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政府（1793—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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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剛向歐洲宣戰不久就面臨死亡的威脅：外敵入侵、國内戰争、經濟危機，這一切都把它推向深淵。
它曾幻想解放世界，如今卻被逐出比利時和萊茵地區，國土随時有遭入侵的危險，而且如米希勒所說，旺代叛亂又從背後給它插上一刀。
組織革命政府的目的正是為了進行反擊。
從法律上講，革命政府是一種臨時體制，一旦新憲法被通過，就将自動引退。
在這個意義上，革命政府的成立應從8月10日算起。
另方面，臨時政府也是一種戰時體制，它通過限制或暫停人權的非常措施來保衛革命和打擊國内外敵人。
因此，敵人的威脅同非常措施的嚴厲程度成正比。
在瓦爾米和熱馬普的勝利後，吉倫特派轉而譴責8月和9月間采取的權宜之計，而山嶽派卻于1793年繼續和進一步推行這樣的策略。
結果，盡管新憲法已被通過，政府體制卻取得一定的穩固性，人們甚至同意這個體制一直延續到戰争結束。
革命政體是在形勢逼迫下逐步形成的，它經曆一段漫長的孕育階段。
這裡，我們将首先研究它的孕育過程，然後再探讨這一制度的性質和業迹。
一、吉倫特派的垮台，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的革命 1793年1月25日，杜布瓦&ndash克朗賽的一份報告指出，必須征集三十萬新兵，以便把軍隊總數增加到五十萬。
報告還要求将義勇軍同野戰軍合并，恢複統一的軍事組織，但騎兵和炮兵仍實行募兵制。
國民公會接受了&ldquo混編&rdquo的原則。
作為準備，它首先于12月21日統一了軍饷和晉升制度，采用了國民衛隊的藍軍服作為統一的軍服，并定出了新的番号和軍銜。
但是，由于新的戰役即将開始，關于建立新聯隊的措施決定暫緩執行。
征集三十萬新兵的工作一直拖到2月23日才決定在二十至四十歲的單身或喪偶男子中進行。
雖然人人都懂得服兵役是件令人生厭的差使，但沒有人想到征兵會激起強烈的抵制。
人們對海戰的前景和殖民地的命運不能抱有幻想。
甚至連科西嘉島也離開了共和國。
制憲議會把帕奧裡放回科西嘉，這位曾經領導反對熱那亞和法國統治的領袖把該島看作是自己的屬地，并在副檢察官波佐·迪波爾哥的配合下，請求英國幫助科西嘉脫離本土。
法國曾指望海盜對它有利。
事實也并非如此：海盜雖然給敵國帶來了損失，但法國商船所受的損失甚至更為嚴重。
中立國船隻已成為對外貿易中的主要中間人。
在以往的戰争中，法國國王曆來以&ldquo海洋自由&rdquo的保衛者自居，站在中立國的一邊，堅持&ldquo國旗掩護貨物&rdquo的原則，從而取得中立國的幫助，逃避英國的封鎖。
國民公會采取的政策恰恰相反，它不僅廢除了和敵國過去簽訂的貿易協定&mdash&mdash首先是1786年協定&mdash&mdash和禁止了來自英國的許多商品，而且于5月9日通過法令，聲稱把服從英國命令的中立國船隻一概當作敵對國财産加以沒收。
主張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的制造商，特别是棉紡廠主自然感到十分高興，其中原商事裁判官杜歇自薦在《總彙報》和巴雷爾身邊充當代言人；相反，港口的大資産階級卻怨言頗多。
從這個角度看，國民公會的不妥協政策正是吉倫特派軟弱的表現。
加強封鎖隻能使經濟形勢變得越來越壞。
處死國王和向全歐宣戰造成了指券的貶值；指券愈貶值，人們的生活也愈困難。
在1月初，指券的牌價還等于面值的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到了2月，已降低到百分之五十，2月至10月間更是不斷下跌。
革命派把指券貶值歸罪于外國銀行家，說倫敦的貝林銀行、阿姆斯特丹的霍普銀行、漢堡的帕裡什銀行不但互相串通，狼狽為奸，而且勾結巴黎的金融家&mdash&mdash其中相當部分也是外國人&mdash&mdash為皮特的利益大搞投機活動。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到，相當多的法國人同樣在搞指券投機，更多的人抛售貨币，搶購實物。
物價上漲的速度之快已使工資的增長無法跟上。
裡昂工人于1月要求制訂最低的工資限額。
驚慌不安的各地居民完全切斷了糧食的流通；政府力圖依靠進口糧食來緩和糧荒，但外國糧食也越來越少。
在巴黎，公社争取國民公會撥款，仍維持每斤三蘇的面包價格，但在2月25日至27日，發生了搶劫食品店和肥皂船的事件。
政府日漸衰弱。
羅蘭于1月22日辭職，吉倫特派因此失去了一員大将；但是，吉倫特派于2月把巴什從國防大臣的職位上趕走，接任的勃農維爾對兩派玩弄兩面手法，把無套褲漢從部内各司局趕走，而對軍需商的要求一概滿足。
擔任内政大臣的加拉雖然内心傾向右派，卻不打算受到牽連；擔任司法大臣的戈葉同蒙日一起投靠了雅各賓派。
勒布倫和克拉維埃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擔任指券局局長的拉馬什遭到了彈劾。
國民公會于1月1日成立了由吉倫特派操縱的國防委員會；但是，為了尊重三權分立，國防委員隻是對越來越暮氣沉沉的各部實行監督。
孔多塞于2月就憲法草案作了報告。
這項報告并未取得人們應有的重視。
山嶽派認為當前的時機不宜考慮憲法問題。
對憲法草案的讨論至4月方才開始，吉倫特派那時想趕緊頒布憲法，以為通過選舉就能排斥山嶽派。
其實，雙方都不希望對方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權。
黨派鬥争無休止和無結果地在繼續下去。
外來的力量對這場鬥争的勝負起了決定作用。
在審判國王案後，無套褲漢不斷攻擊那些主張&ldquo處決國王應訴諸人民&rdquo的議員，接着又要求将這些議員逐出國民公會。
他們認為，隻有這樣，政府才能恢複團結，逮捕嫌疑犯，建立革命法庭，并擊破貴族的陰謀。
作為平民的領袖，無套褲漢同普通百姓保持直接的聯系，他們懂得群衆當時最關心的問題是維持生計。
群衆要求實行食品限價、征集糧食、救濟貧民和士兵家屬，以及組織革命軍隊。
最後一項要求具有雙重的好處，它既保證群衆掌握權力，又使群衆不緻失業。
至于資金來源，他們主張向有錢人征稅，其中表現最積極的是所謂&ldquo忿激派&rdquo，即雅克·盧神甫和瓦爾萊（家境小康的驿站職員），以及他們在外省的黨羽，例如裡昂的沙裡埃和勒克萊爾，奧爾良的律師塔博羅。
他們并不要求實行《土地法》；3月18日法令早已規定，提出這類建議的人将被判處死刑。
但在他們看來，社會問題的重要性勝過政治問題：現在主權已經屬于人民，假如人民仍不免餓死，那要主權又有什麼用處？已取得一定社會地位的俱樂部分子或已有一定名望的報刊文人，如埃貝爾和馬拉等，雖然對忿激派心懷妒忌，但他們最終還是照忿激派的願望行事。
大多數無套褲漢注視着山嶽派和雅各賓派，随時準備響應他們的号召。
也有部分無套褲漢表現急躁，特别是瓦爾萊，他們認為山嶽派過于謹慎和溫和，主張自己采取主動，即令解散國民公會和奪取政權也在所不惜。
有些曾參與9月屠殺的無套褲漢甚至企圖利用當時的危機，把吉倫特分子和其他嫌疑分子送交臨時組織的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審判。
丹東直到最後關頭仍希望恢複所有共和分子的團結。
在雅各賓派和公社的支持下，羅伯斯庇爾和山嶽派認為恢複團結已不再可能，因而同無套褲漢一樣，力圖搞垮吉倫特派，并根據救國的要求，建立獨裁政府。
由于他們同樣面臨着被對方排斥和指控的危險，出于對自身的安全考慮，他們也不能不這樣做。
共和分子在社會綱領問題上更難達成一緻意見，因為這涉及是否實行限價的問題。
作為信奉經濟自由的資産者，山嶽派并不相信限價有任何好處。
在他們看來，政治高于一切。
羅伯斯庇爾在2月的騷動期間憤怒地指出，不該讓&ldquo無足輕重的商品&rdquo轉移人們對反革命活動的注意；肖梅特在公社會議上僅提出了查究囤積居奇者和雇傭失業工人從事公共建設的建議。
他們于4月在限價問題上作了讓步，但十分勉強，以後幾個月的事态足以表明，他們從未完全贊同這個做法。
此外，平原派是否願意消滅吉倫特派，這還是個問題。
羅伯斯庇爾曾長期希望在國民公會内部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他也許在理論上有所顧忌，因為強行解散國民公會不符合代議制原則；另方面他對起義會帶來什麼後果，也很不放心。
如同在8月10日前一樣，他反複重申，從各方面看，對人民負責都比對選民負責更加重要，他的任務是根據人民合法表達的意志，引導選民服從人民。
這裡包含着很大的幻想成分，雅各賓派對他鼓掌歡迎，無套褲漢卻公開指責他是巧言令色的騙子。
實際上，羅伯斯庇爾最後仍支持舉行強大的群衆示威，迫使國民公會就範。
但是，萬一國民公會堅決頂住，又該如何辦好？山嶽派不同意驅散國民公會，更不願意重演9月的慘劇。
在此情況下，政權就會旁落，公社和無套褲漢頭目就會得勢。
外省将不能容忍9月事件的重演；為了團結外省，必須保留國民公會，并讓它保證山嶽派的專政。
這些錯綜複雜的傾向極其重要，它們說明吉倫特派為什麼在4月後才垮台；由于這些傾向的存在，革命政府的穩定始終得不到保證，且不說這些傾向後來還促使了革命政府的垮台。
在處死國王後，局勢一度趨于相對平穩；随着國内外的威脅再度出現，危機又重新發生。
3月1日，杜穆裡埃剛剛進入荷蘭，他的後方在羅埃河一線被科布爾突破：科布爾不久又占領列日，渡過了默茲河。
勃農維爾和吉倫特派在最初幾天曾竭力安撫輿論；但是，丹東在7日從比利時趕回巴黎後，立即發出了警報，接着又反複重申1792年說過的那句名言：&ldquo我現在隻知道要對付敵人；讓我們先把敵人打敗。
&rdquo由于時間緊迫，他要求巴黎愛國者作出新的努力，以挽救比利時。
但是，如同9月那時一樣，愛國者回答說，他們不能讓賣國賊利用他們離開首都的機會來制造奸計。
丹東因此建議成立革命法庭，以防止出現新的屠殺。
巴什于9日代表巴黎各區支持丹東的建議。
與此同時，起義運動正在街頭醞釀：9日晚間，吉倫特派幾家報館的印刷廠遭到了襲擊；各區代表在主教府集會；瓦爾萊于10日說服了科特利埃俱樂部帶頭舉行起義。
起義失敗了，因為公社和雅各賓派都不贊成。
國民公會根據蘭代的報告，同意設立終審的非常法庭，但保留對法官、陪審團和公訴人的遴選權。
丹東還要求國民公會設立一個擁有行政全權的委員會，這一建議取得了羅伯斯庇爾和康巴塞雷斯的一緻贊同。
吉倫特派大肆鼓噪，高呼反對獨裁；拉雷韋裡埃&ndash勒蔔于11日推翻了這一動議。
危機終于流産。
那時候，國民公會代表派往比利時各省的特派員正忙于搬遷公共金庫和查抄教堂的财物；當地居民或者抗議，或者抵制，到處都亂成一團。
杜穆裡埃從荷蘭撤出後，趕到了布魯塞爾；他把教會置于自己的保護之下，壓制俱樂部分子的胡作非為。
接着，他于3月12日向國民公會寄出一封語含威脅的信件，除了大發一通牢騷以外，還專門攻擊12月15日法令。
國防委員會于15日就該信進行了辯論；丹東在發言中保證能讓杜穆裡埃回心轉意。
但他終于失望而歸，從此一直保持沉默。
杜穆裡埃于18日和21日分别在尼溫頓和盧萬戰敗後，同奧軍簽訂了停戰協定，企圖回師巴黎，擁立路易十七為國王和恢複1791年憲法。
國防委員會決定将杜穆裡埃解送法庭受審，國民公會于31日派遣勃農維爾和四名議員送達這一命令。
杜穆裡埃于4月1日把他們統統交給了敵人。
他看到巴黎大門已開，沒有任何軍隊能阻攔他重演拉法葉特的故伎。
由于部隊拒絕随他行動，杜穆裡埃于4月5日越過邊界投敵。
與此同時，庫斯丁于3月27日和28日在納厄河打了敗仗，放棄萊茵左岸防線向蘭道撤退，聽任普軍圍攻美因茲。
在法國國内，征募三十萬新兵引起了居民的普遍驚慌。
征兵法令規定，入伍新兵應由合格壯丁互相推選。
因此，有的地方采取推舉的方式，其結果十分荒唐；多數情況是出錢購買壯丁；也有因互相推诿而導緻無窮的争執。
但是，有的壯丁對免服兵役的地方官員群起攻擊，甚至舉行暴動，這類事件曾多次發生過。
3月9日，國民公會通過法令，派遣八十二名代表去各地執行法律；3月19日法令接着宣布，對為首鬧事者處以極刑。
一般說來，事态很快平息下去了，即使在布列塔尼也是如此，但在3月10日至15日間，整個旺代地區鬧了起來。
旺代的農民既不留戀國王，又不擁護舊制度；但他們對城裡的雅各賓分子和行政當局制造的教會分裂以及嚴厲鎮壓頑固派神甫的做法，從内心感到憤慨。
宗教改革在普瓦圖地區有很深的影響，由格裡尼翁創立的瑪麗亞會以及各種修女會自十七世紀末以來一直狂熱地向居民進行宗教灌輸。
在1791年8月，鄉村的人并沒有支持貴族造反；他們在1792年也沒有為使善良的神甫免遭流放而起來反抗。
但在1793年8月，征兵卻第一次在農民中激起了反抗運動；可以預見，他們決不同意為革命打仗。
就在那時，所有的部隊都已向邊境開拔。
叛亂在整個旺代地區同時爆發，這表明事先肯定經過了協商。
但從表面看來，這場暴動似乎使貴族感到意外，因為他們也在密謀叛亂，隻是認為時機尚不成熟。
叛軍攻陷了好幾座縣城；肖萊陷落後，行政機關被解散，擔任公職的資産者遭到虐待；在馬什科爾，官員甚至被毒打或處死。
一些貴族很快成為叛軍的首領，但平民也并非完全被排斥。
斯托弗萊和卡特裡諾等人原是舊軍官，容易成為獨當一面的首領。
沙列特在馬雷地區稱王稱霸：羅亞朗和薩皮諾兄弟占領着整個灌木叢地區；莫日地區仍被天主教軍所占領，該軍在蓬尚、代爾貝、斯托弗萊、累斯庫爾、拉羅什雅克林的指揮下，與培尼埃教士一起組織了政府。
居約·德·豐維爾也前來投奔叛軍，他自稱是主教，大概同法國流亡者有聯系。
叛軍立即向英國求援，一些叛軍領袖曾主張向巴黎進軍，另一些則企圖進入布列塔尼。
但他們不能組成一支常備軍：當&ldquo藍軍&rdquo出現時，農民們蜂擁而來；打了勝仗後，農民即各自回家。
這種狀況使共和國終于得救。
叛軍打了不少勝仗，在灌木叢生的丘陵地區，道路曲折稀少，農莊分散隐蔽，地形利于進行防禦和突然襲擊。
如同義勇軍一樣，旺代叛軍自發地采用适于發揮其特長的戰術：以散兵隊形接近敵人，布置埋伏，當敵人出現動搖時群起攻擊。
國民公會在最初幾個星期僅派出了國民衛隊或新兵前往清剿；除努瓦莫提埃外，勉強能守住或奪回海岸線。
到了夏季，藍軍在蒙呂松連打三個勝仗。
這對改變戰局具有根本的影響，但在4月向萊榮河發起的進攻失敗了。
旺代軍占領了布雷絮爾和帕特内；5月5日，又攻克杜阿爾。
豐特内一戰失利後，叛軍又卷土重來，在豐特内城大肆劫掠。
6月9日索米爾戰役獲勝不久，叛軍進入了昂熱城。
最後，叛軍于6月29日進攻南特，遭到了失敗。
政府于5月不得不從邊境調回部分軍隊，但國民公會派駐索米爾和圖爾的衆多代表不但互不服氣，而且同據守尼奧爾基地的比隆意見相左。
威斯台爾曼于7月3日奪取夏蒂榮後，于5日被擊潰；桑台爾于13日在維依埃遇到同樣的命運。
羅西涅爾和龍森于是出任政府軍正副指揮，但這些無套褲漢将領仍不濟事；截至10月前，旺代叛軍仍未被消滅。
杜穆裡埃的投敵叛國和旺代的内戰對共和派震動極大：這是一次新的&ldquo恐慌&rdquo，共和派又開始逮捕嫌疑犯。
這兩個事件比外敵入侵更加觸到了共和派的痛處，他們不能不采取非常措施。
即使在國民公會中，反對非常措施的人也越來越少。
國民公會于3月18日決定，流亡分子和被判流放的神甫，凡在共和國國土上被捕者，一經驗明正身，即可處決；第二天又決定，對手持武器的叛亂分子也一概處決。
21日，出現了由選舉産生的各監視委員會，負責檢查護照，監視陌生人或外國人，後來的人慣于稱它們為革命委員會。
無套褲漢在這些委員會中人數衆多，很快壟斷了這個政治警察機構。
國民公會于28日通過了懲治流亡者法，對流亡者一概判以褫奪公權終身，他們從祖上獲得的遺産在五十年内由共和國保管，如回法國則處以極刑。
最後，國民公會于4月5日決定，向革命法庭解送人犯的任務不再由國民公會自己擔任，變為交給公訴人富基埃&ndash丹維爾負責，但涉及政府大臣的案件屬于例外。
在雅各賓派分子的影響下，外省的行政當局自發地建立了名目繁多的救國委員會，負責征兵事務和地方安全。
埃羅州于4月19日通過了一項著名的決定，委托救國委員會征募五千名士兵，供本州調遣，并強行攤派五億公債。
先後于3月9日和4月30日派往外省的兩批國民公會代表推動了革命措施的醞釀和制訂。
吉倫特派為了削弱山嶽派在國民公會中的力量，故意将山嶽派分子送往軍中效力，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5月6日的政府命令規定，國民公會代表有權任命特派員和建立特派員辦事處，其人員自然也在雅各賓分子中遴選。
因此，特派員在各地清洗行政當局，逮捕嫌疑犯，征收捐稅和征發軍需。
他們的活動多次遇到了依舊追随吉倫特派的地方當局的強烈抵制。
像卡諾這樣的資産階級保守派開始認識到把戰争進行到底的必要。
他于3月18日寫道：&ldquo隻要敵人還存在，就不能指望得到和平，外部的敵人是如此，内部的敵人更是如此。
必須把敵人徹底殲滅，否則我們就會被他們所壓垮。
&rdquo 隻要政府仍然軟弱無力，即使努力作戰又有什麼用處？杜穆裡埃的叛變激化了國民公會中的黨派鬥争。
吉倫特派因與杜穆裡埃關系密切受到了牽連；萬一政變得以成功，那些借将軍的名聲保護自己的吉倫特議員肯定會拍手叫好。
他們如今采取了以攻為守的策略。
在杜穆裡埃的親信中，有些是菲力浦&ndash平等的親友，後者的兒子沙特爾公爵甚至跟随将軍一起叛逃：這是再次指控山嶽派搞奧爾良主義的極好借口。
丹東由于多次出使比利時，回來後又保持沉默，也引起了人們的懷疑。
4月1日，拉索斯揭發了陰謀，遭到丹東的猛烈反擊；丹東不但不為自己辯護，反而在山嶽派瘋狂的掌聲中，明确表示他同那些曾企圖挽救暴君的人斷絕關系。
第二天，羅伯斯庇爾要求彈劾吉倫特分子，他的建議未被采納。
平原派不想追随羅伯斯庇爾，但形勢使他們向丹東靠攏。
4月6日，國民公會終于接受丹東的提議，成立了救國委員會；同丹東一起選入該委員會的還有巴雷爾和康蓬等人。
他們雖然不同程度地傾向山嶽派，但仍被認為是獨立的。
丹東在救國委員會占有十分明顯的優勢，因而該委員會幾乎可被看作是第二屆丹東内閣。
丹東依舊推行妥協和拖延的政策，盡管他在4月1日作了引人注目的表态。
平原派對這個政策十分滿意，新成立的救國委員會不能直接下達逮捕令，但可對大臣實行監督，從而徒勞無益地削弱了大臣的權威。
這個辦法當然不是山嶽派所希望的，也遭到吉倫特派的反對。
鬥争繼續在進行中。
4月1日，應比洛托的要求，國民公會通過了一項法令，規定凡議員有叛國嫌疑者，人身不受侵犯的條款不再适用：這個規定為國民公會議員的互相殘殺打開了暢通無阻的道路。
比洛托一夥指望利用這項法令來對付山嶽派，機會不久便來到了。
4月5日，馬拉以雅各賓俱樂部主席的名義發表一項通令，請求外省的愛國者前來援救蒙受杜穆裡埃威脅的巴黎，他同時還揭發在審判國王案期間持&ldquo訴諸人民&rdquo意見的議員是賣國将軍的同謀者。
吉倫特派立即進行反擊，于4月13日取得國民公會同意，把馬拉解送革命法庭受審。
在這以前，巴黎麥市口區已于4月10日發起請願，要求把持&ldquo訴諸人民&rdquo意見的議員交給他們的選民，讓選民收回對議員的委托。
平原派肯定不能接受這項請願，而吉倫特派卻一再要求用這項措施處置山嶽派議員。
羅伯斯庇爾對這種無理糾纏提出了抗議，但巴黎各區的代表卻通過了請願書。
這項文件本是丹東派執筆起草的，丹東的另一名親信卻建議國民公會拒絕接受請願書；國民公會于4月20日宣布，請願書是對持&ldquo訴諸人民&rdquo意見的議員的&ldquo污蔑&rdquo。
丹東顯然想把水攪渾，仍然希望把吉倫特派争取過來。
至于馬拉，他于24日被宣布無罪釋放。
就在那時，山嶽派終于徹底與無套褲漢和科特利埃俱樂部合流，決定實行經濟統治。
這一重要事實改變了整個局勢。
羅伯斯庇爾于24日建議在人權宣言中增加四項條款：規定所有權是&ldquo法律保障公民享有的那部分财産的權利&rdquo，也就是說，所有權的範圍受法律的限制；規定所有權&ldquo不能損害我們周圍人們的安全、自由、生存和财産&rdquo，從而以含蓄的方式為經濟統治進行辯解。
4月11日，國民公會下令禁止通貨買賣和兩種物價并存，對拒絕接受指券者将予嚴懲。
18日，巴黎地區各有關當局的代表決定舉行請願，要求實行限價。
國民公會于25日前進行分組讨論，接着舉行全體會議。
30日，市郊聖安東尼區的群衆擁進國民公會會議廳，以進發凡爾賽聞名的巴黎婦女也及時趕到。
5月4日，一項法律确定了本州糧食草秣的最高限價，各縣負責對糧食實行登記和征購，以供應市場，市場外的糧食交易從此一概禁止。
無套褲漢當時正忙于應付在旺代軍事失敗後出現的騷亂。
4月25日，蓬孔賽依區要求巴黎出兵鎮壓&ldquo盜賊&rdquo，公社于5月初決定征募一萬二千名新兵，并根據埃羅州的原則（已取得國民公會批準），委托各革命委員會強行攤派公債。
騷亂在巴黎到處蔓延。
無套褲漢首先想把公證所辦事員和店鋪夥計送進軍隊，這些年輕人堅決進行抵制，并于5月4日至6日在盧森堡公園和香舍麗榭大街舉行群衆大會。
各區的無套褲漢自己也不準備從軍出征，他們曆來主張實行直接民主，如今在征兵的問題上，卻要由他們代替别人作主。
國民公會終于接受了他們的要求，按照老習慣懸賞五百裡佛征集&ldquo英雄&rdquo。
為了加快征兵工作的進行，議會同意墊出這筆資金，盡管毫無償還的希望。
從那時起，各區的集會變得吵吵嚷嚷，無套褲漢的敵人決心在會場上進行一番較量，雙方在本區結幫成派，互相對立，有時不惜大打出手。
5月8日，羅伯斯庇爾指出了這個危險，要求由&ldquo身穿金飾套褲的富人&rdquo承擔建立革命軍隊的一切費用。
這些騷亂事件表明，群衆對為共和國作戰缺乏熱情。
政府既要依靠群衆，又要強迫群衆：這一矛盾不是個好征兆。
但是，山嶽派和無套褲漢當前最擔心的事，還是在許多外省城市早已出現、而在巴黎正醞釀中的&ldquo地方自治運動&rdquo。
地方自治運動最早出現在第一次恐怖時期，處死國王使這一運動重新活躍起來。
吉倫特派的緊急呼救、山嶽派代表與地方缙紳的對立促進了地方自治運動的發展。
征集新兵、港口封鎖以及由此産生的失業，更使地方自治運動的擁護者日漸增多。
一些外省試圖組織營隊派往巴黎，菲尼斯太爾曾派出了一營士兵。
早在3月16日，國民公會派出的代表在奧爾良市受到侮辱，萊奧納爾·布東被刺受傷。
人們對地方自治機構逐漸重視起來，積極參加它們的集會，并要求各區都有常設的區公所：既然巴黎自1792年7月以來已存在常設的區公所，為什麼外省就不能呢？人們不等國民公會的同意，便立即見諸行動。
在波爾多，各區公所滿足于在5月9日發表一篇咄咄逼人的宣言。
在馬賽，由于雅各賓分子與巴巴魯關系破裂，他們失去了對城市的控制，國民公會派出的代表于4月29日離城出逃；各區公所組織了聯區委員會，并用1792年9月未經許可建立的人民法庭鎮壓無套褲漢。
裡昂的情形更糟：該城于5月29日發生了反對雅各賓公社的暴動。
經巷戰後，國民公會代表暫時把暴動鎮壓下去。
沙裡埃被投入獄中。
5月24日，汝拉州建議在布爾日召開候補議員會議；安州表示贊同，科多爾州建議派軍隊保護。
5月30日，卡昂在是否派一營新兵前往巴黎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
一些真誠的共和分子像平原派一樣反對極端民主派，他們參加了地方自治運動，但在其中僅占少數。
地方自治運動的主力是仍然擁護君主制的資産者、頑固派神甫的信徒以及舊制度的擁護者。
他們全都自稱是吉倫特派，但這隻是障人耳目的招牌而已。
加爾州副檢察長格裡約雷寫道：&ldquo争奪我們的兩大派都十分惡劣；布裡索、佩蒂昂和葛瓦代與馬拉、丹東和羅伯斯庇爾同樣令人可恨。
&rdquo假如吉倫特派在其盟友的幫助下壓倒山嶽派，反動派也将很快壓倒吉倫特派。
米希勒說得好，吉倫特派&ldquo已不再有革命精神&rdquo。
無套褲漢清醒地看到，大多數國民既依戀制憲議會的業迹，又急于求得平靜和安逸的生活，假如能通過妥協達成和平，他們會樂于接受。
假如地方自治運動在外省和巴黎同時發展起來，吉倫特派遲早會以地方自治的名義，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國民公會。
由此可見，6月2日的革命是山嶽派和無套褲漢針對所謂&ldquo貴族陰謀的變種&rdquo而采取的防禦行動和懲罰行動。
吉倫特派像以往一樣輕率，在勝利條件尚未完全具備前，就倉促上陣，企圖進行最後決戰。
根據羅伯斯庇爾的要求，公社已決定建立一支革命軍隊和逮捕嫌疑犯；各監視委員會的代表舉行了會議，會上提出了各種建議。
5月19日，兩名警察官員甚至主張把吉倫特派的主要首領綁架和秘密處死，然後就說他們已流亡國外。
這一主張當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巴什終于使會議轉入正題。
但是，獲悉這一秘密策劃的葛瓦代于18日揭發了陰謀；根據巴雷爾的建議，國民公會任命一個十二人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
該委員會由清一色的吉倫特分子組成，其決議也就可想而知；它于24日下令逮捕包括瓦爾萊和公社副檢察長埃貝爾在内的四名無套褲漢，後者所辦的《杜歇老爹報》十分風行。
公社于第二天提出了抗議，當時任國民公會主席的伊斯納爾在一篇&ldquo不倫瑞克式的宣言&rdquo中對巴黎大肆威脅。
群衆于27日聚集在杜依勒裡宮四周&mdash&mdash國民公會自5月10日後一直在那裡開會，并于晚間擁進了會議廳。
由于丹東的幹預，國民公會在深夜十二時決定撤銷十二人委員會。
實際上，國民公會不久又推翻了這一決定，但釋放了被捕人犯。
事情已鬧得不可開交，無套褲漢于當晚在主教府開會，成立了起義委員會，瓦爾萊大概是該委員會的關鍵人物。
在5月30日至31日的那個晚上，各區的代表停止了公社的職權，接着又讓公社暫時恢複職權，并表示服從公社的指揮。
昂裡約出任國民衛隊司令，下令管制和逮捕嫌疑分子。
盡管山嶽派贊成排斥吉倫特派，但他們對事态深感憂慮。
他們在革命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提請注意，萬一國民公會進行抵制，事态将變得不可收拾。
必須避免解散國民公會，尤其不能重演9月的屠殺。
因此，巴黎州召集各有關當局代表開會，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協助起義委員會工作。
巴什和肖梅特将協調兩委員會的活動。
巴黎各區遲遲沒有行動起來，5月31日又是個星期五，工人們都已出門工作。
遊行隊伍于下午才開始出發，國民公會并未受到很大威脅。
十二人委員會被再次撤銷，至于逮捕吉倫特分子的問題，國民公會把這個要求交給救國委員會研究，在三天内提出報告。
這是一次失敗。
第二天，起義委員會再次提出要求，仍無結果，便決定于6月2日星期天圍困國民公會，勒令立即解決問題。
這是大革命中組織得最好的一次&ldquo行動&rdquo。
丹東放任不管，内部意見不一的救國委員會對圍困杜依勒裡宮的各區群衆毫無辦法。
在一些議員的建議下，國民公會決定列隊走出杜依勒裡宮，企圖強行突破圍困。
形勢一度變得十分緊急，萬一出現不測，國民公會就會垮台。
但昂裡約僅滿足于擋住通道，這使瓦爾萊深感遺憾。
議員們回到大廳後，被迫下令逮捕二十九名議員以及克拉維埃和勒布倫。
建立革命軍隊的要求已原則通過；至于忿激派的社會綱領，國民公會未予采納。
山嶽派從此占了上風：他們于6月8日建立了巴黎州救國委員會，以代替和取消原來的起義委員會，瓦爾萊及其一夥均被排斥在外。
國民公會已名存實亡，山嶽派以國民公會的名義操縱一切。
其實，國民公會永遠不能原諒山嶽派的專權；更何況，它隻是把吉倫特派議員軟禁在家，而不提出起訴，根據議會制原則，法律起訴是開除議員的唯一方式。
在另方面，無套褲漢仍一無所得。
山嶽派有受兩面夾攻的危險，對他們說來，&ldquo五月三十日革命&rdquo僅是一個過渡階段而已。
二、1793年夏季的革命危機 山嶽派的勝利不久又成了問題。
七十五名議員簽署了一份抗議書；其他議員離開了巴黎或故意逃會。
各區群衆反對征兵和建立革命軍的活動又日趨活躍；外省傳來的消息更令人震驚。
6月6日，以巴雷爾和丹東為首的救國委員會建議撤銷監視委員會，并向逮捕了議員的各州派送人質。
羅伯斯庇爾力主拒絕這些措施。
憂心忡忡的山嶽派始終不能作出決斷。
被捕的吉倫特分子雖然在逐漸增多，但他們的命運仍懸而未決。
直到7月8日，聖茹斯特仍主張僅打擊内戰的煽動者。
革命軍隊尚未組成，攤派公債的問題議而不決。
尤其，國民公會匆忙讨論了于6月24日完成的1793年憲法。
憲法在前言中用信仰自由和經濟自由補充了1789年的人權宣言，從而建立了政治民主制：立法團由選民以單名投票方式直接選出；執行委員會由立法團在選民推舉的候選人中遴選。
根據孔多塞的建議，為放寬人民行使主權的範圍，将以美國的某些州為榜樣，采用公民投票的形式：憲法将交給人民批準；緊急法令可由公民投票批準，但對一般法律則伴以嚴格的條件予以限制。
宣言沒有特别強調社會民主，僅滿足于宣布：社會的目的是共同幸福；救濟是&ldquo一項神聖的債務&rdquo，也就是說，貧民有獲得救濟的權利。
國民公會自成立以來，反複重申民族團結的原則，答應撫恤殘廢軍人和&ldquo祖國保衛者&rdquo的親屬，救濟戰争難民和其他災民。
羅伯斯庇爾對他以前提出的可能使資産階級害怕的幾項條款從此不再吭聲；巴雷爾于6月27日憤怒斥責土地法，盡管3月18日法令已經規定，對土地法的擁護者處以死刑。
山嶽派希望憲法将掃除人們對無套褲漢專政的恐懼，但他們并不因此忘記滿足農民的願望，因而無論在5月31日革命或7月14日和8月10日的革命中，農民都得到實在的好處。
6月3日，國民公會通過法令，将流亡者的産業分小份出售，價款分十年付清；6月10日的法令規定，地方公産可按人口平均分配；7月17日又規定，無償廢除剩下的一切領主權。
雖然如此，新的内戰仍不可避免。
我們已經看到，地方自治運動在5月已挑起内戰。
山嶽派首先在巴黎動手必然地刺激了反叛思想的擡頭。
外省對首都的嫉妒以及地方主義的殘餘顯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外，地方當局在同國民公會斷絕關系後便各行其是。
從統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的觀點看，人們确實可以給這種傾向加上&ldquo聯邦主義&rdquo的罪名。
不容否認，聯邦主義觀點對某些革命分子具有魅力，比約&ndash瓦倫于1791年就有過這種主張，拉雷韋裡埃等吉倫特分子則更加積極。
可是，&ldquo聯邦主義者&rdquo無非是想掌握政權；在環境的逼迫下，他們把1789年以來興起的地方自治推向極端，他們表現出的獨立性和主動性既是革命黨人曆來具有的特點，也是雅各賓派不斷采用的手段。
随着群衆騷動的接連出現，地方自治運動把那些為自己财産擔憂的資産者、反對普選制的福揚派、依戀頑固派神甫的天主教徒和舊制度的擁護者都集合在一起。
除了這些人以外，還應該加上對殘害國民代表的罪行感到憤慨的那部分民主分子，他們的加入大大壯大了地方自治運動的力量。
革命隊伍中如此錯綜複雜的黨派分野損害了内部團結。
忠于1789年革命和關心民族獨立的吉倫特派拒絕與挑動内戰的旺代叛亂分子同流合污，不願向外國求援。
因此，巴黎四周、盧瓦河流域和邊境的三十多個州順利地接受了既成事實；在東南地區，沒有這類顧忌的反革命分子領導了暴動，并頑固地堅持下去。
然而，布列塔尼、諾曼底、弗朗什&ndash孔代和法國南部各州的行政當局紛紛獨樹一幟。
他們同首府的地方當局一起向周圍各縣發出号召，召集初級議會的議員開會。
業已變成&ldquo聯邦主義&rdquo的地方自治運動仍舊模仿雅各賓派的種種做法。
他們紛紛成立救國委員會或監視委員會，逮捕嫌疑分子，封閉俱樂部，決定征集部隊；在裡昂、馬賽和土倫，&ldquo人民法庭&rdquo把愛國分子送上斷頭台或處以絞刑。
分裂活動的結果相當可悲。
群衆對吉倫特分子和山嶽派分子的派别鬥争不感興趣；分裂主義的頭目如同國民公會一樣，因下令征兵而使群衆感到厭惡，因不能解除饑荒而引起群衆不滿。
何況，為使分裂得以成功，就必須在布爾日召開前面剛提到的候補議員會議和建立新的中央政權。
但是，法國西北部和南部被忠于中央政府的幾個州所隔開，在布列塔尼和阿基坦之間插着一個旺代，裡昂被與阿列州相鄰的索恩&ndash盧瓦爾州所隔開而不能同科多爾州連成一片，被與伊澤爾州相連的德龍州所隔開而不能同普魯旺斯州相接壤。
即使地區間的合作也實現不了：圖盧茲終于拒絕了波爾多的請求，切斷了阿基坦和下朗格多克之間的聯系。
最後，各州仍有一些縣和市鎮不肯參加分裂活動，一些愛國官員或者抵制叛亂，如圖盧茲的台孔貝爾，或者擁護無套褲漢，如瓦朗斯的約瑟夫·培揚。
許多聯邦主義者因力量太弱而迷途知返，他們在山嶽派謹慎地給予寬恕的期限内承認了錯誤；同時也因為，随着憲法的通過，他們希望利用下屆立法團的選舉，抛棄國民公會。
在國民公會看來，直接的危險是在諾曼底：當時已沒有部隊防衛巴黎，又沒有糧食運來首都。
蒲佐、佩蒂昂、巴巴魯在卡昂會面後，敦促各省加緊行動。
但下塞納州不受他們的控制，仍讓糧食通過。
旺代叛軍于6月9日攻占了索米爾，牽制了奧恩和曼恩兩州，唯有菲尼斯太爾表現得特别積極。
諾曼底叛軍在同布列塔尼叛軍會師前，已開始進軍。
7月13日，正當他們在厄爾河上的帕西毫無戒備地休息時，由救國委員會勉強拼湊的一支幾千人的共和軍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諾曼底叛軍不戰而逃。
法國西北部從此平服，吉倫特分子離開了卡昂和布列塔尼，前往波爾多。
在向法國東部的科多爾州、杜州、上索恩州、汝拉州和安州進攻和向南部的圖盧茲和下朗格多克進攻時，共和軍也一帆風順。
陷于孤立的波爾多于8月19日讓國民公會的代表進入該城，接着又加以驅逐；雅各賓派于10月重占優勢，波爾多城于19日才被占領，該城已無力進行武裝抵抗。
真正對愛國黨的事業有緻命威脅的是東南部。
在阿爾卑斯山和意大利作戰的法國軍隊被切斷了後路。
裡昂的叛軍司令普萊西向撒丁求援，馬賽和土倫以及科西嘉的帕奧裡則請英國出兵。
在德龍州各俱樂部的支持下，卡爾圖于7月27日打退了馬賽的叛軍，并奪回了阿維尼翁；裡昂叛軍除直至9月還在西部占有盧瓦爾州外，已處在被包圍之中。
卡爾圖于8月底再次發動攻勢，于25日恰好趕在英軍到達前占領了馬賽。
相反，土倫向外敵打開了大門，并于8月29日交出了地中海艦隊。
共和軍于10月8日進入了裡昂，而土倫則一直堅持到12月19日。
在這個地區，内戰的激烈程度不亞于旺代，也導緻了流血的報複。
從8月份起，叛亂的範圍總算被控制住了。
但在7月，整個法國簡直四分五裂。
邊界上的形勢也十分危急。
丹東自重掌政權後，始終在進行談判。
根據丹東的要求，國民公會于4月13日變相撤銷了1792年11月19日法令，共和國将不再幹涉他國的内部事務。
丹東雖然試圖争取瑞典、土耳其、皮埃蒙特和
它曾幻想解放世界，如今卻被逐出比利時和萊茵地區，國土随時有遭入侵的危險，而且如米希勒所說，旺代叛亂又從背後給它插上一刀。
組織革命政府的目的正是為了進行反擊。
從法律上講，革命政府是一種臨時體制，一旦新憲法被通過，就将自動引退。
在這個意義上，革命政府的成立應從8月10日算起。
另方面，臨時政府也是一種戰時體制，它通過限制或暫停人權的非常措施來保衛革命和打擊國内外敵人。
因此，敵人的威脅同非常措施的嚴厲程度成正比。
在瓦爾米和熱馬普的勝利後，吉倫特派轉而譴責8月和9月間采取的權宜之計，而山嶽派卻于1793年繼續和進一步推行這樣的策略。
結果，盡管新憲法已被通過，政府體制卻取得一定的穩固性，人們甚至同意這個體制一直延續到戰争結束。
革命政體是在形勢逼迫下逐步形成的，它經曆一段漫長的孕育階段。
這裡，我們将首先研究它的孕育過程，然後再探讨這一制度的性質和業迹。
一、吉倫特派的垮台，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的革命 1793年1月25日，杜布瓦&ndash克朗賽的一份報告指出，必須征集三十萬新兵，以便把軍隊總數增加到五十萬。
報告還要求将義勇軍同野戰軍合并，恢複統一的軍事組織，但騎兵和炮兵仍實行募兵制。
國民公會接受了&ldquo混編&rdquo的原則。
作為準備，它首先于12月21日統一了軍饷和晉升制度，采用了國民衛隊的藍軍服作為統一的軍服，并定出了新的番号和軍銜。
但是，由于新的戰役即将開始，關于建立新聯隊的措施決定暫緩執行。
征集三十萬新兵的工作一直拖到2月23日才決定在二十至四十歲的單身或喪偶男子中進行。
雖然人人都懂得服兵役是件令人生厭的差使，但沒有人想到征兵會激起強烈的抵制。
人們對海戰的前景和殖民地的命運不能抱有幻想。
甚至連科西嘉島也離開了共和國。
制憲議會把帕奧裡放回科西嘉，這位曾經領導反對熱那亞和法國統治的領袖把該島看作是自己的屬地，并在副檢察官波佐·迪波爾哥的配合下，請求英國幫助科西嘉脫離本土。
法國曾指望海盜對它有利。
事實也并非如此：海盜雖然給敵國帶來了損失，但法國商船所受的損失甚至更為嚴重。
中立國船隻已成為對外貿易中的主要中間人。
在以往的戰争中，法國國王曆來以&ldquo海洋自由&rdquo的保衛者自居，站在中立國的一邊，堅持&ldquo國旗掩護貨物&rdquo的原則，從而取得中立國的幫助，逃避英國的封鎖。
國民公會采取的政策恰恰相反，它不僅廢除了和敵國過去簽訂的貿易協定&mdash&mdash首先是1786年協定&mdash&mdash和禁止了來自英國的許多商品，而且于5月9日通過法令，聲稱把服從英國命令的中立國船隻一概當作敵對國财産加以沒收。
主張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的制造商，特别是棉紡廠主自然感到十分高興，其中原商事裁判官杜歇自薦在《總彙報》和巴雷爾身邊充當代言人；相反，港口的大資産階級卻怨言頗多。
從這個角度看，國民公會的不妥協政策正是吉倫特派軟弱的表現。
加強封鎖隻能使經濟形勢變得越來越壞。
處死國王和向全歐宣戰造成了指券的貶值；指券愈貶值，人們的生活也愈困難。
在1月初，指券的牌價還等于面值的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到了2月，已降低到百分之五十，2月至10月間更是不斷下跌。
革命派把指券貶值歸罪于外國銀行家，說倫敦的貝林銀行、阿姆斯特丹的霍普銀行、漢堡的帕裡什銀行不但互相串通，狼狽為奸，而且勾結巴黎的金融家&mdash&mdash其中相當部分也是外國人&mdash&mdash為皮特的利益大搞投機活動。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到，相當多的法國人同樣在搞指券投機，更多的人抛售貨币，搶購實物。
物價上漲的速度之快已使工資的增長無法跟上。
裡昂工人于1月要求制訂最低的工資限額。
驚慌不安的各地居民完全切斷了糧食的流通；政府力圖依靠進口糧食來緩和糧荒，但外國糧食也越來越少。
在巴黎，公社争取國民公會撥款，仍維持每斤三蘇的面包價格，但在2月25日至27日，發生了搶劫食品店和肥皂船的事件。
政府日漸衰弱。
羅蘭于1月22日辭職，吉倫特派因此失去了一員大将；但是，吉倫特派于2月把巴什從國防大臣的職位上趕走，接任的勃農維爾對兩派玩弄兩面手法，把無套褲漢從部内各司局趕走，而對軍需商的要求一概滿足。
擔任内政大臣的加拉雖然内心傾向右派，卻不打算受到牽連；擔任司法大臣的戈葉同蒙日一起投靠了雅各賓派。
勒布倫和克拉維埃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擔任指券局局長的拉馬什遭到了彈劾。
國民公會于1月1日成立了由吉倫特派操縱的國防委員會；但是，為了尊重三權分立，國防委員隻是對越來越暮氣沉沉的各部實行監督。
孔多塞于2月就憲法草案作了報告。
這項報告并未取得人們應有的重視。
山嶽派認為當前的時機不宜考慮憲法問題。
對憲法草案的讨論至4月方才開始，吉倫特派那時想趕緊頒布憲法，以為通過選舉就能排斥山嶽派。
其實，雙方都不希望對方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權。
黨派鬥争無休止和無結果地在繼續下去。
外來的力量對這場鬥争的勝負起了決定作用。
在審判國王案後，無套褲漢不斷攻擊那些主張&ldquo處決國王應訴諸人民&rdquo的議員，接着又要求将這些議員逐出國民公會。
他們認為，隻有這樣，政府才能恢複團結，逮捕嫌疑犯，建立革命法庭，并擊破貴族的陰謀。
作為平民的領袖，無套褲漢同普通百姓保持直接的聯系，他們懂得群衆當時最關心的問題是維持生計。
群衆要求實行食品限價、征集糧食、救濟貧民和士兵家屬，以及組織革命軍隊。
最後一項要求具有雙重的好處，它既保證群衆掌握權力，又使群衆不緻失業。
至于資金來源，他們主張向有錢人征稅，其中表現最積極的是所謂&ldquo忿激派&rdquo，即雅克·盧神甫和瓦爾萊（家境小康的驿站職員），以及他們在外省的黨羽，例如裡昂的沙裡埃和勒克萊爾，奧爾良的律師塔博羅。
他們并不要求實行《土地法》；3月18日法令早已規定，提出這類建議的人将被判處死刑。
但在他們看來，社會問題的重要性勝過政治問題：現在主權已經屬于人民，假如人民仍不免餓死，那要主權又有什麼用處？已取得一定社會地位的俱樂部分子或已有一定名望的報刊文人，如埃貝爾和馬拉等，雖然對忿激派心懷妒忌，但他們最終還是照忿激派的願望行事。
大多數無套褲漢注視着山嶽派和雅各賓派，随時準備響應他們的号召。
也有部分無套褲漢表現急躁，特别是瓦爾萊，他們認為山嶽派過于謹慎和溫和，主張自己采取主動，即令解散國民公會和奪取政權也在所不惜。
有些曾參與9月屠殺的無套褲漢甚至企圖利用當時的危機，把吉倫特分子和其他嫌疑分子送交臨時組織的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審判。
丹東直到最後關頭仍希望恢複所有共和分子的團結。
在雅各賓派和公社的支持下，羅伯斯庇爾和山嶽派認為恢複團結已不再可能，因而同無套褲漢一樣，力圖搞垮吉倫特派，并根據救國的要求，建立獨裁政府。
由于他們同樣面臨着被對方排斥和指控的危險，出于對自身的安全考慮，他們也不能不這樣做。
共和分子在社會綱領問題上更難達成一緻意見，因為這涉及是否實行限價的問題。
作為信奉經濟自由的資産者，山嶽派并不相信限價有任何好處。
在他們看來，政治高于一切。
羅伯斯庇爾在2月的騷動期間憤怒地指出，不該讓&ldquo無足輕重的商品&rdquo轉移人們對反革命活動的注意；肖梅特在公社會議上僅提出了查究囤積居奇者和雇傭失業工人從事公共建設的建議。
他們于4月在限價問題上作了讓步，但十分勉強，以後幾個月的事态足以表明，他們從未完全贊同這個做法。
此外，平原派是否願意消滅吉倫特派，這還是個問題。
羅伯斯庇爾曾長期希望在國民公會内部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他也許在理論上有所顧忌，因為強行解散國民公會不符合代議制原則；另方面他對起義會帶來什麼後果，也很不放心。
如同在8月10日前一樣，他反複重申，從各方面看，對人民負責都比對選民負責更加重要，他的任務是根據人民合法表達的意志，引導選民服從人民。
這裡包含着很大的幻想成分，雅各賓派對他鼓掌歡迎，無套褲漢卻公開指責他是巧言令色的騙子。
實際上，羅伯斯庇爾最後仍支持舉行強大的群衆示威，迫使國民公會就範。
但是，萬一國民公會堅決頂住，又該如何辦好？山嶽派不同意驅散國民公會，更不願意重演9月的慘劇。
在此情況下，政權就會旁落，公社和無套褲漢頭目就會得勢。
外省将不能容忍9月事件的重演；為了團結外省，必須保留國民公會，并讓它保證山嶽派的專政。
這些錯綜複雜的傾向極其重要，它們說明吉倫特派為什麼在4月後才垮台；由于這些傾向的存在，革命政府的穩定始終得不到保證，且不說這些傾向後來還促使了革命政府的垮台。
在處死國王後，局勢一度趨于相對平穩；随着國内外的威脅再度出現，危機又重新發生。
3月1日，杜穆裡埃剛剛進入荷蘭，他的後方在羅埃河一線被科布爾突破：科布爾不久又占領列日，渡過了默茲河。
勃農維爾和吉倫特派在最初幾天曾竭力安撫輿論；但是，丹東在7日從比利時趕回巴黎後，立即發出了警報，接着又反複重申1792年說過的那句名言：&ldquo我現在隻知道要對付敵人；讓我們先把敵人打敗。
&rdquo由于時間緊迫，他要求巴黎愛國者作出新的努力，以挽救比利時。
但是，如同9月那時一樣，愛國者回答說，他們不能讓賣國賊利用他們離開首都的機會來制造奸計。
丹東因此建議成立革命法庭，以防止出現新的屠殺。
巴什于9日代表巴黎各區支持丹東的建議。
與此同時，起義運動正在街頭醞釀：9日晚間，吉倫特派幾家報館的印刷廠遭到了襲擊；各區代表在主教府集會；瓦爾萊于10日說服了科特利埃俱樂部帶頭舉行起義。
起義失敗了，因為公社和雅各賓派都不贊成。
國民公會根據蘭代的報告，同意設立終審的非常法庭，但保留對法官、陪審團和公訴人的遴選權。
丹東還要求國民公會設立一個擁有行政全權的委員會，這一建議取得了羅伯斯庇爾和康巴塞雷斯的一緻贊同。
吉倫特派大肆鼓噪，高呼反對獨裁；拉雷韋裡埃&ndash勒蔔于11日推翻了這一動議。
危機終于流産。
那時候，國民公會代表派往比利時各省的特派員正忙于搬遷公共金庫和查抄教堂的财物；當地居民或者抗議，或者抵制，到處都亂成一團。
杜穆裡埃從荷蘭撤出後，趕到了布魯塞爾；他把教會置于自己的保護之下，壓制俱樂部分子的胡作非為。
接着，他于3月12日向國民公會寄出一封語含威脅的信件，除了大發一通牢騷以外，還專門攻擊12月15日法令。
國防委員會于15日就該信進行了辯論；丹東在發言中保證能讓杜穆裡埃回心轉意。
但他終于失望而歸，從此一直保持沉默。
杜穆裡埃于18日和21日分别在尼溫頓和盧萬戰敗後，同奧軍簽訂了停戰協定，企圖回師巴黎，擁立路易十七為國王和恢複1791年憲法。
國防委員會決定将杜穆裡埃解送法庭受審，國民公會于31日派遣勃農維爾和四名議員送達這一命令。
杜穆裡埃于4月1日把他們統統交給了敵人。
他看到巴黎大門已開，沒有任何軍隊能阻攔他重演拉法葉特的故伎。
由于部隊拒絕随他行動，杜穆裡埃于4月5日越過邊界投敵。
與此同時，庫斯丁于3月27日和28日在納厄河打了敗仗，放棄萊茵左岸防線向蘭道撤退，聽任普軍圍攻美因茲。
在法國國内，征募三十萬新兵引起了居民的普遍驚慌。
征兵法令規定，入伍新兵應由合格壯丁互相推選。
因此，有的地方采取推舉的方式，其結果十分荒唐；多數情況是出錢購買壯丁；也有因互相推诿而導緻無窮的争執。
但是，有的壯丁對免服兵役的地方官員群起攻擊，甚至舉行暴動，這類事件曾多次發生過。
3月9日，國民公會通過法令，派遣八十二名代表去各地執行法律；3月19日法令接着宣布，對為首鬧事者處以極刑。
一般說來，事态很快平息下去了，即使在布列塔尼也是如此，但在3月10日至15日間，整個旺代地區鬧了起來。
旺代的農民既不留戀國王，又不擁護舊制度；但他們對城裡的雅各賓分子和行政當局制造的教會分裂以及嚴厲鎮壓頑固派神甫的做法，從内心感到憤慨。
宗教改革在普瓦圖地區有很深的影響，由格裡尼翁創立的瑪麗亞會以及各種修女會自十七世紀末以來一直狂熱地向居民進行宗教灌輸。
在1791年8月，鄉村的人并沒有支持貴族造反；他們在1792年也沒有為使善良的神甫免遭流放而起來反抗。
但在1793年8月，征兵卻第一次在農民中激起了反抗運動；可以預見，他們決不同意為革命打仗。
就在那時，所有的部隊都已向邊境開拔。
叛亂在整個旺代地區同時爆發，這表明事先肯定經過了協商。
但從表面看來，這場暴動似乎使貴族感到意外，因為他們也在密謀叛亂，隻是認為時機尚不成熟。
叛軍攻陷了好幾座縣城；肖萊陷落後，行政機關被解散，擔任公職的資産者遭到虐待；在馬什科爾，官員甚至被毒打或處死。
一些貴族很快成為叛軍的首領，但平民也并非完全被排斥。
斯托弗萊和卡特裡諾等人原是舊軍官，容易成為獨當一面的首領。
沙列特在馬雷地區稱王稱霸：羅亞朗和薩皮諾兄弟占領着整個灌木叢地區；莫日地區仍被天主教軍所占領，該軍在蓬尚、代爾貝、斯托弗萊、累斯庫爾、拉羅什雅克林的指揮下，與培尼埃教士一起組織了政府。
居約·德·豐維爾也前來投奔叛軍，他自稱是主教，大概同法國流亡者有聯系。
叛軍立即向英國求援，一些叛軍領袖曾主張向巴黎進軍，另一些則企圖進入布列塔尼。
但他們不能組成一支常備軍：當&ldquo藍軍&rdquo出現時，農民們蜂擁而來；打了勝仗後，農民即各自回家。
這種狀況使共和國終于得救。
叛軍打了不少勝仗，在灌木叢生的丘陵地區，道路曲折稀少，農莊分散隐蔽，地形利于進行防禦和突然襲擊。
如同義勇軍一樣，旺代叛軍自發地采用适于發揮其特長的戰術：以散兵隊形接近敵人，布置埋伏，當敵人出現動搖時群起攻擊。
國民公會在最初幾個星期僅派出了國民衛隊或新兵前往清剿；除努瓦莫提埃外，勉強能守住或奪回海岸線。
到了夏季，藍軍在蒙呂松連打三個勝仗。
這對改變戰局具有根本的影響，但在4月向萊榮河發起的進攻失敗了。
旺代軍占領了布雷絮爾和帕特内；5月5日，又攻克杜阿爾。
豐特内一戰失利後，叛軍又卷土重來，在豐特内城大肆劫掠。
6月9日索米爾戰役獲勝不久，叛軍進入了昂熱城。
最後，叛軍于6月29日進攻南特，遭到了失敗。
政府于5月不得不從邊境調回部分軍隊，但國民公會派駐索米爾和圖爾的衆多代表不但互不服氣，而且同據守尼奧爾基地的比隆意見相左。
威斯台爾曼于7月3日奪取夏蒂榮後，于5日被擊潰；桑台爾于13日在維依埃遇到同樣的命運。
羅西涅爾和龍森于是出任政府軍正副指揮，但這些無套褲漢将領仍不濟事；截至10月前，旺代叛軍仍未被消滅。
杜穆裡埃的投敵叛國和旺代的内戰對共和派震動極大：這是一次新的&ldquo恐慌&rdquo，共和派又開始逮捕嫌疑犯。
這兩個事件比外敵入侵更加觸到了共和派的痛處，他們不能不采取非常措施。
即使在國民公會中，反對非常措施的人也越來越少。
國民公會于3月18日決定，流亡分子和被判流放的神甫，凡在共和國國土上被捕者，一經驗明正身，即可處決；第二天又決定，對手持武器的叛亂分子也一概處決。
21日，出現了由選舉産生的各監視委員會，負責檢查護照，監視陌生人或外國人，後來的人慣于稱它們為革命委員會。
無套褲漢在這些委員會中人數衆多，很快壟斷了這個政治警察機構。
國民公會于28日通過了懲治流亡者法，對流亡者一概判以褫奪公權終身，他們從祖上獲得的遺産在五十年内由共和國保管，如回法國則處以極刑。
最後，國民公會于4月5日決定，向革命法庭解送人犯的任務不再由國民公會自己擔任，變為交給公訴人富基埃&ndash丹維爾負責，但涉及政府大臣的案件屬于例外。
在雅各賓派分子的影響下，外省的行政當局自發地建立了名目繁多的救國委員會，負責征兵事務和地方安全。
埃羅州于4月19日通過了一項著名的決定，委托救國委員會征募五千名士兵，供本州調遣，并強行攤派五億公債。
先後于3月9日和4月30日派往外省的兩批國民公會代表推動了革命措施的醞釀和制訂。
吉倫特派為了削弱山嶽派在國民公會中的力量，故意将山嶽派分子送往軍中效力，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5月6日的政府命令規定，國民公會代表有權任命特派員和建立特派員辦事處，其人員自然也在雅各賓分子中遴選。
因此，特派員在各地清洗行政當局，逮捕嫌疑犯，征收捐稅和征發軍需。
他們的活動多次遇到了依舊追随吉倫特派的地方當局的強烈抵制。
像卡諾這樣的資産階級保守派開始認識到把戰争進行到底的必要。
他于3月18日寫道：&ldquo隻要敵人還存在，就不能指望得到和平，外部的敵人是如此，内部的敵人更是如此。
必須把敵人徹底殲滅，否則我們就會被他們所壓垮。
&rdquo 隻要政府仍然軟弱無力，即使努力作戰又有什麼用處？杜穆裡埃的叛變激化了國民公會中的黨派鬥争。
吉倫特派因與杜穆裡埃關系密切受到了牽連；萬一政變得以成功，那些借将軍的名聲保護自己的吉倫特議員肯定會拍手叫好。
他們如今采取了以攻為守的策略。
在杜穆裡埃的親信中，有些是菲力浦&ndash平等的親友，後者的兒子沙特爾公爵甚至跟随将軍一起叛逃：這是再次指控山嶽派搞奧爾良主義的極好借口。
丹東由于多次出使比利時，回來後又保持沉默，也引起了人們的懷疑。
4月1日，拉索斯揭發了陰謀，遭到丹東的猛烈反擊；丹東不但不為自己辯護，反而在山嶽派瘋狂的掌聲中，明确表示他同那些曾企圖挽救暴君的人斷絕關系。
第二天，羅伯斯庇爾要求彈劾吉倫特分子，他的建議未被采納。
平原派不想追随羅伯斯庇爾，但形勢使他們向丹東靠攏。
4月6日，國民公會終于接受丹東的提議，成立了救國委員會；同丹東一起選入該委員會的還有巴雷爾和康蓬等人。
他們雖然不同程度地傾向山嶽派，但仍被認為是獨立的。
丹東在救國委員會占有十分明顯的優勢，因而該委員會幾乎可被看作是第二屆丹東内閣。
丹東依舊推行妥協和拖延的政策，盡管他在4月1日作了引人注目的表态。
平原派對這個政策十分滿意，新成立的救國委員會不能直接下達逮捕令，但可對大臣實行監督，從而徒勞無益地削弱了大臣的權威。
這個辦法當然不是山嶽派所希望的，也遭到吉倫特派的反對。
鬥争繼續在進行中。
4月1日，應比洛托的要求，國民公會通過了一項法令，規定凡議員有叛國嫌疑者，人身不受侵犯的條款不再适用：這個規定為國民公會議員的互相殘殺打開了暢通無阻的道路。
比洛托一夥指望利用這項法令來對付山嶽派，機會不久便來到了。
4月5日，馬拉以雅各賓俱樂部主席的名義發表一項通令，請求外省的愛國者前來援救蒙受杜穆裡埃威脅的巴黎，他同時還揭發在審判國王案期間持&ldquo訴諸人民&rdquo意見的議員是賣國将軍的同謀者。
吉倫特派立即進行反擊，于4月13日取得國民公會同意，把馬拉解送革命法庭受審。
在這以前，巴黎麥市口區已于4月10日發起請願，要求把持&ldquo訴諸人民&rdquo意見的議員交給他們的選民，讓選民收回對議員的委托。
平原派肯定不能接受這項請願，而吉倫特派卻一再要求用這項措施處置山嶽派議員。
羅伯斯庇爾對這種無理糾纏提出了抗議，但巴黎各區的代表卻通過了請願書。
這項文件本是丹東派執筆起草的，丹東的另一名親信卻建議國民公會拒絕接受請願書；國民公會于4月20日宣布，請願書是對持&ldquo訴諸人民&rdquo意見的議員的&ldquo污蔑&rdquo。
丹東顯然想把水攪渾，仍然希望把吉倫特派争取過來。
至于馬拉，他于24日被宣布無罪釋放。
就在那時，山嶽派終于徹底與無套褲漢和科特利埃俱樂部合流，決定實行經濟統治。
這一重要事實改變了整個局勢。
羅伯斯庇爾于24日建議在人權宣言中增加四項條款：規定所有權是&ldquo法律保障公民享有的那部分财産的權利&rdquo，也就是說，所有權的範圍受法律的限制；規定所有權&ldquo不能損害我們周圍人們的安全、自由、生存和财産&rdquo，從而以含蓄的方式為經濟統治進行辯解。
4月11日，國民公會下令禁止通貨買賣和兩種物價并存，對拒絕接受指券者将予嚴懲。
18日，巴黎地區各有關當局的代表決定舉行請願，要求實行限價。
國民公會于25日前進行分組讨論，接着舉行全體會議。
30日，市郊聖安東尼區的群衆擁進國民公會會議廳，以進發凡爾賽聞名的巴黎婦女也及時趕到。
5月4日，一項法律确定了本州糧食草秣的最高限價，各縣負責對糧食實行登記和征購，以供應市場，市場外的糧食交易從此一概禁止。
無套褲漢當時正忙于應付在旺代軍事失敗後出現的騷亂。
4月25日，蓬孔賽依區要求巴黎出兵鎮壓&ldquo盜賊&rdquo，公社于5月初決定征募一萬二千名新兵，并根據埃羅州的原則（已取得國民公會批準），委托各革命委員會強行攤派公債。
騷亂在巴黎到處蔓延。
無套褲漢首先想把公證所辦事員和店鋪夥計送進軍隊，這些年輕人堅決進行抵制，并于5月4日至6日在盧森堡公園和香舍麗榭大街舉行群衆大會。
各區的無套褲漢自己也不準備從軍出征，他們曆來主張實行直接民主，如今在征兵的問題上，卻要由他們代替别人作主。
國民公會終于接受了他們的要求，按照老習慣懸賞五百裡佛征集&ldquo英雄&rdquo。
為了加快征兵工作的進行，議會同意墊出這筆資金，盡管毫無償還的希望。
從那時起，各區的集會變得吵吵嚷嚷，無套褲漢的敵人決心在會場上進行一番較量，雙方在本區結幫成派，互相對立，有時不惜大打出手。
5月8日，羅伯斯庇爾指出了這個危險，要求由&ldquo身穿金飾套褲的富人&rdquo承擔建立革命軍隊的一切費用。
這些騷亂事件表明，群衆對為共和國作戰缺乏熱情。
政府既要依靠群衆，又要強迫群衆：這一矛盾不是個好征兆。
但是，山嶽派和無套褲漢當前最擔心的事，還是在許多外省城市早已出現、而在巴黎正醞釀中的&ldquo地方自治運動&rdquo。
地方自治運動最早出現在第一次恐怖時期，處死國王使這一運動重新活躍起來。
吉倫特派的緊急呼救、山嶽派代表與地方缙紳的對立促進了地方自治運動的發展。
征集新兵、港口封鎖以及由此産生的失業，更使地方自治運動的擁護者日漸增多。
一些外省試圖組織營隊派往巴黎，菲尼斯太爾曾派出了一營士兵。
早在3月16日，國民公會派出的代表在奧爾良市受到侮辱，萊奧納爾·布東被刺受傷。
人們對地方自治機構逐漸重視起來，積極參加它們的集會，并要求各區都有常設的區公所：既然巴黎自1792年7月以來已存在常設的區公所，為什麼外省就不能呢？人們不等國民公會的同意，便立即見諸行動。
在波爾多，各區公所滿足于在5月9日發表一篇咄咄逼人的宣言。
在馬賽，由于雅各賓分子與巴巴魯關系破裂，他們失去了對城市的控制，國民公會派出的代表于4月29日離城出逃；各區公所組織了聯區委員會，并用1792年9月未經許可建立的人民法庭鎮壓無套褲漢。
裡昂的情形更糟：該城于5月29日發生了反對雅各賓公社的暴動。
經巷戰後，國民公會代表暫時把暴動鎮壓下去。
沙裡埃被投入獄中。
5月24日，汝拉州建議在布爾日召開候補議員會議；安州表示贊同，科多爾州建議派軍隊保護。
5月30日，卡昂在是否派一營新兵前往巴黎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
一些真誠的共和分子像平原派一樣反對極端民主派，他們參加了地方自治運動，但在其中僅占少數。
地方自治運動的主力是仍然擁護君主制的資産者、頑固派神甫的信徒以及舊制度的擁護者。
他們全都自稱是吉倫特派，但這隻是障人耳目的招牌而已。
加爾州副檢察長格裡約雷寫道：&ldquo争奪我們的兩大派都十分惡劣；布裡索、佩蒂昂和葛瓦代與馬拉、丹東和羅伯斯庇爾同樣令人可恨。
&rdquo假如吉倫特派在其盟友的幫助下壓倒山嶽派，反動派也将很快壓倒吉倫特派。
米希勒說得好，吉倫特派&ldquo已不再有革命精神&rdquo。
無套褲漢清醒地看到，大多數國民既依戀制憲議會的業迹，又急于求得平靜和安逸的生活，假如能通過妥協達成和平，他們會樂于接受。
假如地方自治運動在外省和巴黎同時發展起來，吉倫特派遲早會以地方自治的名義，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國民公會。
由此可見，6月2日的革命是山嶽派和無套褲漢針對所謂&ldquo貴族陰謀的變種&rdquo而采取的防禦行動和懲罰行動。
吉倫特派像以往一樣輕率，在勝利條件尚未完全具備前，就倉促上陣，企圖進行最後決戰。
根據羅伯斯庇爾的要求，公社已決定建立一支革命軍隊和逮捕嫌疑犯；各監視委員會的代表舉行了會議，會上提出了各種建議。
5月19日，兩名警察官員甚至主張把吉倫特派的主要首領綁架和秘密處死，然後就說他們已流亡國外。
這一主張當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巴什終于使會議轉入正題。
但是，獲悉這一秘密策劃的葛瓦代于18日揭發了陰謀；根據巴雷爾的建議，國民公會任命一個十二人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
該委員會由清一色的吉倫特分子組成，其決議也就可想而知；它于24日下令逮捕包括瓦爾萊和公社副檢察長埃貝爾在内的四名無套褲漢，後者所辦的《杜歇老爹報》十分風行。
公社于第二天提出了抗議，當時任國民公會主席的伊斯納爾在一篇&ldquo不倫瑞克式的宣言&rdquo中對巴黎大肆威脅。
群衆于27日聚集在杜依勒裡宮四周&mdash&mdash國民公會自5月10日後一直在那裡開會，并于晚間擁進了會議廳。
由于丹東的幹預，國民公會在深夜十二時決定撤銷十二人委員會。
實際上，國民公會不久又推翻了這一決定，但釋放了被捕人犯。
事情已鬧得不可開交，無套褲漢于當晚在主教府開會，成立了起義委員會，瓦爾萊大概是該委員會的關鍵人物。
在5月30日至31日的那個晚上，各區的代表停止了公社的職權，接着又讓公社暫時恢複職權，并表示服從公社的指揮。
昂裡約出任國民衛隊司令，下令管制和逮捕嫌疑分子。
盡管山嶽派贊成排斥吉倫特派，但他們對事态深感憂慮。
他們在革命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提請注意，萬一國民公會進行抵制，事态将變得不可收拾。
必須避免解散國民公會，尤其不能重演9月的屠殺。
因此，巴黎州召集各有關當局代表開會，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協助起義委員會工作。
巴什和肖梅特将協調兩委員會的活動。
巴黎各區遲遲沒有行動起來，5月31日又是個星期五，工人們都已出門工作。
遊行隊伍于下午才開始出發，國民公會并未受到很大威脅。
十二人委員會被再次撤銷，至于逮捕吉倫特分子的問題，國民公會把這個要求交給救國委員會研究，在三天内提出報告。
這是一次失敗。
第二天，起義委員會再次提出要求，仍無結果，便決定于6月2日星期天圍困國民公會，勒令立即解決問題。
這是大革命中組織得最好的一次&ldquo行動&rdquo。
丹東放任不管，内部意見不一的救國委員會對圍困杜依勒裡宮的各區群衆毫無辦法。
在一些議員的建議下，國民公會決定列隊走出杜依勒裡宮，企圖強行突破圍困。
形勢一度變得十分緊急，萬一出現不測，國民公會就會垮台。
但昂裡約僅滿足于擋住通道，這使瓦爾萊深感遺憾。
議員們回到大廳後，被迫下令逮捕二十九名議員以及克拉維埃和勒布倫。
建立革命軍隊的要求已原則通過；至于忿激派的社會綱領，國民公會未予采納。
山嶽派從此占了上風：他們于6月8日建立了巴黎州救國委員會，以代替和取消原來的起義委員會，瓦爾萊及其一夥均被排斥在外。
國民公會已名存實亡，山嶽派以國民公會的名義操縱一切。
其實，國民公會永遠不能原諒山嶽派的專權；更何況，它隻是把吉倫特派議員軟禁在家，而不提出起訴，根據議會制原則，法律起訴是開除議員的唯一方式。
在另方面，無套褲漢仍一無所得。
山嶽派有受兩面夾攻的危險，對他們說來，&ldquo五月三十日革命&rdquo僅是一個過渡階段而已。
二、1793年夏季的革命危機 山嶽派的勝利不久又成了問題。
七十五名議員簽署了一份抗議書；其他議員離開了巴黎或故意逃會。
各區群衆反對征兵和建立革命軍的活動又日趨活躍；外省傳來的消息更令人震驚。
6月6日，以巴雷爾和丹東為首的救國委員會建議撤銷監視委員會，并向逮捕了議員的各州派送人質。
羅伯斯庇爾力主拒絕這些措施。
憂心忡忡的山嶽派始終不能作出決斷。
被捕的吉倫特分子雖然在逐漸增多，但他們的命運仍懸而未決。
直到7月8日，聖茹斯特仍主張僅打擊内戰的煽動者。
革命軍隊尚未組成，攤派公債的問題議而不決。
尤其，國民公會匆忙讨論了于6月24日完成的1793年憲法。
憲法在前言中用信仰自由和經濟自由補充了1789年的人權宣言，從而建立了政治民主制：立法團由選民以單名投票方式直接選出；執行委員會由立法團在選民推舉的候選人中遴選。
根據孔多塞的建議，為放寬人民行使主權的範圍，将以美國的某些州為榜樣，采用公民投票的形式：憲法将交給人民批準；緊急法令可由公民投票批準，但對一般法律則伴以嚴格的條件予以限制。
宣言沒有特别強調社會民主，僅滿足于宣布：社會的目的是共同幸福；救濟是&ldquo一項神聖的債務&rdquo，也就是說，貧民有獲得救濟的權利。
國民公會自成立以來，反複重申民族團結的原則，答應撫恤殘廢軍人和&ldquo祖國保衛者&rdquo的親屬，救濟戰争難民和其他災民。
羅伯斯庇爾對他以前提出的可能使資産階級害怕的幾項條款從此不再吭聲；巴雷爾于6月27日憤怒斥責土地法，盡管3月18日法令已經規定，對土地法的擁護者處以死刑。
山嶽派希望憲法将掃除人們對無套褲漢專政的恐懼，但他們并不因此忘記滿足農民的願望，因而無論在5月31日革命或7月14日和8月10日的革命中，農民都得到實在的好處。
6月3日，國民公會通過法令，将流亡者的産業分小份出售，價款分十年付清；6月10日的法令規定，地方公産可按人口平均分配；7月17日又規定，無償廢除剩下的一切領主權。
雖然如此，新的内戰仍不可避免。
我們已經看到，地方自治運動在5月已挑起内戰。
山嶽派首先在巴黎動手必然地刺激了反叛思想的擡頭。
外省對首都的嫉妒以及地方主義的殘餘顯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此外，地方當局在同國民公會斷絕關系後便各行其是。
從統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的觀點看，人們确實可以給這種傾向加上&ldquo聯邦主義&rdquo的罪名。
不容否認，聯邦主義觀點對某些革命分子具有魅力，比約&ndash瓦倫于1791年就有過這種主張，拉雷韋裡埃等吉倫特分子則更加積極。
可是，&ldquo聯邦主義者&rdquo無非是想掌握政權；在環境的逼迫下，他們把1789年以來興起的地方自治推向極端，他們表現出的獨立性和主動性既是革命黨人曆來具有的特點，也是雅各賓派不斷采用的手段。
随着群衆騷動的接連出現，地方自治運動把那些為自己财産擔憂的資産者、反對普選制的福揚派、依戀頑固派神甫的天主教徒和舊制度的擁護者都集合在一起。
除了這些人以外，還應該加上對殘害國民代表的罪行感到憤慨的那部分民主分子，他們的加入大大壯大了地方自治運動的力量。
革命隊伍中如此錯綜複雜的黨派分野損害了内部團結。
忠于1789年革命和關心民族獨立的吉倫特派拒絕與挑動内戰的旺代叛亂分子同流合污，不願向外國求援。
因此，巴黎四周、盧瓦河流域和邊境的三十多個州順利地接受了既成事實；在東南地區，沒有這類顧忌的反革命分子領導了暴動，并頑固地堅持下去。
然而，布列塔尼、諾曼底、弗朗什&ndash孔代和法國南部各州的行政當局紛紛獨樹一幟。
他們同首府的地方當局一起向周圍各縣發出号召，召集初級議會的議員開會。
業已變成&ldquo聯邦主義&rdquo的地方自治運動仍舊模仿雅各賓派的種種做法。
他們紛紛成立救國委員會或監視委員會，逮捕嫌疑分子，封閉俱樂部，決定征集部隊；在裡昂、馬賽和土倫，&ldquo人民法庭&rdquo把愛國分子送上斷頭台或處以絞刑。
分裂活動的結果相當可悲。
群衆對吉倫特分子和山嶽派分子的派别鬥争不感興趣；分裂主義的頭目如同國民公會一樣，因下令征兵而使群衆感到厭惡，因不能解除饑荒而引起群衆不滿。
何況，為使分裂得以成功，就必須在布爾日召開前面剛提到的候補議員會議和建立新的中央政權。
但是，法國西北部和南部被忠于中央政府的幾個州所隔開，在布列塔尼和阿基坦之間插着一個旺代，裡昂被與阿列州相鄰的索恩&ndash盧瓦爾州所隔開而不能同科多爾州連成一片，被與伊澤爾州相連的德龍州所隔開而不能同普魯旺斯州相接壤。
即使地區間的合作也實現不了：圖盧茲終于拒絕了波爾多的請求，切斷了阿基坦和下朗格多克之間的聯系。
最後，各州仍有一些縣和市鎮不肯參加分裂活動，一些愛國官員或者抵制叛亂，如圖盧茲的台孔貝爾，或者擁護無套褲漢，如瓦朗斯的約瑟夫·培揚。
許多聯邦主義者因力量太弱而迷途知返，他們在山嶽派謹慎地給予寬恕的期限内承認了錯誤；同時也因為，随着憲法的通過，他們希望利用下屆立法團的選舉，抛棄國民公會。
在國民公會看來，直接的危險是在諾曼底：當時已沒有部隊防衛巴黎，又沒有糧食運來首都。
蒲佐、佩蒂昂、巴巴魯在卡昂會面後，敦促各省加緊行動。
但下塞納州不受他們的控制，仍讓糧食通過。
旺代叛軍于6月9日攻占了索米爾，牽制了奧恩和曼恩兩州，唯有菲尼斯太爾表現得特别積極。
諾曼底叛軍在同布列塔尼叛軍會師前，已開始進軍。
7月13日，正當他們在厄爾河上的帕西毫無戒備地休息時，由救國委員會勉強拼湊的一支幾千人的共和軍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諾曼底叛軍不戰而逃。
法國西北部從此平服，吉倫特分子離開了卡昂和布列塔尼，前往波爾多。
在向法國東部的科多爾州、杜州、上索恩州、汝拉州和安州進攻和向南部的圖盧茲和下朗格多克進攻時，共和軍也一帆風順。
陷于孤立的波爾多于8月19日讓國民公會的代表進入該城，接着又加以驅逐；雅各賓派于10月重占優勢，波爾多城于19日才被占領，該城已無力進行武裝抵抗。
真正對愛國黨的事業有緻命威脅的是東南部。
在阿爾卑斯山和意大利作戰的法國軍隊被切斷了後路。
裡昂的叛軍司令普萊西向撒丁求援，馬賽和土倫以及科西嘉的帕奧裡則請英國出兵。
在德龍州各俱樂部的支持下，卡爾圖于7月27日打退了馬賽的叛軍，并奪回了阿維尼翁；裡昂叛軍除直至9月還在西部占有盧瓦爾州外，已處在被包圍之中。
卡爾圖于8月底再次發動攻勢，于25日恰好趕在英軍到達前占領了馬賽。
相反，土倫向外敵打開了大門，并于8月29日交出了地中海艦隊。
共和軍于10月8日進入了裡昂，而土倫則一直堅持到12月19日。
在這個地區，内戰的激烈程度不亞于旺代，也導緻了流血的報複。
從8月份起，叛亂的範圍總算被控制住了。
但在7月，整個法國簡直四分五裂。
邊界上的形勢也十分危急。
丹東自重掌政權後，始終在進行談判。
根據丹東的要求，國民公會于4月13日變相撤銷了1792年11月19日法令，共和國将不再幹涉他國的内部事務。
丹東雖然試圖争取瑞典、土耳其、皮埃蒙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