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歐洲反法同盟（1793—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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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金平地飛漲，在英國港口交貨的貿易中，中立國的比重在1792年僅占總噸位的百分之十，而在1793年則一躍為百分之二十五。
英國在宣戰後的第一年内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信貸緊縮導緻了一百多家銀行的倒閉和大批企業的破産。
倫敦銀行的庫存現金于1793年2月降低到四百萬英鎊。
港口停泊總噸位在這一年裡減少了百分之十七，出口額從1792年的二千四百萬英鎊下降到一千九百萬英鎊。
殖民地産品的價格一落千丈，漢堡港有貨滿之患。
倫敦銀行頂住了以上的沖擊，它放手開展商業期票的貼現業務，發行票面五英鎊的紙币，從而緩和了對貨币的需求。
随着法國黃金大批流入英國，倫敦銀行動用了四百萬英鎊進行收購，使庫存現金重新上升。
它交給皮特五百萬英鎊貸款，用以幫助企業主。
在渡過了這個難關以後，英國的進出口貿易不斷增加，貿易額從1794年和1795年的二千五百萬回升到1796年的二千八百萬。
在法屬安的列斯群島發生騷亂後，奴隸貿易從1792年起有了飛躍發展，至此仍興盛不衰。
運到美洲的奴隸總數1789年為一萬一千人，1792年為二萬七千人，1794年為一萬四千人。
當然，有些工業日趨衰落，例如，斯皮塔爾費德的綢緞織工陷于失業。
但大陸各國的處境要更加困難得多。
曆來從法國購買商品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貨物供應嚴重不足。
輸出貴金屬和化學産品的德意志諸國從此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市場。
這時又恰好發生了波蘭危機，更使這些國家備受封鎖之苦。
德意志諸國的紡織業，特别在西裡西亞，幾乎陷于停工狀态。
某些國家食品供應不足：普魯士和波蘭的糧食不能大批運出，需要供應軍糧的荷蘭和尼德蘭也不能出售糧食。
從1793年春天開始，巴塞羅那開始吃雜面面包。
1794年和1795年，西歐各國普遍歉收，糧食形勢更加暗淡。
英國所受的影響特别顯著，小麥價格不斷上漲，于1796年每公擔高達二十八英鎊，等于法國共和二年的最高限價的二倍。
1795年的物價指數超過1790年的百分之二十六，漲風仍不能刹住。
英國的日子開始難過了。
失業和物價上漲在各國産生了相同的後果。
正如在法國一樣，平民階級中出現了騷動。
這正是處在舊制度下的各國政府最擔心的事情，這種擔心對戰局有所影響。
它使反法同盟諸國不敢按照革命法國的榜樣，發動民衆展開民族戰争。
七、反法同盟諸國的戰時政體 反法同盟失敗的直接原因是互相缺乏配合，以及外交官們不能打破陳規陋習，但根本的原因卻在舊制度本身。
法軍在這場戰争中采用了嶄新的作戰方法，而同盟諸國卻在長期内絲毫沒有變更其統治方法。
君主和貴族被世襲、特權和偏見捆住了手腳，不懂得調動和發揮新生力量的作用。
大陸各國政府沒有進行革新，這是不足為奇的：除了口頭上起勁地叫喊反對革命的葉卡特琳娜以外，各國的王公碰巧都是些低能兒，比較能幹的還是奧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
前者弗朗斯瓦二世受皇後（那不勒斯費迪南大公的女兒）和他的副官洛林人洛蘭将軍的操縱，他們二人同圖古特一起，任意幹預軍事決策，極力排斥馬克。
至于弗裡德裡希&ndash威廉，在瓦爾米戰役以後，是唯一主張繼續對法作戰的普魯士人；他的大臣在王太子昂利的支持下，不斷向他勸駕；普國軍隊幾乎成為國中之國，其統帥莫倫道夫竟敢自作主張同法軍舉行談判。
更加令人詫異的是，英國雖然不存在同樣的無政府狀态，卻沒有及早覺悟到應該順應戰争的要求，進行必要的改革。
皮特改組了内閣，但這僅是議會的策略需要。
戰争使輝格黨終于徹底分裂，福克斯、謝裡丹、蘭斯多恩經常提出和平動議，溫德海姆準備同意加入政府。
皮特很願意讓溫德海姆當他的副手，但遭到了鄧達斯的反對；掌管内務部、陸軍部、海軍部和愛爾蘭事務部的鄧達斯堅決拒絕減少其衆多的兼職。
鄧達斯在陸軍部其實隻是挂名，他對軍隊一無所知，把陸軍部事務完全交給不參加内閣的該部首席書記官榮吉。
皮特和格倫維爾負責實際的軍事指揮。
可是，即使在外交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也并不始終一緻。
兩人都無指揮才能。
喬治三世趁機為所欲為：他強行決定圍攻敦刻爾克，随意把莫倫道夫于1794年調往尼德蘭，阻止召回約克公爵達一年之久，盡管後者在軍中遭人恥笑。
海軍主帥也任用不當：在兩名行政長官中，皮特的兄弟查塔姆爵士平庸得令人可憐，裡士滿公爵的懶散和無能也堪稱一絕。
英國艦隊不派一兵一卒參加敦刻爾克的圍城戰；正當土倫急需增援時，莫瓦拉爵士卻在樸次茅斯按兵不動，駐守英吉利海峽諸島的四營軍隊無所事事；當愛爾蘭部隊整裝待發時，竟沒有運輸工具協助登陸。
一直等到弗勒留斯戰役失敗和比利時陷落後，皮特才決心改變這個局面。
鄧達斯終于放棄了陸軍部的行政職務，改由溫德海姆任陸軍部的國務秘書；約克公爵不久被召回；斯賓塞和康沃利斯接替了查塔姆和裡士滿。
事實證明，斯賓塞和康沃利斯堪當重任，而溫德海姆卻是個很不高明的大臣。
他根據自己的一貫主張，倉促地組織了旺代的遠征，結果導緻了基勃隆的慘敗。
同盟諸國絲毫沒有改變他們的征兵方法。
德意志諸國在1794年有過全民武裝的主張，但未付諸實施。
志願兵越來越少，抽簽征兵日益頻繁。
征兵的困難部分地說明了兵員的嚴重不足和派遣援軍的遲緩。
直到1794年，英國仍滿足于招募志願兵和由購買官職的貴族充當軍官；它共新建了三十四個聯隊。
愛爾蘭的新教徒表現了忠君愛國精神，提供了二萬五千名士兵。
還有三萬名民兵在紳士的領導下擔負地方防務；居民們自發組織營隊，配合民兵維持秩序。
海軍除了不分國籍地廣泛接收志願兵以外，還違背法律對海員和非海員，甚至不顧美國的抗議，用&ldquo拉伕&rdquo的辦法強迫外國人入伍。
海軍還把犯人送到艦上服役，在暫停實行&ldquo人身保護令&rdquo後，更派政治嫌疑分子充當水兵。
英國終于被迫推行了抽簽征兵制：最初在1794年征召民兵已激起了多起反抗事件，接着在1795年征集三萬水兵，最後在1796年推廣到正規陸軍。
抽簽征兵勢必産生在大陸諸國業已出現的營私舞弊，沉重的負擔壓在窮人頭上。
新兵由于缺乏訓練，往往被派往殖民地換回訓練有素的職業兵。
他們因水土不服而大批減員。
不習海上生活的水兵受苦更大：軍饷被層層克扣，食物不堪下咽，既無醫務設施，又無假日。
兵變在英國艦隊中如疫病蔓延，也就毫不奇怪了。
雖然同盟諸國的征兵人數遠不能同法國相比，各國卻都遇到很大的困難；它們不能通過正常途徑裝備軍隊，甚至養活士兵也很不容易。
這些國家沒有發動人民，人民對戰争也漠不關心，到處都在消極抵抗，奧軍在尼德蘭不能征集到足夠的軍糧。
人們發現，産生這些困難的根源幾乎都在于财力不足。
普魯士本是個窮國，又因波蘭市場的關閉而受到很大損害，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
由于普魯士每年用一千八百萬至二千萬塔勒向外國購買軍需，它不久就處于貨币危機之中。
此外，财政大臣施特倫澤在财務管理上遇到很大的困難：弗裡德裡希二世把唯一真正能提供财政收入的西裡西亞省劃為國王私人産業，設立沒有正常用途也可動用資金的特支金庫，從而削弱了其父親（士兵王）好不容易才實現的中央集權。
施特倫澤實際上隻能支配軍隊和領地的經費；由于這筆經費十分有限和早已超支，需要從弗裡德裡希&ndash威廉二世的特别金庫取得補充，而國王的特别金庫卻由沃爾納經管。
施特倫澤花費九牛二虎之力才縮減了王室的奢侈費用。
他不得不把1792年末剩下的一千九百萬塔勒的軍費全部花光，并先後于1793年和1794年向荷蘭和法蘭克福借貸五百萬和八百萬盾，短期貸款尚不算在内。
1795年發行的國内公債遭到了失敗。
普魯士全靠英國的軍費補貼才能勉強維持。
1794年10月補貼被取消後，施特倫澤除了廢除特權外已别無出路：戰争迫使他采取革命措施，他在萬般無奈之下，隻得停戰求和。
需要兼顧比利時和匈牙利的奧國皇帝也同樣捉襟見肘。
财政赤字從1793年的三千萬盾上升到1795年的六千六百萬盾。
自1793年起，不斷向國内和國外借款：債務從1789年的三億六千二百萬盾上升到1796年的四億七千七百萬盾。
然而，奧地利仍隻能依靠發行紙币過日子，紙币流通量從1789年的二千三百萬增加到1796年的三千五百萬。
假如圖古特在巴塞爾協定後得不到英國的軍費補貼，奧地利也将不能把戰争繼續進行下去。
西班牙大筆動用聖卡洛斯銀行的&ldquo現金&rdquo，當局于1794年沒收教會的部分銀器；在教皇的同意下，國王于1795年将空缺教職的收入據為己有，并決定在一年内不再任命新的教職。
總之，西班牙逐步開始變賣教會的産業。
西班牙人曾責備法國人不該采用這項權宜之計，如今在形勢逼迫下，終于向法國人學習了。
人們可能會認為，支持宣戰并從戰争中獲利的英國富裕階級一定會同意負擔軍費開支的，但皮特卻通過借款來彌補赤字，盡可能長久地使富裕階級免于承擔這一義務。
國庫收入不但沒有增加&mdash&mdash1792年為一千四百二十八萬四千英鎊，1795年為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七千英鎊&mdash&mdash，同期的海軍支出卻從一百九十八萬五千英鎊提高到六百三十一萬五千英鎊，陸軍支出從一百八十一萬九千英鎊增加到一千一百六十一萬英鎊。
借款總額1793年為四百五十萬，1794年為一千三百萬，1795年為一千九百五十萬。
皮特用新的借款分期償還原有借款，利率越提越高，現有的資金即将告罄。
與此同時，倫敦銀行同意發放貸款和接受&ldquo财政證券&rdquo，總數在1793年達一千八百萬。
英國也朝着貨币危機的方向前進，皮特理财家的名聲将經受考驗。
八、歐洲的反動 貴族不敢像雅各賓分子那樣采取革命措施，于是就裝模作樣地對這些措施表示憤慨，并以此恐吓群衆。
在整個歐洲，報刊文人、作家、演說家和布道者紛紛譴責吃人的生番，硬說雅各賓分子用斷頭台脅迫本國同胞從軍打仗，用紙币使他們淪于破産，用征集軍需使他們陷于饑馑，總之，使他們回到野蠻時代。
法國流亡者竭力推動這一宣傳運動。
在維羅納，昂特雷格僞造了大批告發信，譯成法文後廣為散發。
巴呂埃爾教士積極收集霍夫曼對共濟會和光明異端會以及對新教徒的指控。
接着，在洛桑領導皮埃蒙特間諜的約瑟夫·德·梅斯特爾集整個宣傳運動之大成，把法國革命描繪成撒旦妖魔纏身。
日内瓦人伊佛諾瓦和馬萊·杜潘以及穆尼埃等憲政黨人向自由資産階級進行政治灌輸。
這些宣傳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僅在觀念上，而且更多地在物質利益上使人們驚恐不安。
即使對自由和權利平等懷有同情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法國人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至于那些隔岸觀火的人，他們則認為恐怖統治總是不能持久的。
最有勇氣的人僅僅在譴責的同時，試圖作一番解釋。
恐懼和憐憫使更多的人改變原來的主張，但在各地，自由和民主的擁護者畢竟依舊存在。
戰争帶來的出人意外的後果不久将為他們提供新的機遇。
人們指控法國的種種罪狀，如征兵、征糧、失業、發行紙币、物價上漲和饑荒等，也将在歐洲各地陸續出現。
富人和生活尚稱優裕的人在法國和反法同盟諸國之間劃了一道鴻溝，因為同恐怖分子相反，舊制度盡了最大的可能使他們免受以上的災難。
但在痛苦中煎熬的平民階級也作了比較，他們對貧困已忍無可忍，随時準備揭竿而起。
随着戰争的曠日持久，反動統治變得愈加嚴酷，當局有時甚至實行血腥鎮壓。
在整個歐洲大陸上，隻許人們安分守己，服從專制統治。
英國暫停執行憲法規定的自由，如同在法國一樣，自由的相對性在英國已變得顯而易見。
英國貴族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用恐怖措施建立起本階級的專政，并試圖用最低工資限額去平息平民的怒火，同時卻厲聲斥責實行食物限價的法國煽動家。
在東歐和北歐，反對派早已銷聲匿迹。
葉卡特琳娜封閉了共濟會組織，監禁了諾維科夫，并把主張廢除農奴制的拉季舍夫流放到西伯利亞。
在斯德哥爾摩，托利特律師于1793年1月被捕。
在哥本哈根，鮑傑遜如今寫的是反對恐怖統治的詩歌。
馬爾脫&ndash布呂恩逃往法國。
在挪威，對農民運動領袖拉福圖斯的審判在繼續進行。
在西班牙，戰争沒有帶來任何變化，在宗教裁判所面前不甘屈服的人們早已逃往法國避難，國民公會給了奧拉維特政治避難權。
在戰事發生後不久，戈多伊在教會的支持下動員民衆參戰。
但平民們看到，無套褲漢沒有入侵西班牙，因而很快表示冷淡，不滿情緒逐漸在平民中滋長。
統治階級和軍隊也感到不滿，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英國人很不放心。
戈多伊的政敵趁機設法推翻政府。
戈多伊于1795
英國在宣戰後的第一年内遇到了極大的困難。
信貸緊縮導緻了一百多家銀行的倒閉和大批企業的破産。
倫敦銀行的庫存現金于1793年2月降低到四百萬英鎊。
港口停泊總噸位在這一年裡減少了百分之十七，出口額從1792年的二千四百萬英鎊下降到一千九百萬英鎊。
殖民地産品的價格一落千丈，漢堡港有貨滿之患。
倫敦銀行頂住了以上的沖擊，它放手開展商業期票的貼現業務，發行票面五英鎊的紙币，從而緩和了對貨币的需求。
随着法國黃金大批流入英國，倫敦銀行動用了四百萬英鎊進行收購，使庫存現金重新上升。
它交給皮特五百萬英鎊貸款，用以幫助企業主。
在渡過了這個難關以後，英國的進出口貿易不斷增加，貿易額從1794年和1795年的二千五百萬回升到1796年的二千八百萬。
在法屬安的列斯群島發生騷亂後，奴隸貿易從1792年起有了飛躍發展，至此仍興盛不衰。
運到美洲的奴隸總數1789年為一萬一千人，1792年為二萬七千人，1794年為一萬四千人。
當然，有些工業日趨衰落，例如，斯皮塔爾費德的綢緞織工陷于失業。
但大陸各國的處境要更加困難得多。
曆來從法國購買商品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貨物供應嚴重不足。
輸出貴金屬和化學産品的德意志諸國從此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市場。
這時又恰好發生了波蘭危機，更使這些國家備受封鎖之苦。
德意志諸國的紡織業，特别在西裡西亞，幾乎陷于停工狀态。
某些國家食品供應不足：普魯士和波蘭的糧食不能大批運出，需要供應軍糧的荷蘭和尼德蘭也不能出售糧食。
從1793年春天開始，巴塞羅那開始吃雜面面包。
1794年和1795年，西歐各國普遍歉收，糧食形勢更加暗淡。
英國所受的影響特别顯著，小麥價格不斷上漲，于1796年每公擔高達二十八英鎊，等于法國共和二年的最高限價的二倍。
1795年的物價指數超過1790年的百分之二十六，漲風仍不能刹住。
英國的日子開始難過了。
失業和物價上漲在各國産生了相同的後果。
正如在法國一樣，平民階級中出現了騷動。
這正是處在舊制度下的各國政府最擔心的事情，這種擔心對戰局有所影響。
它使反法同盟諸國不敢按照革命法國的榜樣，發動民衆展開民族戰争。
七、反法同盟諸國的戰時政體 反法同盟失敗的直接原因是互相缺乏配合，以及外交官們不能打破陳規陋習，但根本的原因卻在舊制度本身。
法軍在這場戰争中采用了嶄新的作戰方法，而同盟諸國卻在長期内絲毫沒有變更其統治方法。
君主和貴族被世襲、特權和偏見捆住了手腳，不懂得調動和發揮新生力量的作用。
大陸各國政府沒有進行革新，這是不足為奇的：除了口頭上起勁地叫喊反對革命的葉卡特琳娜以外，各國的王公碰巧都是些低能兒，比較能幹的還是奧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
前者弗朗斯瓦二世受皇後（那不勒斯費迪南大公的女兒）和他的副官洛林人洛蘭将軍的操縱，他們二人同圖古特一起，任意幹預軍事決策，極力排斥馬克。
至于弗裡德裡希&ndash威廉，在瓦爾米戰役以後，是唯一主張繼續對法作戰的普魯士人；他的大臣在王太子昂利的支持下，不斷向他勸駕；普國軍隊幾乎成為國中之國，其統帥莫倫道夫竟敢自作主張同法軍舉行談判。
更加令人詫異的是，英國雖然不存在同樣的無政府狀态，卻沒有及早覺悟到應該順應戰争的要求，進行必要的改革。
皮特改組了内閣，但這僅是議會的策略需要。
戰争使輝格黨終于徹底分裂，福克斯、謝裡丹、蘭斯多恩經常提出和平動議，溫德海姆準備同意加入政府。
皮特很願意讓溫德海姆當他的副手，但遭到了鄧達斯的反對；掌管内務部、陸軍部、海軍部和愛爾蘭事務部的鄧達斯堅決拒絕減少其衆多的兼職。
鄧達斯在陸軍部其實隻是挂名，他對軍隊一無所知，把陸軍部事務完全交給不參加内閣的該部首席書記官榮吉。
皮特和格倫維爾負責實際的軍事指揮。
可是，即使在外交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也并不始終一緻。
兩人都無指揮才能。
喬治三世趁機為所欲為：他強行決定圍攻敦刻爾克，随意把莫倫道夫于1794年調往尼德蘭，阻止召回約克公爵達一年之久，盡管後者在軍中遭人恥笑。
海軍主帥也任用不當：在兩名行政長官中，皮特的兄弟查塔姆爵士平庸得令人可憐，裡士滿公爵的懶散和無能也堪稱一絕。
英國艦隊不派一兵一卒參加敦刻爾克的圍城戰；正當土倫急需增援時，莫瓦拉爵士卻在樸次茅斯按兵不動，駐守英吉利海峽諸島的四營軍隊無所事事；當愛爾蘭部隊整裝待發時，竟沒有運輸工具協助登陸。
一直等到弗勒留斯戰役失敗和比利時陷落後，皮特才決心改變這個局面。
鄧達斯終于放棄了陸軍部的行政職務，改由溫德海姆任陸軍部的國務秘書；約克公爵不久被召回；斯賓塞和康沃利斯接替了查塔姆和裡士滿。
事實證明，斯賓塞和康沃利斯堪當重任，而溫德海姆卻是個很不高明的大臣。
他根據自己的一貫主張，倉促地組織了旺代的遠征，結果導緻了基勃隆的慘敗。
同盟諸國絲毫沒有改變他們的征兵方法。
德意志諸國在1794年有過全民武裝的主張，但未付諸實施。
志願兵越來越少，抽簽征兵日益頻繁。
征兵的困難部分地說明了兵員的嚴重不足和派遣援軍的遲緩。
直到1794年，英國仍滿足于招募志願兵和由購買官職的貴族充當軍官；它共新建了三十四個聯隊。
愛爾蘭的新教徒表現了忠君愛國精神，提供了二萬五千名士兵。
還有三萬名民兵在紳士的領導下擔負地方防務；居民們自發組織營隊，配合民兵維持秩序。
海軍除了不分國籍地廣泛接收志願兵以外，還違背法律對海員和非海員，甚至不顧美國的抗議，用&ldquo拉伕&rdquo的辦法強迫外國人入伍。
海軍還把犯人送到艦上服役，在暫停實行&ldquo人身保護令&rdquo後，更派政治嫌疑分子充當水兵。
英國終于被迫推行了抽簽征兵制：最初在1794年征召民兵已激起了多起反抗事件，接着在1795年征集三萬水兵，最後在1796年推廣到正規陸軍。
抽簽征兵勢必産生在大陸諸國業已出現的營私舞弊，沉重的負擔壓在窮人頭上。
新兵由于缺乏訓練，往往被派往殖民地換回訓練有素的職業兵。
他們因水土不服而大批減員。
不習海上生活的水兵受苦更大：軍饷被層層克扣，食物不堪下咽，既無醫務設施，又無假日。
兵變在英國艦隊中如疫病蔓延，也就毫不奇怪了。
雖然同盟諸國的征兵人數遠不能同法國相比，各國卻都遇到很大的困難；它們不能通過正常途徑裝備軍隊，甚至養活士兵也很不容易。
這些國家沒有發動人民，人民對戰争也漠不關心，到處都在消極抵抗，奧軍在尼德蘭不能征集到足夠的軍糧。
人們發現，産生這些困難的根源幾乎都在于财力不足。
普魯士本是個窮國，又因波蘭市場的關閉而受到很大損害，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
由于普魯士每年用一千八百萬至二千萬塔勒向外國購買軍需，它不久就處于貨币危機之中。
此外，财政大臣施特倫澤在财務管理上遇到很大的困難：弗裡德裡希二世把唯一真正能提供财政收入的西裡西亞省劃為國王私人産業，設立沒有正常用途也可動用資金的特支金庫，從而削弱了其父親（士兵王）好不容易才實現的中央集權。
施特倫澤實際上隻能支配軍隊和領地的經費；由于這筆經費十分有限和早已超支，需要從弗裡德裡希&ndash威廉二世的特别金庫取得補充，而國王的特别金庫卻由沃爾納經管。
施特倫澤花費九牛二虎之力才縮減了王室的奢侈費用。
他不得不把1792年末剩下的一千九百萬塔勒的軍費全部花光，并先後于1793年和1794年向荷蘭和法蘭克福借貸五百萬和八百萬盾，短期貸款尚不算在内。
1795年發行的國内公債遭到了失敗。
普魯士全靠英國的軍費補貼才能勉強維持。
1794年10月補貼被取消後，施特倫澤除了廢除特權外已别無出路：戰争迫使他采取革命措施，他在萬般無奈之下，隻得停戰求和。
需要兼顧比利時和匈牙利的奧國皇帝也同樣捉襟見肘。
财政赤字從1793年的三千萬盾上升到1795年的六千六百萬盾。
自1793年起，不斷向國内和國外借款：債務從1789年的三億六千二百萬盾上升到1796年的四億七千七百萬盾。
然而，奧地利仍隻能依靠發行紙币過日子，紙币流通量從1789年的二千三百萬增加到1796年的三千五百萬。
假如圖古特在巴塞爾協定後得不到英國的軍費補貼，奧地利也将不能把戰争繼續進行下去。
西班牙大筆動用聖卡洛斯銀行的&ldquo現金&rdquo，當局于1794年沒收教會的部分銀器；在教皇的同意下，國王于1795年将空缺教職的收入據為己有，并決定在一年内不再任命新的教職。
總之，西班牙逐步開始變賣教會的産業。
西班牙人曾責備法國人不該采用這項權宜之計，如今在形勢逼迫下，終于向法國人學習了。
人們可能會認為，支持宣戰并從戰争中獲利的英國富裕階級一定會同意負擔軍費開支的，但皮特卻通過借款來彌補赤字，盡可能長久地使富裕階級免于承擔這一義務。
國庫收入不但沒有增加&mdash&mdash1792年為一千四百二十八萬四千英鎊，1795年為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七千英鎊&mdash&mdash，同期的海軍支出卻從一百九十八萬五千英鎊提高到六百三十一萬五千英鎊，陸軍支出從一百八十一萬九千英鎊增加到一千一百六十一萬英鎊。
借款總額1793年為四百五十萬，1794年為一千三百萬，1795年為一千九百五十萬。
皮特用新的借款分期償還原有借款，利率越提越高，現有的資金即将告罄。
與此同時，倫敦銀行同意發放貸款和接受&ldquo财政證券&rdquo，總數在1793年達一千八百萬。
英國也朝着貨币危機的方向前進，皮特理财家的名聲将經受考驗。
八、歐洲的反動 貴族不敢像雅各賓分子那樣采取革命措施，于是就裝模作樣地對這些措施表示憤慨，并以此恐吓群衆。
在整個歐洲，報刊文人、作家、演說家和布道者紛紛譴責吃人的生番，硬說雅各賓分子用斷頭台脅迫本國同胞從軍打仗，用紙币使他們淪于破産，用征集軍需使他們陷于饑馑，總之，使他們回到野蠻時代。
法國流亡者竭力推動這一宣傳運動。
在維羅納，昂特雷格僞造了大批告發信，譯成法文後廣為散發。
巴呂埃爾教士積極收集霍夫曼對共濟會和光明異端會以及對新教徒的指控。
接着，在洛桑領導皮埃蒙特間諜的約瑟夫·德·梅斯特爾集整個宣傳運動之大成，把法國革命描繪成撒旦妖魔纏身。
日内瓦人伊佛諾瓦和馬萊·杜潘以及穆尼埃等憲政黨人向自由資産階級進行政治灌輸。
這些宣傳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僅在觀念上，而且更多地在物質利益上使人們驚恐不安。
即使對自由和權利平等懷有同情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法國人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至于那些隔岸觀火的人，他們則認為恐怖統治總是不能持久的。
最有勇氣的人僅僅在譴責的同時，試圖作一番解釋。
恐懼和憐憫使更多的人改變原來的主張，但在各地，自由和民主的擁護者畢竟依舊存在。
戰争帶來的出人意外的後果不久将為他們提供新的機遇。
人們指控法國的種種罪狀，如征兵、征糧、失業、發行紙币、物價上漲和饑荒等，也将在歐洲各地陸續出現。
富人和生活尚稱優裕的人在法國和反法同盟諸國之間劃了一道鴻溝，因為同恐怖分子相反，舊制度盡了最大的可能使他們免受以上的災難。
但在痛苦中煎熬的平民階級也作了比較，他們對貧困已忍無可忍，随時準備揭竿而起。
随着戰争的曠日持久，反動統治變得愈加嚴酷，當局有時甚至實行血腥鎮壓。
在整個歐洲大陸上，隻許人們安分守己，服從專制統治。
英國暫停執行憲法規定的自由，如同在法國一樣，自由的相對性在英國已變得顯而易見。
英國貴族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用恐怖措施建立起本階級的專政，并試圖用最低工資限額去平息平民的怒火，同時卻厲聲斥責實行食物限價的法國煽動家。
在東歐和北歐，反對派早已銷聲匿迹。
葉卡特琳娜封閉了共濟會組織，監禁了諾維科夫，并把主張廢除農奴制的拉季舍夫流放到西伯利亞。
在斯德哥爾摩，托利特律師于1793年1月被捕。
在哥本哈根，鮑傑遜如今寫的是反對恐怖統治的詩歌。
馬爾脫&ndash布呂恩逃往法國。
在挪威，對農民運動領袖拉福圖斯的審判在繼續進行。
在西班牙，戰争沒有帶來任何變化，在宗教裁判所面前不甘屈服的人們早已逃往法國避難，國民公會給了奧拉維特政治避難權。
在戰事發生後不久，戈多伊在教會的支持下動員民衆參戰。
但平民們看到，無套褲漢沒有入侵西班牙，因而很快表示冷淡，不滿情緒逐漸在平民中滋長。
統治階級和軍隊也感到不滿，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英國人很不放心。
戈多伊的政敵趁機設法推翻政府。
戈多伊于1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