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政府（1793—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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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情極其緊急的1793年夏季，一些高級指揮官因無能和疏忽而被認為缺少愛國心，受到了同樣的懲罰。
國民公會特派代表像過去國王派駐軍隊中的監軍一樣成為共和國權威的體現。
此外，陸軍部特派員以及公社于1793年派駐旺代的專員也參與監視軍事指揮，散發無套褲漢的報刊，并且在俱樂部中向士兵發表演說。
但在1794年春，他們全都被撤銷了。
國民公會代表的監督工作并非完全沒有缺點，特别是某些代表有時幹預了軍事指揮，但共和國在對指揮官的忠誠尚無把握以前，就不能賦予指揮官全權。
此外，在制訂旺代的作戰計劃時，由于國民公會的許多代表全都插手，大家意見紛紛，莫衷一是。
但這種情況畢竟不是普遍的，不少代表确實對勝利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聖茹斯特。
國民公會于1793年12月21日決定，禁止部隊進行集體請願。
卡諾指出：&ldquo武裝部隊應絕對服從法律，貫徹執行法律，決無讨論的餘地。
&rdquo俱樂部不再幹預軍隊的管理；軍事法庭的陪審團制度仍被保留，但在形勢緊急時，國民公會代表也設立秘密審判的軍事法庭，例如共和二年花月十八日（1794年5月7日）摩澤爾軍團就曾經這樣做。
但是，救國委員會并非就像歐洲反動派所宣傳的那樣，僅僅依靠斷頭台來推動将領的積極作戰和維持軍隊的紀律。
救國委員會所依靠的，首先是信任以及對祖國和革命的熱忱。
在共和二年，它對共和軍的将領已相當信賴，不再把戰鬥的失敗歸罪于叛賣。
卡諾簡單扼要地指出：&ldquo當人們作了一切努力去争取勝利時，即使打了敗仗也不算有罪。
我們不能單純以勝敗來判斷一名軍人，還要看他是否努力和是否勇敢。
&rdquo至于軍事法庭，雖然在審理叛逆分子、流亡者、攜槍脫逃者的案件時，它根據法律的規定，作出嚴厲的處置，但在對待士兵的一般過失時，特别在對待抗命不服的士兵時，卻表現得相當寬大。
從霧月七日（1793年10月28日）到風月十六日（1794年3月6日），萊茵軍團的軍事法庭共審理了六百六十名被告，其中二百八十二人被宣布無罪釋放，一百八十八人被送回原來部隊，一百九十人被判有罪，僅六十二人披處以死刑。
軍隊保持了它的民主性質：共和二年的士兵繼續參加俱樂部的活動；政府讓他們了解政治形勢，向他們分發愛國報紙。
國民公會答應為士兵保留十億巨款的流亡者産業，向殘廢軍人和愛國軍人家屬發放津貼。
聖茹斯特指出：&ldquo勝利的取得不能僅僅依靠軍隊的人數和紀律；唯有共和精神在軍隊中不斷深入人心，才是勝利的保證。
&rdquo共和二年的軍隊并不僅僅由熱烈的共和分子所組成；但其中的共和分子确實相當多，他們與國内其他共和分子是同呼吸共命運的。
人們往往把一心保衛祖國的共和二年士兵同集中精力打擊貴族的無套褲漢對立起來，這是完全錯誤的。
從軍作戰的革命者忘不了他們的仇恨；後方的共和分子也同樣忠于祖國和不怕犧牲。
奧什曾是馬拉的擁護者；克累貝和馬爾蘇高度贊揚卡裡埃的堅毅：波拿巴對羅伯斯庇爾深為愛慕。
問題的實質是軍隊中的共和分子的任務比較簡單，團結也比較容易保持。
因此，在事情過去了許多年以後，馬爾蒙和蘇爾特等人在回顧往事時，無不以激動的心情，陳述他們為保衛&ldquo不可分割的共和國&rdquo所立下的豐功偉績。
一支真正全民皆兵的部隊開赴前線，這是史無前例的；一個民族竟能養活和武裝如此衆多的士兵，這也是自古以來首創的新事物，然而這正是共和二年軍隊的特點。
軍事技術的革新首先是兵員衆多的結果，許多革新沒有維持很久或隻是緩慢地和不穩定地形成。
武器沒有明顯進步，步兵仍用有效射程為一百米的1777年式步槍；炮兵仍使用能把四磅重的炮彈發射到四五百米遠的格裡博瓦爾式大炮。
戰術的運用取決于部隊的訓練。
一般說來，共和二年的士兵作戰時善于利用地形，以散兵隊形沖鋒，然後在有利時機同敵軍拼刺刀肉搏。
但1791年的軍事條令對軍官來說仍是必須遵守的法律。
在條件許可時，尤其在進行決戰時，他們仍采用線狀隊形。
他們認為，由于士兵沒有經過足夠的訓練，在運動時不宜布置攻擊縱隊，而在對付騎兵時不宜排列方陣。
這些戰術到了1795年又重新出現；可見，随着共和軍逐漸訓練有素，它又回到了舊制度時的戰術。
如果說有新的創造，那主要是系統地成立了師旅兩級的建制，這是由兵員衆多所必然産生的。
作為戰術單位，師級組織在1793年仍不十分明确，而到1794年才正式确定。
茹爾丹當時規定，每師下轄二個步兵旅、二個騎兵團、一支馬拉炮隊，附屬于各營的大炮不計在内，總共約八千至九千人。
至于戰略原則的革新，問題在于如何充分利用優勢兵力。
因此，攻堅戰和圍城戰的陳舊作戰法已不受重視。
處在反法同盟諸國各軍空隙中的法軍可以通過内線運動，讓一部分軍隊沿邊境進行穿插，并利用一部敵軍的無所行動而擊敗其餘各部。
密集行動和以多勝少，這就是卡諾的原則。
當然，執行這個原則并非一帆風順，在波拿巴以前，人們僅取得了局部的成功。
卡諾及其助手&mdash&mdash例如阿爾松&mdash&mdash是些名符其實的工程師，在他們看來，要塞具有頭等重要的地位。
守衛&ldquo鋼鐵的邊界&rdquo在1793年仍是他們作戰的出發點。
他們仍像在舊制度下那樣指揮戰事，最初想采用迂回運動去解除敵軍對要塞的包圍，當要塞行将陷落時，他們又想在二十萬機動兵中抽調部分援軍，派遣四萬人前往洪茲肖特，五萬人前往瓦提尼，剩下的部隊則列陣待敵或駐守其他要塞。
結果，敵人雖然被擊退，但未被消滅。
在1794年，由于過于重視依普雷的地位和一心想奪取佛蘭德，他們讓法軍向左翼運動，而置右翼于不顧；在當時，唯有通向沙勒羅瓦的右翼才能切斷科布爾的交通和殲滅其部隊。
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後，當他們決定從右翼威脅敵軍時，時機已經錯過：科布爾在失敗後，撤出了比利時，其軍隊未受損失。
指揮技術的高明顯然比行動迅速和堅毅果斷所起的作用要小，而後面的兩項恰好是革命政府的基本力量所在。
卡諾在率軍到達瓦提尼的第二天便發動了攻擊，聖茹斯特驅使桑布爾和默茲軍團&ldquo如狼似虎地&rdquo向沙勒羅瓦猛撲。
他們不但是真正的常勝将軍，而且在戰場上表現得英勇頑強；人們将能看到，他們在國内動員了全民族的人力物力，為軍隊在前線作戰提供條件。
在海上作戰方面，救國委員會不但行動遲緩，而且成效很小，紀律松弛使造船工場混亂不堪，艦隻在迎敵時往往出現抗命事件。
海軍軍官嚴重不足；1791年4月法令允許商船船長在海軍服役一年後擔任大副，在服役二年後擔任艦長。
到了1793年，有的商船船長甚至可以擔任艦隊指揮。
但多數船長甯肯淪為海盜，例如絮爾科夫。
先後在布雷斯特和土倫領導海戰的是最初擔任商船船長、後來改任牧師的讓蓬·聖安德烈。
他整頓了紀律，命令造船工場開工，并讓艦隊出海巡航。
但臨時拼湊一支艦隊比組織一支陸軍要困難得多，讓·蓬·聖安德烈未能改變海軍的落後狀況和彌補土倫叛亂所造成的損失。
九、經濟統制 救國委員會在同意大舉征兵的同時，已意識到它為養活如此衆多的部隊，尤其為解決軍服、裝備和武器等問題，将遇到極大的困難。
大部分兵工廠集中在莫伯日、夏爾維爾、杜埃、克林根塔爾等地，敵人幾乎近在咫尺。
聖艾蒂安掌握在叛軍手中；炸藥制造供不應求。
封鎖使法國得不到德國的鋼、印度的硝石、波羅的海的苛性鉀、西班牙的苛性鈉和意大利的硫磺。
必須發展軍火制造，複活對外貿易，并在法國找到新的資源。
時間十分緊迫，任何人的努力都不足以克服這麼多困難，更談不上恢複均衡生産。
如果把軍需采辦交給私人負責，軍需商将勒索高昂的手續費；在此情況下，通貨膨脹将在1793年末使指券的價值降低到等于零。
此外，整個法國猶如一個被團團包圍的堡壘，如果救國委員會不進行幹預，先為部隊留下軍糧，然後把剩餘部分進行合理分配，以維持社會秩序，那麼，即使非軍事人員也會為争奪食物而動起武來。
形勢逐漸迫使救國委員會不得不實行全國的經濟統制。
這是它采取的最富特色的一項政策。
這同組織一支龐大的軍隊是分不開的。
部隊隻征十八至二十五歲的未婚男子入伍，但在許多情況下，那些需要留在後方的人也可緩征或免征；舞弊由此應運而生。
許多人設法受雇于運輸部門，逃避去軍隊服役。
此外，公職人員仍留任原職。
對所有其他公民說來，大舉征兵的決定無疑是一項軍事動員令。
所有人都是動員的對象，為有效起見，征兵必須從速進行。
雖然整個征兵工作處于臨時應付的狀态，人們仍努力注意才能的發揮，但對政治方面的因素卻很少考慮。
大工業家佩裡埃和沙普塔爾，銀行家培勒戈，都得到救國委員會的重用，雖然人們知道沙普塔爾同聯邦主義有所牽連，培勒戈是一名同皮特有聯系的外國人。
科學家尤其得到器重，許多科學家站在革命的一邊。
哈森弗拉茨是巴黎武器制造工場的主要組織者之一。
蒙日、旺代蒙德、貝爾托菜、達爾賽、富爾克魯瓦改進了冶金業和軍火制造業；伏克蘭同沙普塔爾和台斯克瓦齊爾一起領導硝酸鹽的研究。
卡爾尼想出了精煉硝酸鹽和制造火藥的新工藝。
救國委員會在默東設立了研究實驗室，貝爾托萊、孔台、古依東·德·莫爾伏都在那裡工作。
人們試圖用氯酸鹽炸藥制造炮彈，并在弗勒留斯戰役中第一次把氣球用于軍事目的。
沙普繼續進行光線通訊的試驗，并在巴黎和北部邊界之間建立了第一條通訊線路。
所有的實物資源自然都進入征用之列。
農民必須交出糧食、草料、羊毛、亞麻、芝麻乃至牲畜；手工業者和商人必須出售他們的産品；私人的武器、國民衛隊的制服，有時甚至被褥，也被征作軍用。
聖茹斯特曾勒令施特拉斯堡居民提供二萬雙鞋。
原材料的征集範圍十分廣泛，不僅包括各種金屬和教堂的鐘，甚至還收集繩索、廢紙、破布和草木；牆腳的硝土和廚房的爐灰被用于制造鉀鹽，闆栗用于煉糖。
所有的企業都為國家服務：森林、礦山、采石場、各種鍋爐和冶金爐、染坊和造紙工場，織布工場和修鞋作坊。
國家此外還積極建造新的工廠。
必須加緊制造武器彈藥，這就要求現有企業不僅達到最高的生産水平，而且采用科學家發現的新工藝，進一步提高産量。
共和二年的制度有利于工業技術的進步。
人的勞動和物的價值都受限價法令的制約。
最高限價讓商人仍有利可圖，并給生産以一定的獎勵。
同流行的說法相反，在共和二年，并非所有的企業都虧本，它們隻是不能損害國家謀取巨額利潤而已。
歸根到底，任何人沒有搞投機倒把和發國難财的權利。
軍隊的服裝和一般裝備主要由地方當局通過開設被服和皮件工場負責解決。
中央政權勒令屠宰場交出畜皮，用于制作皮鞋；染坊從國家經營的林場取得樹皮充當鞣革的材料，保證日夜開工，不得停頓。
塞甘在比揚古的一個小島上，試驗成功了一種快速鞣革法，該島後來以塞甘命名。
制鞋作坊的每個夥計每十天必須做出兩雙鞋。
武器問題仍令人十分擔憂。
1793年9月，巴黎動工建造一家生産步槍和刺刀的大工場。
除利用私人作坊外，還安排工人在杜依勒裡宮和盧森堡宮的兩個公園，以及在原羅亞爾廣場和殘廢軍人院前面的空地上工作。
此外，在外省，不僅讓已有的工場複工，而且積極開設新工場；例如諾埃爾·普恩脫和拉克納爾分别在穆蘭和貝日拉克作了這方面的努力。
廠址設在夏約的佩裡埃工廠同位于盧昂附近的羅米依工廠開始使用青銅鑄炮。
費烈、普恩脫和羅默大大促進了法國中部和西南部的維埃宗、勒克勒佐、呂埃爾和阿布紮克等工廠的鑄鐵炮制造。
救國委員會顯然在彈藥工業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難，但也正是在這方面，它取得了最驚人的成就。
由于硝鹽貨源不足，必須在國内自行解決。
大量硝土終于在都蘭地區發現，伏克蘭親臨現場查勘；根據他的建議，科多爾的普裡厄下令建立全國性組織，并實行統一管理。
各地市鎮當局指定硝土專家領導硝土的普查和淘洗工作，并設置幹餾工場。
部分硝土專家于風月前來巴黎參加實習訓練班。
二十八所煉硝工場在巴黎成立，其中最大的一所設在聖熱爾曼的大教堂。
炸藥制造工場同時在發展，最重要的工場設在格勒内爾和裡博脫。
這些成就雖足以使歐洲驚慌萬狀，但仍遠未達到人們所希望的目的。
例如，巴黎的步槍制造廠本應每天生産一千支槍，但實際生産量不超過六百至七百支，修理的槍支也包括在内。
春季戰役期間，部隊的彈藥供應仍感到極大困難。
困難表現在多方面。
救國委員會不掌握生産進度；沒有統計數字，經濟統制也就不能進行。
它不得不通過倉促的調查和大量的報表作粗略的估計。
法國當時基本上還是個農業國，資本集中剛剛開始起步，工業分散在全國各地。
此外，工人還有待培訓，以使之适應新産品的制造和新工藝的采用，因此必須調動和集中工人，以保證生産的同步進行。
最後，運輸問題尤其嚴重。
國内幾乎沒有運河，陸路交通很少維修，馬匹車輛不但要滿足軍隊的需要，而且要保證一般居民的衣食供應和土地耕種。
當局不得不征用船舶和車輛，設立全國運輸管理處，并為這一機構籌集必要的物資。
假如救國委員會不用恐怖手段強迫所有公民作出應有的努力，它就既不可能壓抑投機心理，又不可能克服消極抵抗。
國家的經濟大部分歸國家支配：或者直接地通過創辦國立工場，或者間接地通過供應原材料和勞力，以及通過征購和限價對生産實行監督。
有人認為，救國委員會有意識地實行生産社會化，以便偷偷摸摸地把法國引向共産主義，而共産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是民主的頂峰。
雖然經濟統制在無套褲漢看來具有社會的價值，但它同共産主義畢竟毫無聯系，因為它隻是全面調節經濟的各個環節，用今天的話來說，隻是一種結構改革。
在風月前依然存在的物資管理委員會以及國民公會的某些代表可能對國家主義懷有好感；相反，救國委員會從來認為，經濟統制隻是為保衛革命而必須采取的臨時措施。
尤其，它在推行這些措施時也極其勉強。
對于資産階級所珍愛的經濟自由，救國委員會始終留戀不舍，因而在幾個月内曾背離了限價政策。
救國委員會一方面在客觀環境的推動下不由自主地走向國家主義，同時卻注意限制國家主義的擴張。
如同地方行政當局一樣，作為最高政治權威的救國委員會成員隻是出于救國的考慮才執掌了經濟部門的職責；他們在思想上始終認為，這些職責超出了他們自身的職權範圍，隻是額外地增添了他們的工作和責任；因此，一旦危機有所緩和，他們十分希望從中解脫出來。
事實上，生産和運輸狀況不允許他們許諾滿足消費者的所有需求。
在埃貝爾分子垮台後，他們的觀點更赤裸裸地暴露無遺。
顯然，工業的分散迫使他們向許多小工廠的老闆求助。
這在蓬提厄、莫雷茲、蒂埃爾是如此，甚至在巴黎也是如此。
救國委員會隻要下道命令，就能将礦山收歸國有和增加國立工場，而救國委員會卻毫無行動。
相反，卡諾公開反對國家直接經營由國民代表創設的工場，因為他認為，這樣做不但費用浩大，而且容易滋長官僚主義。
救國委員會對待以下兩個問題的态度是明朗的。
首先，人們看到，救國委員會對于把外貿管理交回給批發商真是求之不得；其次，它在市場供應方面無疑對擴大經濟統制的職責感到厭煩。
從1793年11月起，外貿完全集中在物資管理委員會的手裡，該委員會為複活對外貿易，向國外派出受權經商的代理人；他們有權征用商船，在港口開設國家貨棧。
中立國商船重新備受歡迎：航行法暫停執行。
交易雙方在自願基礎上以鑄币或貨物充當支付手段。
在波爾多和自由鎮（阿爾薩斯的聖路易），設有專門委員會負責接待各種客商。
法國同熱那亞、瑞士、漢堡、哥本哈根和美國都達成了大筆購貨協議。
在貨物進口恢複後，物資管理委員會為保證購貨的支付能力，采取了以下措施：在國内征購中立國希望得到的葡萄酒、白酒、絲綢和毛毯；動用繳獲或沒收的英國貨物；在犯人和流亡者的已被充公的财産和國王的動産中挑選寶石、珍貴家具和藝術品用于出口。
此外，根據康蓬雪月六日（1793年12月26日）的提議，用等價指券強行收購外彙。
風月八日（1794年2月26日），為防止資本外流，強迫巴黎各銀行家交出五千萬裡佛的外國票據。
盡管無套褲漢反對，許多法國的和外國的批發商已開始重操舊業；在埃貝爾分子垮台後，救國委員會更加毫無顧忌地幹起來。
巴雷爾和羅伯斯庇爾指出，遏制貿易對共和國損害甚大，相反，正确的政策是要發揮批發商的智慧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在風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逮捕埃貝爾分子的決定恰恰是在二十二日晚間作出的），救國委員會準許除物資管理委員會統制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産品出口，條件是或者進口受限價管理的等量商品，或者為共和國換回鑄币和外國期票，統一上交國庫。
在各大商業城市和港口，批發商組成的貿易經理處必須先墊出一筆兌換券，然後通過出口商品進行支付。
物資管理委員會的貿易經紀人紛紛回國，向中立國購貨的業務從此移交給充當掮客的私商。
在這些措施尚未獲得重大成果前，霧月九日的命令終于下達了，但是對制造商說來，這個發展趨向仍沒有變化。
人們指出，用&ldquo貿易和供給管理委員會&rdquo取代物資管理委員會是換湯不換藥。
誠然，隻要維持限價，即使容許私商活動，也不能起多大的作用。
救國委員會不惜違背法律通過放寬限價的措施為商人提供方便，并根據國家的需要，盡可能縮小經濟統制的執行範圍。
它推行的供應政策就是一個證明。
當某個縣擁有足夠數量的糧食時，物資管理委員會便向該縣征集糧食，供應軍隊和缺糧的各縣。
當然，供應的主要對象是軍隊，缺糧的縣很少顧及。
鑒于運輸的困難，糧食分配不能做到絕對平均。
物資管理委員會往往優先考慮供應鄰近地區的軍民，不惜使産地居民冒挨餓的危險，或者用以後再行救濟的諾言敷衍塞責。
可見，物資管理委員會絲毫不關心消費者的利益。
霧月二十五日（1793年11月15日），國民公會發布了磨坊管理法規，勒令磨坊将各種糧食混合加工，以便生産所謂&ldquo平等面包&rdquo。
但物資管理委員會對這項法令置若罔聞，不予貫徹執行。
它對居民甚至不實行定量供應，其中的道理是容易猜出的。
在統計數字、交通工具和工作人員均感不足的條件下，怎麼保證糧食的混合加工？在大多數村莊擁有磨坊的條件下，怎麼實行對磨坊的監督？如果在全國給每個法國人分發糧食供應證，人們是否在所有地方都能保證取得應該供應的份額？對于資本主義集中在今天使政府能愉快勝任的事，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卻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有關糧食供應的全部事務都交給各縣政府和市鎮當局去完成，前者負責征購糧食和供應市場，後者負責監督磨坊、面包房和點心作坊實行混合加工，必要時實行定量供應。
中央集權因而仍停留在浮面。
危機在各地産生了同樣的後果，但在不同的時間和以不同的嚴重程度表現出來。
在土地肥沃的地區，市場供應有時能維持到夏末，殷實富戶仍自己烤制面包，面包商也保留相當的自由。
在大城市和法國南部，市場收市很早：農民的糧食一概由市鎮當局收購入倉，經混合加工後，交面包房烤制，然後憑證供應居民。
面包商實際上成了市鎮當局雇傭的工人。
市政當局有時也在濟貧所或自設烤房制作面包：例如，特魯瓦市的食品供應完全由當局一手包辦。
鄉村的糧食種植者迫于無奈，使用了種種狡詐手段，當局則以抄家、管制、逮捕等措施作對策。
在許多村莊，恐怖統治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
農場主至少為自己留下足夠的糧食，最可憐的則是那些管家和農業工人。
他們被城市拒之門外，不得不懇求農場主出讓一點糧食；至于是否按最高限價購買，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幹預。
對于其他食品和商品，物資管理委員會于風月僅公布了産地的最高限價。
在這基礎上，各縣再加上運費、批發利潤（通常為百分之五）和零售利潤（百分之十），編成大本的價目表。
這項工作直到夏末仍在進行，但實際上對大部分商品不起任何作用。
對于有關國計民生的有限幾種商品，國家盡量采用征購和征用的方法實行限價；救國委員會還容許許多寬免。
至于一般消費者，國家聽任他們自己去争得限價。
最初，物資管理委員會曾給予消費者一些幫助。
例如，委員會在奧爾良扣壓了糖廠的食糖，在馬賽勒令肥皂廠制造肥皂，産品在法國實行全國分配。
但後來，救國委員會很快停止推行這些措施，并規定地方當局不得進行征購和征用。
因此，無套褲漢除對商人進行警察監督和恐怖威脅外，就沒有任何其他辦法，而警察監督和恐怖威脅又幾乎沒有任何效果。
商人即使不克扣斤兩或以次充好，還可以進行秘密的黑市交易。
這也正是農民最喜歡使用的手段。
農産品的地下交易有了飛速的發展。
某些市鎮向商人提供貨源，對消費者實行定量供應。
巴黎在實行了糧食的憑證供應後，于春季又增加了肉類供應證。
在克萊蒙費朗，當局曾試圖将屠宰場收歸市有。
由于缺少通盤籌劃，各地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經濟統制的受益者主要是軍隊。
冬季的軍糧似乎勉強能夠維持。
萊茵和摩澤爾軍團把在1月新占領的帕拉丁地區的糧食資源羅掘俱窮。
服裝、靴鞋和其他裝備顯然仍嫌不足，但從各方面看，士兵在共和二年的生活遠沒有共和三年那麼困苦。
相反，救國委員會卻不肯包辦民用供應。
困難肯定是不可克服的，但各州的地方當局确實做了值得稱道的努力。
為什麼諾爾州當局對燃料油不肯實行征購，從而使投機盛行？為什麼它堅持議價收購牲畜，而不實行肉食的限價？因為它要遷就手工業者和農場主的利益，就不能不這樣做，還因為該州的無套褲漢主要不是工人，而是手工業者和佃農。
店鋪主和手工業者推行限價本是為了對付農民和批發商，沒有想到在執行限價時自己卻先受其害。
鞋鋪和面包鋪對自己竟淪落到雇傭勞動者的地位感到憤憤不平。
對于受到更大限制的農民說來，牲畜和其他農産品的議價貿易是一種補償。
如果限價真正嚴格執行，無論農民或店鋪主都将難以忍受；至于資産階級，它早已渴望取消經濟統制。
所以，救國委員會最初為維護第三等級反對貴族的革命團結，長期不肯斷然實行限價，而在被迫實行了限價後，也盡可能把利益留給國家。
在雇傭勞動者看來，限價似乎有百利而無一弊，因為根據限價的規定，工資比1790年增加二分之一，而商品價格隻上漲三分之一。
但是，既然除面包價格外救國委員會并不強制執行限價規定，雇傭勞動者如果不利用戰争時期勞力不足的有利時機，豈不反而吃虧！由于各市鎮确定的最高工資限額很不平衡，工人便乘機謀取較高的工資。
但是，至少由國家控制的企業不能對工人作出讓步，否則整個經濟大廈以及指券體系會全部崩潰。
工人騷動因此日益增加。
救國委員會正确地看到，這裡有敵人在趁機搗亂，在巴黎則尤其嚴重。
它在征兵征糧的掩護下，堅決抵制罷工浪潮，對拒不複工者以解送革命法庭相威脅。
當收割季節臨近時，它還想控制農業工人。
它勒令農業工人受國家統一調配，而讓各縣政府去确定該縣的工資，這樣做是違背法律的。
實際上，救國委員會未能完全遏制工人的鬥争行動，雇主一般不可避免地要作些忍讓。
革命政府為工人階級提供了工作和面包，使之免受極度的貧困；假如恢複經濟自由，受苦最深的恐怕還是工人階級。
這無疑是個事實，但工人階級不免要尥蹶子：商人既然破壞了限價而不受懲罰，怎麼能強迫工人必須接受限制工資呢？ 十、社會政策 從社會的角度看，無套褲漢曾寄于限價很大希望，這是他們争取生存權的一種法律形式。
限價在曆史上已有過先例，在無套褲漢看來，救國委員會的經濟統制是他們用傳統法規對資本主義得寸進尺的侵犯所取得的一個勝利；這個勝利同時也給後代留下了一個榜樣，即把經濟統制當作支持民族戰争的必要措施。
既然限價政策必将失敗，為了使無套褲漢不緻失望，救國委員會必須設計出一種面對未來的新方案去争取他們。
出身于資産階級的山嶽派分子并不喜歡共産主義。
他們認為，共産主義無非是烏托邦式的道德說教。
他們把共産主義看作是中學教科書上講到的在羅馬共和國末期曾昙花一現的&ldquo土地法&rdquo，其内容不過是平分土地而已。
根據1793年3月18日法令，凡鼓吹土地法者将處以極刑。
羅伯斯庇爾始終反對實行土地法，他承認世襲的私有财産制有缺點，但又說，這是不可彌補的缺點。
經濟統制帶來的困難足以表明，共産主義所要求的生産集中比資本主義尚未實現的機械化生産在程度上還更進一步。
同樣，由于無産階級的分散，建立階級政黨的條件也尚未具備。
無套褲漢和雅各賓分子隻是組成了一個&ldquo人民陣線&rdquo，通常殷實富有的批發商、手工業主、法律界人士和公職人員在其中無疑占有優勢。
何況，無地農民的唯一希望隻是取得土地，而各行業的雇傭勞動者所期待的民主也無非是取消行會，因為隻是在行會取消後，他們才有自己開業的前景。
但是，所有這些人和山嶽派分子都對坐享其成的&ldquo豪富&rdquo和&ldquo大戶&rdquo懷有敵意。
聖茹斯特的《共和體制》一書明确地表達了這種意向，羅伯斯庇爾同樣也認為，随着社會不平等的日趨嚴重，大多數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也就不再存在。
因此，共和國一方面要限制财産和擴大小産業主的行列，另方面則要向所有人提供通過教育提高其社會地位的手段，并通過國家的适當救濟為不幸者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
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民主制是要保存農民、手工業者等獨立小生産者，但他們沒有看到，這個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它同為資本主義集中開辟道路的、以競争為特征的經濟自由相矛盾。
國民公會仍在冠冕堂皇地投票通過種種法律。
根據霧月五日（1793年10月26日）和雪月十七日（1794年1月6日）的法律規定，遺産将在直系子嗣&mdash&mdash私生子包括在内&mdash&mdash間絕對平分，遺囑贈與僅對族外親朋有效。
此外，1793年6月3日通過的關于将流亡者産業分成小塊出售的法令，自霜月二日（1793年11月21日）起被推廣應用于所有國有産業，已被收歸國有的慈善機構和教育事業的财産以及已被處決的犯人和被流放的神甫的财産均按同樣辦法處理。
把地塊分小誠然使相當數量的農民從此能擁有土地或使更多的農民能擴大其農莊，但地塊的出售仍采用拍賣方式，因而絕大多數農民從中沒有得到任何利益。
1793年6月10日法令允許按人口平分市鎮公地，使每個居民都能分得一份土地，但并非所有的市鎮都有公地可分，有些公地不宜耕種，有些地區則認為平分公地會影響牲畜放牧而加以反對。
6月3日法律雖然同意窮人可購買二十至五十公畝土地，地價分多年付清，但到了9月13日，國民公會又從财政考慮出發，收回了這個讓步，改作發給他們一張分二十年償還的票面為五百裡佛的無息借據，權充購買國有産業之用。
這些借據在拍賣行使用的希望極小，因而任何人都未作過這種嘗試。
一些思想開明的行政官員徒勞地指出，這種虛幻的寬宏隻能在農村造成失望。
大多數國民公會議員看來并不感到擔憂。
他們注意到，大農莊主和制造商正尋找勞動力；他們覺得，在人口不斷增長和資本主義日趨發展的社會裡，讓所有的無産者變成獨立生産者将是個幻想。
有些議員還強詞奪理地指出，隻有大農莊才能向城市出售足夠的糧食。
當然，資産階級的眼睛正盯住大片的地産，許多縣仍有意無意地不分小塊出售，盡管救國委員會在夏季曾通令全國，要求地方當局遵守分塊出售國有産業的法令。
與此同時，貧苦農民不斷要求無償地或至少以他們力所能及的價格和以分期支付的形式取得部分國有産業。
但是，有購買能力的農民，特别是雇有零工的農莊主，對支持貧農的要求絲毫不感興趣。
曾迫使國民公會下令徹底廢除領主權的團結精神如今在農民中已分崩離析。
更何況，把維護指券看作是首要任務的山嶽派也對以上情形裝聾作啞。
唯有羅伯斯庇爾分子也許已經覺察到，必須給予貧苦的無套褲漢某些滿足。
聖茹斯特于風月讓國民公會通過法令，&ldquo赤貧者&rdquo将從沒收的嫌疑犯的财産中得到&ldquo救濟&rdquo。
這類&ldquo危害共和國&rdquo的嫌疑犯大約有三十萬人。
國民公會當真考慮要剝奪那麼多人的财産嗎？看來未必如此，它作出這種許諾，隻是針對埃貝爾分子的宣傳。
聖茹斯特在其演說中宣布，這些土地将無代價地出讓，但法令卻對此隻字不提，巴雷爾于花月二十二日（5月11日）所作的關于國家濟貧工作的報告卻相反暗示，這些土地也将投标拍賣。
總之，人們沒有确定處置的方法，而且即使已作出的明确規定也不能使衆多的農民滿意。
首先，許多嫌疑犯并不擁有地産，因此，國民公會的法令在許多村莊等于無的放矢；其次，分成制佃戶和已有小塊土地的農民是否算在&ldquo赤貧者&rdquo之列？他們的懇切要求是把大農莊分給小農經營和改革租佃分成制。
第一種要求同分塊出售國有産業一樣遭到了反對，第二種要求所提出的問題必須加緊解決，因為如同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一樣，國民公會認為，廢除收成分配前首先扣除什一稅和支付領主權制度的收益自然歸地主所有，而佃戶卻相反認為，今後的分成應以全部收成統一計算。
熱爾州已出現了騷亂；騷亂被鎮壓後，資産階級保住了它從廢除領主權和什一稅中獲得的全部利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羅伯斯庇爾分子一方面想到了赤貧農民，另方面卻對赤貧農民的願望置之不理。
這大概同他們對自由經濟的依戀有一定關系。
他們也許像讨厭限價那樣讨厭限制地産。
但他們并不要求廢止1793年4月24日法令；根據這項法令，村莊不得集體購買國有産業，而私人間合夥購買則完全允許。
他們對鄉村的實際情形了解不多。
至于為公共利益需要而征購和均分大地産，這類建議任何人都從未提出過。
革命沒收私有财産的起因始終是為了懲罰賣國賊和叛亂者。
總而言之，無論羅伯斯庇爾分子或忿激派和埃貝爾分子都沒有一項足以使農民群衆動心的土地政策。
在城市裡，羅伯斯庇爾分子一方面聽任放寬限價，另方面又不向無産者提供任何生活保障，無産者既不能組織工會，又沒有罷工的權利。
山嶽派假如關心工人運動，他們當然會廢止勒霞不列法。
但他們至少仍試圖履行制憲議會許下的諾言。
花月二十二日（1794年5月11日）法律把救濟事業交給國家經營，并發起&ldquo全國濟貧募捐&rdquo。
這項法律規定醫生免費出診，發放養老金和多子女家庭津貼，從而為今天實行的&ldquo社會保險&rdquo奠定了基本原則。
霜月二十九日（1793年12月19日）法律下令開辦世俗的、免費的和義務的小學。
創設科研機構和高級文化機構的工作正在繼續進行；但山嶽派把改組中學教育的事推遲到以後去做。
他們首先需要教育人民，振奮民衆精神和加強國民團結：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法令規定，凡在居民不講法語的地區，一律開設法語課。
可惜的是，人力物力都很不足。
組織救濟和開展平民教育需要很多的時間和金錢。
山嶽派不僅重視學校教育，&ldquo旬末禮拜&rdquo和公民節日都是學校教育的延續。
羅伯斯庇爾打算以上帝主宰一切、靈魂不滅和為來世修善等思想為主體，利用各種場合宣傳共和主義思想。
花月十八日（5月7日）法令規定了公民節，并以法國人民的名義确認了羅伯斯庇爾的主張。
這些主張同某些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和實證哲學顯然是對立的，它們反映羅伯斯庇爾的個人信念，并由羅伯斯庇爾實用主義地加以論證，他那今世不幸求來世的思想反映了他對現實生活的悲觀。
任何人都沒有反駁羅伯斯庇爾，但國民公會的許多議員根本不信這套說教，甚至暗中懷疑羅伯斯庇爾企圖同天主教徒握手言和。
天主節慶典于牧月二十日（6月8日）在大衛主持下舉行，當時任國民公會主席的羅伯斯庇爾以新宗教的教皇身份出現，這個慶典在形式上同聖體瞻禮的遊行幾乎完全一緻，人們因此得出結論，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即将結束。
把新的偶像崇拜同天主教混為一談無疑是荒謬的；假如不采用這種辦法，精神至上的宣傳便不足以争取鄉村的無産者。
歸根到底，革命政府不但沒有滿足其創始人&mdash&mdash城市無套褲漢&mdash&mdash的願望，反而在無套褲漢深感失望後，對他們進行了鎮壓；這個政府當然更談不上去滿足鄉村無産者的願望了。
經濟形勢在夏季更加惡化。
即使在博斯、利馬涅、佛蘭德濱海州等土地肥沃的地區，也開始出現缺糧。
當時，脫粒打場的唯一工具是連枷，加上勞力不足，新麥上市還可能拖很長一段時間。
此外，由于收成不好，從長遠來看希望也很暗淡。
救國委員會為保證土地的耕種作出了很大努力，并讓地方當局必要時動員市鎮勞力提供幫助。
國民公會為擴大耕地，下令填池幹塘，拔除花卉，改播糧食。
人們利用《種植者需知》積極進行宣傳，試圖改良耕作方法和擴大土豆消費。
當局有時甚至制止農民放棄糧食種植而改種非限價作物或改營畜牧。
對饑荒的恐懼給政府助了一臂之力。
但情況仍不十分美妙。
由于缺少車輛、農具和勞力，也由于戰争的破壞，相當部分土地仍被荒廢或耕作不善。
再加上天氣失常，人們可以預見共和三年将是一個荒年。
通貨膨脹雖然有所緩和，但仍在繼續，指券再次貶值：在塞納州，指券在霧月已降到面值的百分之三十四。
革命政府争取到一年時間，戰勝了外敵；如今它又面臨被經濟危機拖垮的危險。
由于和平的前景依舊遙遠，為了保住革命制度，政府隻得讓恐怖統治繼續維持下去。
十一、恐怖統治 我們一開始就已經指出，革命者的心理狀态是面對&ldquo貴族陰謀&rdquo而出現的懲罰決心和自衛反應的結合：根據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個人性格，兩種因素既不可分割，又交替起着主導作用，從而産生出千變萬化的表現形式。
鎮壓行動早在1789年7月已經出現，巴黎各區的常設委員會開始滿足于進行秘密監視和調查；但在少數情況下，也有過憤怒的群衆随便殺人的事。
當局即使動員治安部隊，也往往不足以避免此類現象的發生。
必須認真破獲陰謀，迅速而嚴厲地懲辦陰謀分子，以平民憤。
曆屆議會均設置了調查委員會或公安委員會，并把&ldquo危害民族&rdquo的罪犯解送專門法庭審判：最初的沙特累審判庭、後來的高等法院和最後的1792年8月17日法庭。
在這第一階段，鎮壓尚未走上正軌。
由于資産階級對威脅個人安全的臨時處置感到厭惡，往往危險剛過去，鎮壓便停頓下來，懲罰也就敷衍了事；但一旦發生地方事件，平民又故态複萌，随意處決犯人。
這類不經審判就地處決的事件随着戰争和外國入侵而日益增多，并以巴黎的九月大屠殺而達到頂點。
吉倫特派不但不加強政府的鎮壓行動，反而取消了高等法院和8月17日的革命法庭，把政治犯的審判納入一般法庭的職權範圍之内。
1793年的危機再次提出了實行恐怖統治的問題，平民的懲罰決心和自衛反應的結合使革命政府得以産生，并使革命政府的領導人和擁護者頭腦發熱。
九月大屠殺差一點把他們自己搞垮；他們決不容許屠殺事件的重演，于是便着手組織恐怖統治。
鎮壓的第二階段從此開始。
最初，于3月21日建立的監視委員會掌握着逮捕嫌疑犯的權力，在9月17日法律通過後，這些組織在公安委員會的慫恿下為所欲為。
控告的理由一經提出，由國民公會任命的革命法庭（3月1
在軍情極其緊急的1793年夏季，一些高級指揮官因無能和疏忽而被認為缺少愛國心，受到了同樣的懲罰。
國民公會特派代表像過去國王派駐軍隊中的監軍一樣成為共和國權威的體現。
此外，陸軍部特派員以及公社于1793年派駐旺代的專員也參與監視軍事指揮，散發無套褲漢的報刊，并且在俱樂部中向士兵發表演說。
但在1794年春，他們全都被撤銷了。
國民公會代表的監督工作并非完全沒有缺點，特别是某些代表有時幹預了軍事指揮，但共和國在對指揮官的忠誠尚無把握以前，就不能賦予指揮官全權。
此外，在制訂旺代的作戰計劃時，由于國民公會的許多代表全都插手，大家意見紛紛，莫衷一是。
但這種情況畢竟不是普遍的，不少代表确實對勝利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聖茹斯特。
國民公會于1793年12月21日決定，禁止部隊進行集體請願。
卡諾指出：&ldquo武裝部隊應絕對服從法律，貫徹執行法律，決無讨論的餘地。
&rdquo俱樂部不再幹預軍隊的管理；軍事法庭的陪審團制度仍被保留，但在形勢緊急時，國民公會代表也設立秘密審判的軍事法庭，例如共和二年花月十八日（1794年5月7日）摩澤爾軍團就曾經這樣做。
但是，救國委員會并非就像歐洲反動派所宣傳的那樣，僅僅依靠斷頭台來推動将領的積極作戰和維持軍隊的紀律。
救國委員會所依靠的，首先是信任以及對祖國和革命的熱忱。
在共和二年，它對共和軍的将領已相當信賴，不再把戰鬥的失敗歸罪于叛賣。
卡諾簡單扼要地指出：&ldquo當人們作了一切努力去争取勝利時，即使打了敗仗也不算有罪。
我們不能單純以勝敗來判斷一名軍人，還要看他是否努力和是否勇敢。
&rdquo至于軍事法庭，雖然在審理叛逆分子、流亡者、攜槍脫逃者的案件時，它根據法律的規定，作出嚴厲的處置，但在對待士兵的一般過失時，特别在對待抗命不服的士兵時，卻表現得相當寬大。
從霧月七日（1793年10月28日）到風月十六日（1794年3月6日），萊茵軍團的軍事法庭共審理了六百六十名被告，其中二百八十二人被宣布無罪釋放，一百八十八人被送回原來部隊，一百九十人被判有罪，僅六十二人披處以死刑。
軍隊保持了它的民主性質：共和二年的士兵繼續參加俱樂部的活動；政府讓他們了解政治形勢，向他們分發愛國報紙。
國民公會答應為士兵保留十億巨款的流亡者産業，向殘廢軍人和愛國軍人家屬發放津貼。
聖茹斯特指出：&ldquo勝利的取得不能僅僅依靠軍隊的人數和紀律；唯有共和精神在軍隊中不斷深入人心，才是勝利的保證。
&rdquo共和二年的軍隊并不僅僅由熱烈的共和分子所組成；但其中的共和分子确實相當多，他們與國内其他共和分子是同呼吸共命運的。
人們往往把一心保衛祖國的共和二年士兵同集中精力打擊貴族的無套褲漢對立起來，這是完全錯誤的。
從軍作戰的革命者忘不了他們的仇恨；後方的共和分子也同樣忠于祖國和不怕犧牲。
奧什曾是馬拉的擁護者；克累貝和馬爾蘇高度贊揚卡裡埃的堅毅：波拿巴對羅伯斯庇爾深為愛慕。
問題的實質是軍隊中的共和分子的任務比較簡單，團結也比較容易保持。
因此，在事情過去了許多年以後，馬爾蒙和蘇爾特等人在回顧往事時，無不以激動的心情，陳述他們為保衛&ldquo不可分割的共和國&rdquo所立下的豐功偉績。
一支真正全民皆兵的部隊開赴前線，這是史無前例的；一個民族竟能養活和武裝如此衆多的士兵，這也是自古以來首創的新事物，然而這正是共和二年軍隊的特點。
軍事技術的革新首先是兵員衆多的結果，許多革新沒有維持很久或隻是緩慢地和不穩定地形成。
武器沒有明顯進步，步兵仍用有效射程為一百米的1777年式步槍；炮兵仍使用能把四磅重的炮彈發射到四五百米遠的格裡博瓦爾式大炮。
戰術的運用取決于部隊的訓練。
一般說來，共和二年的士兵作戰時善于利用地形，以散兵隊形沖鋒，然後在有利時機同敵軍拼刺刀肉搏。
但1791年的軍事條令對軍官來說仍是必須遵守的法律。
在條件許可時，尤其在進行決戰時，他們仍采用線狀隊形。
他們認為，由于士兵沒有經過足夠的訓練，在運動時不宜布置攻擊縱隊，而在對付騎兵時不宜排列方陣。
這些戰術到了1795年又重新出現；可見，随着共和軍逐漸訓練有素，它又回到了舊制度時的戰術。
如果說有新的創造，那主要是系統地成立了師旅兩級的建制，這是由兵員衆多所必然産生的。
作為戰術單位，師級組織在1793年仍不十分明确，而到1794年才正式确定。
茹爾丹當時規定，每師下轄二個步兵旅、二個騎兵團、一支馬拉炮隊，附屬于各營的大炮不計在内，總共約八千至九千人。
至于戰略原則的革新，問題在于如何充分利用優勢兵力。
因此，攻堅戰和圍城戰的陳舊作戰法已不受重視。
處在反法同盟諸國各軍空隙中的法軍可以通過内線運動，讓一部分軍隊沿邊境進行穿插，并利用一部敵軍的無所行動而擊敗其餘各部。
密集行動和以多勝少，這就是卡諾的原則。
當然，執行這個原則并非一帆風順，在波拿巴以前，人們僅取得了局部的成功。
卡諾及其助手&mdash&mdash例如阿爾松&mdash&mdash是些名符其實的工程師，在他們看來，要塞具有頭等重要的地位。
守衛&ldquo鋼鐵的邊界&rdquo在1793年仍是他們作戰的出發點。
他們仍像在舊制度下那樣指揮戰事，最初想采用迂回運動去解除敵軍對要塞的包圍，當要塞行将陷落時，他們又想在二十萬機動兵中抽調部分援軍，派遣四萬人前往洪茲肖特，五萬人前往瓦提尼，剩下的部隊則列陣待敵或駐守其他要塞。
結果，敵人雖然被擊退，但未被消滅。
在1794年，由于過于重視依普雷的地位和一心想奪取佛蘭德，他們讓法軍向左翼運動，而置右翼于不顧；在當時，唯有通向沙勒羅瓦的右翼才能切斷科布爾的交通和殲滅其部隊。
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後，當他們決定從右翼威脅敵軍時，時機已經錯過：科布爾在失敗後，撤出了比利時，其軍隊未受損失。
指揮技術的高明顯然比行動迅速和堅毅果斷所起的作用要小，而後面的兩項恰好是革命政府的基本力量所在。
卡諾在率軍到達瓦提尼的第二天便發動了攻擊，聖茹斯特驅使桑布爾和默茲軍團&ldquo如狼似虎地&rdquo向沙勒羅瓦猛撲。
他們不但是真正的常勝将軍，而且在戰場上表現得英勇頑強；人們将能看到，他們在國内動員了全民族的人力物力，為軍隊在前線作戰提供條件。
在海上作戰方面，救國委員會不但行動遲緩，而且成效很小，紀律松弛使造船工場混亂不堪，艦隻在迎敵時往往出現抗命事件。
海軍軍官嚴重不足；1791年4月法令允許商船船長在海軍服役一年後擔任大副，在服役二年後擔任艦長。
到了1793年，有的商船船長甚至可以擔任艦隊指揮。
但多數船長甯肯淪為海盜，例如絮爾科夫。
先後在布雷斯特和土倫領導海戰的是最初擔任商船船長、後來改任牧師的讓蓬·聖安德烈。
他整頓了紀律，命令造船工場開工，并讓艦隊出海巡航。
但臨時拼湊一支艦隊比組織一支陸軍要困難得多，讓·蓬·聖安德烈未能改變海軍的落後狀況和彌補土倫叛亂所造成的損失。
九、經濟統制 救國委員會在同意大舉征兵的同時，已意識到它為養活如此衆多的部隊，尤其為解決軍服、裝備和武器等問題，将遇到極大的困難。
大部分兵工廠集中在莫伯日、夏爾維爾、杜埃、克林根塔爾等地，敵人幾乎近在咫尺。
聖艾蒂安掌握在叛軍手中；炸藥制造供不應求。
封鎖使法國得不到德國的鋼、印度的硝石、波羅的海的苛性鉀、西班牙的苛性鈉和意大利的硫磺。
必須發展軍火制造，複活對外貿易，并在法國找到新的資源。
時間十分緊迫，任何人的努力都不足以克服這麼多困難，更談不上恢複均衡生産。
如果把軍需采辦交給私人負責，軍需商将勒索高昂的手續費；在此情況下，通貨膨脹将在1793年末使指券的價值降低到等于零。
此外，整個法國猶如一個被團團包圍的堡壘，如果救國委員會不進行幹預，先為部隊留下軍糧，然後把剩餘部分進行合理分配，以維持社會秩序，那麼，即使非軍事人員也會為争奪食物而動起武來。
形勢逐漸迫使救國委員會不得不實行全國的經濟統制。
這是它采取的最富特色的一項政策。
這同組織一支龐大的軍隊是分不開的。
部隊隻征十八至二十五歲的未婚男子入伍，但在許多情況下，那些需要留在後方的人也可緩征或免征；舞弊由此應運而生。
許多人設法受雇于運輸部門，逃避去軍隊服役。
此外，公職人員仍留任原職。
對所有其他公民說來，大舉征兵的決定無疑是一項軍事動員令。
所有人都是動員的對象，為有效起見，征兵必須從速進行。
雖然整個征兵工作處于臨時應付的狀态，人們仍努力注意才能的發揮，但對政治方面的因素卻很少考慮。
大工業家佩裡埃和沙普塔爾，銀行家培勒戈，都得到救國委員會的重用，雖然人們知道沙普塔爾同聯邦主義有所牽連，培勒戈是一名同皮特有聯系的外國人。
科學家尤其得到器重，許多科學家站在革命的一邊。
哈森弗拉茨是巴黎武器制造工場的主要組織者之一。
蒙日、旺代蒙德、貝爾托菜、達爾賽、富爾克魯瓦改進了冶金業和軍火制造業；伏克蘭同沙普塔爾和台斯克瓦齊爾一起領導硝酸鹽的研究。
卡爾尼想出了精煉硝酸鹽和制造火藥的新工藝。
救國委員會在默東設立了研究實驗室，貝爾托萊、孔台、古依東·德·莫爾伏都在那裡工作。
人們試圖用氯酸鹽炸藥制造炮彈，并在弗勒留斯戰役中第一次把氣球用于軍事目的。
沙普繼續進行光線通訊的試驗，并在巴黎和北部邊界之間建立了第一條通訊線路。
所有的實物資源自然都進入征用之列。
農民必須交出糧食、草料、羊毛、亞麻、芝麻乃至牲畜；手工業者和商人必須出售他們的産品；私人的武器、國民衛隊的制服，有時甚至被褥，也被征作軍用。
聖茹斯特曾勒令施特拉斯堡居民提供二萬雙鞋。
原材料的征集範圍十分廣泛，不僅包括各種金屬和教堂的鐘，甚至還收集繩索、廢紙、破布和草木；牆腳的硝土和廚房的爐灰被用于制造鉀鹽，闆栗用于煉糖。
所有的企業都為國家服務：森林、礦山、采石場、各種鍋爐和冶金爐、染坊和造紙工場，織布工場和修鞋作坊。
國家此外還積極建造新的工廠。
必須加緊制造武器彈藥，這就要求現有企業不僅達到最高的生産水平，而且采用科學家發現的新工藝，進一步提高産量。
共和二年的制度有利于工業技術的進步。
人的勞動和物的價值都受限價法令的制約。
最高限價讓商人仍有利可圖，并給生産以一定的獎勵。
同流行的說法相反，在共和二年，并非所有的企業都虧本，它們隻是不能損害國家謀取巨額利潤而已。
歸根到底，任何人沒有搞投機倒把和發國難财的權利。
軍隊的服裝和一般裝備主要由地方當局通過開設被服和皮件工場負責解決。
中央政權勒令屠宰場交出畜皮，用于制作皮鞋；染坊從國家經營的林場取得樹皮充當鞣革的材料，保證日夜開工，不得停頓。
塞甘在比揚古的一個小島上，試驗成功了一種快速鞣革法，該島後來以塞甘命名。
制鞋作坊的每個夥計每十天必須做出兩雙鞋。
武器問題仍令人十分擔憂。
1793年9月，巴黎動工建造一家生産步槍和刺刀的大工場。
除利用私人作坊外，還安排工人在杜依勒裡宮和盧森堡宮的兩個公園，以及在原羅亞爾廣場和殘廢軍人院前面的空地上工作。
此外，在外省，不僅讓已有的工場複工，而且積極開設新工場；例如諾埃爾·普恩脫和拉克納爾分别在穆蘭和貝日拉克作了這方面的努力。
廠址設在夏約的佩裡埃工廠同位于盧昂附近的羅米依工廠開始使用青銅鑄炮。
費烈、普恩脫和羅默大大促進了法國中部和西南部的維埃宗、勒克勒佐、呂埃爾和阿布紮克等工廠的鑄鐵炮制造。
救國委員會顯然在彈藥工業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難，但也正是在這方面，它取得了最驚人的成就。
由于硝鹽貨源不足，必須在國内自行解決。
大量硝土終于在都蘭地區發現，伏克蘭親臨現場查勘；根據他的建議，科多爾的普裡厄下令建立全國性組織，并實行統一管理。
各地市鎮當局指定硝土專家領導硝土的普查和淘洗工作，并設置幹餾工場。
部分硝土專家于風月前來巴黎參加實習訓練班。
二十八所煉硝工場在巴黎成立，其中最大的一所設在聖熱爾曼的大教堂。
炸藥制造工場同時在發展，最重要的工場設在格勒内爾和裡博脫。
這些成就雖足以使歐洲驚慌萬狀，但仍遠未達到人們所希望的目的。
例如，巴黎的步槍制造廠本應每天生産一千支槍，但實際生産量不超過六百至七百支，修理的槍支也包括在内。
春季戰役期間，部隊的彈藥供應仍感到極大困難。
困難表現在多方面。
救國委員會不掌握生産進度；沒有統計數字，經濟統制也就不能進行。
它不得不通過倉促的調查和大量的報表作粗略的估計。
法國當時基本上還是個農業國，資本集中剛剛開始起步，工業分散在全國各地。
此外，工人還有待培訓，以使之适應新産品的制造和新工藝的采用，因此必須調動和集中工人，以保證生産的同步進行。
最後，運輸問題尤其嚴重。
國内幾乎沒有運河，陸路交通很少維修，馬匹車輛不但要滿足軍隊的需要，而且要保證一般居民的衣食供應和土地耕種。
當局不得不征用船舶和車輛，設立全國運輸管理處，并為這一機構籌集必要的物資。
假如救國委員會不用恐怖手段強迫所有公民作出應有的努力，它就既不可能壓抑投機心理，又不可能克服消極抵抗。
國家的經濟大部分歸國家支配：或者直接地通過創辦國立工場，或者間接地通過供應原材料和勞力，以及通過征購和限價對生産實行監督。
有人認為，救國委員會有意識地實行生産社會化，以便偷偷摸摸地把法國引向共産主義，而共産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是民主的頂峰。
雖然經濟統制在無套褲漢看來具有社會的價值，但它同共産主義畢竟毫無聯系，因為它隻是全面調節經濟的各個環節，用今天的話來說，隻是一種結構改革。
在風月前依然存在的物資管理委員會以及國民公會的某些代表可能對國家主義懷有好感；相反，救國委員會從來認為，經濟統制隻是為保衛革命而必須采取的臨時措施。
尤其，它在推行這些措施時也極其勉強。
對于資産階級所珍愛的經濟自由，救國委員會始終留戀不舍，因而在幾個月内曾背離了限價政策。
救國委員會一方面在客觀環境的推動下不由自主地走向國家主義，同時卻注意限制國家主義的擴張。
如同地方行政當局一樣，作為最高政治權威的救國委員會成員隻是出于救國的考慮才執掌了經濟部門的職責；他們在思想上始終認為，這些職責超出了他們自身的職權範圍，隻是額外地增添了他們的工作和責任；因此，一旦危機有所緩和，他們十分希望從中解脫出來。
事實上，生産和運輸狀況不允許他們許諾滿足消費者的所有需求。
在埃貝爾分子垮台後，他們的觀點更赤裸裸地暴露無遺。
顯然，工業的分散迫使他們向許多小工廠的老闆求助。
這在蓬提厄、莫雷茲、蒂埃爾是如此，甚至在巴黎也是如此。
救國委員會隻要下道命令，就能将礦山收歸國有和增加國立工場，而救國委員會卻毫無行動。
相反，卡諾公開反對國家直接經營由國民代表創設的工場，因為他認為，這樣做不但費用浩大，而且容易滋長官僚主義。
救國委員會對待以下兩個問題的态度是明朗的。
首先，人們看到，救國委員會對于把外貿管理交回給批發商真是求之不得；其次，它在市場供應方面無疑對擴大經濟統制的職責感到厭煩。
從1793年11月起，外貿完全集中在物資管理委員會的手裡，該委員會為複活對外貿易，向國外派出受權經商的代理人；他們有權征用商船，在港口開設國家貨棧。
中立國商船重新備受歡迎：航行法暫停執行。
交易雙方在自願基礎上以鑄币或貨物充當支付手段。
在波爾多和自由鎮（阿爾薩斯的聖路易），設有專門委員會負責接待各種客商。
法國同熱那亞、瑞士、漢堡、哥本哈根和美國都達成了大筆購貨協議。
在貨物進口恢複後，物資管理委員會為保證購貨的支付能力，采取了以下措施：在國内征購中立國希望得到的葡萄酒、白酒、絲綢和毛毯；動用繳獲或沒收的英國貨物；在犯人和流亡者的已被充公的财産和國王的動産中挑選寶石、珍貴家具和藝術品用于出口。
此外，根據康蓬雪月六日（1793年12月26日）的提議，用等價指券強行收購外彙。
風月八日（1794年2月26日），為防止資本外流，強迫巴黎各銀行家交出五千萬裡佛的外國票據。
盡管無套褲漢反對，許多法國的和外國的批發商已開始重操舊業；在埃貝爾分子垮台後，救國委員會更加毫無顧忌地幹起來。
巴雷爾和羅伯斯庇爾指出，遏制貿易對共和國損害甚大，相反，正确的政策是要發揮批發商的智慧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在風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逮捕埃貝爾分子的決定恰恰是在二十二日晚間作出的），救國委員會準許除物資管理委員會統制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産品出口，條件是或者進口受限價管理的等量商品，或者為共和國換回鑄币和外國期票，統一上交國庫。
在各大商業城市和港口，批發商組成的貿易經理處必須先墊出一筆兌換券，然後通過出口商品進行支付。
物資管理委員會的貿易經紀人紛紛回國，向中立國購貨的業務從此移交給充當掮客的私商。
在這些措施尚未獲得重大成果前，霧月九日的命令終于下達了，但是對制造商說來，這個發展趨向仍沒有變化。
人們指出，用&ldquo貿易和供給管理委員會&rdquo取代物資管理委員會是換湯不換藥。
誠然，隻要維持限價，即使容許私商活動，也不能起多大的作用。
救國委員會不惜違背法律通過放寬限價的措施為商人提供方便，并根據國家的需要，盡可能縮小經濟統制的執行範圍。
它推行的供應政策就是一個證明。
當某個縣擁有足夠數量的糧食時，物資管理委員會便向該縣征集糧食，供應軍隊和缺糧的各縣。
當然，供應的主要對象是軍隊，缺糧的縣很少顧及。
鑒于運輸的困難，糧食分配不能做到絕對平均。
物資管理委員會往往優先考慮供應鄰近地區的軍民，不惜使産地居民冒挨餓的危險，或者用以後再行救濟的諾言敷衍塞責。
可見，物資管理委員會絲毫不關心消費者的利益。
霧月二十五日（1793年11月15日），國民公會發布了磨坊管理法規，勒令磨坊将各種糧食混合加工，以便生産所謂&ldquo平等面包&rdquo。
但物資管理委員會對這項法令置若罔聞，不予貫徹執行。
它對居民甚至不實行定量供應，其中的道理是容易猜出的。
在統計數字、交通工具和工作人員均感不足的條件下，怎麼保證糧食的混合加工？在大多數村莊擁有磨坊的條件下，怎麼實行對磨坊的監督？如果在全國給每個法國人分發糧食供應證，人們是否在所有地方都能保證取得應該供應的份額？對于資本主義集中在今天使政府能愉快勝任的事，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卻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有關糧食供應的全部事務都交給各縣政府和市鎮當局去完成，前者負責征購糧食和供應市場，後者負責監督磨坊、面包房和點心作坊實行混合加工，必要時實行定量供應。
中央集權因而仍停留在浮面。
危機在各地産生了同樣的後果，但在不同的時間和以不同的嚴重程度表現出來。
在土地肥沃的地區，市場供應有時能維持到夏末，殷實富戶仍自己烤制面包，面包商也保留相當的自由。
在大城市和法國南部，市場收市很早：農民的糧食一概由市鎮當局收購入倉，經混合加工後，交面包房烤制，然後憑證供應居民。
面包商實際上成了市鎮當局雇傭的工人。
市政當局有時也在濟貧所或自設烤房制作面包：例如，特魯瓦市的食品供應完全由當局一手包辦。
鄉村的糧食種植者迫于無奈，使用了種種狡詐手段，當局則以抄家、管制、逮捕等措施作對策。
在許多村莊，恐怖統治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
農場主至少為自己留下足夠的糧食，最可憐的則是那些管家和農業工人。
他們被城市拒之門外，不得不懇求農場主出讓一點糧食；至于是否按最高限價購買，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幹預。
對于其他食品和商品，物資管理委員會于風月僅公布了産地的最高限價。
在這基礎上，各縣再加上運費、批發利潤（通常為百分之五）和零售利潤（百分之十），編成大本的價目表。
這項工作直到夏末仍在進行，但實際上對大部分商品不起任何作用。
對于有關國計民生的有限幾種商品，國家盡量采用征購和征用的方法實行限價；救國委員會還容許許多寬免。
至于一般消費者，國家聽任他們自己去争得限價。
最初，物資管理委員會曾給予消費者一些幫助。
例如，委員會在奧爾良扣壓了糖廠的食糖，在馬賽勒令肥皂廠制造肥皂，産品在法國實行全國分配。
但後來，救國委員會很快停止推行這些措施，并規定地方當局不得進行征購和征用。
因此，無套褲漢除對商人進行警察監督和恐怖威脅外，就沒有任何其他辦法，而警察監督和恐怖威脅又幾乎沒有任何效果。
商人即使不克扣斤兩或以次充好，還可以進行秘密的黑市交易。
這也正是農民最喜歡使用的手段。
農産品的地下交易有了飛速的發展。
某些市鎮向商人提供貨源，對消費者實行定量供應。
巴黎在實行了糧食的憑證供應後，于春季又增加了肉類供應證。
在克萊蒙費朗，當局曾試圖将屠宰場收歸市有。
由于缺少通盤籌劃，各地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經濟統制的受益者主要是軍隊。
冬季的軍糧似乎勉強能夠維持。
萊茵和摩澤爾軍團把在1月新占領的帕拉丁地區的糧食資源羅掘俱窮。
服裝、靴鞋和其他裝備顯然仍嫌不足，但從各方面看，士兵在共和二年的生活遠沒有共和三年那麼困苦。
相反，救國委員會卻不肯包辦民用供應。
困難肯定是不可克服的，但各州的地方當局确實做了值得稱道的努力。
為什麼諾爾州當局對燃料油不肯實行征購，從而使投機盛行？為什麼它堅持議價收購牲畜，而不實行肉食的限價？因為它要遷就手工業者和農場主的利益，就不能不這樣做，還因為該州的無套褲漢主要不是工人，而是手工業者和佃農。
店鋪主和手工業者推行限價本是為了對付農民和批發商，沒有想到在執行限價時自己卻先受其害。
鞋鋪和面包鋪對自己竟淪落到雇傭勞動者的地位感到憤憤不平。
對于受到更大限制的農民說來，牲畜和其他農産品的議價貿易是一種補償。
如果限價真正嚴格執行，無論農民或店鋪主都将難以忍受；至于資産階級，它早已渴望取消經濟統制。
所以，救國委員會最初為維護第三等級反對貴族的革命團結，長期不肯斷然實行限價，而在被迫實行了限價後，也盡可能把利益留給國家。
在雇傭勞動者看來，限價似乎有百利而無一弊，因為根據限價的規定，工資比1790年增加二分之一，而商品價格隻上漲三分之一。
但是，既然除面包價格外救國委員會并不強制執行限價規定，雇傭勞動者如果不利用戰争時期勞力不足的有利時機，豈不反而吃虧！由于各市鎮确定的最高工資限額很不平衡，工人便乘機謀取較高的工資。
但是，至少由國家控制的企業不能對工人作出讓步，否則整個經濟大廈以及指券體系會全部崩潰。
工人騷動因此日益增加。
救國委員會正确地看到，這裡有敵人在趁機搗亂，在巴黎則尤其嚴重。
它在征兵征糧的掩護下，堅決抵制罷工浪潮，對拒不複工者以解送革命法庭相威脅。
當收割季節臨近時，它還想控制農業工人。
它勒令農業工人受國家統一調配，而讓各縣政府去确定該縣的工資，這樣做是違背法律的。
實際上，救國委員會未能完全遏制工人的鬥争行動，雇主一般不可避免地要作些忍讓。
革命政府為工人階級提供了工作和面包，使之免受極度的貧困；假如恢複經濟自由，受苦最深的恐怕還是工人階級。
這無疑是個事實，但工人階級不免要尥蹶子：商人既然破壞了限價而不受懲罰，怎麼能強迫工人必須接受限制工資呢？ 十、社會政策 從社會的角度看，無套褲漢曾寄于限價很大希望，這是他們争取生存權的一種法律形式。
限價在曆史上已有過先例，在無套褲漢看來，救國委員會的經濟統制是他們用傳統法規對資本主義得寸進尺的侵犯所取得的一個勝利；這個勝利同時也給後代留下了一個榜樣，即把經濟統制當作支持民族戰争的必要措施。
既然限價政策必将失敗，為了使無套褲漢不緻失望，救國委員會必須設計出一種面對未來的新方案去争取他們。
出身于資産階級的山嶽派分子并不喜歡共産主義。
他們認為，共産主義無非是烏托邦式的道德說教。
他們把共産主義看作是中學教科書上講到的在羅馬共和國末期曾昙花一現的&ldquo土地法&rdquo，其内容不過是平分土地而已。
根據1793年3月18日法令，凡鼓吹土地法者将處以極刑。
羅伯斯庇爾始終反對實行土地法，他承認世襲的私有财産制有缺點，但又說，這是不可彌補的缺點。
經濟統制帶來的困難足以表明，共産主義所要求的生産集中比資本主義尚未實現的機械化生産在程度上還更進一步。
同樣，由于無産階級的分散，建立階級政黨的條件也尚未具備。
無套褲漢和雅各賓分子隻是組成了一個&ldquo人民陣線&rdquo，通常殷實富有的批發商、手工業主、法律界人士和公職人員在其中無疑占有優勢。
何況，無地農民的唯一希望隻是取得土地，而各行業的雇傭勞動者所期待的民主也無非是取消行會，因為隻是在行會取消後，他們才有自己開業的前景。
但是，所有這些人和山嶽派分子都對坐享其成的&ldquo豪富&rdquo和&ldquo大戶&rdquo懷有敵意。
聖茹斯特的《共和體制》一書明确地表達了這種意向，羅伯斯庇爾同樣也認為，随着社會不平等的日趨嚴重，大多數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也就不再存在。
因此，共和國一方面要限制财産和擴大小産業主的行列，另方面則要向所有人提供通過教育提高其社會地位的手段，并通過國家的适當救濟為不幸者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
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民主制是要保存農民、手工業者等獨立小生産者，但他們沒有看到，這個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它同為資本主義集中開辟道路的、以競争為特征的經濟自由相矛盾。
國民公會仍在冠冕堂皇地投票通過種種法律。
根據霧月五日（1793年10月26日）和雪月十七日（1794年1月6日）的法律規定，遺産将在直系子嗣&mdash&mdash私生子包括在内&mdash&mdash間絕對平分，遺囑贈與僅對族外親朋有效。
此外，1793年6月3日通過的關于将流亡者産業分成小塊出售的法令，自霜月二日（1793年11月21日）起被推廣應用于所有國有産業，已被收歸國有的慈善機構和教育事業的财産以及已被處決的犯人和被流放的神甫的财産均按同樣辦法處理。
把地塊分小誠然使相當數量的農民從此能擁有土地或使更多的農民能擴大其農莊，但地塊的出售仍采用拍賣方式，因而絕大多數農民從中沒有得到任何利益。
1793年6月10日法令允許按人口平分市鎮公地，使每個居民都能分得一份土地，但并非所有的市鎮都有公地可分，有些公地不宜耕種，有些地區則認為平分公地會影響牲畜放牧而加以反對。
6月3日法律雖然同意窮人可購買二十至五十公畝土地，地價分多年付清，但到了9月13日，國民公會又從财政考慮出發，收回了這個讓步，改作發給他們一張分二十年償還的票面為五百裡佛的無息借據，權充購買國有産業之用。
這些借據在拍賣行使用的希望極小，因而任何人都未作過這種嘗試。
一些思想開明的行政官員徒勞地指出，這種虛幻的寬宏隻能在農村造成失望。
大多數國民公會議員看來并不感到擔憂。
他們注意到，大農莊主和制造商正尋找勞動力；他們覺得，在人口不斷增長和資本主義日趨發展的社會裡，讓所有的無産者變成獨立生産者将是個幻想。
有些議員還強詞奪理地指出，隻有大農莊才能向城市出售足夠的糧食。
當然，資産階級的眼睛正盯住大片的地産，許多縣仍有意無意地不分小塊出售，盡管救國委員會在夏季曾通令全國，要求地方當局遵守分塊出售國有産業的法令。
與此同時，貧苦農民不斷要求無償地或至少以他們力所能及的價格和以分期支付的形式取得部分國有産業。
但是，有購買能力的農民，特别是雇有零工的農莊主，對支持貧農的要求絲毫不感興趣。
曾迫使國民公會下令徹底廢除領主權的團結精神如今在農民中已分崩離析。
更何況，把維護指券看作是首要任務的山嶽派也對以上情形裝聾作啞。
唯有羅伯斯庇爾分子也許已經覺察到，必須給予貧苦的無套褲漢某些滿足。
聖茹斯特于風月讓國民公會通過法令，&ldquo赤貧者&rdquo将從沒收的嫌疑犯的财産中得到&ldquo救濟&rdquo。
這類&ldquo危害共和國&rdquo的嫌疑犯大約有三十萬人。
國民公會當真考慮要剝奪那麼多人的财産嗎？看來未必如此，它作出這種許諾，隻是針對埃貝爾分子的宣傳。
聖茹斯特在其演說中宣布，這些土地将無代價地出讓，但法令卻對此隻字不提，巴雷爾于花月二十二日（5月11日）所作的關于國家濟貧工作的報告卻相反暗示，這些土地也将投标拍賣。
總之，人們沒有确定處置的方法，而且即使已作出的明确規定也不能使衆多的農民滿意。
首先，許多嫌疑犯并不擁有地産，因此，國民公會的法令在許多村莊等于無的放矢；其次，分成制佃戶和已有小塊土地的農民是否算在&ldquo赤貧者&rdquo之列？他們的懇切要求是把大農莊分給小農經營和改革租佃分成制。
第一種要求同分塊出售國有産業一樣遭到了反對，第二種要求所提出的問題必須加緊解決，因為如同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一樣，國民公會認為，廢除收成分配前首先扣除什一稅和支付領主權制度的收益自然歸地主所有，而佃戶卻相反認為，今後的分成應以全部收成統一計算。
熱爾州已出現了騷亂；騷亂被鎮壓後，資産階級保住了它從廢除領主權和什一稅中獲得的全部利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羅伯斯庇爾分子一方面想到了赤貧農民，另方面卻對赤貧農民的願望置之不理。
這大概同他們對自由經濟的依戀有一定關系。
他們也許像讨厭限價那樣讨厭限制地産。
但他們并不要求廢止1793年4月24日法令；根據這項法令，村莊不得集體購買國有産業，而私人間合夥購買則完全允許。
他們對鄉村的實際情形了解不多。
至于為公共利益需要而征購和均分大地産，這類建議任何人都從未提出過。
革命沒收私有财産的起因始終是為了懲罰賣國賊和叛亂者。
總而言之，無論羅伯斯庇爾分子或忿激派和埃貝爾分子都沒有一項足以使農民群衆動心的土地政策。
在城市裡，羅伯斯庇爾分子一方面聽任放寬限價，另方面又不向無産者提供任何生活保障，無産者既不能組織工會，又沒有罷工的權利。
山嶽派假如關心工人運動，他們當然會廢止勒霞不列法。
但他們至少仍試圖履行制憲議會許下的諾言。
花月二十二日（1794年5月11日）法律把救濟事業交給國家經營，并發起&ldquo全國濟貧募捐&rdquo。
這項法律規定醫生免費出診，發放養老金和多子女家庭津貼，從而為今天實行的&ldquo社會保險&rdquo奠定了基本原則。
霜月二十九日（1793年12月19日）法律下令開辦世俗的、免費的和義務的小學。
創設科研機構和高級文化機構的工作正在繼續進行；但山嶽派把改組中學教育的事推遲到以後去做。
他們首先需要教育人民，振奮民衆精神和加強國民團結：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法令規定，凡在居民不講法語的地區，一律開設法語課。
可惜的是，人力物力都很不足。
組織救濟和開展平民教育需要很多的時間和金錢。
山嶽派不僅重視學校教育，&ldquo旬末禮拜&rdquo和公民節日都是學校教育的延續。
羅伯斯庇爾打算以上帝主宰一切、靈魂不滅和為來世修善等思想為主體，利用各種場合宣傳共和主義思想。
花月十八日（5月7日）法令規定了公民節，并以法國人民的名義确認了羅伯斯庇爾的主張。
這些主張同某些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和實證哲學顯然是對立的，它們反映羅伯斯庇爾的個人信念，并由羅伯斯庇爾實用主義地加以論證，他那今世不幸求來世的思想反映了他對現實生活的悲觀。
任何人都沒有反駁羅伯斯庇爾，但國民公會的許多議員根本不信這套說教，甚至暗中懷疑羅伯斯庇爾企圖同天主教徒握手言和。
天主節慶典于牧月二十日（6月8日）在大衛主持下舉行，當時任國民公會主席的羅伯斯庇爾以新宗教的教皇身份出現，這個慶典在形式上同聖體瞻禮的遊行幾乎完全一緻，人們因此得出結論，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即将結束。
把新的偶像崇拜同天主教混為一談無疑是荒謬的；假如不采用這種辦法，精神至上的宣傳便不足以争取鄉村的無産者。
歸根到底，革命政府不但沒有滿足其創始人&mdash&mdash城市無套褲漢&mdash&mdash的願望，反而在無套褲漢深感失望後，對他們進行了鎮壓；這個政府當然更談不上去滿足鄉村無産者的願望了。
經濟形勢在夏季更加惡化。
即使在博斯、利馬涅、佛蘭德濱海州等土地肥沃的地區，也開始出現缺糧。
當時，脫粒打場的唯一工具是連枷，加上勞力不足，新麥上市還可能拖很長一段時間。
此外，由于收成不好，從長遠來看希望也很暗淡。
救國委員會為保證土地的耕種作出了很大努力，并讓地方當局必要時動員市鎮勞力提供幫助。
國民公會為擴大耕地，下令填池幹塘，拔除花卉，改播糧食。
人們利用《種植者需知》積極進行宣傳，試圖改良耕作方法和擴大土豆消費。
當局有時甚至制止農民放棄糧食種植而改種非限價作物或改營畜牧。
對饑荒的恐懼給政府助了一臂之力。
但情況仍不十分美妙。
由于缺少車輛、農具和勞力，也由于戰争的破壞，相當部分土地仍被荒廢或耕作不善。
再加上天氣失常，人們可以預見共和三年将是一個荒年。
通貨膨脹雖然有所緩和，但仍在繼續，指券再次貶值：在塞納州，指券在霧月已降到面值的百分之三十四。
革命政府争取到一年時間，戰勝了外敵；如今它又面臨被經濟危機拖垮的危險。
由于和平的前景依舊遙遠，為了保住革命制度，政府隻得讓恐怖統治繼續維持下去。
十一、恐怖統治 我們一開始就已經指出，革命者的心理狀态是面對&ldquo貴族陰謀&rdquo而出現的懲罰決心和自衛反應的結合：根據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個人性格，兩種因素既不可分割，又交替起着主導作用，從而産生出千變萬化的表現形式。
鎮壓行動早在1789年7月已經出現，巴黎各區的常設委員會開始滿足于進行秘密監視和調查；但在少數情況下，也有過憤怒的群衆随便殺人的事。
當局即使動員治安部隊，也往往不足以避免此類現象的發生。
必須認真破獲陰謀，迅速而嚴厲地懲辦陰謀分子，以平民憤。
曆屆議會均設置了調查委員會或公安委員會，并把&ldquo危害民族&rdquo的罪犯解送專門法庭審判：最初的沙特累審判庭、後來的高等法院和最後的1792年8月17日法庭。
在這第一階段，鎮壓尚未走上正軌。
由于資産階級對威脅個人安全的臨時處置感到厭惡，往往危險剛過去，鎮壓便停頓下來，懲罰也就敷衍了事；但一旦發生地方事件，平民又故态複萌，随意處決犯人。
這類不經審判就地處決的事件随着戰争和外國入侵而日益增多，并以巴黎的九月大屠殺而達到頂點。
吉倫特派不但不加強政府的鎮壓行動，反而取消了高等法院和8月17日的革命法庭，把政治犯的審判納入一般法庭的職權範圍之内。
1793年的危機再次提出了實行恐怖統治的問題，平民的懲罰決心和自衛反應的結合使革命政府得以産生，并使革命政府的領導人和擁護者頭腦發熱。
九月大屠殺差一點把他們自己搞垮；他們決不容許屠殺事件的重演，于是便着手組織恐怖統治。
鎮壓的第二階段從此開始。
最初，于3月21日建立的監視委員會掌握着逮捕嫌疑犯的權力，在9月17日法律通過後，這些組織在公安委員會的慫恿下為所欲為。
控告的理由一經提出，由國民公會任命的革命法庭（3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