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政府(1793—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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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慶祝活動。

    一些區公所也依此榜樣行動。

    霧月三十日(11月20日),團結區(前稱四國區)的公民披着教堂的飾物在國民公會門前載歌載舞地列隊遊行。

    接着,霜月三日(11月23日),公社封閉了各種教堂。

     國民公會的多數派接受了共和曆法,這已表現出他們對基督的敵視。

    但他們對化裝遊行這類胡鬧感到不快,并認為在破除宗教信仰的問題上犯了政治錯誤。

    共和國已經樹敵太多,不宜再把那些願意望彌撒的教徒推到反對派方面去。

    議會拒絕取消神甫的薪俸,救國委員會也持同樣的主張。

    卡諾一類的保守分子同伏爾泰以及同後來的拿破侖一樣,深信為了預防社會動亂宗教對人民是必需的。

    羅伯斯庇爾在這個問題上更加高瞻遠矚;他懷疑在破除基督信仰運動的背後有無神論&mdash&mdash這是與平民格格不入的富人的理論&mdash&mdash在作祟,在他看來,無神論同傷風敗俗的不道德行為是分不開的。

    為此,他在雅各賓俱樂部讓人把愛爾維修的胸像砸碎。

     對救國委員會說來,它有更加緊迫的問題要考慮:破除基督信仰運動是否掩蓋着一種政治陰謀?毫無疑問,這一運動反映着無套褲漢的感情;上等階級的伏爾泰主義在平民階級中曆來幾乎沒有信徒,而現在,平民階級對教會的敵對情緒卻更加強烈,這就是一個證明。

    因此,信仰問題上出現的危機加劇了各區和各俱樂部中旨在威脅救國委員會的鼓動。

    更糟糕的是,在10月12日左右,法布爾·代格朗丁由于同極端分子反目,指責他們是為皮特和巴茲男爵服務的&ldquo外國陰謀集團&rdquo的同謀,救國委員會嚴密監視外國政治亡命者的行動,特别是布拉邦特的富人普羅裡,據說他是科尼茲的私生子,古茲曼已被逮捕。

    在參加逼迫戈培爾主教退職的那些人中,尚有德意志男爵克洛茲和葡萄牙人佩雷拉。

    另方面,在贊同破除基督信仰的議員中,有搞投機嫌疑的沙博,以及丹東的朋友、以溫和著稱的杜裡奧,他們在國民公會中同時向救國委員會發起攻擊。

    處決吉倫特分子在議員的心裡留下了憂慮的陰影:他們能否允許救國委員會任意逮捕議員,并且在不讓有關議員進行辯護和不讓議會了解案情的情況下提起公訴?如果聽任救國委員會大批處死議員,救國委員會豈不将用恐怖手段把議員壓服,而使自己擺脫議員的監督?霧月十九日(11月9日),國民公會不得不把奧斯蘭&mdash&mdash他讓當了他情婦的一名貴族夫人免于被逮捕&mdash&mdash交給了救國委員會。

    第二天,國民公會突然反悔,決定今後将聽取被控議員的辯護;巴雷爾于22日費了好大力氣才說服國民公會撤銷這一法令。

    随後不久,因與嫌疑甚大的奧地利猶太人弗雷兄弟的妹妹結婚而受到猛烈攻擊的沙博,為了給自己開脫,于霧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向救國委員會進行告密,巴齊爾進一步确認了沙博對法布爾的指控。

    據沙博說,德洛内和圖盧茲的于連在巴茲的串通下,曾給法布爾一筆賄賂,要他在一份關于印度公司清賬的僞造法令上簽字。

    救國委員會和公安委員會決定把原告和被告一概逮捕。

    在夏季重新結婚和在10月起住在阿爾西的丹東立即于霧月三十日(11月20日)趕回巴黎,顯然是為了援救他的密友巴齊爾和法布爾。

    救國委員會開始懷疑,&ldquo外國的陰謀&rdquo牽涉到兩個派别:一方面是沙博與之結黨的埃貝爾派,另方面是同一個沙博與之串通的貪污分子,這些貪污分子與巴茲男爵以及丹東的朋友結合在一起,作為國民公會中的反對派向貴族提供幫助。

     羅伯斯庇爾把革命的航舵轉向右方,并在丹東的配合下反對破除基督信仰運動;應該看到,反法同盟的威脅當時極其嚴重。

    法布爾承認,他未經過目,便在德洛内僞造的法令上簽了字。

    救國委員會不但不動法布爾的一根毫毛,反而讓他參加調查工作,貪污分子也沒有送交法庭審判。

    羅伯斯庇爾帶領雅各賓分子一起抵制破除基督信仰運動,丹東則懇請國民公會&ldquo放下栅欄&rdquo。

    國民公會的霜月十六日(12月6日)法令确認信仰依然是自由的。

    霜月二十九日法律宣布,教育也是自由的,神甫不受歧視和排斥;救國委員會雪月四日(12月24日)的通告再次指出暴力的危險。

     救國委員會的成功實際上完全是相對的。

    國民公會于霜月十八日(12月8日)指出,國民公會代表關于封閉教堂的命令仍然有效。

    公社承認,憲政派神甫可以在私下舉行宗教儀式,但巴黎的教堂仍然關閉。

    國民公會的一些代表遵從了救國委員會的意向,但大多數代表認為,安全措施不能與暴力相混淆。

    在他們看來,憲政派神甫的影響對革命不利,因而他們肆意虐待或監禁拒絕放棄信仰的教士。

    國民公會甚至在芽月六日(3月26日)停止發放聖職津貼,不少縣政府甚至停止給神甫發薪。

    但是,我們已經指出,破除基督信仰運動發展很不平衡,一切還取決于地方當局的态度。

    在一些地方,人們很快就關閉教堂,甚至對原來不參加彌撒的人也濫加逮捕;在另一些地方,停止舉行宗教儀式的命令執行得很慢,也很勉強。

    在個别地區,破除基督信仰運動激起了騷動,這使人們不得不慎重行事。

    直到熱月,仍有一些教堂對外開放,雖然其數量越來越少。

    總而言之,埃貝爾的主張占了上風,這對山嶽派專政沒有任何好處,破除基督信仰運動隻能在平民階級中制造分裂。

     救國委員會主要在政治方面取得了勝利:它擊破了旨在把它架空、然後再把它打倒的溫和派陰謀。

    這是皮洛士式的勝利(1),因為溫和派在幫助羅伯斯庇爾同無套褲漢鬥争的同時,希望把羅伯斯庇爾争取過來,使救國委員會喪失主心骨。

    軍事形勢的改善為他們提供了論據。

    建立革命政府難道不是為了戰勝敵人嗎?既然革命軍在戰場上接連取勝,革命政府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這對救國委員會說來是一個新的危險。

     五、革命政府初獲勝利(1793年9月至12月) 征集三十萬新兵的決定在夏季終于得到執行;在7月前後,兵員總額達到了六十五萬人。

    救國委員會正是使用這些部隊才勝利結束了1793年的戰役。

    征集的新兵由于缺少武器裝備,長期留駐國内。

    困難确實很大,于9月開始動工的軍火制造業,到年底才取得重大的成果。

    指揮系統處在清洗的危機中。

    出身第三等級各階層和窮貴族家庭的新一代将領初試鋒芒,一些傑出的軍事領袖嶄露頭角,但許多無能之輩也打了敗仗。

    救國委員會一方面為在未來的決戰中取勝做好準備,另方面又不能不立即打幾次勝仗,以阻止外敵入侵和内戰蔓延。

    任憑它如何堅毅果斷,它畢竟需要時間和機會。

    波蘭的起義,反法同盟諸國的内部分裂,以及同盟軍将領的平庸無能,為救國委員會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時間和機會。

     反法同盟諸國于8月已各行其是,它們的部隊已完全投入圍城戰。

    約克公爵竭力要攻下敦刻爾克;從路易十四以來,這一海港的造船速度始終遭到英國同行的嫉妒。

    科布爾先向勒奎斯諾瓦發起進攻。

    工兵軍官卡諾對要塞寄予極大的重視。

    他利用革命的動員措施,集中大量兵力守衛要塞,但他不想為打開比利時的通道而同科布爾進行一場決戰。

    他首先率軍增援胡沙特的軍隊,再派胡沙特去援救處境危急的敦刻爾克。

    胡沙特打退了掩護圍城英軍的弗雷塔格,并于9月8日在洪茲肖特把弗雷塔格徹底擊潰。

    胡沙特沒有切斷英國和漢諾威軍隊的後路,聽任其脫逃。

    不久,他在梅嫩被荷蘭軍隊打敗,接着被送上了斷頭台。

    勒奎斯諾瓦要塞陷落後,科布爾向莫伯日進攻,進駐桑布爾河以南,截阻法國援軍。

    由于不倫瑞克作戰并不積極,卡諾把部分軍隊從摩澤爾河北調。

    因此,一支機動部隊朝吉茲方向集結,由茹爾丹指揮,卡諾本人則于10月8日與茹爾丹會師。

    共和軍先于15日向科布爾的部隊發動正面進攻,但被打退;又于16日在瓦提尼從左翼包抄,莫伯日之圍因此被解除。

    莫伯日駐軍沒有出兵夾擊敵軍,駐軍司令尚賽爾将軍也被送上了斷頭台。

    在這期間,自7月以來同萊茵軍團在勞特河以北不斷交戰的奧軍發動了攻勢;武爾姆澤爾于10月13日攻占了被稱為&ldquo維桑堡防線&rdquo的堅固陣地,并在封鎖蘭道的同時,進入阿爾薩斯境内;法軍或者被迫退守孚日山區,或者龜縮在施特拉斯堡的炮火保護之下。

    幸而,不倫瑞克作戰不力,沒有向摩澤爾軍團争奪薩爾河防線。

    趕往施特拉斯堡的聖茹斯特和勒巴斯,以及在洛林地區主持戰事的博圖和拉科斯特及時準備了反擊;當戰役在北部結束後,卡諾率軍東進。

    庇什格律負責指揮萊茵軍團,于11月18日發起了進攻,但戰果不大。

    摩澤爾軍團已由在敦刻爾克建立卓著戰功的奧什将軍充任司令。

    他于28日至30日攻打不倫瑞克守衛的凱澤斯勞滕,普軍打退了進攻,但未敢窮追。

    于是,奧什翻越了孚日山,取道弗勒什維萊和弗爾特襲擊武爾姆澤爾的後方,迫使他且戰且退。

    奧什同庇什格律會師後,被博圖和拉科斯特推舉為總司令,他奪回了維桑堡防線,于12月29日解除了敵軍對蘭道的封鎖,并占領了斯皮爾。

    入侵的外國軍隊到處被打退或停止前進。

    西班牙軍隊退到了巴約讷以南,在東比利牛斯一線,則退到了台什河。

    凱勒爾曼于10月已解放了薩瓦。

     王黨的暴亂同時也被鎮壓下去了,但花了幾乎同前線作戰一樣大的力氣。

    杜布瓦·克朗賽于8月宣布裡昂已迅速投降;實際上,炮轟裡昂并未平息市内的抵抗;何況,隻是在庫通從奧弗涅抽調的軍隊于9月17日到達後,該城西面的通道才完全封閉。

    9月29日的總攻終于使富爾維埃等地落入共和軍之手,而共和軍進入裡昂則是10月8日的事情。

    救國委員會對久攻不下裡昂感到十分惱怒,因為這牽制了阿爾卑斯前線的軍隊,妨礙了卡爾圖出兵援救土倫。

    最令人氣憤的是普萊西竟得以逃跑;他手下的部隊雖然已被分割包圍,但人們仍擔心殘部會竄入普羅旺斯。

    救國委員會為此召回了杜布瓦·克朗賽。

    國民公會下令裡昂改名為&ldquo被解放的城市&rdquo,城内的富人住宅一概平毀。

    羅伯斯庇爾要求在裡昂組織鎮壓。

    庫通在進行鎮壓時顯得有點手軟;但從11月起,科洛和富歇接替了庫通,對犯人的處決便成倍增加。

    截至3月前,革命特派員共判決了一千六百六十七名犯人死刑。

    在攻下裡昂後,共和軍已能加緊圍攻土倫。

    杜戈米埃在炮兵上尉波拿巴的協助下準備向土倫發起總攻;總攻于12月15日開始,城市于19日落在共和軍的手中。

    巴拉斯和弗雷隆下令槍決了幾百名叛亂分子。

     第一次旺代戰争在幾經曲折後也同時結束。

    美因茲駐軍的到達給叛亂的天主教軍一個緻命的打擊。

    由于國民公會代表同指揮圍攻的将領之間意見不和,叛亂仍未真正平定。

    龍森和桑台爾在科龍戰敗,克累貝在托爾富失利(9月18日和19日)。

    藍軍于10月17日在旭雷會師,并打垮了白軍,白軍的首領幾乎損失殆盡。

    但拉羅什雅克林和斯托弗萊率領約二三萬人渡過了盧瓦爾河,在曼恩河一帶與舒安黨人會合。

    叛軍于10月25日在拉瓦爾以南的恩特勞姆被尾随的共和軍所趕上,接着于11月13日和14日,叛軍給了共和軍嚴重的打擊,以緻它後來可以在據守該地的國民公會代表勒卡邦蒂埃的保護下放心地向格朗維爾進發。

    由于在前進中被擊敗,叛軍回師向南,接連打敗了企圖阻擊它的分散的共和軍部隊。

    叛軍最後到達了昂熱,于12月3日和4日又打了敗仗。

    馬爾蘇這時已取代了無套褲漢将領,他率領經過整編的部隊及時趕到。

    旺代叛軍扼守通向勒芒的大道,但在一場激烈的巷戰中遭到徹底失敗,叛軍殘部竄至薩維内附近,于23日被殲滅。

    可是,拉羅什雅克林和斯托弗萊又回渡盧瓦爾河,沙列特尚未離開馬雷地區。

    沙列特甚至還偷襲努瓦莫蒂埃,但該地于1794年1月3日由哈克索收複。

    遊擊戰仍綿延不絕,共和軍司令圖羅在旺代全境派出清剿部隊,執行8月1日法令規定的掃蕩計劃。

     軍事特派員将大批&ldquo土匪&rdquo處死。

    僅昂熱一地,&ldquo清查委員會&rdquo不經審判下令處死的就有二千餘名。

    國民公會代表弗朗卡斯台爾的名聲雖然不像卡裡埃那麼壞,但他的手段卻同樣毒辣。

    在旺代叛軍最後潰敗前,不經審判的處決在南特已經開始;在這次最著名的大屠殺中,等待處決的犯人之多竟使軍事委員會窮于應付,南特法庭的被告席也有人滿之患。

    監獄中疫病流行,犯人食不果腹。

    為了加快處理,當局竟讓監獄把犯人丢進羅瓦爾河溺死。

    第一次溺死犯人的行動可能是由地方恐怖主義分子搞起來的,但卡裡埃聽任他們繼續幹下去,被處死和被溺死的犯人總數,包括頑固派神甫、嫌疑犯、&ldquo土匪&rdquo和一般刑事犯在内,至今說法不一,而各種傳說更使這些夜間的屠殺令人毛骨悚然。

    在12月和1月期間,被殺害的人數至少有二三千人。

     旺代叛亂沒有完全被征服,人們毫不懷疑,反法同盟諸國到來年春天将進行新的反撲,但當前的威脅已經消失了。

    因此,政府是否還要把弦拉緊呢?救國委員會作了肯定的回答,其理由是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去争得決戰的勝利。

    事态的發展将證明救國委員會的決策是正确的。

    至少,人們是否能夠緩和鎮壓措施呢?國民公會的許多議員有這樣的想法,一些山嶽派議員更把這種想法付諸言辭。

    對此,無套褲漢大叫大嚷地指責叛變。

    救國委員會再次處在前後夾攻之中。

     六、救國委員會的勝利(1793年12月至1794年5月) 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已被救國委員會所否定,這在極端分子中帶來了恐慌;科特利埃俱樂部以變節罪将肖梅特開除。

    丹東一夥在羅伯斯庇爾的默認下,向科特利埃分子展開反攻。

    卡米爾·德穆蘭創辦了《老科特利埃報》,頭幾期獲得驚人的成功:法布爾、布爾東、菲力波揪住龍森和文森不放,并于霜月二十七日(12月16日)讓國民公會下令将二人逮捕。

     與此同時,溫和傾向開始擡頭:霜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出版的《老科特利埃報》第三期對懲治嫌疑犯法提出了指責;三十日,許多婦女前來懇求國民公會釋放無辜被捕的犯人,在羅伯斯庇爾親自建議下,國民公會任命了一個負責複查案情的委員會。

    雪月二日(12月22日),根據國民公會的決定,一名因囤積居奇而被判刑的商人恢複了自由,7月26日法令不久也停止執行。

     通過對布碩特部長以及對海隆(政府的一名官員)的攻擊,溫和派的矛頭所向已暴露無遺。

    布爾東早在霜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就提出清洗救國委員會,蒂翁維爾的梅蘭主張救國委員會成員每月改選三分之一。

    羅伯斯庇爾似乎已同&ldquo寬容派&rdquo妥協,喪失了保證救國委員會内部團結的仲裁者立場。

    就在霜月二十二日那天,他把克洛茲從雅各賓俱樂部驅逐出去。

    比約和科洛當然不同意這個做法。

    救國委員會内部出現了分裂,人們就可以要求改選,所有的人都以為,丹東将重新成為救國委員會的領袖。

     如同在瓦爾米戰役勝利後一樣,丹東認為,既然祖國已不再處在危急之中,人們可以緩和鎮壓措施。

    他于12月2日大聲疾呼:&ldquo我要求減少流血。

    &rdquo結束革命統治意味着對外和平;關于和談的傳聞到處在散布;伯恩施托爾夫在哥本哈根暗示他可以出來調停。

    如同埃貝爾一樣,丹東也不是派别的領袖。

    但寬容派的策略和希望同丹東的一貫政策以及同他那見風使舵的調和立場正不謀而合。

    不幸的是,在主張寬容政策的人中有一批&ldquo腐化分子&rdquo,他們&ldquo因害怕自己被送上斷頭台而想砸碎斷頭台”由于丹東也有&ldquo貪贓枉法&rdquo的行為,人們隻要把寬容派向前推進一步,便足以把它當作一個為&ldquo外國陰謀&rdquo服務的集團,并說這個集團同過激派懷有相同的目的,領取同等的津貼,隻是采用不同的途徑而已。

     科洛·德布瓦從裡昂趕回巴黎後,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轉變,他于雪月一日(12月21日)在雅各賓俱樂部勇敢地為恐怖分子作了辯護。

    羅伯斯庇爾顯然也有所退縮,再次揭露來自右翼和左翼的雙重危險。

    雪月六日,比約大概在取得公安委員會的一緻贊同後,讓國民公會撤銷了負責複查案件和持寬容立場的&ldquo司法委員會&rdquo。

    不久,人們在雅各賓俱樂部對《老科特利埃報》大興問罪之師;羅伯斯庇爾最初裝出一副責備卡米爾不該亂捅婁子的樣子;但是,卡米爾·德穆蘭聽到羅伯斯庇爾要他焚毀已出版的各期報紙時,立即對這種勸說進行反駁:&ldquo燒毀報紙不能代替對問題的答複。

    &rdquo第二天,即雪月十九日(1794年1月8日),羅伯斯庇爾再次陳述了兩派的論據,指出二者的勢不兩立,但他仍設法避免撤除卡米爾的職務。

    政府在同寬容派的鬥争中掌握着更加有效的手段:它知道在已被逮捕的貪污犯中,一些人是寬容派的朋友,因而把貪污犯留作人質。

    對貪污犯的查處開始加緊進行。

    人們完全明白,法布爾所謂未經過目就在僞造的法令上簽字的借口是站不住腳的。

    法布爾于雪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1月12日至13日)的夜間被逮捕歸案。

    丹東要求援引11月的先例,在逮捕國民公會議員前聽取被告的申訴,比約用明确的言辭對丹東進行威脅。

    另方面,到了雨月,馬絮埃爾、龍森和文森先後被釋放出獄。

     救國委員會在局勢穩定後,因派别鬥争白白浪費了兩個月時間。

    德穆蘭和菲力波繼續在進行宣傳活動;為了反擊,埃貝爾分子大肆檢舉囤積居奇者,要求通緝反對6月2日行動的七十五名議員(羅伯斯庇爾沒有把他們解送革命法庭受審),通緝在1792年的所謂八千人請願書和二萬人請願書上簽字的人以及路易十七。

    相反,蘭代在救國委員會會議上要求,在他就聯邦主義分子的活動提出報告前&mdash&mdash這份報告始終沒有提出&mdash&mdash暫緩審理有關聯邦主義分子的案件。

    對于去冬押來巴黎的一百三十二名南特人,也沒有進行審判。

    政府在外省同艾貝爾分子的決裂使無套褲漢處境不利。

    善于見風使舵的富歇同裡昂的無套褲漢斷絕了關系,果利在布爾也如法炮制。

    經過反複估量,寬容派并未喪失希望。

    雖然救國委員會沒有對他們作出讓步,但它至少在遏制平民的行動。

    雅克·魯在獄中自殺。

    卡裡埃、塔裡安、雅伏格、巴拉斯、弗雷隆等以推行恐怖政策而聞名的國民公會代表紛紛被召回巴黎;奧古斯丹·羅伯斯庇爾讓貝爾納·德·聖得在弗朗什&ndash孔代地區結束恐怖政策。

     到了冬末,經濟形勢更加惡化,政局不穩已發展到了非徹底解決不可的地步。

    面包量少質次,肉類奇缺,農民由于害怕各區征購專員的橫征暴斂,提供的食物越來越少。

    科特利埃分子煽動無套褲漢要求政府采取強硬措施。

    軍火制造廠爆發罷工。

    羅伯斯庇爾正在病中,人們顯然把希望寄托在比約、科洛和聖茹斯特身上。

    救國委員會當時的态度十分和緩。

    雨月十三日(1794年2月1日),國民公會決定撥發救濟款一千萬;風月三日(2月21日),巴雷爾提出了新的全面限價法令。

    8日,聖茹斯特讓國民公會通過法令,沒收嫌疑犯的财産,平均分給農民。

    9日,一項新的反囤積居奇法草案在國民公會宣讀。

    科特利埃分子認為,如果施加更大的壓力,他們将徹底取得勝利。

    風月十二日(3月2日)龍森揚言要發動起義;十四日,埃貝爾指名攻擊了羅伯斯庇爾。

    十七日科洛代表雅各賓派前往科特利埃俱樂部争取兩派實現和解,但對方仍威脅要如同9月那樣組織一次新的示威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警察當局一再聲稱有人已武裝了起來,而且獄中的犯人也正蠢蠢欲動。

    人們可以設想,救國委員會是何等的驚慌,即使逮捕一些人,也不足以使它安心。

    總之,救國委員會喪失了耐心,羅伯斯庇爾于風月二十二日(3月12日)出席了救國委員會,決定同埃貝爾分子作最後的較量。

    他把普魯裡、克洛茲、佩雷拉等外國亡命者列入埃貝爾、龍森、文森和莫姆洛集團,以便指責他們&ldquo勾結外國、圖謀不軌&rdquo。

    所有這些人于芽月四日(3月24日)均被處死。

    無套褲漢竟毫無反抗,這一事實說明,國民公會的法令、對埃貝爾的指控、食物的分發以及革命軍的分散都是為達到同一目的而采取的措施。

     五天前,法布爾、沙博、巴齊爾、德洛内等&ldquo腐化分子&rdquo已被提起公訴。

    在芽月九日至十日(3月29日至30日)的晚間,救國委員會決定增加丹東、德拉克魯瓦、菲力波和卡米爾·德穆蘭為委員。

    在公安委員會的支持下,科洛和比約顯然覺得,在打擊了左派後,必須也壓服寬容派。

    比約從聖馬洛出差回來後,得知埃貝爾分子已被處死,感到十分驚詫,他後來責備羅伯斯庇爾不該拒不對寬容派進行新的鎮壓。

    羅伯斯庇爾被說服後,立即負起了責任,他幫助聖茹斯特起草了報告,并在國民公會中使那些被驚呆的和吓得發抖的議員不敢為&ldquo早已腐化的偶像&rdquo辯解。

    被列入寬容派的還有:愛斯帕涅教士,他是著名的投機倒把分子;威斯台爾曼,據信此人曆史上有污點;艾羅·德·塞舍爾,此人雖是救國委員會的成員,但救國委員會早已把他撇在一邊,因為他洩露會議的機密;古茲曼和弗雷兄弟,他們一起被控參與了&ldquo外國陰謀集團&rdquo。

    正如過去不讓吉倫特分子辯護一樣,人們以有人正陰謀進行劫獄為借口,阻止丹東進行公開辯護。

    丹東和其他被捕人犯于芽月十六日(4月5日)一起被送上了斷頭台。

    這僅是檢舉陰謀的一個序幕,另一批犯人,其中包括肖梅特、埃貝爾的遺孀和呂西·德穆蘭,接着被處死。

     這場危機具有決定性意義。

    在革命運動曆史上,埃貝爾分子的垮台标志着革命運動開始走下坡路。

    從1789年以來,政府第一次搶先行動,把平民領袖消滅掉。

    接着,它又采取果斷措施,完成自己的勝利。

    革命軍于芽月七日(3月27日)被宣布解散;臨時執行委員會,即各部部長,于芽月十二日(4月1日)被撤職;陸軍部各司局在文森被捕後,已不受布碩特的控制,布碩特本人也于熱月三日(6月21日)被關進監獄。

    州政府、市政府、公社議事會和警察局均經過清洗,改派可靠的人組成。

    巴什市長于花月二十一日(5月11日)被捕。

    自芽月八日起,物資管理委員會控制了巴黎的面包和肉類供應。

    科特利埃俱樂部已降到無足輕重的地位,各區俱樂部在政府的壓力下,于花月末和牧月紛紛宣布解散。

    被指控為埃貝爾分子的平民領袖從此感到心虛膽怯。

    巴黎的一些平民領袖被監禁,有的甚至被送上了斷頭台。

    在布爾,自從國民公會代表阿爾比特離職調往薩瓦後,平民領袖被投入獄中。

    在裡昂,富歇清洗了平民團體和市政府。

    在奧爾良耐,救國委員會特派員德馬約将恐怖分子武裝押送巴黎。

    經過這次打擊,無套褲漢再也無力威吓救國委員會,政府的權威得到了恢複。

     誠然,羅伯斯庇爾及其一夥仍指望溝通同平民的聯系。

    但他們沒有估量到風月慘劇的道義影響:在忿激派之後,杜歇老爹(2)和科特利埃分子已是無套褲漢的真正領袖。

    其中的幸存者不能原諒救國委員會殺害了他們的朋友。

    既然他們自己不能主持革命專政,他們便開始與革命專政對立,并且不遺餘力地反對革命專政。

    眼看這些愛國分子被當作賣國賊而遭到打擊,群衆怎能不感到洩氣和失望?救國委員會的經濟政策現在已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真實面目,這項政策完全是為了支持戰争,毫無滿足平民願望的打算。

    在社會政策方面,救國委員會的措施是否足以使平民追随山嶽派,那就更成問題了。

     救國委員會實際上已受國民公會的任意擺布。

    救國委員會迫使國民公會先後交出了吉倫特分子和丹東,以為能掌握國民公會的多數。

    這個估計完全錯了;不但如此,國民公會不能饒恕救國委員會強迫它作出這些犧牲。

    國民公會出現那麼多的空缺席位,這在議員的心中播下了恐怖的種子,而恐怖的種子很容易長出反抗的果實。

    救國委員會之所以有力量,這是因為它在議會和無套褲漢之間處于調解人的地位。

    它一旦同無套褲漢斷絕了關系,議會也就獲得了行動的自由;加上内部又出現分裂,救國委員會的末日終于來臨了。

     七、革命政府的性質和組織 自共和二年芽月十六日至熱月六日(1794年4月5日至7月27日),革命政府還沒有在環境的影響下随波逐流,相反,由于救國委員會的專政地位的确立,革命政權顯得相當穩固。

     救國委員會的基本思想是要建立一種戰時政體。

    無論在邊境或在内地,革命都處于守勢。

    羅伯斯庇爾指出:&ldquo内部的敵人同外部的敵人難道不是一緻的嗎?&rdquo革命必須為自身的存在而奮鬥,這種&ldquo必要性&rdquo使非常措施成為合理。

    在共和國獲得勝利、和平到來的那天,憲政制度将重新施行。

     議會已投票通過了一些重大的非常措施,但這仍不足以支持戰争,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協調各方面的努力和貫徹執行這些措施。

    波拿巴于熱月一日(7月19日)曾向馬克西米利安的弟弟指出,&ldquo在我們所進行的巨大鬥争中,絕對必須有穩定的革命政府和中央權威&rdquo。

    由于時間緊迫,這個政府的行動必須如閃電般迅速和雷擊般有力。

    所有行政部門都應服從中央的權威;一切反抗都要被強力手段,也就是被恐怖手段所粉碎。

    任何人違抗法律都将作為&ldquo人民公敵&rdquo而被處死。

    革命政府實質上是要恢複權威。

     政府的官吏必須僅僅為救國目的而行使權威,他們的&ldquo美德&rdquo是保護愛國者。

    除叛國外,渎職便是最大的罪惡。

    羅伯斯庇爾于1792年寫道:&ldquo共和國的靈魂是對祖國的熱愛,是把一切私人利益彙集在普遍利益之中的無限忠誠。

    &rdquo這些高尚的情操同私生活的不道德是不可調和的。

    因此,私生活不道德的政府官吏便有犯罪的嫌疑;&ldquo共和國的敵人是那些卑鄙的利己主義者,是那些野心家和腐化堕落分子。

    &rdquo孟德斯鸠和盧梭早已這樣說過。

     革命政權雖然是個臨時的和必須靈活地适應環境的政府,它仍需要有一個有機的框架。

    它的施政準則是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1793年12月4日)的法律。

    比約于11月18日和花月一日(1794年4月20日),羅伯斯庇爾于雪月五日(1793年12月25日)和雨月十七日(1794年2月5日)以及聖茹斯特、巴雷爾、卡諾、庫通等人曾反複解釋過這條法律,救國委員會的曆次通告和特派代表的各項宣言也先後援引過這條法律。

    這條法律在原則上是符合民主的,因為國民公會擁有最高權威,下屬的各委員會則在國民公會的監督下分掌政權;同樣,愛國者可以在平民團體中講話,他們的報紙不受新聞檢查。

    但行政機構是革命政權的根本機構;它的行動不受任何阻撓,它的威信不受任何損害。

    因此,在芽月後,國民公會的會議變得死氣沉沉;各委員會分别在默默地工作;各俱樂部紛紛消失,唯獨雅各賓俱樂部例外,但光顧者大部分是執行恐怖政策的官員。

    在外省,各革命委員會和平民團體協助當局工作和向當局提供建議,但稍有批評便招緻嫌疑;獨立的報刊已不再存在。

    國民公會設置的委員會在共和二年達二十一個之多,但掌握大權的僅救國委員會和公安委員會而已。

    在艾羅·德·塞舍爾被處死後,救國委員會剩下的十一名成員每月都連選連任,從未有所變更。

    作為&ldquo行政權的中心&rdquo,救國委員會負責頒發逮捕令,掌管外交事務;它通過其陸地測量部指揮戰事,通過軍火管理委員會管理武器彈藥,通過食物管理委員會主持經濟生活(後者在花月十一日即4月30日被&ldquo貿易和供應委員會&rdquo所代替)。

    芽月十二日後,救國委員會下屬的十二個管理委員會代替各部部長發布命令;它的秘書處逐漸設置了大批局、處級機構。

    救國委員會擁有發布行政命令和為執行法律制訂細則的權力;因此,它有時甚至歪曲法律或公然自行立法。

    公安委員會負責執行嫌疑犯法,領導革命的治安和司法工作,實質上是&ldquo恐怖統治部&rdquo。

    在長時間内,公安委員會不像救國委員會那麼穩定,現在也同樣穩定下來了。

     革命政權在外省的組織比較簡單。

    州級行政機構由于有搞聯邦主義的嫌疑,被縮減成一個州政府,喪失了大部分職權。

    主要的行政機構設在縣和市鎮兩級,它們同中央政權直接發生聯系。

    革命委員會仍然存在;但大多數村莊沒有這類組織。

    在每個行政機構中,都設有&ldquo國民代表&rdquo一職,代替原來的檢察官。

    國民代表由各級行政機構選舉産生,但應負責執行政府的決定,縣級國民代表每隔十天向政府遞送一份報告。

    所謂選舉純粹是個形式,清洗實際上已使所有公職人員的任免權集中到中央政權及其特派代表手裡。

    聖茹斯特曾設想在每個行政區劃中任命一名官員,代表國家執掌該行政區的全部權力。

    在地方行政機構和國民公會的各委員會之間,還有特派代表起着承上啟下的作用。

    國民公會最後一次派出大批特派代表是在1793年12月末,其目的是為了貫徹霜月十四日法律。

    但這項法律本身意味着要限制特派代表的主動權:不準委托授權,撤銷革命軍隊和廢除革命捐稅。

    花月十九日(5月8日),地方革命法庭也被取消。

    那時,大多數特派代表已回到國民公會:富歇于芽月七日(3月27日)被召回,其他的二十一名特派代表于三十日(4月19日)被召回。

    比約于1793年11月18日說過,國民公會派出的代表人數愈多,這些代表的權威愈被削弱,代表的人選也就不能十分恰當。

    實際上,救國委員會的成員對國民公會特派代表的擅自行動和各行其是感到不快,因為這妨礙着中央集權。

    他們甯肯派遣救國委員會的辦事員,例如茹連·德·巴利(德龍地區的一名國民公會代表的兒子)促使了卡裡埃和塔裡安的被召回。

    或者,在需要&ldquo重新裝配機器&rdquo時,救國委員會成員親自前往外省和軍隊作現場指導。

     救國委員會實際上沒有徹底推行中央集權的時間。

    在芽月前後,它不得不遷就國民公會和其他委員會。

    康蓬控制了财務委員會;既然國家的财政需要獨立,财務委員會被認為是反革命分子的巢穴。

    公安委員會抵制救國委員會對其職權的侵犯,二者的沖突将導緻革命政權的垮台。

    國民公會特派代表在外省推行他們個人的政策,地方沖突從未停止。

    革命政權遠不如拿破侖統治那麼有秩序。

    然而,制憲議會時代推行的地方分權早已成為人們留戀的往事。

    無套褲漢曾要求實行專政,這個要求如今已成為現實,但行使專政的卻是國民公會各委員會的官僚,無套褲漢則同其他人一樣隻是默默地服從而已。

     各委員會确實盡了一切努力争取無套褲漢心悅誠服的贊同。

    盡管革命政權在理論上十分嚴密,但在事實上卻并非那麼完備,即使領袖們在執行時也不能完全步調一緻。

    救國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一心想着戰争;對于那些在愛國心驅使下表示服從的人,甚至包括前貴族在内,救國委員會自然樂于接受他們的效力。

    于是,無論富人、商人或金融家,隻要他們表現順從和忠實,救國委員會一概委以要職。

    它僅對日用必需品實行限價,但不把限價當作社會改革的工具,以免使第三等級各階層互相沖突。

    對它說來,&ldquo不反對我們,便是贊成我們。

    &rdquo這種傾向是如此明顯,人們簡直可以認為革命政府僅僅是個普通的國防政府而已。

    當然,革命政府确實是個國防政府,但又不僅僅是國防政府。

    假如僅僅是國防政府,那麼,在芽月後,人們希望看到破除基督信仰運動的停止,恐怖統治也會得到緩和。

    但是,事态的發展卻完全不是如此。

     問題在于這場戰争不僅是民族戰争,而且是階級戰争。

    第三等級在守土衛國的同時,繼續在進行從1789年開始的反對貴族的鬥争。

    它已看到自己的部分成員&mdash&mdash富人和窮人&mdash&mdash投靠了敵人:無套褲漢更加強烈地要把敵對階級和所有的背叛者鏟除幹淨。

    對&ldquo貴族陰謀&rdquo的恐懼,由此産生的自衛決心以及恐怖鎮壓的本能反應,始終存在着。

    因此,埃貝爾的思想也始終不能被撲滅:所有的無套褲漢都滿腦子這種思想;即使在國民公會及其下屬的委員會,這種思想也在散布分裂的種子。

     從經濟和社會的觀點看,戰争隻是推動建立專政的部分因素:無套褲漢要求實行限價,遠不是為了國防和革命的利益,而更多地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哪怕讓資産階級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

    山嶽派領袖則主要為國家的利益而利用限價,這終于使無套褲漢失望。

    因此,無論從社會的角度或從政治的角度看,山嶽派領袖都懸在空中。

     八、共和二年的軍隊 然而,打赢戰争的決心卻是一緻的。

    在軍隊中,山嶽派分子無不甘願作出一切犧牲。

    凡對革命多少懷有一點忠誠的人,都不能不心悅誠服地承認他們做得對。

    共和二年的軍隊是革命團結的象征。

     在救國委員會中,兩名工兵軍官卡諾和科多爾的普裡厄在陸軍部長布碩特(芽月前)的協助下,負責組織和指揮這支軍隊。

    普裡厄主管軍火,有關糧秣車馬的事務由蘭代襄助;卡諾以主帥身份統一部署軍事行動。

     在大規模征兵後,法國擁有的軍隊超過了一百萬人;但兵源五花八門,有的是行伍出身的老兵,有的是義勇軍或剛征集的新兵,即所謂&ldquo混賬的白軍&rdquo和&ldquo不堪一擊的藍軍&rdquo。

    1793年2月,國民公會通過了混合編制的原則,同正規軍相比,義勇軍熱情有餘,耐力不足,尤其紀律較差。

    由于士兵中偏見很深,軍官人數過多,作戰指揮相當困難。

    義勇軍戰士為打敗入侵者臨時當兵,卻不認為自己是個&ldquo軍人”行伍兵對他們不免側目而視,何況,在實行清洗前,行伍兵能否恪守公民職責尚令人擔心。

    組織新部隊的工作暫且停止了。

    已征集的三十萬新兵被編到現有的部隊中去。

    到了1794年春,軍隊的混編工作開始進行,前後花了很長時間。

    兩營義勇軍同一營正規軍混編成一個團;接着是改編連隊,有時打散原有連隊編制,以便使混合更加徹底。

    從此,軍隊名義上隻剩下藍軍,但由于藍色軍服不足,原有的白軍服仍沿用很長時間。

     指揮系統的改組也同時完成。

    清洗工作告一段落後,貴族紛紛被撤職,但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仍允許救國委員會保留它所認為有用的貴族軍官。

    新一代的軍官現在允許達到最高的軍階,&ldquo馬爾斯軍校&rdquo從每縣招收六名青年,以改善軍事幹部的素質。

    行伍軍官為1793年的軍事訓練出了力氣;他們陸續被主要從義勇軍戰士中提拔起來的新軍官所取代,這些新軍官是在戰争中出類拔萃的青年人。

    1793年2月21日法令統一了正規軍和義勇軍的晉升制度,它強調正規軍所注重的資曆,大大減弱了選舉在任命軍官時的作用。

    士兵僅選舉他們的班長;對于班長以上的軍官,三分之一按資曆晉升;在剩下的三分之二中,士兵可推舉三名候選人,但候選人必須在低一級軍官中挑選,然後由現任的同級軍官決定晉升。

    校級軍官一律按資曆晉升;将級軍官三分之一按資曆,三分之二采取推選的辦法。

    正在作戰的部隊是否能完全遵守如此複雜的步驟?這個問題确實值得懷疑。

    随着軍官權威的加強,晉升大概主要采用推選的辦法。

    軍團長的任免權由國民公會掌握。

     軍隊的紀律正在恢複中。

    恢複紀律必須從高級指揮官開始。

    拉法葉特和杜穆裡埃背叛國家和實行軍事獨裁的企圖至今記憶猶新,救國委員會對高級指揮官處處提防。

    庫斯丁因有步二人後塵的嫌疑而被處決,軍事首腦隻能消極地服從文職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