ldquo大恐怖&rdquo。
從二十九日起，被控圖謀暗殺和參與巴茲陰謀的五十三名犯人被依法處死。
然而，人們對監獄的關注進一步擴大了恐怖的影響。
就其本身而言，事情并不新鮮：犯人發生暴亂，自然是貴族陰謀的結果，這在1789年7月和1792年9月早已被公認。
嫌疑犯的數量衆多&mdash&mdash巴黎約有八千多人&mdash&mdash隻是加強了這種恐懼心理。
關押制度的松弛足以表明，這種恐懼并非沒有根據，牧月的一份報告承認，犯人随時都可進行暴亂。
于是，有人便檢舉埃貝爾分子和呂西爾·德穆蘭有搞暴亂的動向。
比賽特爾監獄在6月破獲了一起越獄陰謀，三批犯人為此被解送革命法庭。
既然人們把牧月的暗殺事件歸結為反革命陰謀，整頓監獄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是，庫通關于斬盡殺絕的這類話也表明，人們歡迎對奸細進行檢舉。
經救國委員會批準同意，在民事和司法事務委員會主席埃爾曼的主持下，自穑月十九日（7月7日）至霧月八日（7月26日），共有七批犯人從盧森堡、卡爾姆和聖拉紮爾等監獄被提出處決，其中包括安德烈·謝尼埃。
大恐怖期間處死的犯人總計達一千三百七十六人，而從1793年3月至牧月二十二日，巴黎處決的犯人不過一千二百五十一人。
成批處決令人觸目驚心，鎮壓手段也增添了恐怖氣氛：雙輪推車帶着犯人在聖安東尼區示衆，緩慢地行進到&ldquo推倒王位&rdquo的栅欄口上，這裡新近設置了斷頭台。
劊子手當衆行刑，開動斷頭機，割下犯人的首級，污血四濺，令人不寒而栗。
可是，恰巧在這個時候，革命在戰場上已穩操勝券，對貴族陰謀的恐懼正在消失，群衆的懲罰決心在逐漸緩和，平民的狂熱開始下降。
十二、革命的軍事勝利（1794年5月至7月） 有人曾責備救國委員會不該放棄丹東的政策，認為它應試圖通過外交途徑，用較小的代價求得勝利：它本可以利用反法同盟諸國間的分裂，支持波蘭，促使斯堪的納維亞各國采取行動。
格魯威爾從哥本哈根，巴特勒米和巴歇從瑞士分别向救國委員會作了報告；他們認為，普魯士和奧地利傾向同法國談判，丹麥大臣伯恩施托爾夫願意居中斡旋。
救國委員會竟置若罔聞。
在國内，談判可能使寬容派得到鼓勵，同時使國民放松努力：1793年末，關于和談的謠傳和關于寬容的主張曾同時出現。
在國外，談判決不能達成任何結果：普魯士國王已表示，隻有在打敗弑君者以後，他才能接受談判。
對于波蘭人，救國委員會僅讓巴朗蒂埃把科希秋什科派來巴黎，但拒絕給予任何資助。
它曾醞釀一項同中立國結盟的計劃，并通過格魯威爾做中間人，推動丹麥和瑞典的團結。
它曾準備出資幫助瑞典建立武裝，但它無從取得這筆資金。
何況，斯堪的納維亞同美國一樣，無非想不動幹戈地做點生意而已。
一旦形勢嚴重，英國隻消作出某些讓步，便會使法國的犧牲陷于徒勞。
波蘭對法國或許更加有用，但法國哪有幫助波蘭的力量？受貴族和國王操縱的波蘭&ldquo共和國&rdquo也不值得革命者的同情。
救國委員會大概還有它私下的考慮：一旦同普魯士談判，就必須犧牲波蘭；因此，為誠實起見，它不肯向波蘭作出任何許諾。
救國委員會對外交活動雖然不太重視，但它畢竟有一定的對外政策，那就是拉攏中立國和盡可能減少敵人。
羅伯斯庇爾以曆史傳統為例，于霧月二十七日（1793年11月17日）提醒小國注意：萬一法國失敗，它們的獨立将随之葬送。
他痛斥那些主張搞破除基督信仰運動的人，說他們使共和國在國際輿論中陷于孤立。
在那以後，法國恢複了同中立國的貿易往來，中立國船隻受到相當的優待。
尤其，革命宣傳也不再進行。
瑞士主要對法國的宣傳感到恐慌；因此，羅伯斯庇爾勒令埃羅州停止旨在兼并與巴塞爾相鄰的米盧斯的各項活動。
蒙貝裡亞爾公國決定并入法國，并采取了相應的行動，國民公會卻不予宣布。
在蘇拉維任法國駐日内瓦代表期間，民主派推翻了日内瓦的寡頭政治，救國委員會卻不主張占領該城。
巴特勒米終于平息了瑞士各州的懷疑，大批經紀人向瑞士各州訂貨，法國則向瑞士供應它所需要的食鹽和其他産品。
伯爾尼貴族領袖施泰格爾的活動遭到了蘇黎世和巴塞爾兩州的抵制，後者堅持同法國自由貿易。
在美國，吉倫特派的使者熱内聯合共和分子反對華盛頓，力圖把美國拖入戰争。
熱内在美國的港口武裝海盜船隻。
兩國關系瀕臨破裂的邊緣，這對法國特别不利，因為美國是法國唯一可以取得信貸的外國債主。
熱内被撤職後，不敢再回法國。
救國委員會停止宣傳活動，并不僅僅出于謹慎。
&ldquo被奴役國家&rdquo人民的麻木不仁和外國的陰謀喚醒了民族利己主義，使革命初期的世界主義幻想逐漸破滅。
人們從商業利益出發對撕毀1786年協定和斷絕對英貿易感到由衷的高興。
救國委員會趕緊利用這種情緒，使戰争具有&ldquo民族的&rdquo或&ldquo人民的&rdquo性質。
巴雷爾在他的《卡馬尼奧》中不斷醜化敵國和煽動民族自豪。
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大聲叫嚷：&ldquo我不喜歡英國人。
&rdquo既然敵國人民不反對他們的政府，革命将像對待敵國政府那樣去對待敵國人民。
救國委員會于1793年9月通令各軍團沒收其占領區的全部财物，并将軍隊消費剩餘的全部财物運回法國。
帕拉丁地區在冬季受到了殘酷的搜括。
當進攻即将開始時，救國委員會在每個軍團附設了一個專門機構（花月二十四日，即5月13日），該機構于穑月三十日（7月18日）正式開始往法國運送财物，在被占領的國家濫施劫掠。
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地區，凡不能被利用的金屬熔煉廠均遭到了破壞。
革命政府的這些措施為今後熱月黨人的兼并政策開辟了道路，并使歐洲沖突遲遲不能結束。
革命政府的本意與熱月黨人不同。
它清楚地看到國家已疲憊不堪；羅伯斯庇爾曾對吉倫特黨人預言，如果鬥争曠日持久，&ldquo人民将會感到厭倦&rdquo。
救國委員會擔心出現軍事獨裁，絲毫也不希望把戰争繼續打下去。
卡諾寫道：我們要在今年結束戰争；否則，&ldquo就會死于饑餓和疲勞&rdquo。
他命令庇什格律率領北方軍團十五萬人進攻佛蘭德，以奪取依普雷斯并最後到達紐波特。
在戰線的右側，阿登軍團二萬五千人應威脅沙勒羅瓦，摩澤爾軍團四萬人則向列日挺進。
法軍仍采用舊制度時的戰略，以敵人的要塞為攻擊目标，采用平行的線狀隊形包抄科布爾戰線的兩側，企圖迫使敵軍後退，而不集中兵力攻打沙勒羅瓦，切斷敵軍退路，最後加以殲滅。
共和國軍隊集中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左翼，使敵軍掌握了作戰的主動權，因為戰線中央一旦被敵軍突破，指向巴黎的道路便暢通無阻。
根據馬克的建議，奧軍在奪取朗德蘭西後，在卡托河附近擊潰了法軍。
但是，科布爾卻把進攻指向利爾，他的部隊于花月二十九日（5月18日）被庇什格律在圖爾昆擊退。
在此期間，聖茹斯特終于使右翼的包抄行動變成一場真正的猛攻：阿登軍團逐漸增加到五萬人；他曾四次率領阿登軍團回攻沙勒羅瓦，但均未成功。
如同1793年時那樣，普魯士軍隊的駐足不前決定了戰役的命運。
茹爾丹率領摩澤爾軍團一部順利地朝阿登省推進，在追擊博裡厄過程中，又轉而朝迪南方向進軍。
救國委員會決定将茹爾丹部同阿登軍團合并，這支擁有九萬人的部隊不久便成為著名的&ldquo桑布爾和默茲集團軍&rdquo。
在一次進攻失利後，茹爾丹終于迫使沙勒羅瓦的敵軍投降。
這時候，庇什格律正奪取依普雷。
兩翼包抄的傳統戰路通過種種摸索取得了成功：科布爾開始向後撤軍。
但現在，從沙勒羅瓦堵住科布爾的後路已為時過晚。
科布爾看到了這個危險，于穑月八日率軍在弗勒留斯平原向據守沙勒羅瓦城的茹爾丹進攻；進攻雖然被擊退，科布爾卻因此平安地撤出了比利時。
庇什格律和茹爾丹在布魯塞爾會師；卡諾當時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建議，主張抽調茹爾丹部的主力沿海岸向澤蘭發動進攻，由于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的反對，這項建議才被否決。
反法同盟軍已兵分兩路，奧軍朝亞琛方向撤退，英國和漢諾威聯軍朝萊茵河下遊發展。
法國軍隊也如法炮制，由茹爾丹尾追奧軍，庇什格律緊随英國和漢諾威聯軍，兩支部隊于霧月九日（7月27日）同時進入了列日和安特衛普。
接着，法軍暫停前進，以鞏固在比利時的基地，并在後方收複諾爾州的各個要塞。
茹爾丹于9月再次發動進攻，在烏爾特河和羅埃河一線擊敗博裡厄後，随即抵達萊茵河。
正在那時，普軍回師威斯特伐利亞；萊茵軍團和摩澤爾軍團趁勢前進，并封鎖了美因茲。
庇什格律等待河流冰凍後再進入荷蘭。
他于12月和1月不費一槍一彈占領了荷蘭，英軍已退至漢諾威。
在東比利牛斯地區，杜戈米埃在攻克布洛兵營後，于花月十二日（5月1日）重新拿下被占要塞并入侵加塔洛尼亞。
在西線，蒙賽避開正面，從側翼驅散敵軍，分别于熱月六日和七日（7月24日和25日）占領了豐塔拉比和聖塞巴斯蒂爾。
入侵意大利一度已近在眼前。
現已擔任旅長的波拿巴通過羅伯斯庇爾兩兄弟促使卡諾接受了他的計劃。
但在霧月九日後，卡諾又回到了他原來的打算，即加強杜戈米埃的兵力。
西班牙軍隊在9月的黑山戰役中慘遭大敗。
菲格爾宣布投降。
杜戈米埃陣亡後，由佩裡貢接任，後者率軍包圍并攻克了羅紮斯。
海戰的情況不同于陸戰。
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協助下，英軍控制着地中海，先迫使托斯卡納和熱那亞就範，後同帕奧利勾結，征服了科西嘉全島。
然而，在大西洋方面，共和艦隊仍能開出港口。
牧月初，一支滿載糧食的船隊自美國開來，豪厄企圖攔截，維拉雷&ndash儒瓦依厄士從布雷斯特出海迎戰（5月28日、29日和6月1日）。
法方損失較重，&ldquo複仇者&rdquo号在海戰中被擊沉，但豪厄主動撤離了戰場，使船隊得以逃脫。
在殖民地方面，英國占領了法國在印度的商行以及聖比埃爾和米克隆島，但置塞内加爾于不顧，也并未染指馬斯卡林群島。
雙方的争奪集中在安的列斯群島。
制憲議會于1791年9月24日解散前夕，曾經重申有色人種的地位問題委托殖民地議會解決，對維護奴隸制沒有提出異議。
但是，特派員們既不能恢複秩序，又未能壓服起義的黑人。
吉倫特派于1792年3月28日承認了有色人種和自由黑人的公民地位，并改派了一批新的特派員，其中最著名的是松都納克斯。
當特派員到達海地時，8月10日事件的消息把白人推到了反革命的一邊。
立法議會的代表以混血兒為依靠對象，而埃斯帕佩斯和加爾博等将領則偏向對立方面。
内戰導緻了太子港和法蘭西角的被破壞。
英國同當地殖民主勾結，并在倫敦同殖民主派出的使者馬魯埃和杜比克（馬提尼克人）進行了會談。
英軍開始占領各港口，松都納克斯勉強同意給幫助驅逐外國軍隊的黑人以自由。
随後，國民公會于共和二年雨月十六日（1794年2月4日）無條件廢除了奴隸制。
這項法令在除瓜得羅普外的向風群島和馬斯卡林群島均未得到執行，前者因已被英軍占領，後者因被當地種植園主宣布無效。
但在聖多明各，法令産生了共和分子預期的效果。
最傑出的黑人領袖杜山&ndash路維都爾在同西班牙鬧翻後，投誠了拉伏将軍；其他黑人領袖紛紛以杜山為榜樣，到了1795年底，法國奪回了全部失地。
在向風群島中，法國隻剩下由維克多·雨蓋收複的瓜德羅普；果阿朗一度收複了聖盧西亞島，但于1796年經長期抵抗後重新失守。
雨蓋不給英軍任何安甯；他雖未奪回馬提尼克，但給敵國貿易造成了重大損失。
盡管英國占着優勢，法國仍未認輸。
為了使海上霸主不能為所欲為，法國必須首先重建大陸和平。
這在當時卻是不可能的：普魯士和西班牙将接受談判；尼德蘭擁有豐富的資源，法國通過尼德蘭同漢堡和波羅的海地區恢複了貿易；共和國本可以推遲金融和經濟的崩潰，并以最後的努力迫使奧地利接受和平，從而取得軍事勝利。
但要達到這個目的，法國的革命骨幹必須依然存在。
十三、熱月九日事變（1794年7月27日） 法國絕大多數國民反對革命。
除了那些從1789年起就對抗第三等級的人，或那些因利害關系、個人好惡、留戀國王和忠于教會而逐漸轉到反革命一邊的人以外，即使那些原則上忠于革命的人也因渴望恢複興業自由和謀利自由而對國内混亂感到厭倦和希望和平。
人數達百萬之衆的雅各賓分子内部也出現了意見分歧：手工業者和店鋪主想方設法要躲開最高限價；至于無套褲漢，他們對救國委員會的統治感到失望和不滿，責備救國委員會竟然逮捕他們的領袖；工場裡怨言頗多，各種事件層出不窮。
在國民公會方面，由資産者選出的議員們希望停止經濟統制，恢複資産階級的政治權威和社會權威。
他們不能容忍山嶽黨人利用群衆壓力架空議會或迫使議會就範：牧月法律發布後，謠傳将進行新的清洗，議員們膽戰心驚，朝不保夕。
山嶽黨如今已同無套褲漢鬧翻，國民公會覺得東山再起的時機已到。
當革命處境危急時，各個派别需要以國防大局為重，不得不對自己的野心有所克制。
現在，軍事勝利解除了各派的顧慮，派别鬥争便變得肆無忌憚。
在那些長期明哲保身、躲避危險的人中間，有誰不認為自己理應進入救國委員會和摘取革命果實呢？ 那些對革命政府切齒痛恨的人首先把矛頭指向了羅伯斯庇爾。
這也十分自然，因為正是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和雅各賓俱樂部勇敢地和富有遠見地為各委員會的政策進行辯護。
推崇最高主宰和發布牧月法律便是最後的證明。
由于牧月法律是維護現有領導人當政的一個手段，種種罪名便栽在羅伯斯庇爾的頭上，似乎羅伯斯庇爾真的想搞個人獨裁。
其實，羅伯斯庇爾在救國委員會并不享有任何特權；他是進入救國委員會的最後一名委員，既未推薦其他人擔任委員，又不主持該委員會的會議，他必須先取得其他委員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動。
當然，他的聲望無疑在上升；他有雄辯的口才；堅持原則，決不調和，從而赢得&ldquo鐵面無私&rdquo的美名；對賣國賊處置嚴厲，決不手軟；性格多疑，以緻把反對派與賣國賊相混同。
這一切使他甚至在雅各賓俱樂部也受到&ldquo獨斷專行&rdquo的指責。
由于不再有獨立的報刊和選舉，所有的決策都由國民公會作出，而國民公會則按月延長各委員會的權力。
但是，在沒有政黨組織的情況下，國民公會的每名議員都感到孤立和為自己擔心。
誰敢以專橫的罪名去趕走和取締各委員會呢？在派往外地執行使命後回來的國民公會代表中，不少人對各委員會懷有怨恨；那些被召回的主持恐怖鎮壓的人更認為自身也面臨威脅，他們到處活動，拼命拉攏其他議員，其中最突出的有塔裡安和富歇。
塔裡安因其情婦卡瓦魯斯不久前被捕需要他營救，人們往往認為他是熱月九日事變的策動者；而事變的真正策動者還是富歇，他的活動更要聰明得多。
當然，單靠他們二人，事變也不會成功。
平原派并不喜歡主持恐怖鎮壓的那批議員，因為其中不少人品德低下，不值得受他人的尊敬。
随後的事實将證明這一點。
他們的行動之所以成功，這是因為各委員會的部分領導人充當了他們的同謀：分裂使各委員會把自己葬送，而使國民公會重新獲得了主宰一切的大權。
公安委員會對救國委員會心懷嫉妒，在牧月法律發布後，雙方的沖突更加尖銳。
中央集權的傾向對獨掌财政委員會和國庫大權的康蓬也是個威脅。
仇恨又一次集中到羅伯斯庇爾身上。
毫無疑問，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确實想到，組織一個清一色的中央政權将能促進革命政府的團結，并将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
公安委員會的許多成員仍有埃貝爾主義的傾向；反對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和推行對最高主宰的信仰使他們感到憤慨。
他們對羅伯斯庇爾的個人作風也感到不滿，而這種個人作風又偏偏使羅伯斯庇爾在革命小資産階級中深得人心，因為小資産階級把羅伯斯庇爾看作是他們的化身。
雖有才能而無财産的羅伯斯庇爾住在聖奧諾蘭街一位名叫杜普萊的木匠家裡，過着儉樸的生活。
民主派的這位創始人同下層百姓親切相處，但注重外表修飾，讨厭無套褲漢那種衣着不整，大吵大嚷和标新立異的作風。
假如救國委員會本身尚能保持團結，它或許會占有優勢：平原派不會追随公安委員會或搞恐怖鎮壓的那一夥人。
可是，救國委員會也發生了分裂，多數委員也反對羅伯斯庇爾，忠于他的隻剩下庫通和聖茹斯特二人。
比約反對羅伯斯庇爾是因為後者遲遲不肯抛棄丹東；科洛·德布瓦曾與富歇在裡昂同舟共濟，他反對羅伯斯庇爾并不令人奇怪。
比約和科洛二人同公安委員會進行了串聯。
至于救國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馬恩的普裡厄、讓蓬·聖安德烈正在外地巡視，與事無關。
慣于見風使舵的巴雷爾拖到最後才表明态度。
餘下的蘭代、卡諾和科多爾的普裡厄三人，同巴雷爾一樣，都屬于為拯救革命而投靠山嶽派的那部分平原派，他們仍抱住資産階級的保守思想不放，始終認為經濟統制隻是臨時的應急措施，共和二年民主政治的社會政策至少應予修改，他們對風月法令肯定非常反感。
蘭代對熱月九日事變始終冷眼旁觀，科多爾的普裡厄僅起幫手的作用，真正發難的人是卡諾。
發難的原因除了社會觀點的分歧外，無疑還有在極端個人主義刺激下産生的個人恩怨。
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雖然能幹正直，卻未免太獨斷專行。
卡諾對他們寸步不讓地批評他提出的各項計劃尤其感到惱火。
他們被工作搞得疲憊不堪，在危險面前又精神高度緊張，往往難以控制自己。
羅伯斯庇爾随着身體的衰弱，便好發脾氣，輕易不肯饒人。
他在私下表現得和藹可親，但在公開場合卻顯得冷淡隔膜，從不微露笑容。
争吵便接連不斷地發生。
當時有個名叫卡特琳娜·苔奧的老年婦女，自稱是&ldquo上帝之母&rdquo，廣收門徒。
瓦蒂埃于牧月末借題發揮，恥笑最高主宰及其教主。
羅伯斯庇爾反對立案開審，經過大吵一場後，取得了勝利；此後不久，他便不再出席救國委員會的會議。
在整個穑月，他始終一言不發，長時間的沉默隻能便于敵人進行宣傳和加強配合。
到了熱月初，反對派曾試圖填平相互間的溝壑；聖茹斯特和庫通也有這種意向，但羅伯斯庇爾卻認為反對派沒有誠意，要求國民公會作出最後裁決。
熱月八日（7月26日），羅伯斯庇爾要求實現&ldquo政府的團結&rdquo，同時又揭露有人反對他。
議會投票同意将他的演說印發各市鎮當局。
當議會要他說出對方的姓名時，羅伯斯庇爾卻予以拒絕；這一軟弱表現導緻了羅伯斯庇爾的垮台，因為人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羅伯斯庇爾想取得任意處置權。
平原派開始不聽号令了，業已通過的決定被推遲執行。
可是，當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進行反撲時，平原派是否會像以往那樣屈膝投降呢？為了避免自己受害，反對派決心先下手為強。
他們估計公社或許會号召巴黎各區拿起武器，巧妙地制訂了應變的策略，因而讓同謀的議員扮演主角。
當國民公會于熱月九日（7月27日）正午開會時，他們阻止聖茹斯特和羅伯斯庇爾二人發言。
在亂哄哄的一片嘈雜聲中，各委員會一緻決定撤銷昂裡奧國民衛隊司令的職務，下令逮捕革命法庭庭長迪馬。
接着，一名隐秘的丹東分子提議對羅伯斯庇爾兄弟二人、聖茹斯特和庫通起訴論罪，這個提議獲得了各委員會的贊同，勒巴斯挺身而出，自願同以上四人一起受審。
到下午三時，事變的全過程已告結束。
公社宣布随時準備起義。
昂裡奧到處活動，企圖解救他的朋友，卻愚蠢地反而被人抓獲。
國民衛隊僅有兩名區隊指揮響應了他發出的号召。
因此，國民公會的權威仍占了上風，而羅伯斯庇爾分子這時才意識到鎮壓埃貝爾分子和分散革命力量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然而，在七時左右，約有三千群衆帶着三十多門大炮來到格雷夫廣場集合。
這支人多勢衆的武裝力量群龍無首。
在科菲納爾的率領下，人們前往國民公會援救昂裡奧，但因犯人已被關進監獄，便中途折回，沒有去解散國民公會。
深感後怕的國民公會于是宣布，對在押犯人和起義分子将依法嚴懲不貸。
巴黎各區和各雅各賓俱樂部驚惶失措，議而不決。
群衆雖然救出了被捕的議員，而且後者也于晚九時至淩晨一時陸續來封了市政廳，但他們當中無人站出來領導起義。
他們并不否認起義的必要性，大概他們認為起義也不是出路。
他們曆來聲稱自己以國民代表的名義執掌政權，而面臨的矛盾使他們無所作為，聽天由命。
在放任自流的情況下，無套褲漢陸續離去，到淩晨一時，廣場已空無一人。
國民公會的武裝力量恰在那時趕到。
富裕居民區的國民衛隊提供了一支分隊，由舊軍官巴拉斯指揮，後者作為熱月黨人的救星從此官運亨通。
據米希勒說，格拉維利埃區由于不忘雅克·魯的舊情，同時也派來了一隊人。
勒巴斯在絕望中自殺；羅伯斯庇爾對自己開了一槍，僅傷及下颚。
國民公會的部隊未用一槍一彈就進入了市政廳，把留在那裡的人統統逮捕。
接着，在整個巴黎開始對公社和雅各賓俱樂部的支持者進行大搜捕。
熱月十日晚間（7月28日），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庫通、迪馬同其他十八人一起在革命廣場的斷頭台引頸受刑。
第二天，又有七十一人被殺，這是革命期間處決的最大一批犯人。
第三天，又有十二人被執行死刑。
三名逃犯在事後被抓獲處決，從而結束了這場屠殺。
在整個法國，曾主持過恐怖鎮壓的人都被吓了一跳：羅伯斯庇爾居然步埃貝爾和丹東之後塵成了共和國的叛逆！他們大部分都對此難以置信。
但絕大多數國民都認為這是對革命政府的緻命打擊，因而感到滿意：他們确實沒有看錯。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皮洛士系伊皮羅斯的國王。
公元前278年曾戰勝羅馬人，但損失慘重，耗盡全部力量。
&ldquo皮洛士式的勝利&rdquo意為得不償失的勝利。
&mdash&mdash譯者 (2)杜歇老爹為埃貝爾的别号。
&mdash&mdash譯者
各州刑事法庭也以同樣的革命手段對某些罪行進行審判。
最後，在内戰橫行的地區，軍事特派員更直接主持審判。
總之，審判程序被簡化了，陪審團已不再存在，法官代行陪審團的職責，判決後不得上訴。
此外，國民公會還規定，對于在逃犯人、叛亂分子、流亡者和被流放的神甫，凡在共和國的國土上抓獲，一經驗明正身，即可處以極刑。
實際上，政府部分地失去了對鎮壓的控制。
由于時間緊迫，鎮壓大權被下放給地方當局：地方委員會的成員熟悉當地情況，隻有他們才能更好地執行權力。
離心傾向在原則上受到國民公會特派代表的遏制。
在幾個月内，權力主要集中在地區一級。
革命委員會在許多市鎮或者徒具空名，或者根本不存在。
在鄉村中，特派代表很難找到可靠和能幹的行政機關，往往讓縣區兩級的革命委員會，或者讓當地革命者自發成立的救國委員會充當政治警察機構。
大權在握的特派代表随心所欲地主持恐怖統治：他們同地方的恐怖分子有時合作，有時對抗。
這種變化無常的狀況造成了鎮壓的擴大化，鎮壓的嚴厲程度也極不平衡。
當時的所謂嫌疑犯并非指那些可能犯有某種罪行，但對犯罪時的特定環境尚需經過查究對證加以澄清的人，而是指那些由于其思想觀點，甚至由于其模糊不清的冷淡态度被認為可能犯罪的人。
在普通司法程序下，由于調查十分細緻和處理需要時間，很少有武斷的危險和搞錯的可能，這些危險和可能如今都大大增加了。
尤其，如果動辄對嫌疑犯提起公訴，武斷的危險就變得更大和更加嚴重。
當詢問犯人的曆史時，人們把犯人原本無可指責的言行&mdash&mdash如贊同八千人和二萬人的請願書&mdash&mdash和在法律上符合憲法的言行&mdash&mdash如反對8月10日事件或6月2日事件&mdash&mdash統統當作嫌疑記錄下來，盡管這些所謂的&ldquo福揚派&rdquo和&ldquo聯邦主義者&rdquo事後再沒有任何反對革命的事可被指責，許多人卻因此坐牢，甚至被送上斷頭台。
此外，&ldquo貴族陰謀&rdquo不再是恐怖統治的唯一對象。
在經濟危機及其社會後果日趨嚴重的情況下，藏匿錢财、資金外流、逃避限價以及拒收指券如今都可被指控為&ldquo人民公敵&rdquo。
恐怖統治已成為經濟統制的支柱，無套褲漢指望依靠恐怖保障自己的生存。
雖然經濟犯罪分子并不全都解交特别刑事法庭審判，但他們往往作為嫌疑犯被拘押；如果他們的政治觀點和外界環境恰好使人認定他們懷有反革命企圖，他們就有被砍頭的危險。
同其他因素相比，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對普及恐怖統治起了更大的推動作用：過去的修士、宣誓忠于憲法的神甫、虔誠的教徒統統被當作危險分子或罪犯對待。
恐怖鎮壓無疑是有效的，許多敵人或者被消滅，或者不敢和不能亂說亂動；但它畢竟打擊面過寬，使許多雖然因不同的理由反對革命政府，但準備采取逆來順受态度或至少不想搞陰謀活動或武裝暴動的人備受驚吓和感到憤慨。
但是，由于恐怖統治的執行者擁有較大的機動餘地，恐怖的嚴酷程度往往取決于執行者的個性和外界的形勢。
從一開始，群衆的懲罰行動中便夾雜着公報私仇的成分；某些人的專擅弄權有時使懲罰無端加重，或者使早已平定的事端出現反複。
另方面，容忍、友誼和寬宏也往往使鎮壓措施趨向緩和，國民公會的許多特派代表滿足于殺雞吓猴或隻關不殺。
各級救國委員會的特派員在鎮壓問題上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在聖波爾縣，一名特派員僅在弗雷旺一個區就逮捕了一百四十一人，而其他區的特派員一般隻逮捕二至三人，甚至一人。
相比之下，外界形勢所起的影響要大得多；某些特派代表不完全出于個人的性格，而更多地根據敵人的危險程度，獨自決定建立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并把巴黎的革命法庭撇在一邊，加速處決嫌疑犯。
人們注意到，幾次搜捕嫌疑犯同局勢都有一定的關系：1793年8月的搜捕行動發生在國難當頭和大舉征兵的時期；秋季大逮捕發生在恐怖統治剛被提上日程的時候；風月大逮捕發生在戰事剛開始的時候。
格裡爾關于死刑判決的統計更突出地表明了環境所起的作用：在所有的死刑判決中，兩個内戰地區占百分之七十一，其中東南地區占百分之十九，西部地區占百分之五十二，而巴黎則僅占總數的百分之十五。
從判刑理由去分析，人們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在處死的犯人總數中，百分之七十二屬于叛亂罪。
相反，有六個州沒有死刑判決，三十一個州處死的犯人不到十人，十四個州低于二十五人。
當然，數字本身的比例更能說明鎮壓對輿論的影響。
格裡爾的統計可惜隻涉及死刑判決：總數約在一萬七千人左右。
死于恐怖統治的人數實際要高得多。
即使兩軍交戰中死去的叛亂分子不計在内，這裡至少應加上未經審判而被處死的人：有的是僅憑一紙命令而被直接處死的，例如在南特和在土倫就有這種情況；有的是在戰場上、在追捕過程中或在搜查中不肯放下武器而被打死的。
此外，監獄的惡劣生活條件使犯人的死亡率很高。
這類死亡不可能作出确切的統計，格裡爾認為總數約在三萬五千至四萬人之間。
我們還知道，流亡者、被流放的神甫和已決犯的财産已經被沒收，流亡者親戚的财産已經被封存，甚至應由流亡者繼承的遺産也被提前扣除。
關于嫌疑犯的人數，聖波爾一個縣共關押一千四百六十人，估計全國約有三十萬，這個數字是可信的。
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時代的人對他們經曆的恐怖永遠不能忘懷，他們的怨恨也傳給了他們的後代。
但是，格裡爾的統計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證實了恐怖統治的性質。
正是在反革命分子拿起武器和公開進行叛亂的地區，恐怖以最瘋狂的形式盛行。
盡管少數人的輕率處事造成了鎮壓的擴大化，但直到革命勝利前，恐怖統治始終保留了它原有的性質，這是對&ldquo貴族陰謀&rdquo的懲罰行動和自衛反應相結合的産物。
有人也許會反駁說，在被處死的名單中，百分之八十五屬于第三等級，即是資産者、手工業者和農民，而教士僅占百分之六點五，貴族占百分之八點五。
但我們應該理解，在這樣一場鬥争中，背叛者比原來的敵人更難得到寬恕。
以上種種在某種程度上隻是恐怖統治的外在表現。
如果我們注意到，同革命政府相結合的恐怖統治在賦予革命政府以&ldquo強制權&rdquo的同時恢複了國家的權威，并能強迫國民為救國作出必要的犧牲，那麼恐怖統治便以另一種面目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雖然大多數法國人要求革命，反對外國幹涉，他們的公民意識畢竟尚不能克制利己主義和處處服從紀律。
恐怖統治采用了強迫手段，從而大大推動他們養成一緻對外的習慣和發揚團結對敵的精神。
山嶽派無疑贊同無套褲漢的懲罰決心，但從這個觀點看，恐怖統治畢竟是治理國家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強迫全民族服從這個政府，無套褲漢自己也不能例外。
這也許就是恐怖統治的實質。
随着救國委員會專政的确立，恐怖統治表現了第三方面的性質。
一些山嶽派指責它過于嚴酷，一些無套褲漢則抱怨它不夠有力。
恐怖統治的矛頭開始轉向其創立者。
風月和芽月的事變标志着它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恐怖統治的目的轉而變成維護盤踞在救國委員會中的作為革命專政化身的少數人的政權。
然而，即使在第三階段，恐怖統治的原有性質依舊存在。
中央集權更進了一步。
公安委員會要求對逮捕人犯提出罪狀；救國委員會派人作了一些實地調查：茹連·德·巴利被派往南特和波爾多；德馬約被派往奧爾良耐；卡裡埃、巴拉斯和弗雷隆、富歇、塔裡安等最著名的恐怖主義者陸續回到了巴黎。
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決定取消州革命法庭，到了花月十九日（5月8日），這項法令在幾乎所有的外省已被執行。
不久，局勢再次要求采取非常措施。
在諾爾州，戰事進展不利：朗德蘭西于花月十日投降，康布雷已處在敵軍威脅之下。
匆匆趕到當地主持軍務的聖茹斯特和勒巴斯召請勒蓬從阿拉斯革命法庭中抽調部分人員來到該城，康布雷的革命法庭直到穑月二十二日（7月10日）方告結束。
在普羅旺斯，梅尼埃指出不可能把幾千名犯人解送巴黎，救國委員會于花月二十一日（5月10日）建立了奧倫吉人民法庭，該法庭至霧月九日仍在行使職權。
另方面，救國委員會和公安委員會互相争奪對鎮壓的領導權。
為了集中權力，救國委員會必須把鎮壓大權從公安委員會那裡奪走，因而于花月末建立了警察總局。
公安委員會不肯讓步。
革命政府内部從此出現了裂痕。
這将加速革命政府的崩潰。
恐怖隻是一種統治手段，救國委員會在勝利條件下本應保持清醒的頭腦。
所有的獨裁制度都采用恐怖方法。
其他的制度在戰時或遇暴亂時也采用這種方法，但是，政治家們必定注意以往的先例，既要保證大多數人的服從，又不使他們陷于絕望。
一些迹象表明，救國委員會中某些人已覺察到其中的危險。
羅伯斯庇爾曾因一些議員反對6月2日事件而把他們逮捕審判。
由于蘭代的反對，避免了對&ldquo聯邦主義者&rdquo的全面迫害。
抵制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和召回主要的恐怖主義分子也是為了同一個目的。
雪月五日（1793年12月25日），救國委員會曾商定要&ldquo完善&rdquo革命法庭。
這是否意味着将明确限制必須鎮壓的罪行，擴大對辯護的保障和複查已捕的人犯呢？事情完全不是如此。
環境再次作為重要的砝碼左右着人們的立場。
直到6月底，戰争仍勝敗未決，要求人們勉力作最後的拼搏，松勁的時刻尚未到來。
因此，國民公會于芽月二十七日通過法令，将貴族和外國人驅逐出巴黎和各個設防城市。
救國委員會在迫害寬容派和極端派的同時，并不打算對反革命分子手下留情。
它同無套褲漢一樣狂熱地主張懲罰，不願被人抓住把柄而受到背叛的指控。
巴黎在花月期間出現了幾次轟動一時的審判案。
一些議員因1789年時立場不穩而被交付審判，對包括拉瓦錫在内的原包稅人的審判，對伊麗莎白夫人的審判，這些審判無不表明，恐怖統治在保持其原有性質的同時，已不再是單純的統治手段。
貴族陰謀這個概念已廣泛地應用于被控反對政府的所有人。
不顧真正的司法程序把不同案件和互不相識的被告&ldquo混雜&rdquo在同一案件中判決的現象日益增多，這些被告除&ldquo陰謀反對法國人民&rdquo這個罪名以外，在言行方面竟毫無共同之處。
随着暗殺開始威脅着革命領袖的個人安全，恐怖主義的精神狀态被進一步激化。
恐怖鎮壓在程序上确實發生了變化，但隻是變得更加簡單而已。
牧月一日（5月20日），一個名叫亞德米拉的人用手槍行刺科洛·德布瓦，但未擊中。
四日晚間，賽西爾·雷諾一再要求見羅伯斯庇爾，遭到了逮捕；她拒絕透露求見的意圖，但聲稱對反法同盟的勝利堅信不疑。
就在當天，巴雷爾揭發亞德米拉是皮特收買的旨在反對共和國的陰謀分子。
七日（5月26日），國民公會通過法令，決定對英國和漢諾威士兵格殺勿論，這項史無前例的法令雖然不可能被軍隊所執行，但它反映國民公會的反英情緒達到了何等強烈的程度，勒佩蒂埃和馬拉的被刺顯然也是促使國民公會議員感情沖動的原因之一。
這種感情沖動還表現在救國委員會于六日向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聖茹斯特發出的召喚中：&ldquo自由正面臨着新的危險；救國委員會需要集中全體成員的智慧和力量。
&rdquo他們把暗殺事件歸結為無法抓到的巴茲男爵主持的陰謀，盡管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
在革命者看來，這種暗殺顯然是企圖在決戰前夕瓦解法國的防務。
聖茹斯特于十日到達巴黎。
他同一些人進行了秘密會晤，其内容我們一無所知。
定于二十日舉行的天主節慶典的籌備工作使會晤的成果未能立刻表現出來。
聖茹斯特于牧月二十二日（6月10日）終于露面。
庫通提出了著名的大恐怖法案，法案的原稿出自聖茹斯特之手。
主持會議的羅伯斯庇爾上台作了演說，争取國民公會通過法案。
後來，救國委員會一些成員在反對派的威脅下，推托法案事先沒有征詢救國委員會的意見，聲稱它是由已被處死的幾名成員一手炮制的，這種托詞并不能使熱月黨人信服。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項法案的确沒有征求公安委員會的意見，公安委員會并因此懷恨在心。
根據牧月二十二日法律的規定，開庭前的預審一概取消，法庭可自行決定是否聽取證人的證詞，被告不得請律師幫助辯護，從而使辯護的法律保障徹底破産。
此外，法庭除宣布釋放和判處死刑外，别無選擇餘地。
既然恐怖統治被認為是政府為保衛革命而使用的工具，它就不需要采取以上措施去加強它。
庫通曾經說過：&ldquo問題不在于采用殺雞吓猴的辦法，而是要把暴君周圍的保護人斬盡殺絕。
&rdquo這種無視政治家風度、徹底陷入鎮壓狂熱的言論是在個人面臨被刺威脅時發出的胡言亂語。
此外，在國民公會中，牧月二十二日法律使議員們的擔憂心情達到了頂點：反對救國委員會的議員指出，這條法律的實質是準許救國委員會不需通知議會就對議員提起公訴。
第二天，羅伯斯庇爾好不容易才排除了這種指控，但懷疑仍然存在。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救國委員會加強恐怖統治的目的是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這種性質在處死埃貝爾和丹東後已隐約可見，如今則暴露無遺了。
牧月二十二日法律造成了&ldquo大恐怖&rdquo。
從二十九日起，被控圖謀暗殺和參與巴茲陰謀的五十三名犯人被依法處死。
然而，人們對監獄的關注進一步擴大了恐怖的影響。
就其本身而言，事情并不新鮮：犯人發生暴亂，自然是貴族陰謀的結果，這在1789年7月和1792年9月早已被公認。
嫌疑犯的數量衆多&mdash&mdash巴黎約有八千多人&mdash&mdash隻是加強了這種恐懼心理。
關押制度的松弛足以表明，這種恐懼并非沒有根據，牧月的一份報告承認，犯人随時都可進行暴亂。
于是，有人便檢舉埃貝爾分子和呂西爾·德穆蘭有搞暴亂的動向。
比賽特爾監獄在6月破獲了一起越獄陰謀，三批犯人為此被解送革命法庭。
既然人們把牧月的暗殺事件歸結為反革命陰謀，整頓監獄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是，庫通關于斬盡殺絕的這類話也表明，人們歡迎對奸細進行檢舉。
經救國委員會批準同意，在民事和司法事務委員會主席埃爾曼的主持下，自穑月十九日（7月7日）至霧月八日（7月26日），共有七批犯人從盧森堡、卡爾姆和聖拉紮爾等監獄被提出處決，其中包括安德烈·謝尼埃。
大恐怖期間處死的犯人總計達一千三百七十六人，而從1793年3月至牧月二十二日，巴黎處決的犯人不過一千二百五十一人。
成批處決令人觸目驚心，鎮壓手段也增添了恐怖氣氛：雙輪推車帶着犯人在聖安東尼區示衆，緩慢地行進到&ldquo推倒王位&rdquo的栅欄口上，這裡新近設置了斷頭台。
劊子手當衆行刑，開動斷頭機，割下犯人的首級，污血四濺，令人不寒而栗。
可是，恰巧在這個時候，革命在戰場上已穩操勝券，對貴族陰謀的恐懼正在消失，群衆的懲罰決心在逐漸緩和，平民的狂熱開始下降。
十二、革命的軍事勝利（1794年5月至7月） 有人曾責備救國委員會不該放棄丹東的政策，認為它應試圖通過外交途徑，用較小的代價求得勝利：它本可以利用反法同盟諸國間的分裂，支持波蘭，促使斯堪的納維亞各國采取行動。
格魯威爾從哥本哈根，巴特勒米和巴歇從瑞士分别向救國委員會作了報告；他們認為，普魯士和奧地利傾向同法國談判，丹麥大臣伯恩施托爾夫願意居中斡旋。
救國委員會竟置若罔聞。
在國内，談判可能使寬容派得到鼓勵，同時使國民放松努力：1793年末，關于和談的謠傳和關于寬容的主張曾同時出現。
在國外，談判決不能達成任何結果：普魯士國王已表示，隻有在打敗弑君者以後，他才能接受談判。
對于波蘭人，救國委員會僅讓巴朗蒂埃把科希秋什科派來巴黎，但拒絕給予任何資助。
它曾醞釀一項同中立國結盟的計劃，并通過格魯威爾做中間人，推動丹麥和瑞典的團結。
它曾準備出資幫助瑞典建立武裝，但它無從取得這筆資金。
何況，斯堪的納維亞同美國一樣，無非想不動幹戈地做點生意而已。
一旦形勢嚴重，英國隻消作出某些讓步，便會使法國的犧牲陷于徒勞。
波蘭對法國或許更加有用，但法國哪有幫助波蘭的力量？受貴族和國王操縱的波蘭&ldquo共和國&rdquo也不值得革命者的同情。
救國委員會大概還有它私下的考慮：一旦同普魯士談判，就必須犧牲波蘭；因此，為誠實起見，它不肯向波蘭作出任何許諾。
救國委員會對外交活動雖然不太重視，但它畢竟有一定的對外政策，那就是拉攏中立國和盡可能減少敵人。
羅伯斯庇爾以曆史傳統為例，于霧月二十七日（1793年11月17日）提醒小國注意：萬一法國失敗，它們的獨立将随之葬送。
他痛斥那些主張搞破除基督信仰運動的人，說他們使共和國在國際輿論中陷于孤立。
在那以後，法國恢複了同中立國的貿易往來，中立國船隻受到相當的優待。
尤其，革命宣傳也不再進行。
瑞士主要對法國的宣傳感到恐慌；因此，羅伯斯庇爾勒令埃羅州停止旨在兼并與巴塞爾相鄰的米盧斯的各項活動。
蒙貝裡亞爾公國決定并入法國，并采取了相應的行動，國民公會卻不予宣布。
在蘇拉維任法國駐日内瓦代表期間，民主派推翻了日内瓦的寡頭政治，救國委員會卻不主張占領該城。
巴特勒米終于平息了瑞士各州的懷疑，大批經紀人向瑞士各州訂貨，法國則向瑞士供應它所需要的食鹽和其他産品。
伯爾尼貴族領袖施泰格爾的活動遭到了蘇黎世和巴塞爾兩州的抵制，後者堅持同法國自由貿易。
在美國，吉倫特派的使者熱内聯合共和分子反對華盛頓，力圖把美國拖入戰争。
熱内在美國的港口武裝海盜船隻。
兩國關系瀕臨破裂的邊緣，這對法國特别不利，因為美國是法國唯一可以取得信貸的外國債主。
熱内被撤職後，不敢再回法國。
救國委員會停止宣傳活動，并不僅僅出于謹慎。
&ldquo被奴役國家&rdquo人民的麻木不仁和外國的陰謀喚醒了民族利己主義，使革命初期的世界主義幻想逐漸破滅。
人們從商業利益出發對撕毀1786年協定和斷絕對英貿易感到由衷的高興。
救國委員會趕緊利用這種情緒，使戰争具有&ldquo民族的&rdquo或&ldquo人民的&rdquo性質。
巴雷爾在他的《卡馬尼奧》中不斷醜化敵國和煽動民族自豪。
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大聲叫嚷：&ldquo我不喜歡英國人。
&rdquo既然敵國人民不反對他們的政府，革命将像對待敵國政府那樣去對待敵國人民。
救國委員會于1793年9月通令各軍團沒收其占領區的全部财物，并将軍隊消費剩餘的全部财物運回法國。
帕拉丁地區在冬季受到了殘酷的搜括。
當進攻即将開始時，救國委員會在每個軍團附設了一個專門機構（花月二十四日，即5月13日），該機構于穑月三十日（7月18日）正式開始往法國運送财物，在被占領的國家濫施劫掠。
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地區，凡不能被利用的金屬熔煉廠均遭到了破壞。
革命政府的這些措施為今後熱月黨人的兼并政策開辟了道路，并使歐洲沖突遲遲不能結束。
革命政府的本意與熱月黨人不同。
它清楚地看到國家已疲憊不堪；羅伯斯庇爾曾對吉倫特黨人預言，如果鬥争曠日持久，&ldquo人民将會感到厭倦&rdquo。
救國委員會擔心出現軍事獨裁，絲毫也不希望把戰争繼續打下去。
卡諾寫道：我們要在今年結束戰争；否則，&ldquo就會死于饑餓和疲勞&rdquo。
他命令庇什格律率領北方軍團十五萬人進攻佛蘭德，以奪取依普雷斯并最後到達紐波特。
在戰線的右側，阿登軍團二萬五千人應威脅沙勒羅瓦，摩澤爾軍團四萬人則向列日挺進。
法軍仍采用舊制度時的戰略，以敵人的要塞為攻擊目标，采用平行的線狀隊形包抄科布爾戰線的兩側，企圖迫使敵軍後退，而不集中兵力攻打沙勒羅瓦，切斷敵軍退路，最後加以殲滅。
共和國軍隊集中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左翼，使敵軍掌握了作戰的主動權，因為戰線中央一旦被敵軍突破，指向巴黎的道路便暢通無阻。
根據馬克的建議，奧軍在奪取朗德蘭西後，在卡托河附近擊潰了法軍。
但是，科布爾卻把進攻指向利爾，他的部隊于花月二十九日（5月18日）被庇什格律在圖爾昆擊退。
在此期間，聖茹斯特終于使右翼的包抄行動變成一場真正的猛攻：阿登軍團逐漸增加到五萬人；他曾四次率領阿登軍團回攻沙勒羅瓦，但均未成功。
如同1793年時那樣，普魯士軍隊的駐足不前決定了戰役的命運。
茹爾丹率領摩澤爾軍團一部順利地朝阿登省推進，在追擊博裡厄過程中，又轉而朝迪南方向進軍。
救國委員會決定将茹爾丹部同阿登軍團合并，這支擁有九萬人的部隊不久便成為著名的&ldquo桑布爾和默茲集團軍&rdquo。
在一次進攻失利後，茹爾丹終于迫使沙勒羅瓦的敵軍投降。
這時候，庇什格律正奪取依普雷。
兩翼包抄的傳統戰路通過種種摸索取得了成功：科布爾開始向後撤軍。
但現在，從沙勒羅瓦堵住科布爾的後路已為時過晚。
科布爾看到了這個危險，于穑月八日率軍在弗勒留斯平原向據守沙勒羅瓦城的茹爾丹進攻；進攻雖然被擊退，科布爾卻因此平安地撤出了比利時。
庇什格律和茹爾丹在布魯塞爾會師；卡諾當時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建議，主張抽調茹爾丹部的主力沿海岸向澤蘭發動進攻，由于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的反對，這項建議才被否決。
反法同盟軍已兵分兩路，奧軍朝亞琛方向撤退，英國和漢諾威聯軍朝萊茵河下遊發展。
法國軍隊也如法炮制，由茹爾丹尾追奧軍，庇什格律緊随英國和漢諾威聯軍，兩支部隊于霧月九日（7月27日）同時進入了列日和安特衛普。
接着，法軍暫停前進，以鞏固在比利時的基地，并在後方收複諾爾州的各個要塞。
茹爾丹于9月再次發動進攻，在烏爾特河和羅埃河一線擊敗博裡厄後，随即抵達萊茵河。
正在那時，普軍回師威斯特伐利亞；萊茵軍團和摩澤爾軍團趁勢前進，并封鎖了美因茲。
庇什格律等待河流冰凍後再進入荷蘭。
他于12月和1月不費一槍一彈占領了荷蘭，英軍已退至漢諾威。
在東比利牛斯地區，杜戈米埃在攻克布洛兵營後，于花月十二日（5月1日）重新拿下被占要塞并入侵加塔洛尼亞。
在西線，蒙賽避開正面，從側翼驅散敵軍，分别于熱月六日和七日（7月24日和25日）占領了豐塔拉比和聖塞巴斯蒂爾。
入侵意大利一度已近在眼前。
現已擔任旅長的波拿巴通過羅伯斯庇爾兩兄弟促使卡諾接受了他的計劃。
但在霧月九日後，卡諾又回到了他原來的打算，即加強杜戈米埃的兵力。
西班牙軍隊在9月的黑山戰役中慘遭大敗。
菲格爾宣布投降。
杜戈米埃陣亡後，由佩裡貢接任，後者率軍包圍并攻克了羅紮斯。
海戰的情況不同于陸戰。
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協助下，英軍控制着地中海，先迫使托斯卡納和熱那亞就範，後同帕奧利勾結，征服了科西嘉全島。
然而，在大西洋方面，共和艦隊仍能開出港口。
牧月初，一支滿載糧食的船隊自美國開來，豪厄企圖攔截，維拉雷&ndash儒瓦依厄士從布雷斯特出海迎戰（5月28日、29日和6月1日）。
法方損失較重，&ldquo複仇者&rdquo号在海戰中被擊沉，但豪厄主動撤離了戰場，使船隊得以逃脫。
在殖民地方面，英國占領了法國在印度的商行以及聖比埃爾和米克隆島，但置塞内加爾于不顧，也并未染指馬斯卡林群島。
雙方的争奪集中在安的列斯群島。
制憲議會于1791年9月24日解散前夕，曾經重申有色人種的地位問題委托殖民地議會解決，對維護奴隸制沒有提出異議。
但是，特派員們既不能恢複秩序，又未能壓服起義的黑人。
吉倫特派于1792年3月28日承認了有色人種和自由黑人的公民地位，并改派了一批新的特派員，其中最著名的是松都納克斯。
當特派員到達海地時，8月10日事件的消息把白人推到了反革命的一邊。
立法議會的代表以混血兒為依靠對象，而埃斯帕佩斯和加爾博等将領則偏向對立方面。
内戰導緻了太子港和法蘭西角的被破壞。
英國同當地殖民主勾結，并在倫敦同殖民主派出的使者馬魯埃和杜比克（馬提尼克人）進行了會談。
英軍開始占領各港口，松都納克斯勉強同意給幫助驅逐外國軍隊的黑人以自由。
随後，國民公會于共和二年雨月十六日（1794年2月4日）無條件廢除了奴隸制。
這項法令在除瓜得羅普外的向風群島和馬斯卡林群島均未得到執行，前者因已被英軍占領，後者因被當地種植園主宣布無效。
但在聖多明各，法令産生了共和分子預期的效果。
最傑出的黑人領袖杜山&ndash路維都爾在同西班牙鬧翻後，投誠了拉伏将軍；其他黑人領袖紛紛以杜山為榜樣，到了1795年底，法國奪回了全部失地。
在向風群島中，法國隻剩下由維克多·雨蓋收複的瓜德羅普；果阿朗一度收複了聖盧西亞島，但于1796年經長期抵抗後重新失守。
雨蓋不給英軍任何安甯；他雖未奪回馬提尼克，但給敵國貿易造成了重大損失。
盡管英國占着優勢，法國仍未認輸。
為了使海上霸主不能為所欲為，法國必須首先重建大陸和平。
這在當時卻是不可能的：普魯士和西班牙将接受談判；尼德蘭擁有豐富的資源，法國通過尼德蘭同漢堡和波羅的海地區恢複了貿易；共和國本可以推遲金融和經濟的崩潰，并以最後的努力迫使奧地利接受和平，從而取得軍事勝利。
但要達到這個目的，法國的革命骨幹必須依然存在。
十三、熱月九日事變（1794年7月27日） 法國絕大多數國民反對革命。
除了那些從1789年起就對抗第三等級的人，或那些因利害關系、個人好惡、留戀國王和忠于教會而逐漸轉到反革命一邊的人以外，即使那些原則上忠于革命的人也因渴望恢複興業自由和謀利自由而對國内混亂感到厭倦和希望和平。
人數達百萬之衆的雅各賓分子内部也出現了意見分歧：手工業者和店鋪主想方設法要躲開最高限價；至于無套褲漢，他們對救國委員會的統治感到失望和不滿，責備救國委員會竟然逮捕他們的領袖；工場裡怨言頗多，各種事件層出不窮。
在國民公會方面，由資産者選出的議員們希望停止經濟統制，恢複資産階級的政治權威和社會權威。
他們不能容忍山嶽黨人利用群衆壓力架空議會或迫使議會就範：牧月法律發布後，謠傳将進行新的清洗，議員們膽戰心驚，朝不保夕。
山嶽黨如今已同無套褲漢鬧翻，國民公會覺得東山再起的時機已到。
當革命處境危急時，各個派别需要以國防大局為重，不得不對自己的野心有所克制。
現在，軍事勝利解除了各派的顧慮，派别鬥争便變得肆無忌憚。
在那些長期明哲保身、躲避危險的人中間，有誰不認為自己理應進入救國委員會和摘取革命果實呢？ 那些對革命政府切齒痛恨的人首先把矛頭指向了羅伯斯庇爾。
這也十分自然，因為正是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和雅各賓俱樂部勇敢地和富有遠見地為各委員會的政策進行辯護。
推崇最高主宰和發布牧月法律便是最後的證明。
由于牧月法律是維護現有領導人當政的一個手段，種種罪名便栽在羅伯斯庇爾的頭上，似乎羅伯斯庇爾真的想搞個人獨裁。
其實，羅伯斯庇爾在救國委員會并不享有任何特權；他是進入救國委員會的最後一名委員，既未推薦其他人擔任委員，又不主持該委員會的會議，他必須先取得其他委員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動。
當然，他的聲望無疑在上升；他有雄辯的口才；堅持原則，決不調和，從而赢得&ldquo鐵面無私&rdquo的美名；對賣國賊處置嚴厲，決不手軟；性格多疑，以緻把反對派與賣國賊相混同。
這一切使他甚至在雅各賓俱樂部也受到&ldquo獨斷專行&rdquo的指責。
由于不再有獨立的報刊和選舉，所有的決策都由國民公會作出，而國民公會則按月延長各委員會的權力。
但是，在沒有政黨組織的情況下，國民公會的每名議員都感到孤立和為自己擔心。
誰敢以專橫的罪名去趕走和取締各委員會呢？在派往外地執行使命後回來的國民公會代表中，不少人對各委員會懷有怨恨；那些被召回的主持恐怖鎮壓的人更認為自身也面臨威脅，他們到處活動，拼命拉攏其他議員，其中最突出的有塔裡安和富歇。
塔裡安因其情婦卡瓦魯斯不久前被捕需要他營救，人們往往認為他是熱月九日事變的策動者；而事變的真正策動者還是富歇，他的活動更要聰明得多。
當然，單靠他們二人，事變也不會成功。
平原派并不喜歡主持恐怖鎮壓的那批議員，因為其中不少人品德低下，不值得受他人的尊敬。
随後的事實将證明這一點。
他們的行動之所以成功，這是因為各委員會的部分領導人充當了他們的同謀：分裂使各委員會把自己葬送，而使國民公會重新獲得了主宰一切的大權。
公安委員會對救國委員會心懷嫉妒，在牧月法律發布後，雙方的沖突更加尖銳。
中央集權的傾向對獨掌财政委員會和國庫大權的康蓬也是個威脅。
仇恨又一次集中到羅伯斯庇爾身上。
毫無疑問，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确實想到，組織一個清一色的中央政權将能促進革命政府的團結，并将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
公安委員會的許多成員仍有埃貝爾主義的傾向；反對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和推行對最高主宰的信仰使他們感到憤慨。
他們對羅伯斯庇爾的個人作風也感到不滿，而這種個人作風又偏偏使羅伯斯庇爾在革命小資産階級中深得人心，因為小資産階級把羅伯斯庇爾看作是他們的化身。
雖有才能而無财産的羅伯斯庇爾住在聖奧諾蘭街一位名叫杜普萊的木匠家裡，過着儉樸的生活。
民主派的這位創始人同下層百姓親切相處，但注重外表修飾，讨厭無套褲漢那種衣着不整，大吵大嚷和标新立異的作風。
假如救國委員會本身尚能保持團結，它或許會占有優勢：平原派不會追随公安委員會或搞恐怖鎮壓的那一夥人。
可是，救國委員會也發生了分裂，多數委員也反對羅伯斯庇爾，忠于他的隻剩下庫通和聖茹斯特二人。
比約反對羅伯斯庇爾是因為後者遲遲不肯抛棄丹東；科洛·德布瓦曾與富歇在裡昂同舟共濟，他反對羅伯斯庇爾并不令人奇怪。
比約和科洛二人同公安委員會進行了串聯。
至于救國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馬恩的普裡厄、讓蓬·聖安德烈正在外地巡視，與事無關。
慣于見風使舵的巴雷爾拖到最後才表明态度。
餘下的蘭代、卡諾和科多爾的普裡厄三人，同巴雷爾一樣，都屬于為拯救革命而投靠山嶽派的那部分平原派，他們仍抱住資産階級的保守思想不放，始終認為經濟統制隻是臨時的應急措施，共和二年民主政治的社會政策至少應予修改，他們對風月法令肯定非常反感。
蘭代對熱月九日事變始終冷眼旁觀，科多爾的普裡厄僅起幫手的作用，真正發難的人是卡諾。
發難的原因除了社會觀點的分歧外，無疑還有在極端個人主義刺激下産生的個人恩怨。
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雖然能幹正直，卻未免太獨斷專行。
卡諾對他們寸步不讓地批評他提出的各項計劃尤其感到惱火。
他們被工作搞得疲憊不堪，在危險面前又精神高度緊張，往往難以控制自己。
羅伯斯庇爾随着身體的衰弱，便好發脾氣，輕易不肯饒人。
他在私下表現得和藹可親，但在公開場合卻顯得冷淡隔膜，從不微露笑容。
争吵便接連不斷地發生。
當時有個名叫卡特琳娜·苔奧的老年婦女，自稱是&ldquo上帝之母&rdquo，廣收門徒。
瓦蒂埃于牧月末借題發揮，恥笑最高主宰及其教主。
羅伯斯庇爾反對立案開審，經過大吵一場後，取得了勝利；此後不久，他便不再出席救國委員會的會議。
在整個穑月，他始終一言不發，長時間的沉默隻能便于敵人進行宣傳和加強配合。
到了熱月初，反對派曾試圖填平相互間的溝壑；聖茹斯特和庫通也有這種意向，但羅伯斯庇爾卻認為反對派沒有誠意，要求國民公會作出最後裁決。
熱月八日（7月26日），羅伯斯庇爾要求實現&ldquo政府的團結&rdquo，同時又揭露有人反對他。
議會投票同意将他的演說印發各市鎮當局。
當議會要他說出對方的姓名時，羅伯斯庇爾卻予以拒絕；這一軟弱表現導緻了羅伯斯庇爾的垮台，因為人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羅伯斯庇爾想取得任意處置權。
平原派開始不聽号令了，業已通過的決定被推遲執行。
可是，當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進行反撲時，平原派是否會像以往那樣屈膝投降呢？為了避免自己受害，反對派決心先下手為強。
他們估計公社或許會号召巴黎各區拿起武器，巧妙地制訂了應變的策略，因而讓同謀的議員扮演主角。
當國民公會于熱月九日（7月27日）正午開會時，他們阻止聖茹斯特和羅伯斯庇爾二人發言。
在亂哄哄的一片嘈雜聲中，各委員會一緻決定撤銷昂裡奧國民衛隊司令的職務，下令逮捕革命法庭庭長迪馬。
接着，一名隐秘的丹東分子提議對羅伯斯庇爾兄弟二人、聖茹斯特和庫通起訴論罪，這個提議獲得了各委員會的贊同，勒巴斯挺身而出，自願同以上四人一起受審。
到下午三時，事變的全過程已告結束。
公社宣布随時準備起義。
昂裡奧到處活動，企圖解救他的朋友，卻愚蠢地反而被人抓獲。
國民衛隊僅有兩名區隊指揮響應了他發出的号召。
因此，國民公會的權威仍占了上風，而羅伯斯庇爾分子這時才意識到鎮壓埃貝爾分子和分散革命力量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然而，在七時左右，約有三千群衆帶着三十多門大炮來到格雷夫廣場集合。
這支人多勢衆的武裝力量群龍無首。
在科菲納爾的率領下，人們前往國民公會援救昂裡奧，但因犯人已被關進監獄，便中途折回，沒有去解散國民公會。
深感後怕的國民公會于是宣布，對在押犯人和起義分子将依法嚴懲不貸。
巴黎各區和各雅各賓俱樂部驚惶失措，議而不決。
群衆雖然救出了被捕的議員，而且後者也于晚九時至淩晨一時陸續來封了市政廳，但他們當中無人站出來領導起義。
他們并不否認起義的必要性，大概他們認為起義也不是出路。
他們曆來聲稱自己以國民代表的名義執掌政權，而面臨的矛盾使他們無所作為，聽天由命。
在放任自流的情況下，無套褲漢陸續離去，到淩晨一時，廣場已空無一人。
國民公會的武裝力量恰在那時趕到。
富裕居民區的國民衛隊提供了一支分隊，由舊軍官巴拉斯指揮，後者作為熱月黨人的救星從此官運亨通。
據米希勒說，格拉維利埃區由于不忘雅克·魯的舊情，同時也派來了一隊人。
勒巴斯在絕望中自殺；羅伯斯庇爾對自己開了一槍，僅傷及下颚。
國民公會的部隊未用一槍一彈就進入了市政廳，把留在那裡的人統統逮捕。
接着，在整個巴黎開始對公社和雅各賓俱樂部的支持者進行大搜捕。
熱月十日晚間（7月28日），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庫通、迪馬同其他十八人一起在革命廣場的斷頭台引頸受刑。
第二天，又有七十一人被殺，這是革命期間處決的最大一批犯人。
第三天，又有十二人被執行死刑。
三名逃犯在事後被抓獲處決，從而結束了這場屠殺。
在整個法國，曾主持過恐怖鎮壓的人都被吓了一跳：羅伯斯庇爾居然步埃貝爾和丹東之後塵成了共和國的叛逆！他們大部分都對此難以置信。
但絕大多數國民都認為這是對革命政府的緻命打擊，因而感到滿意：他們确實沒有看錯。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皮洛士系伊皮羅斯的國王。
公元前278年曾戰勝羅馬人，但損失慘重，耗盡全部力量。
&ldquo皮洛士式的勝利&rdquo意為得不償失的勝利。
&mdash&mdash譯者 (2)杜歇老爹為埃貝爾的别号。
&mdash&mdash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