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歐洲反法同盟（1793—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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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聲稱發現了一個旨在召集議會開會的陰謀。
假如他沒有及時締結和約，戈多伊大概不能維持下去，但反政府傾向似乎并不具有革命的性質。
意大利出現的征兆更有威脅性。
從表面上看，自由派似乎已經不再存在，他們或者不敢說話，或者背離原來的信仰。
品德蒙脫兄弟改換了陣營；阿爾菲耶裡由于在1793年僑居巴黎期間指責革命者，同&ldquo生來隻配當奴隸&rdquo的法國人斷絕了關系，盡管他的《憎惡高盧》一詩隻是在較晚些時候才發表。
在巴斯維爾被殺害後，蒙蒂為了向反動派獻媚取寵，寫了《哀悼烏哥·巴斯維爾》的長詩，一度曾轟動文壇。
羅馬仍是反革命宣傳的中心。
貝爾尼、埃斯米維·多裡博等幾名法國人在那裡堅守陣地，各地的學士院和報刊也同樣為反革命宣傳服務。
但是，革命思想的影響仍在不斷擴大。
托斯卡納長期對法國人開放，熱那亞的報刊走私一直在進行，該地已成為救國委員會對外聯系的主要窗口。
皮埃蒙特受到了熱那亞的感染，都靈、薩盧佐、阿斯蒂、維切利都成為傳播革命思想的中心。
不滿情緒在軍隊中蔓延，警察的無法無天激怒了所有人。
宮廷對奧地利又恨又怕，很想簽訂和約，但又不敢這樣做。
在羅馬涅和威尼西亞，人們的思想也開始覺醒。
1794年11月，波倫亞的兩名青年打起了意大利的三色旗，号召人民舉行起義。
即使在南部，那不勒斯的政局也不穩定。
據說，1795年曾在巴勒莫發現一起密謀，巴西利卡塔的起義農民高呼：&ldquo我們要像法國人那樣去幹！&rdquo然而，自1793年以來，恐怖統治籠罩着整個王國；特别軍事法庭審理了八百一十三項案件，判處了五十一人死刑。
撒丁國王于1794年采取了同樣的措施：特别刑事法院于7月判處十四人死刑。
兩名波倫亞青年被處以絞刑，但其他青年踏着他們的足迹繼續從事他們的事業。
現在問題已不僅是推翻暴君和廢止特權，人們将會看到，民族統一與革命理想已同時成為意大利奮鬥的目标。
瑞士也出現了動亂。
1791年末，沃州和瓦萊州開始進行鎮壓，五人被判死刑。
1793年末，聖加倫地區出現了土地運動。
格裡松斯人民于1794年起來反抗。
日内瓦起義于1794年7月19日取得勝利，革命法庭判處了十一人死刑。
在這一榜樣的鼓舞下，蘇黎世州斯塔發的居民于1795年向貴族遞交了陳情書；作為答複，貴族進行了大逮捕，幸而經拉瓦代的阻止才投有判處死刑，但仍有二百六十人被判徒刑。
在德意志諸國，萊茵地區的俱樂部分子的态度導緻和加劇了反動鎮壓。
皇帝于1792年10月即在其領地禁止法國報刊。
1793年2月，他建議帝國議會禁止各種形式的宣傳，特别是俱樂部。
皇帝于4月30日發布文告，斥責&ldquo無知的哲學家傳播危險的革命原則&rdquo。
6月14日，帝國議會決定取消各種學生社團。
到處都有人在監視和告密；警察私拆信件，搜查民宅；許多市鎮禁止&ldquo在旅店、街頭散布不軌言論&rdquo；書店受到嚴密監視。
維也納大主教主持書報檢查；各地的共濟會組織普遍受到攻擊，卡爾斯魯厄的共濟會被封閉。
1794年，反動恐怖在巴伐利亞日益猖獗，開始了對叛國案的審判，特别在維也納和布達佩斯，開始了血腥鎮壓。
一個宣傳委員會因傳抄和散發了馬爾提諾維支起草的共和主義教義問答，受到了司法當局的查究；1794年11月，大批嫌疑分子被逮捕，馬爾提諾維支和拉茲科維奇等七名自由派分子于1795年5月被送往刑場處決，其他嫌疑分子仍在獄中關押。
布德的教師受到了清洗；康德的著作或者被禁止，或者被焚毀。
圖古特不許約瑟夫二世的朋友阿爾辛格和桑南費爾公開講話，而霍夫曼則在根茨的支持下，繼續進行反動宣傳。
反動恐怖使自由派的人數大大減少。
艾瓦德被迫離開德特莫爾德，波賽特被迫放棄卡爾斯魯厄的教職。
于1794年應聘到耶拿大學執教的費希特不久也成為衆矢之的。
雷伯曼取道阿爾頓納逃往巴黎；克拉麥爾、雷哈德、特倫克男爵也跟着出逃。
此外，法國的事态發展使革命的同情者深感失望，克洛普什托克和赫爾德起而反對恐怖分子，至于歌德和席勒，他們同&ldquo劊子手的走卒&rdquo簡直勢不兩立。
雖然如此，自由運動并沒有銷聲匿迹。
匿名小冊子不斷在流傳；康德堅定地忠于1789年原則，李希特爾繼續為吉隆特派唱贊歌；維蘭特至少仍反對武裝幹涉；即使達爾貝格和穆尼埃也為共濟會和啟蒙思想家辯護。
當時在不倫瑞克任宮廷内侍的本雅明·貢斯當出于對愚民政策的惡感，對共和分子頗表同情。
最後，同别處一樣，戰争終于激起了德意志諸國平民的騷動。
1793年春，西裡西亞的批發商由于不再能出口織物，把織工的工資壓到極低的程度，因而遭到了織工們的暴力報複。
布雷斯勞的工人在1794年舉行了起義，全省實行了軍事占領，暴動遭到了血腥鎮壓。
在德意志諸國，沒有任何人利用這種局勢去反對舊制度。
薩克森各大城市和漢諾威的資産者和農民在1793年僅提出稅務平等的要求，但毫無效果。
巴伐利亞的貴族于1794年向地方議會呈遞了一份意見書；符騰堡的地方議會同公爵争吵不休；但特權等級隻考慮他們自己的利益。
英國的情形完全不同，這和英國的曆史有很大的關系。
輝格黨的分裂表明，戰争進一步加強了統治階級内部的反革命感情。
福克斯及其黨羽，還有譴責戰争的維爾倍福斯，顯然由于國民公會兼并外國、處死國王和濫施恐怖而感到為難。
詩人們最初尚能頂住反動逆流；沃茲華斯支持處死路易十六，并宣布擁護共和國。
這種思想在沙賽的《邊境居民》和《瓦特·泰勒爾》中均隐約可見。
然而，由于被&ldquo社會&rdquo視作異端邪說，他們逐漸洩氣了，柯爾律治和沙賽于1794年為自己的夢想破滅而痛哭流涕；科爾律治為羅伯斯庇爾的垮台而慶賀。
相反，民主派的領袖卻毫不動搖；俱樂部的數量仍成倍增長；哈第及其助手&mdash&mdash裁縫普拉斯&mdash&mdash于1794年售出潘恩的《人權論》達二十萬冊，諾威奇地區共有三十多個民友社組織，謝菲爾德的民友社竟擁有五千名會員。
托利黨很早就主張進行追查。
皮特最初并未采取非常措施，滿足于讓鄧達斯和掌玺大臣勞格博羅格在義勇軍組織的配合下進行鎮壓；這些組織不久演變為真正的監視委員會，從事檢舉、告發、密探以及搜查可疑的書刊和招貼等活動。
法官們積極受理種種密告，并作出了罰款、示衆和監禁的大批判決。
在蘇格蘭，布拉克菲爾特和鄧達斯（内務大臣的侄子）以判案不公和營私舞弊而聞名。
福克斯驚呼：&ldquo讓上帝保佑不幸遇上這類法官的人民吧！&rdquo他們往往使用内奸，思想不軌即可定罪，一切有關改革的宣傳均被看作煽動叛亂。
蘇格蘭人比英格蘭人更加大膽，他們因此首先受到打擊。
1792年1月2日，律師缪爾在動身前往法國時被人告發；被押回國後，盡管他勇敢地進行了辯護，仍被判處流放澳大利亞十四年。
敦提的牧師帕爾梅因起草一份招貼，遭到了同樣的判處。
民心更加不穩。
三十五個民友社團體于10月組織了新的蘇格蘭國民代表會，約克郡、倫敦和愛爾蘭也派遣代表參加。
與此同時，倫敦的平民舉行集會，要求實行普選和成立一年一度的國會。
11月底，在内奸的慫恿下，蘇格蘭國民代表會通過決議，組織整個聯合王國的國民代表會。
鄧達斯和布拉克菲爾特用武力加以驅散，并趁機将三人判刑。
英國的俱樂部紛紛舉行群衆大會，以示抗議；并于1794年3月27日決定召集新的國民代表會。
輝格黨拒絕在議會中維護民主派的願望，硬說民主派企圖使用暴力和秘密制造梭镖，但始終不能提供證據。
以在愛丁堡準備暴動的罪名被處決的瓦特其實是一名内奸，他因從事挑撥性破壞活動而被卷入旋渦，終于不能自拔。
皮特親自過問了這一案件，正是這一案件為托利黨人和輝格黨人正式達成聯合提供了機會。
這就表明，組成國會的兩個政黨本質上是團結一緻的。
5月12日，當局逮捕了哈第、杜克、賽爾威爾等人并查封了俱樂部的文件；議會委員會對這些文件進行了審查，16日，皮特配合議會委員會的行動，宣布暫緩施行人身保護令。
然而，他尚不敢成立非常法院，當局在遴選倫敦的法官時也沒有或未能作弊。
由于厄斯金的出色辯護，10月，案件以宣判無罪釋放而告終。
僅哈第的一名夥伴事後被判處二年徒刑。
政府放棄了司法起訴，但它從此可以任意逮捕和監禁嫌疑犯，或把他們押上軍艦充當水手。
盡管如此，政府未能把民主派完全鎮壓下去，由經濟混亂帶來的失業和食品價格上漲使人民深受痛苦。
自1793年起，糧食批發商的囤積居奇激起了群衆的強烈不滿，皮特決定對中立國開往法國的糧船行使先購權。
1794年和1795年的歉收以及出口困難使形勢更加惡化，而在1795年達到了令人擔心的程度。
騷動正成倍增多，尤其在倫敦、伯明翰和敦提；在農村中，威脅保安官的事件時有發生，圈地并地往往激起民變，土地糾紛有時導緻兇殺。
抽簽征兵當時也遇到反抗；利物浦不得不停止&ldquo拉伕&rdquo。
由于軍隊變得更容易接受宣傳，當局用抗命不服的罪名處決士兵。
反法同盟的軍事失敗對士氣是個很大的打擊。
到1795年10月議會開會時，危機達到了頂點。
倫敦于27日舉行群衆大會，國王和皮特于29日遭到亂民的羞辱。
反動派于是加強鎮壓：11月4日，當局宣布，大型集會和煽動性刊物一概禁止；12月14日，國會通過法案，五十人以上的集會須經申請并由官吏在場方得舉行。
民主派紛紛提出抗議，但毫無結果。
馬姆茲伯裡以極大的遺憾指出，民主派始終不肯采取武裝起義的手段。
民主派的影響從此日逐下降，其原因與其說是鎮壓的結果，不如說人民的生活條件有了相對的改善。
一方面，1796年的糧食收成尚好；另方面，當局的濟貧措施使英國工人免受食品價格上漲之苦。
1795年5月26日，伯克郡的保安官參照每個工人的家庭負擔和根據面包的價格，制訂出生活必需品的指數，決定動用部分稅收，彌補工人工資的不足。
惠特布雷德于12月建議定出最低工資限額，勒令雇主執行，這一建議遭到平民院的拒絕。
皮特卻贊同在伯克郡推行的制度，并在1796年11月建議将該制度寫入法律，他甚至主張，應準許鄉村教堂給貧民提供一頭奶牛和開設從事職業教育的學校。
國會認為皮特的主張過分慷慨了，但各郡紛紛學習伯克郡的榜樣。
這個做法也許是由宗教感情所推動的、并同統治階級利益相協調的一種恩施，其結果也十分明顯：統治階級由此解除了民生派的武裝，鞏固了貴族制度，同時又使工業家取得了廉價的勞動力，而吃虧的隻是中産階級，因為濟貧費用大部分由中産階級承擔。
地主高價出售小麥；軍需商和制造商擺脫了法國的競争，名正言順地謀取暴利；他們全都不用負擔軍費，因而主動向政府提供利率優厚的貸款。
反法同盟遭到了失敗，但貴族和大資産階級的利益并未因此受到損害。
愛爾蘭的情形卻大不相同。
皮特于1793年1月對改革運動作了讓步，同意給天主教徒以選舉權。
這一讓步似乎足以恢複平靜，天主教委員會宣布解散，格拉坦甚至保證，愛爾蘭在對法沖突中忠于英國。
但自從加入内閣後，輝格黨人要求任命菲茨威廉為愛爾蘭總督，後者甚至表示将把政權交給格拉坦和解放天主教徒。
愛爾蘭貴族公開提出抗議，國王以否決權撤銷了任命。
皮特一如既往地順從了，于1795年1月4日到達都柏林的菲茨威廉于2月19日被召回。
當時，早已覺醒的天主教徒提出了自己的權利要求。
當新任總督坎登就職時，都柏林發生了暴動。
北愛爾蘭的奧倫治王族在責怪天主教徒的同時，也蠢蠢欲動。
1796年的饑荒終于使愛爾蘭陷于無政府狀态。
在另方面，救國委員會于1795年派了原新教牧師傑克遜前往愛爾蘭，傑克遜被捕後服毒自殺。
沃爾夫·湯恩在美國積極籌款；菲茨威廉在漢堡同法國進行談判。
愛爾蘭處在暴風雨的前夜，但英國本土仍一片平靜。
假如英格蘭在1794年也出現旺代式的叛亂，貴族的處境将十分危險，他們推行的鎮壓措施也許會是流血的，而不是不流血的了。
同法國相比，反法同盟諸國在統治手段方面顯得比較寬容，人們确實可以認為，同盟諸國通過預防措施避免了最嚴酷的恐怖鎮壓。
但是，措施雖然溫和，其目的卻總是為了遏制民主運動的興起，這使同盟諸國未能煽動民族感情和動員人民參加戰争。
當法國革命随意利用人才和調動法蘭西民族的全部力量時，同盟諸國卻固守其傳統偏見和信用那些唯唯諾諾的無能之輩。
馬萊·杜潘說得好：&ldquo他們害怕本國臣民甚于害怕敵人&rdquo，這是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
假如他沒有及時締結和約，戈多伊大概不能維持下去，但反政府傾向似乎并不具有革命的性質。
意大利出現的征兆更有威脅性。
從表面上看，自由派似乎已經不再存在，他們或者不敢說話，或者背離原來的信仰。
品德蒙脫兄弟改換了陣營；阿爾菲耶裡由于在1793年僑居巴黎期間指責革命者，同&ldquo生來隻配當奴隸&rdquo的法國人斷絕了關系，盡管他的《憎惡高盧》一詩隻是在較晚些時候才發表。
在巴斯維爾被殺害後，蒙蒂為了向反動派獻媚取寵，寫了《哀悼烏哥·巴斯維爾》的長詩，一度曾轟動文壇。
羅馬仍是反革命宣傳的中心。
貝爾尼、埃斯米維·多裡博等幾名法國人在那裡堅守陣地，各地的學士院和報刊也同樣為反革命宣傳服務。
但是，革命思想的影響仍在不斷擴大。
托斯卡納長期對法國人開放，熱那亞的報刊走私一直在進行，該地已成為救國委員會對外聯系的主要窗口。
皮埃蒙特受到了熱那亞的感染，都靈、薩盧佐、阿斯蒂、維切利都成為傳播革命思想的中心。
不滿情緒在軍隊中蔓延，警察的無法無天激怒了所有人。
宮廷對奧地利又恨又怕，很想簽訂和約，但又不敢這樣做。
在羅馬涅和威尼西亞，人們的思想也開始覺醒。
1794年11月，波倫亞的兩名青年打起了意大利的三色旗，号召人民舉行起義。
即使在南部，那不勒斯的政局也不穩定。
據說，1795年曾在巴勒莫發現一起密謀，巴西利卡塔的起義農民高呼：&ldquo我們要像法國人那樣去幹！&rdquo然而，自1793年以來，恐怖統治籠罩着整個王國；特别軍事法庭審理了八百一十三項案件，判處了五十一人死刑。
撒丁國王于1794年采取了同樣的措施：特别刑事法院于7月判處十四人死刑。
兩名波倫亞青年被處以絞刑，但其他青年踏着他們的足迹繼續從事他們的事業。
現在問題已不僅是推翻暴君和廢止特權，人們将會看到，民族統一與革命理想已同時成為意大利奮鬥的目标。
瑞士也出現了動亂。
1791年末，沃州和瓦萊州開始進行鎮壓，五人被判死刑。
1793年末，聖加倫地區出現了土地運動。
格裡松斯人民于1794年起來反抗。
日内瓦起義于1794年7月19日取得勝利，革命法庭判處了十一人死刑。
在這一榜樣的鼓舞下，蘇黎世州斯塔發的居民于1795年向貴族遞交了陳情書；作為答複，貴族進行了大逮捕，幸而經拉瓦代的阻止才投有判處死刑，但仍有二百六十人被判徒刑。
在德意志諸國，萊茵地區的俱樂部分子的态度導緻和加劇了反動鎮壓。
皇帝于1792年10月即在其領地禁止法國報刊。
1793年2月，他建議帝國議會禁止各種形式的宣傳，特别是俱樂部。
皇帝于4月30日發布文告，斥責&ldquo無知的哲學家傳播危險的革命原則&rdquo。
6月14日，帝國議會決定取消各種學生社團。
到處都有人在監視和告密；警察私拆信件，搜查民宅；許多市鎮禁止&ldquo在旅店、街頭散布不軌言論&rdquo；書店受到嚴密監視。
維也納大主教主持書報檢查；各地的共濟會組織普遍受到攻擊，卡爾斯魯厄的共濟會被封閉。
1794年，反動恐怖在巴伐利亞日益猖獗，開始了對叛國案的審判，特别在維也納和布達佩斯，開始了血腥鎮壓。
一個宣傳委員會因傳抄和散發了馬爾提諾維支起草的共和主義教義問答，受到了司法當局的查究；1794年11月，大批嫌疑分子被逮捕，馬爾提諾維支和拉茲科維奇等七名自由派分子于1795年5月被送往刑場處決，其他嫌疑分子仍在獄中關押。
布德的教師受到了清洗；康德的著作或者被禁止，或者被焚毀。
圖古特不許約瑟夫二世的朋友阿爾辛格和桑南費爾公開講話，而霍夫曼則在根茨的支持下，繼續進行反動宣傳。
反動恐怖使自由派的人數大大減少。
艾瓦德被迫離開德特莫爾德，波賽特被迫放棄卡爾斯魯厄的教職。
于1794年應聘到耶拿大學執教的費希特不久也成為衆矢之的。
雷伯曼取道阿爾頓納逃往巴黎；克拉麥爾、雷哈德、特倫克男爵也跟着出逃。
此外，法國的事态發展使革命的同情者深感失望，克洛普什托克和赫爾德起而反對恐怖分子，至于歌德和席勒，他們同&ldquo劊子手的走卒&rdquo簡直勢不兩立。
雖然如此，自由運動并沒有銷聲匿迹。
匿名小冊子不斷在流傳；康德堅定地忠于1789年原則，李希特爾繼續為吉隆特派唱贊歌；維蘭特至少仍反對武裝幹涉；即使達爾貝格和穆尼埃也為共濟會和啟蒙思想家辯護。
當時在不倫瑞克任宮廷内侍的本雅明·貢斯當出于對愚民政策的惡感，對共和分子頗表同情。
最後，同别處一樣，戰争終于激起了德意志諸國平民的騷動。
1793年春，西裡西亞的批發商由于不再能出口織物，把織工的工資壓到極低的程度，因而遭到了織工們的暴力報複。
布雷斯勞的工人在1794年舉行了起義，全省實行了軍事占領，暴動遭到了血腥鎮壓。
在德意志諸國，沒有任何人利用這種局勢去反對舊制度。
薩克森各大城市和漢諾威的資産者和農民在1793年僅提出稅務平等的要求，但毫無效果。
巴伐利亞的貴族于1794年向地方議會呈遞了一份意見書；符騰堡的地方議會同公爵争吵不休；但特權等級隻考慮他們自己的利益。
英國的情形完全不同，這和英國的曆史有很大的關系。
輝格黨的分裂表明，戰争進一步加強了統治階級内部的反革命感情。
福克斯及其黨羽，還有譴責戰争的維爾倍福斯，顯然由于國民公會兼并外國、處死國王和濫施恐怖而感到為難。
詩人們最初尚能頂住反動逆流；沃茲華斯支持處死路易十六，并宣布擁護共和國。
這種思想在沙賽的《邊境居民》和《瓦特·泰勒爾》中均隐約可見。
然而，由于被&ldquo社會&rdquo視作異端邪說，他們逐漸洩氣了，柯爾律治和沙賽于1794年為自己的夢想破滅而痛哭流涕；科爾律治為羅伯斯庇爾的垮台而慶賀。
相反，民主派的領袖卻毫不動搖；俱樂部的數量仍成倍增長；哈第及其助手&mdash&mdash裁縫普拉斯&mdash&mdash于1794年售出潘恩的《人權論》達二十萬冊，諾威奇地區共有三十多個民友社組織，謝菲爾德的民友社竟擁有五千名會員。
托利黨很早就主張進行追查。
皮特最初并未采取非常措施，滿足于讓鄧達斯和掌玺大臣勞格博羅格在義勇軍組織的配合下進行鎮壓；這些組織不久演變為真正的監視委員會，從事檢舉、告發、密探以及搜查可疑的書刊和招貼等活動。
法官們積極受理種種密告，并作出了罰款、示衆和監禁的大批判決。
在蘇格蘭，布拉克菲爾特和鄧達斯（内務大臣的侄子）以判案不公和營私舞弊而聞名。
福克斯驚呼：&ldquo讓上帝保佑不幸遇上這類法官的人民吧！&rdquo他們往往使用内奸，思想不軌即可定罪，一切有關改革的宣傳均被看作煽動叛亂。
蘇格蘭人比英格蘭人更加大膽，他們因此首先受到打擊。
1792年1月2日，律師缪爾在動身前往法國時被人告發；被押回國後，盡管他勇敢地進行了辯護，仍被判處流放澳大利亞十四年。
敦提的牧師帕爾梅因起草一份招貼，遭到了同樣的判處。
民心更加不穩。
三十五個民友社團體于10月組織了新的蘇格蘭國民代表會，約克郡、倫敦和愛爾蘭也派遣代表參加。
與此同時，倫敦的平民舉行集會，要求實行普選和成立一年一度的國會。
11月底，在内奸的慫恿下，蘇格蘭國民代表會通過決議，組織整個聯合王國的國民代表會。
鄧達斯和布拉克菲爾特用武力加以驅散，并趁機将三人判刑。
英國的俱樂部紛紛舉行群衆大會，以示抗議；并于1794年3月27日決定召集新的國民代表會。
輝格黨拒絕在議會中維護民主派的願望，硬說民主派企圖使用暴力和秘密制造梭镖，但始終不能提供證據。
以在愛丁堡準備暴動的罪名被處決的瓦特其實是一名内奸，他因從事挑撥性破壞活動而被卷入旋渦，終于不能自拔。
皮特親自過問了這一案件，正是這一案件為托利黨人和輝格黨人正式達成聯合提供了機會。
這就表明，組成國會的兩個政黨本質上是團結一緻的。
5月12日，當局逮捕了哈第、杜克、賽爾威爾等人并查封了俱樂部的文件；議會委員會對這些文件進行了審查，16日，皮特配合議會委員會的行動，宣布暫緩施行人身保護令。
然而，他尚不敢成立非常法院，當局在遴選倫敦的法官時也沒有或未能作弊。
由于厄斯金的出色辯護，10月，案件以宣判無罪釋放而告終。
僅哈第的一名夥伴事後被判處二年徒刑。
政府放棄了司法起訴，但它從此可以任意逮捕和監禁嫌疑犯，或把他們押上軍艦充當水手。
盡管如此，政府未能把民主派完全鎮壓下去，由經濟混亂帶來的失業和食品價格上漲使人民深受痛苦。
自1793年起，糧食批發商的囤積居奇激起了群衆的強烈不滿，皮特決定對中立國開往法國的糧船行使先購權。
1794年和1795年的歉收以及出口困難使形勢更加惡化，而在1795年達到了令人擔心的程度。
騷動正成倍增多，尤其在倫敦、伯明翰和敦提；在農村中，威脅保安官的事件時有發生，圈地并地往往激起民變，土地糾紛有時導緻兇殺。
抽簽征兵當時也遇到反抗；利物浦不得不停止&ldquo拉伕&rdquo。
由于軍隊變得更容易接受宣傳，當局用抗命不服的罪名處決士兵。
反法同盟的軍事失敗對士氣是個很大的打擊。
到1795年10月議會開會時，危機達到了頂點。
倫敦于27日舉行群衆大會，國王和皮特于29日遭到亂民的羞辱。
反動派于是加強鎮壓：11月4日，當局宣布，大型集會和煽動性刊物一概禁止；12月14日，國會通過法案，五十人以上的集會須經申請并由官吏在場方得舉行。
民主派紛紛提出抗議，但毫無結果。
馬姆茲伯裡以極大的遺憾指出，民主派始終不肯采取武裝起義的手段。
民主派的影響從此日逐下降，其原因與其說是鎮壓的結果，不如說人民的生活條件有了相對的改善。
一方面，1796年的糧食收成尚好；另方面，當局的濟貧措施使英國工人免受食品價格上漲之苦。
1795年5月26日，伯克郡的保安官參照每個工人的家庭負擔和根據面包的價格，制訂出生活必需品的指數，決定動用部分稅收，彌補工人工資的不足。
惠特布雷德于12月建議定出最低工資限額，勒令雇主執行，這一建議遭到平民院的拒絕。
皮特卻贊同在伯克郡推行的制度，并在1796年11月建議将該制度寫入法律，他甚至主張，應準許鄉村教堂給貧民提供一頭奶牛和開設從事職業教育的學校。
國會認為皮特的主張過分慷慨了，但各郡紛紛學習伯克郡的榜樣。
這個做法也許是由宗教感情所推動的、并同統治階級利益相協調的一種恩施，其結果也十分明顯：統治階級由此解除了民生派的武裝，鞏固了貴族制度，同時又使工業家取得了廉價的勞動力，而吃虧的隻是中産階級，因為濟貧費用大部分由中産階級承擔。
地主高價出售小麥；軍需商和制造商擺脫了法國的競争，名正言順地謀取暴利；他們全都不用負擔軍費，因而主動向政府提供利率優厚的貸款。
反法同盟遭到了失敗，但貴族和大資産階級的利益并未因此受到損害。
愛爾蘭的情形卻大不相同。
皮特于1793年1月對改革運動作了讓步，同意給天主教徒以選舉權。
這一讓步似乎足以恢複平靜，天主教委員會宣布解散，格拉坦甚至保證，愛爾蘭在對法沖突中忠于英國。
但自從加入内閣後，輝格黨人要求任命菲茨威廉為愛爾蘭總督，後者甚至表示将把政權交給格拉坦和解放天主教徒。
愛爾蘭貴族公開提出抗議，國王以否決權撤銷了任命。
皮特一如既往地順從了，于1795年1月4日到達都柏林的菲茨威廉于2月19日被召回。
當時，早已覺醒的天主教徒提出了自己的權利要求。
當新任總督坎登就職時，都柏林發生了暴動。
北愛爾蘭的奧倫治王族在責怪天主教徒的同時，也蠢蠢欲動。
1796年的饑荒終于使愛爾蘭陷于無政府狀态。
在另方面，救國委員會于1795年派了原新教牧師傑克遜前往愛爾蘭，傑克遜被捕後服毒自殺。
沃爾夫·湯恩在美國積極籌款；菲茨威廉在漢堡同法國進行談判。
愛爾蘭處在暴風雨的前夜，但英國本土仍一片平靜。
假如英格蘭在1794年也出現旺代式的叛亂，貴族的處境将十分危險，他們推行的鎮壓措施也許會是流血的，而不是不流血的了。
同法國相比，反法同盟諸國在統治手段方面顯得比較寬容，人們确實可以認為，同盟諸國通過預防措施避免了最嚴酷的恐怖鎮壓。
但是，措施雖然溫和，其目的卻總是為了遏制民主運動的興起，這使同盟諸國未能煽動民族感情和動員人民參加戰争。
當法國革命随意利用人才和調動法蘭西民族的全部力量時，同盟諸國卻固守其傳統偏見和信用那些唯唯諾諾的無能之輩。
馬萊·杜潘說得好：&ldquo他們害怕本國臣民甚于害怕敵人&rdquo，這是他們失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