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制憲議會和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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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塞爾、安特衛普和盧萬三大城市的行業公會所選出。
但在當時，還有一個由馮克領導的改革派，這位布魯塞爾的律師受到富裕資産階級、部分低級僧侶和少數貴族的支持，他在列日地區組織了幾支部隊，由曾在法國和奧地利擔任軍官的汪德曼什指揮，正準備發動起義。
萬代·諾脫勉強接受了他們的幫助。
馮克的隊伍于11月偷襲了根特城；蒙斯和布魯塞爾同時舉行了起義。
奧國軍隊于12月撤出了比利時各省。
不僅在萊茵地區，而且在瑞士德語區，阿爾薩斯的榜樣都具有很大的影響。
奧克什和未來的巴黎省主教戈培爾在巴塞爾大肆活動，迫使當地主教請求奧地利派軍占領他被改良派逐出該城後仍保留的國土。
在蘇黎世，羅蘭的朋友拉瓦代把新法國的擁護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在日内瓦，&ldquo消極派&rdquo被迫同意于1789年2月和12月先後兩次修改憲法。
遠在聖彼得堡的拉哈爾普煽動沃州和瓦萊州居民進行反抗。
在聯邦中左右一切的各大州感到尤其恐慌，因為它們發覺革命的火種有可能在自己身邊點燃：饑荒導緻了薩瓦州的騷亂，農民拒絕納付取消領主權的贖金。
薩瓦的醫生杜班同許多人一起逃出瑞士，到巴黎去尋求支持。
英國的情形正相反，那裡沒有發生任何平民騷動。
革命接觸群衆隻能通過激進運動的介紹；革命對激進運動的複活雖然有所促進，但這需要足夠的時間。
統治階級對法國人為建立立憲制所作的努力最初曾寬宏大量地表示贊同。
福克斯及其朋友謝裡丹、斯坦霍普、羅德戴爾和厄斯金均給予同情。
邊沁起草了一份司法改革計劃，請米拉波交給了制憲議會。
最熱情歡迎革命的是那些非國教的新教徒。
普萊斯于1789年11月4日作了一次布道，非國教的新教徒們接着推動&ldquo1688年革命會&rdquo向法國國民議會寄送支持信，于1790年7月14日舉行慶祝活動，并與巴黎各俱樂部建立聯系。
他們堅持要求取得已經許諾的改革，但托利黨卻随着革命的向前發展而逐漸變得冷淡。
皮特保持沉默。
于是，非國教的新教徒的态度逐漸強硬起來。
他們在1791年重建了由選舉改革派成立的&ldquo倫敦憲政宣傳促進會&rdquo。
當時，在大多數城市，都有一些由通常不信國教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程度不同地主張刷新政治制度。
在倫敦，站在普萊斯一邊的有霍恩·圖克、葛德文、托馬斯·潘恩，以及女權運動的主持人瑪麗·沃斯托恩克拉夫。
在伯明翰，有著名的化學家普列斯特萊。
曼徹斯特的&ldquo憲政會&rdquo于1790年宣布成立。
蘇格蘭本是鄧達斯的禁脔，這位大臣巧妙地使用種種拉攏和腐蝕手段，使那裡陷于一片死氣沉沉；如今，政治生活也開始活躍起來。
然而，在瓦倫事件發生前，沒有任何迹象表明群衆受到了宣傳的影響。
隻是在1791年末，群衆才開始關心法國革命。
愛爾蘭的反應比較敏銳，因為自1782年以來，群衆的情緒從未真正安定過。
那裡的天主教徒支持法國人實行宗教寬容和廢除什一稅。
與此同時，在主權屬于國民這一思想的啟示下，天主教徒菲茨傑拉德和新教徒沃爾夫·湯恩提出了愛爾蘭獨立的要求。
輝格黨俱樂部在1789年已在都柏林和貝爾法斯特成立。
議會領袖格拉坦竭力把獨立要求限制在合法範圍之内，到1791年末，他也失去了控制。
南歐各國受宣傳的影響更少。
革命在意大利文學界博得一些同情。
例如，那不勒斯的齊亞加和戈伐尼伯爵，意大利北部的帕裡尼、品德蒙脫兄弟、阿爾菲耶裡等人至少在初期是擁護革命的。
皮斯托亞的主教會議對教皇政權仍懷有敵意；該市的主教希比昂·李奇同格雷古瓦和凡爾賽憲政派主教克萊芒都保持通信聯系。
分散在各地的革命黨人準備伺機而動，例如著名的邦納羅蒂。
然而，革命思想長期沒有深入人心。
比利牛斯半島的情形更差；無論是自稱啟蒙思想之友的霍韋利亞諾斯和康波曼内斯，還是伏爾泰分子阿蘭達，都不敢公開表示擁護革命。
革命黨人知道意大利當時自顧不暇；認為西班牙也不在話下。
因此，他們毫不害怕這兩個國家。
但是，他們不能不看到，在英國和德國，反動勢力正與革命勢力在同時增長；尼德蘭的革命使他們深感失望。
三、反動勢力和十字軍計劃 1789年的事态發展，特别是平民起義，播下了革命黨人幻想的種子。
他們說，人民已站了起來，推翻了暴君。
他們顯然已經忘記，人民隻是在最後關頭才加入了革命，甚至資産階級也隻是由于三級會議的召開才開始行動，而三級會議又是國王在貴族的逼迫下才同意召開的。
随着土地暴動的發生，特别在制憲議會于8月4日晚通過了廢除封建權的法令後，人們就能衡量出歐洲貴族為對抗極權主義而炫耀的&ldquo哲學&rdquo的價值。
除個别例外，歐洲的哲學家都搖身一變而成了反革命派。
出售教會财産的法令更使各國僧侶惶惶不可終日。
歐洲的王公貴族從法國貴族所犯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從此不再抱怨君主的專制主義，而與國王共同努力保護他們的特權和财産。
因為，一旦國王的權力陷于癱瘓，整個舊制度就會崩潰。
在這些國家，資産者的力量還很薄弱，貴族采取以上的态度已足以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
何況，即令資産者并不絕對否定新原則，他們畢竟害怕平民的騷亂和要竭力保護自己的産業和利益。
麥考萊說過，在二十個有身份和有産業的英國人中間，有十九人是反對革命的。
平民的行動稍有越軌之處，統治者便齊聲叫嚷要把不軌分子鎮壓服帖。
可見，在革命勝利之前和之後，法國在其鄰國引起了完全相反的反應。
法國流亡者竭力把警報傳到各國。
在都靈的亞多瓦伯爵以及法國駐羅馬和馬德裡大使貝爾尼主教和拉伏古榮公爵盡力保護他們。
他們于1790年開始在特裡爾選侯國集結流亡武裝。
但大多數流亡者仍迷戀于玩樂，以為流亡生活不久就能結束。
他們一擲千金的揮霍竟使物價為之上漲。
許多流亡者表現得傲慢、放肆、輕佻和糊塗，因而任何人都不喜歡他們。
當地貴族把他們當作活教材，他們講述的聳人聽聞的故事充斥于報刊和書本，令人不能不信以為真。
他們斷言，國内同胞早已不能忍受少數壞分子的暴政，隻要派出相當的部隊，便能長驅直入地攻下巴黎。
他們在國外的表演與流亡法國的外國政治避難者确實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尼德蘭事變對革命者應該是一次極好的教育。
在奧地利軍隊撤退後，馮克向萬代·諾脫提出了改革計劃：實現權利平等，改造省三級會議，第三等級代表加倍并由各教區直接選出，召開聯省議會。
馮克絲毫不想用法國的方式去對待貴族和僧侶。
盡管他的改革要求十分溫和，萬代·諾脫領導的&ldquo國家派&rdquo卻認為一無是處；1790年1月12日，當他們宣布&ldquo比利時合衆國&rdquo獨立時，&ldquo國家派&rdquo隻是單純恢複了省三級會議，然後由各省代表參加的國會負責處理政務；他們甚至不去争取列日代表的參加，而列日的革命者本可以給他們寶貴的幫助，以完成比利時的統一大業。
萬代·諾脫像以往一樣向英國和普魯士尋求支持，但毫無成果。
同樣，馮克向法國争取幫助也不成功，除了拉法葉特派幾名前來出謀劃策的使者外，就隻剩一心想當國王的比頓·夏洛斯特公爵。
馮克派在一些城市建立了委員會。
資産階級内部發生了分裂，行業公會紛紛宣布擁護舊制度。
僧侶在司铎萬厄本和耶稣會教士費勒的領導下，發動了一場反對改革的運動，猛烈攻擊改革的目的是要推翻教會；萬代·諾脫成了他們的工具。
工人和農民附和了這個運動，因為馮克的改革計劃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打動工農群衆。
同他的對手相反，馮克沒有充當群衆領袖的天賦。
&ldquo國家派&rdquo對汪德曼什率領的&ldquo義勇軍&rdquo存有懷疑，指責他們圖謀不軌。
最後，1790年3月16日至18日，數百名暴動者在布魯塞爾追逐馮克分子，馮克本人被迫流亡法國。
特權階級保住了政權，但他們沒有抗禦奧地利的能力，隻得被動地等待自己最後的失敗。
1790年11月和12月，奧軍恢複了列日主教大公的權威，并重新占領了比利時各省。
在英國，也是教會首先發出了警報，接着是土地貴族。
1790年大選時，托利黨的多數地位得到了加強。
關于廢除對非國教的限制和改革議會制的主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無成功的希望。
皮特聲稱，采取這些措施将是軟弱的表現，在目前形勢下，應該暫緩執行。
确實，這種狀況維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
輝格黨發生了分裂。
溫德海姆誇大地渲染教會所面臨的危險，借以恐吓下議院，這使福克斯深感不快。
接着，在議會讨論有關組織加拿大的立憲政治的議案時，伯克鄭重宣布同福克斯絕交，由此引起了輝格黨内的一系列分裂。
在這以前，伯克已于1790年11月發表了《法國革命感想錄》，這部著作已成為反革命派的福音書。
他有力地指出，單憑一紙法令，不足以使人們學會行使自由權利和履行公民責任，從而把進化的概念引進到曆史學和政治學的領域中去；在這方面，他不愧是個思想家。
但是，他給社會的進化确定了一個限度，而這恰恰是他的著作獲得成功的原因。
在他看來，階級的尊卑貴賤完全是神的安排；他譴責法國革命是大逆不道，說它破壞了全部社會等級，因為革命使貴族淪于破産。
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問題的關鍵和要害。
伯克的成功并不妨礙他遭到了出乎意外的反駁。
在持反對意見的人中間，多數隻是為适應資産階級的要求，對伯克就1688年革命和社會進化論所作的解釋提出異議。
蘇格蘭人馬根多士的《高盧的要求》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因參加了美國獨立戰争而享有盛名的托馬斯·潘恩卻獨樹一幟，他對政治和社會不平等的譴責，以及對國王和貴族的猛烈攻擊，深深地打動了平民的心。
《人權論》的第一部分于1791年發表，
但在當時，還有一個由馮克領導的改革派，這位布魯塞爾的律師受到富裕資産階級、部分低級僧侶和少數貴族的支持，他在列日地區組織了幾支部隊，由曾在法國和奧地利擔任軍官的汪德曼什指揮，正準備發動起義。
萬代·諾脫勉強接受了他們的幫助。
馮克的隊伍于11月偷襲了根特城；蒙斯和布魯塞爾同時舉行了起義。
奧國軍隊于12月撤出了比利時各省。
不僅在萊茵地區，而且在瑞士德語區，阿爾薩斯的榜樣都具有很大的影響。
奧克什和未來的巴黎省主教戈培爾在巴塞爾大肆活動，迫使當地主教請求奧地利派軍占領他被改良派逐出該城後仍保留的國土。
在蘇黎世，羅蘭的朋友拉瓦代把新法國的擁護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在日内瓦，&ldquo消極派&rdquo被迫同意于1789年2月和12月先後兩次修改憲法。
遠在聖彼得堡的拉哈爾普煽動沃州和瓦萊州居民進行反抗。
在聯邦中左右一切的各大州感到尤其恐慌，因為它們發覺革命的火種有可能在自己身邊點燃：饑荒導緻了薩瓦州的騷亂，農民拒絕納付取消領主權的贖金。
薩瓦的醫生杜班同許多人一起逃出瑞士，到巴黎去尋求支持。
英國的情形正相反，那裡沒有發生任何平民騷動。
革命接觸群衆隻能通過激進運動的介紹；革命對激進運動的複活雖然有所促進，但這需要足夠的時間。
統治階級對法國人為建立立憲制所作的努力最初曾寬宏大量地表示贊同。
福克斯及其朋友謝裡丹、斯坦霍普、羅德戴爾和厄斯金均給予同情。
邊沁起草了一份司法改革計劃，請米拉波交給了制憲議會。
最熱情歡迎革命的是那些非國教的新教徒。
普萊斯于1789年11月4日作了一次布道，非國教的新教徒們接着推動&ldquo1688年革命會&rdquo向法國國民議會寄送支持信，于1790年7月14日舉行慶祝活動，并與巴黎各俱樂部建立聯系。
他們堅持要求取得已經許諾的改革，但托利黨卻随着革命的向前發展而逐漸變得冷淡。
皮特保持沉默。
于是，非國教的新教徒的态度逐漸強硬起來。
他們在1791年重建了由選舉改革派成立的&ldquo倫敦憲政宣傳促進會&rdquo。
當時，在大多數城市，都有一些由通常不信國教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程度不同地主張刷新政治制度。
在倫敦，站在普萊斯一邊的有霍恩·圖克、葛德文、托馬斯·潘恩，以及女權運動的主持人瑪麗·沃斯托恩克拉夫。
在伯明翰，有著名的化學家普列斯特萊。
曼徹斯特的&ldquo憲政會&rdquo于1790年宣布成立。
蘇格蘭本是鄧達斯的禁脔，這位大臣巧妙地使用種種拉攏和腐蝕手段，使那裡陷于一片死氣沉沉；如今，政治生活也開始活躍起來。
然而，在瓦倫事件發生前，沒有任何迹象表明群衆受到了宣傳的影響。
隻是在1791年末，群衆才開始關心法國革命。
愛爾蘭的反應比較敏銳，因為自1782年以來，群衆的情緒從未真正安定過。
那裡的天主教徒支持法國人實行宗教寬容和廢除什一稅。
與此同時，在主權屬于國民這一思想的啟示下，天主教徒菲茨傑拉德和新教徒沃爾夫·湯恩提出了愛爾蘭獨立的要求。
輝格黨俱樂部在1789年已在都柏林和貝爾法斯特成立。
議會領袖格拉坦竭力把獨立要求限制在合法範圍之内，到1791年末，他也失去了控制。
南歐各國受宣傳的影響更少。
革命在意大利文學界博得一些同情。
例如，那不勒斯的齊亞加和戈伐尼伯爵，意大利北部的帕裡尼、品德蒙脫兄弟、阿爾菲耶裡等人至少在初期是擁護革命的。
皮斯托亞的主教會議對教皇政權仍懷有敵意；該市的主教希比昂·李奇同格雷古瓦和凡爾賽憲政派主教克萊芒都保持通信聯系。
分散在各地的革命黨人準備伺機而動，例如著名的邦納羅蒂。
然而，革命思想長期沒有深入人心。
比利牛斯半島的情形更差；無論是自稱啟蒙思想之友的霍韋利亞諾斯和康波曼内斯，還是伏爾泰分子阿蘭達，都不敢公開表示擁護革命。
革命黨人知道意大利當時自顧不暇；認為西班牙也不在話下。
因此，他們毫不害怕這兩個國家。
但是，他們不能不看到，在英國和德國，反動勢力正與革命勢力在同時增長；尼德蘭的革命使他們深感失望。
三、反動勢力和十字軍計劃 1789年的事态發展，特别是平民起義，播下了革命黨人幻想的種子。
他們說，人民已站了起來，推翻了暴君。
他們顯然已經忘記，人民隻是在最後關頭才加入了革命，甚至資産階級也隻是由于三級會議的召開才開始行動，而三級會議又是國王在貴族的逼迫下才同意召開的。
随着土地暴動的發生，特别在制憲議會于8月4日晚通過了廢除封建權的法令後，人們就能衡量出歐洲貴族為對抗極權主義而炫耀的&ldquo哲學&rdquo的價值。
除個别例外，歐洲的哲學家都搖身一變而成了反革命派。
出售教會财産的法令更使各國僧侶惶惶不可終日。
歐洲的王公貴族從法國貴族所犯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從此不再抱怨君主的專制主義，而與國王共同努力保護他們的特權和财産。
因為，一旦國王的權力陷于癱瘓，整個舊制度就會崩潰。
在這些國家，資産者的力量還很薄弱，貴族采取以上的态度已足以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
何況，即令資産者并不絕對否定新原則，他們畢竟害怕平民的騷亂和要竭力保護自己的産業和利益。
麥考萊說過，在二十個有身份和有産業的英國人中間，有十九人是反對革命的。
平民的行動稍有越軌之處，統治者便齊聲叫嚷要把不軌分子鎮壓服帖。
可見，在革命勝利之前和之後，法國在其鄰國引起了完全相反的反應。
法國流亡者竭力把警報傳到各國。
在都靈的亞多瓦伯爵以及法國駐羅馬和馬德裡大使貝爾尼主教和拉伏古榮公爵盡力保護他們。
他們于1790年開始在特裡爾選侯國集結流亡武裝。
但大多數流亡者仍迷戀于玩樂，以為流亡生活不久就能結束。
他們一擲千金的揮霍竟使物價為之上漲。
許多流亡者表現得傲慢、放肆、輕佻和糊塗，因而任何人都不喜歡他們。
當地貴族把他們當作活教材，他們講述的聳人聽聞的故事充斥于報刊和書本，令人不能不信以為真。
他們斷言，國内同胞早已不能忍受少數壞分子的暴政，隻要派出相當的部隊，便能長驅直入地攻下巴黎。
他們在國外的表演與流亡法國的外國政治避難者确實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尼德蘭事變對革命者應該是一次極好的教育。
在奧地利軍隊撤退後，馮克向萬代·諾脫提出了改革計劃：實現權利平等，改造省三級會議，第三等級代表加倍并由各教區直接選出，召開聯省議會。
馮克絲毫不想用法國的方式去對待貴族和僧侶。
盡管他的改革要求十分溫和，萬代·諾脫領導的&ldquo國家派&rdquo卻認為一無是處；1790年1月12日，當他們宣布&ldquo比利時合衆國&rdquo獨立時，&ldquo國家派&rdquo隻是單純恢複了省三級會議，然後由各省代表參加的國會負責處理政務；他們甚至不去争取列日代表的參加，而列日的革命者本可以給他們寶貴的幫助，以完成比利時的統一大業。
萬代·諾脫像以往一樣向英國和普魯士尋求支持，但毫無成果。
同樣，馮克向法國争取幫助也不成功，除了拉法葉特派幾名前來出謀劃策的使者外，就隻剩一心想當國王的比頓·夏洛斯特公爵。
馮克派在一些城市建立了委員會。
資産階級内部發生了分裂，行業公會紛紛宣布擁護舊制度。
僧侶在司铎萬厄本和耶稣會教士費勒的領導下，發動了一場反對改革的運動，猛烈攻擊改革的目的是要推翻教會；萬代·諾脫成了他們的工具。
工人和農民附和了這個運動，因為馮克的改革計劃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打動工農群衆。
同他的對手相反，馮克沒有充當群衆領袖的天賦。
&ldquo國家派&rdquo對汪德曼什率領的&ldquo義勇軍&rdquo存有懷疑，指責他們圖謀不軌。
最後，1790年3月16日至18日，數百名暴動者在布魯塞爾追逐馮克分子，馮克本人被迫流亡法國。
特權階級保住了政權，但他們沒有抗禦奧地利的能力，隻得被動地等待自己最後的失敗。
1790年11月和12月，奧軍恢複了列日主教大公的權威，并重新占領了比利時各省。
在英國，也是教會首先發出了警報，接着是土地貴族。
1790年大選時，托利黨的多數地位得到了加強。
關于廢除對非國教的限制和改革議會制的主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無成功的希望。
皮特聲稱，采取這些措施将是軟弱的表現，在目前形勢下，應該暫緩執行。
确實，這種狀況維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
輝格黨發生了分裂。
溫德海姆誇大地渲染教會所面臨的危險，借以恐吓下議院，這使福克斯深感不快。
接着，在議會讨論有關組織加拿大的立憲政治的議案時，伯克鄭重宣布同福克斯絕交，由此引起了輝格黨内的一系列分裂。
在這以前，伯克已于1790年11月發表了《法國革命感想錄》，這部著作已成為反革命派的福音書。
他有力地指出，單憑一紙法令，不足以使人們學會行使自由權利和履行公民責任，從而把進化的概念引進到曆史學和政治學的領域中去；在這方面，他不愧是個思想家。
但是，他給社會的進化确定了一個限度，而這恰恰是他的著作獲得成功的原因。
在他看來，階級的尊卑貴賤完全是神的安排；他譴責法國革命是大逆不道，說它破壞了全部社會等級，因為革命使貴族淪于破産。
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問題的關鍵和要害。
伯克的成功并不妨礙他遭到了出乎意外的反駁。
在持反對意見的人中間，多數隻是為适應資産階級的要求，對伯克就1688年革命和社會進化論所作的解釋提出異議。
蘇格蘭人馬根多士的《高盧的要求》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因參加了美國獨立戰争而享有盛名的托馬斯·潘恩卻獨樹一幟，他對政治和社會不平等的譴責，以及對國王和貴族的猛烈攻擊，深深地打動了平民的心。
《人權論》的第一部分于1791年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