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平民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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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軍隊使三個等級的沖突演變成一場内戰;法國革命不但因此具有突變的性質,而且革命的深遠程度也超出資産階級的初衷和預見。

    在平民加入革命後,舊制度頃刻間土崩瓦解;然而,群衆是在經濟危機和三級會議召開的雙重影響下逐漸動員起來的。

    這兩項原因的結合為起義做好了思想準備。

     一、經濟危機 法國在七年戰争後出現的生産高漲,即路易十五的盛世,自1778年起在重重困難的阻撓下停止了。

    傳統經濟的周期性危機和農業的豐歉失調導緻了曆史學家所說的&ldquo路易十六的衰落&rdquo。

    最初,葡萄的特大豐收造成酒的銷售不暢,酒價下跌一半。

    1781年後,酒價雖略有回升,但葡萄農的境遇沒有好轉,因為酒價回升完全是由供不應求造成的,但偏在那時,葡萄農卻沒有許多酒可供出售。

    法國幾乎普遍種植葡萄,這是大多數農民收益最大的商品生産。

    酒賤傷農:農民收入大大減少,分益佃農更沒有出路。

    此外,糧食價格也下降了,糧價過低的狀況一直持續到1787年。

    最後,在1785年,一場旱災造成了牲畜的大量死亡。

     鄉村居民占消費者的最大多數,由于鄉村購買力的削減,工業生産從1786年起也直線下降。

    英法貿易協定雖然并非如人們曆來所說那樣是工業不景氣的根本原因,但它畢竟使法國工業暫時處于困境,迫使它實行現代化的改造,以适應外來的競争。

    失業現象變得愈加嚴重,在鄉村工業已獲發展的農村,困難情形并不比城市好。

     因此,當1788年農業出現災難性歉收、平民階級面臨饑荒時,糧食卻沒有一點儲備。

    面包價格不斷上漲。

    到1789年7月,在政府賠本抛售進口糧的情況下,巴黎每磅面包售價仍高達四蘇,而在某些外省則要加倍。

    據估計,要使雇傭勞動者的生活得以維持,面包價格每磅不得超過二蘇。

    面包是他們的主食,每人每天平均消費一磅半,重體力勞動者甚至需要二至三磅。

    奈克爾下令向國外購買大批糧食。

    如同通常那樣,人們開設赈濟所,布施湯粥。

    嚴寒過後,青黃不接,物價繼續暴漲。

    我們不能再被所謂經濟發達産生社會富裕這個假象所蒙騙了。

    半個世紀以來,特别由于饒勒斯的努力,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法蘭西王國的繁榮是資産階級力量壯大的根源。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反駁米希勒的斷言,并進一步指出,大革命不是在一個因天不佑人和災難叢生的社會中,而是在一個蒸蒸日上的社會中出現的。

    應該看到,殖民開發的高額利潤首先要通過轉手出口才取得,因而本國的勞動者從中不能得到人們想象的那麼多的好處。

    何況,長時期的物價上漲增加了大地主和資産者的收入,而工資卻沒有相應地提高。

    大家知道,在大革命前的十年裡,法國的生産既不穩定又不景氣,群衆的生活更加拮據,饑荒的襲擊終于到來。

     不論平民(手工業者、小店主和職員)和無産者(下等平民)還是農民(收成不足自給的小自耕農和分成制佃戶,不生産糧食的葡萄種植者)和城市居民,他們一緻把災難歸罪于政府和統治階級。

    稅收絲毫不減,收入卻一落千丈。

    在諸物昂貴的時期,征收消費稅更令人痛恨。

    酒之所以賣不出去,是因為酒稅限制了消費。

    面包之所以不夠,是因為布裡盎在1787年解除了對糧食貿易和糧食出口的一切限制。

    奈克爾固然禁止了糧食出口,對進口給予了獎勵,并恢複了集市貿易制度,但那已為時過晚!囤積居奇者早已乘機鑽了空子。

    隻要一名官吏從事囤積,所有的官吏,包括政府在内,都有囤積的嫌疑,&ldquo結黨營私&rdquo畢竟不是一句空話。

    收取什一稅的僧侶和領主也同樣激起人們的憤怒。

    什一稅從本已微薄的收成中提出一定比例,勢必危及耕種者的生計;尤其,僧侶和領主把收得的實物地租囤積起來,耕種者的貧困愈嚴重,他們所得的利益就愈大。

    總之,第三等級的團結發生了動搖。

    糧商、面包商和磨坊主感受到威脅;主張經濟自由的資産者遭到平民的敵視,平民反對資本主義,自然就傾向實行征購和限價。

    奈克爾曾允許各地酌情征購部分糧食以保證市場供應,但各省的巡按使和市政當局卻置之不理。

     1789年一天一天地在過去,騷動使地方當局膽戰心驚,難以招架。

    4月28日,巴黎市郊聖安東尼區的雷威永工場和昂利奧工場被洗劫一空。

    全國各地的市場随時都有鬧出亂子的可能。

    此外,由于加工和運輸的需要,糧食往往在饑民衆目睽睽之下經水陸往返運送。

    軍隊和騎警四出保護,疲于奔命;尤其,他們同亂民一樣食不果腹,因而往往對他們表現得十分寬容,甚至無意識地慢慢同亂民站在一起。

    舊制度的大廈已搖搖欲墜。

     動蕩的局勢在農村特别嚴重。

    農村被稅收壓得喘不過氣來,什一稅和領主征收的貢賦更令人不堪忍受。

    作為一個整體,農民包括了短工、分成制佃農、小自耕農和大農莊主,盡管他們已經感到他們内部存在着種種分歧,但他們在反對國王的稅收和貴族的問題上卻團結一緻。

    早在7月14日前,反抗運動已風起雲湧,例如3月末在普羅旺斯,4月在加普地區,5月在康布雷齊和畢卡第,均有農民暴亂的發生。

    在凡爾賽和巴黎四郊,獵物被捕殺盡淨,樹林被大批砍伐。

    但是,在另一方面,暴動使平民自己也擔驚受怕,因為乞丐轉眼間如瘟疫般遍布全國,許多零工和小自耕農也紛紛外出行乞。

    窮人們離鄉背井,流離失所,麇集城市,劫掠村莊,縱火行兇,宰殺禽畜,偷割青苗,無所不為。

    地方當局對這些不逞之徒無可奈何,于是同意各村莊武裝自衛。

    恐慌情緒十分普遍,人們往往無驚自擾,談虎色變,草木皆兵。

    膽怯者以為大難臨頭,逃難者又把驚慌帶往他鄉。

     二、&ldquo好消息&rdquo和深切的期望 假如三級會議的召開沒有深刻地觸動平民的感情,經濟危機還不一定會推動平民去幫助資産階級。

    平民雖然選舉了資産者,資産者卻為着自己的目的,對平民很少關心。

    但是,三級會議的召開畢竟被當作一個預示着人的命運将發生奇迹般變化的&ldquo好消息&rdquo在平民中傳開了。

    這個奇特的事件激起了人們既鮮明又模糊的希望;希望所有人都比以往生活得更加幸福。

    資産階級同樣懷有這個希望;它把第三等級中各種不同的成分凝聚在一起,從而成為革命理想主義的源泉。

    但在平民中間,希望還賦予革命所謂&ldquo神秘幻想&rdquo的性質,這種&ldquo幻想&rdquo孕育着主動性和堅毅性,以及有關未來的一系列觀念。

    可以說,在其開始,這些觀念堪與處在創始階段的宗教運動相比拟,窮人們樂于從中看到人間天堂的恢複。

     7月14日,阿爾蒂爾·揚格在去阿爾貢省的依絲萊脫的途中遇到一名貧窮的婦人;她向他訴說自己的苦難:&ldquo聽說,一些大人物将為減輕窮人的苦難做點好事”但是,她不知道究竟大人物是誰和他們要做什麼好事。

    她又說:&ldquo願上帝給我們帶來好世道,各種賦稅實在太重了。

    &rdquo 既然國王向其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