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反法大同盟的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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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革命當局在取得軍事勝利和占有敵國土地的形勢下，能夠觀望等待，直到第二次瓜分波蘭的發生；同時以尊重它的獨立為條件而主動歸還其占領地，它或許能拆散奧普同盟，從而取得和平。
丹東在10月初顯然就想到過這一條出路。
但要采取這個方案，就絕對不能被勝利沖昏頭腦，不能被宣傳戰和吞并别國的企圖所迷惑，以緻同英國決裂。
同時，也應該赦免路易十六。
總之，這項政策意味着共和派必須保持團結一緻。
在四分五裂的情況下，國民公會不可能向歐洲提出和平建議。
一、國民公會初期的吉倫特派和山嶽派 9月20日下午，正當瓦爾米戰役接近尾聲時，國民公會召開首次會議，宣布自己正式成立；21日，它已代替了設在騎術院大廳的立法議會。
在格雷古瓦的熱烈支持下，科洛·德布瓦在會議結束前提出了廢黜國王的建議，輕而易舉地獲得了與會代表的同意。
第二天，比約&ndash瓦倫又毫不困難地取得國民公會的同意，規定今後的議會法令改從共和元年開始算起。
因此，共和國的建立并非根據鄭重宣布的理由直接作出的抉擇，而是由于革命的法國為了自身的安全，在推翻路易十六後不得不采取的統治形式。
國民公會不能忠實地反映全國的意願。
8月10日革命勢必把勾結外國或有通敵嫌疑的王黨統統排斥在外。
沒有參加選舉的群衆深深地感到憂慮和不滿，他們不想為革命承受重擔，卻想享有革命帶來的利益。
新議會是面對危險拒絕一切妥協調和的少數人的産物。
根據西哀士的理論，國民公會是體現國民主權的制憲議會，它享有無限的權力：它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擁有獨裁權。
但是，國民公會的成員遠不能滿足公社和10月8日起義者的要求。
一方面，不少議員隻是迫于形勢才贊成共和。
另方面，無套褲漢和主張恐怖與限價的平民在國民公會中沒有自己的代言人。
山嶽派還沒有真正的社會和經濟綱領，隻是部分地代表他們的意見，而迷戀《土地法》的&ldquo狂徒&rdquo則遭到一緻的譴責。
排斥在國民公會門外的極端分子不久控制了科特利埃俱樂部；随着形勢的發展，他們在1793年推動山嶽派和巴黎各區的前進向議會施加壓力，強迫議會按照他們的意志辦事。
議會中山嶽派和吉倫特派這兩個司令部立即發生了沖突。
他們都不構成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而是内部意見不一、行動散漫的派别。
他們的政見并不截然相反，而隻是代表了不同的傾向，由于互不相讓和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才變得分歧越來越大。
他們之間的對立最早可追溯到布裡索和羅伯斯庇爾在宣戰問題上的沖突，兩人互相指責對方同宮廷勾結。
接着，發生了8月10日事件：羅蘭夫人不能容忍丹東的地位不斷上升，因而在她的周圍集合了同丹東勢不兩立的巴巴魯、蒲佐和盧維等一夥人，佩蒂昂對巴黎人沒有選他當議員始終耿耿于懷；他們對9月的恐怖全都心有餘悸。
兩派的争執愈演愈烈。
吉倫特派在反對中央集權問題上取得了地方行政當局的支持，即使在國民公會下令改選後，地方行政當局仍由溫和的資産階級所盤踞。
吉倫特派鼓動自1789年以來廣泛發展的地方自治情緒，他們中間雖然有些人對聯邦制感興趣，但整個吉倫特派卻從未有過在法國實行聯邦制的打算。
他們更多地強調地方的獨立性，其結果自然更糟。
他們同商業資産階級聯系緊密，同平民很少交往，自從離開了雅各賓俱樂部以後，便經常在都登夫人、羅蘭夫人或瓦拉澤家中會商；他們堅持經濟自由的主張，因而同熱衷限價的平民百姓不相融洽。
兩派的沖突具有一定的社會性。
資産階級幾乎全都緊跟吉倫特派；在國民公會，尤其在外省，吉倫特派的名稱為資産階級中的王黨分子充當屏障。
在巴黎當選的山嶽派議員自然偏向各區的無套褲漢群衆。
他們以雅各賓俱樂部為基地，同這些群衆交換意見，并為群衆的利益辯護。
吉倫特派對他們不但是個威脅，而且他們認為，吉倫特派不可能投票贊成或至少不可能有力推行因戰争而必須采取的措施，他們終于不無勉強地接受了平民的主張，成為在議會中沒有席位的革命極左派的首領。
當然，他們同平民的聯合并非親密無間，随着外省人的不斷加入，山嶽派就更加不是整齊劃一的集團了。
處在兩派之間的中間派擁有舉足輕重的多數，他們的選擇又經常出現反複。
這些議員在維護革命和國王完整的問題上态度堅決，但對采用什麼手段卻遊移不定。
他們實際上害怕平民，十分接近資産階級。
他們厭惡暴虐和流血，把經濟自由奉為準則。
但是，在共和國處境危急的情況下，他們又認為不宜同8月10日的起義者分道揚镳，更何況後者的要求在勝利前暫時尚有用處。
所以，中間派的巴雷爾、卡諾、蘭代、康蓬等部分議員歸附了山嶽派。
大多數議員比已被仇恨迷了心竅的派别領袖較為明智，他們認識到，共和派本來人數太少，如果發生内讧，隻會徹底垮台。
為了面對現實，他們不斷改變立場，從而使國民公會令人難以置信地出爾反爾。
二、黨派鬥争和處死國王（1792年9月&mdash1793年1月21日） 吉倫特派在最初幾個星期享有威望，國民公會似乎已被他們所控制。
外省對公社和無套褲漢的嫉妒，屠殺引起的驚恐，由于所有權蒙受威脅而激起的憤怒，軍事勝利迅速帶來的安全感以及全國性的反恐怖情緒，這一切使大多數人向吉倫特派靠攏。
丹東選擇了國民公會議員的職務，離開了執行委員會，&ldquo德高望重&rdquo的羅蘭從此成為執行委員會的領袖。
公社直到11月底才被解散，但在這以前它已失去了它的特殊權力，并撤銷了監視委員會。
中央政權派往各地的特派員紛紛被召回。
警察由羅蘭和議會公安委員會接管。
查辦嫌疑犯已經停止，被捕人犯已陸續釋放，許多被流放的神甫和流亡貴族已允許回國。
随後，8月17日成立的人民法庭已經取消，正常的法院恢複了工作，不再有鎮壓反革命的專門司法機構，高等法院也被取消。
糧食貿易法規已不再适用，9月法令從未得到真正執行。
羅蘭始終反對限價；由于限價在厄爾河和盧瓦爾河之間的地區再次引起了重大的騷亂，羅蘭于12月8日下令恢複糧食貿易自由。
戰争開始以來，軍需供應商簡直福星高照；在比利時戰場，依靠杜穆裡埃的配合，他們更是财運亨通，特别是愛斯泊涅教士。
新任國防大臣巴什一度曾設立&ldquo采購署&rdquo代替軍需供應商，遭到了杜穆裡埃将軍的不斷抗議，國民公會最後讓他自行處置供應軍需的必要開支。
與此同時，由于不必再加固巴黎城防，負責挖壕築壘的工人均被解雇，羅蘭并在國家工場中恢複了計件工資。
他竭力主張取消公社規定的每磅三蘇的平價面包，不再把這大筆開支轉嫁到納稅人身上。
農民的利益也遭受損害：平分公地和出售流亡者産業已被推遲。
這項政策使無套褲漢對羅蘭分子更加怨恨。
但在國民公會，這項政策卻沒有遇到人們所設想的抵制；在糧食貿易的大辯論中，作為正統經濟學家的聖茹斯特指出，對付價格上漲的唯一辦法是緊縮通貨。
羅伯斯庇爾雖然雄辯地反映平民的怨憤，并要求制止囤積居奇，但沒有提出征購和限價的建議。
共和派在對待教會的問題上意見比較一緻。
他們拒絕了康蓬關
丹東在10月初顯然就想到過這一條出路。
但要采取這個方案，就絕對不能被勝利沖昏頭腦，不能被宣傳戰和吞并别國的企圖所迷惑，以緻同英國決裂。
同時，也應該赦免路易十六。
總之，這項政策意味着共和派必須保持團結一緻。
在四分五裂的情況下，國民公會不可能向歐洲提出和平建議。
一、國民公會初期的吉倫特派和山嶽派 9月20日下午，正當瓦爾米戰役接近尾聲時，國民公會召開首次會議，宣布自己正式成立；21日，它已代替了設在騎術院大廳的立法議會。
在格雷古瓦的熱烈支持下，科洛·德布瓦在會議結束前提出了廢黜國王的建議，輕而易舉地獲得了與會代表的同意。
第二天，比約&ndash瓦倫又毫不困難地取得國民公會的同意，規定今後的議會法令改從共和元年開始算起。
因此，共和國的建立并非根據鄭重宣布的理由直接作出的抉擇，而是由于革命的法國為了自身的安全，在推翻路易十六後不得不采取的統治形式。
國民公會不能忠實地反映全國的意願。
8月10日革命勢必把勾結外國或有通敵嫌疑的王黨統統排斥在外。
沒有參加選舉的群衆深深地感到憂慮和不滿，他們不想為革命承受重擔，卻想享有革命帶來的利益。
新議會是面對危險拒絕一切妥協調和的少數人的産物。
根據西哀士的理論，國民公會是體現國民主權的制憲議會，它享有無限的權力：它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擁有獨裁權。
但是，國民公會的成員遠不能滿足公社和10月8日起義者的要求。
一方面，不少議員隻是迫于形勢才贊成共和。
另方面，無套褲漢和主張恐怖與限價的平民在國民公會中沒有自己的代言人。
山嶽派還沒有真正的社會和經濟綱領，隻是部分地代表他們的意見，而迷戀《土地法》的&ldquo狂徒&rdquo則遭到一緻的譴責。
排斥在國民公會門外的極端分子不久控制了科特利埃俱樂部；随着形勢的發展，他們在1793年推動山嶽派和巴黎各區的前進向議會施加壓力，強迫議會按照他們的意志辦事。
議會中山嶽派和吉倫特派這兩個司令部立即發生了沖突。
他們都不構成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而是内部意見不一、行動散漫的派别。
他們的政見并不截然相反，而隻是代表了不同的傾向，由于互不相讓和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才變得分歧越來越大。
他們之間的對立最早可追溯到布裡索和羅伯斯庇爾在宣戰問題上的沖突，兩人互相指責對方同宮廷勾結。
接着，發生了8月10日事件：羅蘭夫人不能容忍丹東的地位不斷上升，因而在她的周圍集合了同丹東勢不兩立的巴巴魯、蒲佐和盧維等一夥人，佩蒂昂對巴黎人沒有選他當議員始終耿耿于懷；他們對9月的恐怖全都心有餘悸。
兩派的争執愈演愈烈。
吉倫特派在反對中央集權問題上取得了地方行政當局的支持，即使在國民公會下令改選後，地方行政當局仍由溫和的資産階級所盤踞。
吉倫特派鼓動自1789年以來廣泛發展的地方自治情緒，他們中間雖然有些人對聯邦制感興趣，但整個吉倫特派卻從未有過在法國實行聯邦制的打算。
他們更多地強調地方的獨立性，其結果自然更糟。
他們同商業資産階級聯系緊密，同平民很少交往，自從離開了雅各賓俱樂部以後，便經常在都登夫人、羅蘭夫人或瓦拉澤家中會商；他們堅持經濟自由的主張，因而同熱衷限價的平民百姓不相融洽。
兩派的沖突具有一定的社會性。
資産階級幾乎全都緊跟吉倫特派；在國民公會，尤其在外省，吉倫特派的名稱為資産階級中的王黨分子充當屏障。
在巴黎當選的山嶽派議員自然偏向各區的無套褲漢群衆。
他們以雅各賓俱樂部為基地，同這些群衆交換意見，并為群衆的利益辯護。
吉倫特派對他們不但是個威脅，而且他們認為，吉倫特派不可能投票贊成或至少不可能有力推行因戰争而必須采取的措施，他們終于不無勉強地接受了平民的主張，成為在議會中沒有席位的革命極左派的首領。
當然，他們同平民的聯合并非親密無間，随着外省人的不斷加入，山嶽派就更加不是整齊劃一的集團了。
處在兩派之間的中間派擁有舉足輕重的多數，他們的選擇又經常出現反複。
這些議員在維護革命和國王完整的問題上态度堅決，但對采用什麼手段卻遊移不定。
他們實際上害怕平民，十分接近資産階級。
他們厭惡暴虐和流血，把經濟自由奉為準則。
但是，在共和國處境危急的情況下，他們又認為不宜同8月10日的起義者分道揚镳，更何況後者的要求在勝利前暫時尚有用處。
所以，中間派的巴雷爾、卡諾、蘭代、康蓬等部分議員歸附了山嶽派。
大多數議員比已被仇恨迷了心竅的派别領袖較為明智，他們認識到，共和派本來人數太少，如果發生内讧，隻會徹底垮台。
為了面對現實，他們不斷改變立場，從而使國民公會令人難以置信地出爾反爾。
二、黨派鬥争和處死國王（1792年9月&mdash1793年1月21日） 吉倫特派在最初幾個星期享有威望，國民公會似乎已被他們所控制。
外省對公社和無套褲漢的嫉妒，屠殺引起的驚恐，由于所有權蒙受威脅而激起的憤怒，軍事勝利迅速帶來的安全感以及全國性的反恐怖情緒，這一切使大多數人向吉倫特派靠攏。
丹東選擇了國民公會議員的職務，離開了執行委員會，&ldquo德高望重&rdquo的羅蘭從此成為執行委員會的領袖。
公社直到11月底才被解散，但在這以前它已失去了它的特殊權力，并撤銷了監視委員會。
中央政權派往各地的特派員紛紛被召回。
警察由羅蘭和議會公安委員會接管。
查辦嫌疑犯已經停止，被捕人犯已陸續釋放，許多被流放的神甫和流亡貴族已允許回國。
随後，8月17日成立的人民法庭已經取消，正常的法院恢複了工作，不再有鎮壓反革命的專門司法機構，高等法院也被取消。
糧食貿易法規已不再适用，9月法令從未得到真正執行。
羅蘭始終反對限價；由于限價在厄爾河和盧瓦爾河之間的地區再次引起了重大的騷亂，羅蘭于12月8日下令恢複糧食貿易自由。
戰争開始以來，軍需供應商簡直福星高照；在比利時戰場，依靠杜穆裡埃的配合，他們更是财運亨通，特别是愛斯泊涅教士。
新任國防大臣巴什一度曾設立&ldquo采購署&rdquo代替軍需供應商，遭到了杜穆裡埃将軍的不斷抗議，國民公會最後讓他自行處置供應軍需的必要開支。
與此同時，由于不必再加固巴黎城防，負責挖壕築壘的工人均被解雇，羅蘭并在國家工場中恢複了計件工資。
他竭力主張取消公社規定的每磅三蘇的平價面包，不再把這大筆開支轉嫁到納稅人身上。
農民的利益也遭受損害：平分公地和出售流亡者産業已被推遲。
這項政策使無套褲漢對羅蘭分子更加怨恨。
但在國民公會，這項政策卻沒有遇到人們所設想的抵制；在糧食貿易的大辯論中，作為正統經濟學家的聖茹斯特指出，對付價格上漲的唯一辦法是緊縮通貨。
羅伯斯庇爾雖然雄辯地反映平民的怨憤，并要求制止囤積居奇，但沒有提出征購和限價的建議。
共和派在對待教會的問題上意見比較一緻。
他們拒絕了康蓬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