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制憲議會和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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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之所以出逃，是想向外國君主乞求，最終得到他們的支持。
外國君主反對革命，這是任何人都毫不懷疑的。
革命所宣告的和推行的原則革新了有關權利、政府和社會的全部觀念。
但各國間的争奪使君主們無暇顧及法國的内亂，直到路易十六主動向他們求援，他們才開始予以重視。
瓦倫事件給了法國君主制緻命的打擊，它對革命和歐洲的關系也具有決定性影響。
一、宣傳 最使國王們感到放心不下的還是革命的國際影響。
他們很早就對&ldquo俱樂部分子&rdquo的宣傳橫加指責，并怪罪法國政府的姑息和縱容。
其實，正如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一樣，革命思想的傳播是自發地進行的。
法國的事态發展自然也刺激了人們的好奇心。
無論在德國還是在意大利，純文學報刊的讀者不斷在減少。
法國出版商對他們所能得到的這批新主顧決不肯輕易放棄。
西班牙駐巴黎大使努内茲于1789年8月指出，有人将書刊譯成西班牙文，準備運往加塔洛尼亞。
人們耍盡種種花招逃脫警察的追查，即使宗教裁判所對書報走私也束手無策。
成千上萬的法國僑民是革命的義務宣傳員，旅法的大批外國人為革命宣傳出力更大。
成群的外國人擁向法國，這是空前的盛況。
巴澤多夫的繼承人崗普司铎帶着他的學生威廉·洪堡于7月14日後從德紹來到法國。
因随同庫克作了環球旅行而名揚四海的喬治·福斯泰從美因茲前來參加聯盟節。
施特拉斯堡吸引着萊茵人和施瓦本人；波恩大學教授、嘉布遣會教士歐洛格·施奈德爾于1791年到該地定居。
來自英國的有丹東的朋友霍爾克洛夫脫（1789年到達），布裡索的朋友、貴格會教士皮戈，詩人沃茲華斯和威廉斯小姐（1790年到達），後者不久對羅蘭夫人欽慕備至。
甚至從俄國也來了作家卡拉姆津，以及由其家庭教師羅默陪同的斯特羅加諾夫大公的兒子。
在這些客人中，竟有不少人公開參與法國人的内部紛争。
這在風行世界主義的當時是不足為奇的。
革命黨人以為世界的振興将以他們為榜樣，因而熱情歡迎一切願意加入革命的新人。
當然，并非所有的外國人都被革命所誘惑。
格裡姆男爵堅持反對革命；拉馬克伯爵收買了米拉波；科爾夫男爵夫人和英國人克拉福特幫助了國王出逃；《信使報》社長馬萊·杜潘最後轉向反革命一邊。
外國人中間還有一些間諜，如英國間諜埃利沃脫和米爾納，普魯士間諜埃弗拉姆，荷蘭間諜埃爾台男爵夫人。
但是，大多數外國人對自由事業懷有真誠的熱情，特别是沃茲華斯。
他們分别參加了&ldquo1789年俱樂部&rdquo、&ldquo雅各賓俱樂部&rdquo、&ldquo社會俱樂部&rdquo和&ldquo科特利埃俱樂部&rdquo。
有些人很快一舉成名，如人所共知的馬拉；克洛茲男爵于1790年6月19日帶領一群世界主義者來到制憲議會，以&ldquo人類演說家&rdquo的名義要求榮幸地代表世界各國參加聯盟節活動。
通過他們同自己祖國的聯系，或者通過他們回國後從事的活動和撰寫的遊記，這些&ldquo愛國分子&rdquo分散地、幾乎不自覺地變成了革命的宣傳員。
在外國人中表現突出和惹起較多麻煩的是那些政治避難者。
由于1781年和1782年的動亂，一些納沙特爾人和日内瓦人逃到了法國。
1787年有荷蘭的難民；1790年又有薩瓦、列日和布拉邦特的難民。
這些因深受迫害、離鄉背井而滿懷怨憤的人把宣傳當作發洩怨氣和怒火的機會。
他們往往因不了解法國的情況而把希望當作現實，并以自己的幻想來感染他們的法國朋友。
瑞士的政治避難者于1790年就在巴黎成立了&ldquo海爾維第俱樂都&rdquo，卡斯台拉律師在瑞士各州進行了串聯。
當年夏季，伯爾尼和弗裡堡正式提出了抗議。
秋天很快來到了，一些民主分子似乎也想到要展開宣傳。
社會俱樂部的講演者以及博納維爾的《鐵嘴報》分别發出号召，要求各國人民通過自由實現世界和平。
随後，龐卡爾·台依薩爾曾試圖在倫敦建立該俱樂部的分部。
社會俱樂部是由共濟會組織&ldquo真理之友社&rdquo創立的；博納維爾在共濟會的另一組織&ldquo蘇格蘭聖約翰社&rdquo中頗有影響，該社出版的小冊子由施特拉斯堡市長底特裡希負責向德國散發。
光明異端會于1787年曾試圖在法國共濟會中吸收會衆，博納維爾同他們建立了聯系。
在薩瓦方面，革命宣傳看來利用了蘇格蘭共濟會&mdash&mdash該組織在舊制度末年就以裡昂為中心，并演變為法國共濟會的一個分支組織。
大革命時代的著作家往往過分強調秘密會黨的影響，卻不能提供任何證據。
這些團體可能對革命有所幫助，但也不應過分誇大，隊伍比較整齊和能起一定政治作用的會黨肯定不多。
總而言之，在瓦倫事件前夕，宣傳正逐漸成為戰鬥的工具。
二、革命思想的傳播 革命宣傳并不一帆風順，事實證明它所遇到的障礙是根深蒂固的。
人們由于看不到或輕視這些障礙，往往把浮誇和狂熱的罪名加在革命者頭上。
确實，攻克巴士底獄曾激起了一些貴族和資産者的熱情，這種熱情甚至使法國人自己也上當受騙。
&ldquo向自由朝聖&rdquo的各國使者向革命黨人保證，革命的擁護者遍布全世界。
他們當然有權這麼說，但是，革命的擁護者在東歐顯然人數不多，影響不大。
諾維科夫、詩人拉季舍夫、哥裡津大公等少數俄國人對革命泛泛地表示同情，他們所希望的僅是由中央政權來推動革命，也許他們還等着拉哈爾普一手教育成人的、葉卡特琳娜二世的孫子的上台。
女沙皇把波蘭貴族當作雅各賓分子看待，因為貴族們在拉捷維爾家裡設立了一個俱樂部，并且以西歐為榜樣制訂了1791年5月3日憲法。
可是，城市的權利要求呼聲不高，在柯侖泰的努力下，貴族僅接納了幾名資産者參加議會有關貿易和市鎮事務的讨論。
至于農民，他們得到的不過是在理論上受法律保護而已。
匈牙利的局勢在1790年仍十分動蕩。
數百篇政論以&ldquo人民&rdquo的名義要求恢複代議制和接受馬紮爾語為國語。
但這裡所說的人民仍然指貴族。
費克蒂·德·加朗塔等一些貴族對伏爾泰和盧梭贊歎不已，他們在約瑟夫二世統治期間曾是反對派領袖，但在同利奧波德二世重歸于好後，卻要他放棄解放農民。
誠然，在約瑟夫二世和法國人的雙重影響下，巴提亞尼和哈日諾齊等作家如今在大叫大嚷地反對貴族。
其中有些人，如出身舊官吏家庭的拉茲科維奇以及加入了光明異端會和在巴黎同孔多塞結為好友的博學教授馬爾提諾維支，表現得尤其咄咄逼人。
但他們在群衆中沒有任何影響。
這些國家畢竟遠離法國，革命宣傳不易達到。
老實說，革命黨人對這些國家也并不重視，關鍵在于争取鄰國的輿論。
鄰國的敵對是極其可怕的，因為這是外國入侵的溫床。
在這方面，首先需要争取的是德國和英國，恰巧就在這兩個國家，革命思想的傳播可能獲得最大的成功。
法國革命在德國無疑激起了許多達官名人的好感。
其中包括一些貴族和王公，例如哥達公爵和公爵夫人，但多數是作家、記者和教授。
在當時最自由的知識中心美因茲，有瑞士史學家和埃塔爾大主教的秘書約翰·彌勒以及大學圖書館館長福斯泰；在哥丁根，有施略策爾和詩人施托爾貝格；在不倫瑞克，有米拉波的朋友毛維雄少校；在漢堡，有克洛普什托克。
表現最冷淡的恐怕要算魏瑪的一批文人：首席牧師赫爾德、《德意志信使報》社長維蘭特和讓&ndash保爾·李希特爾支持革命；歌德和席勒首鼠兩端，不肯公開反對。
在易北河彼岸的基爾，大學裡也分成了兩派，尼布爾表示不贊成革命。
在普魯士，許多人樂于向沃爾納的權威提出挑戰，他們同《智慧女神報》編輯阿爾申霍茲、德意志叢書出版社社長尼古拉和柏林歌劇院院長雷哈德一起盛贊革命。
康德和費希特這兩位偉大的哲學家沒有改變他們對革命的信念。
即使在維也納，啟蒙運動也蓬勃高漲。
唯獨受耶稣會教士控制的巴伐利亞長期抵制革命的宣傳。
革命宣傳不是單純的思想運動。
漢堡的資産階級于1790年7月14日舉行了慶祝活動。
一些報刊作家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演講；不久，有人控告光明異端會在準備起義。
更嚴重的是，萊茵地區的群衆正醞釀反抗。
由于饑荒蔓延，城市陷于混亂，寡頭統治面臨着挑戰。
在阿爾薩斯的影響下，萊茵地區的農民開始拒絕繳納貢賦，這種情況在帕拉丁地區和萊茵河沿岸地區尤其嚴重。
動蕩正逐漸深入德國内地：呂根島、邁森市郊和薩克森選侯國都爆發了規模不等的土地暴動，漢堡于1791年出現了罷工。
如果比利時和瑞士的起義能為宣傳助一臂之力，革命思想在德國的傳播還将會更加容易些。
巴黎一度曾對此寄予希望。
列日主教國在1787年前局勢始終平穩，随着法國消息的傳來，逐漸變得動蕩起來。
那裡的貴族比較軟弱，而資産階級卻随着工業的發展變得十分強大。
後來成為吉倫特派大臣的勒布倫當時在列日出版《歐洲總彙報》。
在攻克巴士底獄和8月4日晚的消息傳到後，群衆在柏桑日、法布裡和朗松内的領導下，于8月18日舉行了起義。
主教逃往特裡爾避難，但騷亂不久又蔓延到了特裡爾。
工人和農民正自己解放自己，列日公國正走上自發響應法國革命的道路。
這種情況固然是獨一無二的，但繼法國的榜樣之後，列日的榜樣鼓舞了比利時人反抗帝國皇帝的壓迫。
于1787年建立的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激起了一場猛烈的政治風潮；至今默默無聲地忍受約瑟夫二世統治的僧侶乘機起來造反。
省三級會議對君命時有抗拒，布拉邦特的省三級會議于1789年6月18日被撤銷。
在布雷達避難的律師萬代·諾脫向英國和普魯士請求支援布拉邦特，英普兩國為了使奧地利陷于困境，接受了這個請求。
省三級會議完全聽命于貴族，第三等級并不真正代表資産階級。
在布拉邦特，第三等級的議員由
外國君主反對革命，這是任何人都毫不懷疑的。
革命所宣告的和推行的原則革新了有關權利、政府和社會的全部觀念。
但各國間的争奪使君主們無暇顧及法國的内亂，直到路易十六主動向他們求援，他們才開始予以重視。
瓦倫事件給了法國君主制緻命的打擊，它對革命和歐洲的關系也具有決定性影響。
一、宣傳 最使國王們感到放心不下的還是革命的國際影響。
他們很早就對&ldquo俱樂部分子&rdquo的宣傳橫加指責，并怪罪法國政府的姑息和縱容。
其實，正如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一樣，革命思想的傳播是自發地進行的。
法國的事态發展自然也刺激了人們的好奇心。
無論在德國還是在意大利，純文學報刊的讀者不斷在減少。
法國出版商對他們所能得到的這批新主顧決不肯輕易放棄。
西班牙駐巴黎大使努内茲于1789年8月指出，有人将書刊譯成西班牙文，準備運往加塔洛尼亞。
人們耍盡種種花招逃脫警察的追查，即使宗教裁判所對書報走私也束手無策。
成千上萬的法國僑民是革命的義務宣傳員，旅法的大批外國人為革命宣傳出力更大。
成群的外國人擁向法國，這是空前的盛況。
巴澤多夫的繼承人崗普司铎帶着他的學生威廉·洪堡于7月14日後從德紹來到法國。
因随同庫克作了環球旅行而名揚四海的喬治·福斯泰從美因茲前來參加聯盟節。
施特拉斯堡吸引着萊茵人和施瓦本人；波恩大學教授、嘉布遣會教士歐洛格·施奈德爾于1791年到該地定居。
來自英國的有丹東的朋友霍爾克洛夫脫（1789年到達），布裡索的朋友、貴格會教士皮戈，詩人沃茲華斯和威廉斯小姐（1790年到達），後者不久對羅蘭夫人欽慕備至。
甚至從俄國也來了作家卡拉姆津，以及由其家庭教師羅默陪同的斯特羅加諾夫大公的兒子。
在這些客人中，竟有不少人公開參與法國人的内部紛争。
這在風行世界主義的當時是不足為奇的。
革命黨人以為世界的振興将以他們為榜樣，因而熱情歡迎一切願意加入革命的新人。
當然，并非所有的外國人都被革命所誘惑。
格裡姆男爵堅持反對革命；拉馬克伯爵收買了米拉波；科爾夫男爵夫人和英國人克拉福特幫助了國王出逃；《信使報》社長馬萊·杜潘最後轉向反革命一邊。
外國人中間還有一些間諜，如英國間諜埃利沃脫和米爾納，普魯士間諜埃弗拉姆，荷蘭間諜埃爾台男爵夫人。
但是，大多數外國人對自由事業懷有真誠的熱情，特别是沃茲華斯。
他們分别參加了&ldquo1789年俱樂部&rdquo、&ldquo雅各賓俱樂部&rdquo、&ldquo社會俱樂部&rdquo和&ldquo科特利埃俱樂部&rdquo。
有些人很快一舉成名，如人所共知的馬拉；克洛茲男爵于1790年6月19日帶領一群世界主義者來到制憲議會，以&ldquo人類演說家&rdquo的名義要求榮幸地代表世界各國參加聯盟節活動。
通過他們同自己祖國的聯系，或者通過他們回國後從事的活動和撰寫的遊記，這些&ldquo愛國分子&rdquo分散地、幾乎不自覺地變成了革命的宣傳員。
在外國人中表現突出和惹起較多麻煩的是那些政治避難者。
由于1781年和1782年的動亂，一些納沙特爾人和日内瓦人逃到了法國。
1787年有荷蘭的難民；1790年又有薩瓦、列日和布拉邦特的難民。
這些因深受迫害、離鄉背井而滿懷怨憤的人把宣傳當作發洩怨氣和怒火的機會。
他們往往因不了解法國的情況而把希望當作現實，并以自己的幻想來感染他們的法國朋友。
瑞士的政治避難者于1790年就在巴黎成立了&ldquo海爾維第俱樂都&rdquo，卡斯台拉律師在瑞士各州進行了串聯。
當年夏季，伯爾尼和弗裡堡正式提出了抗議。
秋天很快來到了，一些民主分子似乎也想到要展開宣傳。
社會俱樂部的講演者以及博納維爾的《鐵嘴報》分别發出号召，要求各國人民通過自由實現世界和平。
随後，龐卡爾·台依薩爾曾試圖在倫敦建立該俱樂部的分部。
社會俱樂部是由共濟會組織&ldquo真理之友社&rdquo創立的；博納維爾在共濟會的另一組織&ldquo蘇格蘭聖約翰社&rdquo中頗有影響，該社出版的小冊子由施特拉斯堡市長底特裡希負責向德國散發。
光明異端會于1787年曾試圖在法國共濟會中吸收會衆，博納維爾同他們建立了聯系。
在薩瓦方面，革命宣傳看來利用了蘇格蘭共濟會&mdash&mdash該組織在舊制度末年就以裡昂為中心，并演變為法國共濟會的一個分支組織。
大革命時代的著作家往往過分強調秘密會黨的影響，卻不能提供任何證據。
這些團體可能對革命有所幫助，但也不應過分誇大，隊伍比較整齊和能起一定政治作用的會黨肯定不多。
總而言之，在瓦倫事件前夕，宣傳正逐漸成為戰鬥的工具。
二、革命思想的傳播 革命宣傳并不一帆風順，事實證明它所遇到的障礙是根深蒂固的。
人們由于看不到或輕視這些障礙，往往把浮誇和狂熱的罪名加在革命者頭上。
确實，攻克巴士底獄曾激起了一些貴族和資産者的熱情，這種熱情甚至使法國人自己也上當受騙。
&ldquo向自由朝聖&rdquo的各國使者向革命黨人保證，革命的擁護者遍布全世界。
他們當然有權這麼說，但是，革命的擁護者在東歐顯然人數不多，影響不大。
諾維科夫、詩人拉季舍夫、哥裡津大公等少數俄國人對革命泛泛地表示同情，他們所希望的僅是由中央政權來推動革命，也許他們還等着拉哈爾普一手教育成人的、葉卡特琳娜二世的孫子的上台。
女沙皇把波蘭貴族當作雅各賓分子看待，因為貴族們在拉捷維爾家裡設立了一個俱樂部，并且以西歐為榜樣制訂了1791年5月3日憲法。
可是，城市的權利要求呼聲不高，在柯侖泰的努力下，貴族僅接納了幾名資産者參加議會有關貿易和市鎮事務的讨論。
至于農民，他們得到的不過是在理論上受法律保護而已。
匈牙利的局勢在1790年仍十分動蕩。
數百篇政論以&ldquo人民&rdquo的名義要求恢複代議制和接受馬紮爾語為國語。
但這裡所說的人民仍然指貴族。
費克蒂·德·加朗塔等一些貴族對伏爾泰和盧梭贊歎不已，他們在約瑟夫二世統治期間曾是反對派領袖，但在同利奧波德二世重歸于好後，卻要他放棄解放農民。
誠然，在約瑟夫二世和法國人的雙重影響下，巴提亞尼和哈日諾齊等作家如今在大叫大嚷地反對貴族。
其中有些人，如出身舊官吏家庭的拉茲科維奇以及加入了光明異端會和在巴黎同孔多塞結為好友的博學教授馬爾提諾維支，表現得尤其咄咄逼人。
但他們在群衆中沒有任何影響。
這些國家畢竟遠離法國，革命宣傳不易達到。
老實說，革命黨人對這些國家也并不重視，關鍵在于争取鄰國的輿論。
鄰國的敵對是極其可怕的，因為這是外國入侵的溫床。
在這方面，首先需要争取的是德國和英國，恰巧就在這兩個國家，革命思想的傳播可能獲得最大的成功。
法國革命在德國無疑激起了許多達官名人的好感。
其中包括一些貴族和王公，例如哥達公爵和公爵夫人，但多數是作家、記者和教授。
在當時最自由的知識中心美因茲，有瑞士史學家和埃塔爾大主教的秘書約翰·彌勒以及大學圖書館館長福斯泰；在哥丁根，有施略策爾和詩人施托爾貝格；在不倫瑞克，有米拉波的朋友毛維雄少校；在漢堡，有克洛普什托克。
表現最冷淡的恐怕要算魏瑪的一批文人：首席牧師赫爾德、《德意志信使報》社長維蘭特和讓&ndash保爾·李希特爾支持革命；歌德和席勒首鼠兩端，不肯公開反對。
在易北河彼岸的基爾，大學裡也分成了兩派，尼布爾表示不贊成革命。
在普魯士，許多人樂于向沃爾納的權威提出挑戰，他們同《智慧女神報》編輯阿爾申霍茲、德意志叢書出版社社長尼古拉和柏林歌劇院院長雷哈德一起盛贊革命。
康德和費希特這兩位偉大的哲學家沒有改變他們對革命的信念。
即使在維也納，啟蒙運動也蓬勃高漲。
唯獨受耶稣會教士控制的巴伐利亞長期抵制革命的宣傳。
革命宣傳不是單純的思想運動。
漢堡的資産階級于1790年7月14日舉行了慶祝活動。
一些報刊作家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演講；不久，有人控告光明異端會在準備起義。
更嚴重的是，萊茵地區的群衆正醞釀反抗。
由于饑荒蔓延，城市陷于混亂，寡頭統治面臨着挑戰。
在阿爾薩斯的影響下，萊茵地區的農民開始拒絕繳納貢賦，這種情況在帕拉丁地區和萊茵河沿岸地區尤其嚴重。
動蕩正逐漸深入德國内地：呂根島、邁森市郊和薩克森選侯國都爆發了規模不等的土地暴動，漢堡于1791年出現了罷工。
如果比利時和瑞士的起義能為宣傳助一臂之力，革命思想在德國的傳播還将會更加容易些。
巴黎一度曾對此寄予希望。
列日主教國在1787年前局勢始終平穩，随着法國消息的傳來，逐漸變得動蕩起來。
那裡的貴族比較軟弱，而資産階級卻随着工業的發展變得十分強大。
後來成為吉倫特派大臣的勒布倫當時在列日出版《歐洲總彙報》。
在攻克巴士底獄和8月4日晚的消息傳到後，群衆在柏桑日、法布裡和朗松内的領導下，于8月18日舉行了起義。
主教逃往特裡爾避難，但騷亂不久又蔓延到了特裡爾。
工人和農民正自己解放自己，列日公國正走上自發響應法國革命的道路。
這種情況固然是獨一無二的，但繼法國的榜樣之後，列日的榜樣鼓舞了比利時人反抗帝國皇帝的壓迫。
于1787年建立的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激起了一場猛烈的政治風潮；至今默默無聲地忍受約瑟夫二世統治的僧侶乘機起來造反。
省三級會議對君命時有抗拒，布拉邦特的省三級會議于1789年6月18日被撤銷。
在布雷達避難的律師萬代·諾脫向英國和普魯士請求支援布拉邦特，英普兩國為了使奧地利陷于困境，接受了這個請求。
省三級會議完全聽命于貴族，第三等級并不真正代表資産階級。
在布拉邦特，第三等級的議員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