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國家和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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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他們在回國後，當革命危機迫近時，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自由派貴族的核心。
孔多塞等人在革命過程中提出的某些創議正是從新共和國那裡吸取的教益。
正如1688年的英國革命一樣，美國革命的成功在于大地主貴族階級同金融家、大商人、造船主和制造商等大資産階級實現了妥協；唯一不同的是：一方面，由于在殖民地從未有過貴族院，當王權不再存在時，美國不保留任何世襲的政治權；另方面，華盛頓等人并不享有任何特權，他們之成為貴族，僅僅因為祖上擁有大量地産而已。
在這個社會裡，财富等級比舊大陸更加明顯，統治階級所關心的事同英國的主子沒有根本性差别，隻是要防止共和國朝民主的方向發展。
然而，戰争的後果比對未來的擔憂使統治者更加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的直接利益在戰争中受到了損害。
美國各州和聯邦國會分别發行了紙币和公債；由于比價不斷下跌，債權人在收回債款時，這些證券很可能一文不值。
航運、貿易和工業在戰争期間已瀕于破産。
在和平恢複後，英國又是一個可怕的競争對手。
平民階級因參加了獨立戰争而表現很不安分，尤其是作為債務人在通貨膨脹中得益的小地主和小莊園主。
他們開始與資本主義資産階級和種植園主相敵對，對那些用低價收買貶值票據或者買進大片土地然後分作小片出售的投機商，則更加憤恨。
同不久後的法國革命一樣，美國革命也把流亡的保王分子的土地沒收和出售。
此外，随着&ldquo拓荒者&rdquo深入到俄亥俄平原，國會于1787年制訂了有關占有這些&ldquo西部土地&rdquo的法規；商人們甚至勸誘歐洲加入對西部土地的開發。
最後，由于革命精神與奴隸制互不相容，有一些州在取消黑人買賣的同時，準備根絕奴隸制。
組成合衆國的十三個州原則上都是獨立的；至于合衆國是否如歐洲的瑞士邦聯那樣僅限于共同防禦，這在當時還不清楚。
聯邦當局由于沒有權力，也就不能制止通貨膨脹、清理貨币、整頓債務、償付利息、制訂關稅，以及維持一支對外保障獨立、對内保護有産者的軍隊。
1787年憲法的通過和合衆國政府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義；其創議者為此獲得了應得的榮譽，但他們的本意并非單純為了建立民族國家，階級利益和個人利益也部分地促使他們這樣做。
華盛頓本人就是共和國最富有的産業主之一；羅伯特·莫裡斯是個大投機商；富蘭克林對賺錢的機會從不放過。
相比之下，因作出傑出貢獻而遭到殘酷打擊、最後可憐地死去的漢密爾頓顯然是最冤枉的了，他公開推行了發展工商資本主義的政策。
大産業主也贊成這個計劃，其條件是奴隸問題由各州自行決定，以便通過有效的聯邦執行機構防止可能發生的黑人起義。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各州均附有财産條件。
何況，在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缺乏組織的條件下，群衆不可能同有知識、有财産的少數統治者相對抗。
城市無産階級或者表現冷淡，或者追随雇主。
反對情緒在鄉村居民和退職軍人中比較強烈，後者的薪饷是用貶值貨币支付的。
主持費城會議的領導人在承認主權屬于人民的同時，容許各州保留其獨特的選舉制，竭力分散聯邦權力，以防止獨占聯邦權力的任何圖謀。
随後選出的衆參兩院隻是費城會議的延續。
當華盛頓于1789年就任總統時，半數以上的憲法起草人加入了他的政府。
出任财政部長的漢密爾頓終于開始工作了：在1790和1791兩年内，國會穩定了公債的比價，其中包括各州的公債；建立了國家銀行，其中四分之三的資金來自聯邦公債券；通過了關稅稅則；出售了公有土地，其中部分土地以公債券償付；批準了招募陸軍和海軍；通過對農民私人釀酒征收酒稅，彌補了财政收入的不足。
在建立國家機器的過程中，統治階級滿足了自身的利益，并盡量堵塞了通向民主的道路。
如果完全按漢密爾頓的辦法去做，人們或許會走得更遠，因為他對英國憲法規定的爵位世襲頗為欣賞。
約翰·亞當斯也認為，官吏終身制至少可以使人更加放心。
把起義軍軍官集合在&ldquo辛辛納圖斯會&rdquo中已是把他們晉升為世襲貴族的一次嘗試，雖然這是一次徒勞的嘗試。
歐洲的民主派看來并非十分懂得這種政治生活的經濟和社會實質。
然而，他們覺得，同美國革命初期宣布的原則相比，革命事業尚有其不足之處。
美國革命所說的信仰自由僅适用于基督徒；對黑人說來，奴隸制依舊存在。
如同在英國一樣，美國革命的領導人閉口不談權利平等，這不僅因為，在一個不存在合法特權的國家裡，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且因為，這個原則隻能為平民階級的權利要求提供借口。
為更加保險起見，他們把權利平等束之高閣，并且不給平民選舉權。
五、法國 由其本身的性質所決定，法國的君主制界于英國的立憲制和大陸的專制制之間。
法國不同于英國，因為國王并不與貴族分享政權；它又不同于俄國和普魯士，因為國王并不把農民完全交給貴族。
法國在保留貴族特權的同時，讓新貴族大量滋生，又讓資産階級成長壯大。
在路易十四時代，君主制業已成為中央集權的官僚極權制，似乎已沒有任何力量能動搖國王的絕對權威，貴族也似乎已永遠服從國王。
其實不然，正如資産階級的上升一樣，貴族的反動貫穿着整個十八世紀。
貴族固然已不再動用武力，但它用資産階級的慣用手段&mdash&mdash對抗宮廷和訴諸輿論&mdash&mdash抵制和破壞國王的權威。
那些遠祖或近祖原是平民出身的佩劍貴族自然一馬當先，購買官職的司法行政官吏則随聲附和，因為國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正力圖從他們手裡奪走地方政務。
世襲貴族和主教聯合控制着各省的三級會議；在省三級會議業已消失的地區，他們力圖恢複這個組織。
&ldquo太陽王&rdquo對世襲貴族的不信任，如今已逐漸被他的繼承人所遺忘，他們把高官顯職交給世襲貴族。
假如聖西門公爵在路易十六統治期間依舊在世，他或許不會再責備國王被&ldquo資産階級宵小&rdquo所包圍。
除奈克爾外，所有的大臣都是四代封爵的貴族。
出身同樣高貴的巡按使分别在各自的轄區定居、聯姻和購買土地，并與當地的貴族稱兄道弟。
可見，法國開明專制的行之有效僅僅依靠了個别卓越人物的治理才能。
馬肖、摩普和杜爾哥推行的結構改革在貴族集團、高等法院、教士會議和各省三級會議的反對下終于慘遭失敗。
行政組織的改善起色不大，路易十六在任用大臣和聽取意見等方面，同路易十四很少差别。
随着交通和經濟聯系的發達，随着學校教育和首都吸引力的加強，民族統一繼續有所進步，但法國仍分為&ldquo稅區&rdquo和&ldquo省區&rdquo兩種行政體制。
在各個&ldquo稅區&rdquo，巡按使包攬一切，反對高等法院有所畏懼；在各個&ldquo省區&rdquo，巡按使必須同日益擴大其自主權的省三級會議進行協商。
這種情況在布列塔尼尤其突出。
法國南部仍遵循羅馬法，北部則在很大程度上按習慣辦事。
貴族仍享有一定的司法權，教會法庭執行其教規，國王的手谕高于一切。
國内的稅卡林立和稅制不一阻礙着民族市場的形成。
大至地區之間，小至教區之間，度量衡均不統一。
行政、司法、财政和宗教區劃的極不平衡和互相牽制，隻
孔多塞等人在革命過程中提出的某些創議正是從新共和國那裡吸取的教益。
正如1688年的英國革命一樣，美國革命的成功在于大地主貴族階級同金融家、大商人、造船主和制造商等大資産階級實現了妥協；唯一不同的是：一方面，由于在殖民地從未有過貴族院，當王權不再存在時，美國不保留任何世襲的政治權；另方面，華盛頓等人并不享有任何特權，他們之成為貴族，僅僅因為祖上擁有大量地産而已。
在這個社會裡，财富等級比舊大陸更加明顯，統治階級所關心的事同英國的主子沒有根本性差别，隻是要防止共和國朝民主的方向發展。
然而，戰争的後果比對未來的擔憂使統治者更加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的直接利益在戰争中受到了損害。
美國各州和聯邦國會分别發行了紙币和公債；由于比價不斷下跌，債權人在收回債款時，這些證券很可能一文不值。
航運、貿易和工業在戰争期間已瀕于破産。
在和平恢複後，英國又是一個可怕的競争對手。
平民階級因參加了獨立戰争而表現很不安分，尤其是作為債務人在通貨膨脹中得益的小地主和小莊園主。
他們開始與資本主義資産階級和種植園主相敵對，對那些用低價收買貶值票據或者買進大片土地然後分作小片出售的投機商，則更加憤恨。
同不久後的法國革命一樣，美國革命也把流亡的保王分子的土地沒收和出售。
此外，随着&ldquo拓荒者&rdquo深入到俄亥俄平原，國會于1787年制訂了有關占有這些&ldquo西部土地&rdquo的法規；商人們甚至勸誘歐洲加入對西部土地的開發。
最後，由于革命精神與奴隸制互不相容，有一些州在取消黑人買賣的同時，準備根絕奴隸制。
組成合衆國的十三個州原則上都是獨立的；至于合衆國是否如歐洲的瑞士邦聯那樣僅限于共同防禦，這在當時還不清楚。
聯邦當局由于沒有權力，也就不能制止通貨膨脹、清理貨币、整頓債務、償付利息、制訂關稅，以及維持一支對外保障獨立、對内保護有産者的軍隊。
1787年憲法的通過和合衆國政府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義；其創議者為此獲得了應得的榮譽，但他們的本意并非單純為了建立民族國家，階級利益和個人利益也部分地促使他們這樣做。
華盛頓本人就是共和國最富有的産業主之一；羅伯特·莫裡斯是個大投機商；富蘭克林對賺錢的機會從不放過。
相比之下，因作出傑出貢獻而遭到殘酷打擊、最後可憐地死去的漢密爾頓顯然是最冤枉的了，他公開推行了發展工商資本主義的政策。
大産業主也贊成這個計劃，其條件是奴隸問題由各州自行決定，以便通過有效的聯邦執行機構防止可能發生的黑人起義。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各州均附有财産條件。
何況，在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缺乏組織的條件下，群衆不可能同有知識、有财産的少數統治者相對抗。
城市無産階級或者表現冷淡，或者追随雇主。
反對情緒在鄉村居民和退職軍人中比較強烈，後者的薪饷是用貶值貨币支付的。
主持費城會議的領導人在承認主權屬于人民的同時，容許各州保留其獨特的選舉制，竭力分散聯邦權力，以防止獨占聯邦權力的任何圖謀。
随後選出的衆參兩院隻是費城會議的延續。
當華盛頓于1789年就任總統時，半數以上的憲法起草人加入了他的政府。
出任财政部長的漢密爾頓終于開始工作了：在1790和1791兩年内，國會穩定了公債的比價，其中包括各州的公債；建立了國家銀行，其中四分之三的資金來自聯邦公債券；通過了關稅稅則；出售了公有土地，其中部分土地以公債券償付；批準了招募陸軍和海軍；通過對農民私人釀酒征收酒稅，彌補了财政收入的不足。
在建立國家機器的過程中，統治階級滿足了自身的利益，并盡量堵塞了通向民主的道路。
如果完全按漢密爾頓的辦法去做，人們或許會走得更遠，因為他對英國憲法規定的爵位世襲頗為欣賞。
約翰·亞當斯也認為，官吏終身制至少可以使人更加放心。
把起義軍軍官集合在&ldquo辛辛納圖斯會&rdquo中已是把他們晉升為世襲貴族的一次嘗試，雖然這是一次徒勞的嘗試。
歐洲的民主派看來并非十分懂得這種政治生活的經濟和社會實質。
然而，他們覺得，同美國革命初期宣布的原則相比，革命事業尚有其不足之處。
美國革命所說的信仰自由僅适用于基督徒；對黑人說來，奴隸制依舊存在。
如同在英國一樣，美國革命的領導人閉口不談權利平等，這不僅因為，在一個不存在合法特權的國家裡，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且因為，這個原則隻能為平民階級的權利要求提供借口。
為更加保險起見，他們把權利平等束之高閣，并且不給平民選舉權。
五、法國 由其本身的性質所決定，法國的君主制界于英國的立憲制和大陸的專制制之間。
法國不同于英國，因為國王并不與貴族分享政權；它又不同于俄國和普魯士，因為國王并不把農民完全交給貴族。
法國在保留貴族特權的同時，讓新貴族大量滋生，又讓資産階級成長壯大。
在路易十四時代，君主制業已成為中央集權的官僚極權制，似乎已沒有任何力量能動搖國王的絕對權威，貴族也似乎已永遠服從國王。
其實不然，正如資産階級的上升一樣，貴族的反動貫穿着整個十八世紀。
貴族固然已不再動用武力，但它用資産階級的慣用手段&mdash&mdash對抗宮廷和訴諸輿論&mdash&mdash抵制和破壞國王的權威。
那些遠祖或近祖原是平民出身的佩劍貴族自然一馬當先，購買官職的司法行政官吏則随聲附和，因為國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正力圖從他們手裡奪走地方政務。
世襲貴族和主教聯合控制着各省的三級會議；在省三級會議業已消失的地區，他們力圖恢複這個組織。
&ldquo太陽王&rdquo對世襲貴族的不信任，如今已逐漸被他的繼承人所遺忘，他們把高官顯職交給世襲貴族。
假如聖西門公爵在路易十六統治期間依舊在世，他或許不會再責備國王被&ldquo資産階級宵小&rdquo所包圍。
除奈克爾外，所有的大臣都是四代封爵的貴族。
出身同樣高貴的巡按使分别在各自的轄區定居、聯姻和購買土地，并與當地的貴族稱兄道弟。
可見，法國開明專制的行之有效僅僅依靠了個别卓越人物的治理才能。
馬肖、摩普和杜爾哥推行的結構改革在貴族集團、高等法院、教士會議和各省三級會議的反對下終于慘遭失敗。
行政組織的改善起色不大，路易十六在任用大臣和聽取意見等方面，同路易十四很少差别。
随着交通和經濟聯系的發達，随着學校教育和首都吸引力的加強，民族統一繼續有所進步，但法國仍分為&ldquo稅區&rdquo和&ldquo省區&rdquo兩種行政體制。
在各個&ldquo稅區&rdquo，巡按使包攬一切，反對高等法院有所畏懼；在各個&ldquo省區&rdquo，巡按使必須同日益擴大其自主權的省三級會議進行協商。
這種情況在布列塔尼尤其突出。
法國南部仍遵循羅馬法，北部則在很大程度上按習慣辦事。
貴族仍享有一定的司法權，教會法庭執行其教規，國王的手谕高于一切。
國内的稅卡林立和稅制不一阻礙着民族市場的形成。
大至地區之間，小至教區之間，度量衡均不統一。
行政、司法、财政和宗教區劃的極不平衡和互相牽制，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