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國家和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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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抵押貸款。
對農民的奴役最突出地表現了王室同貴族的狼狽為奸。
弗裡德裡希二世曾贊同廢除農奴制，主張限制農民的勞役和貢賦負擔或用其他方式來代替，但他不敢貿然侵犯容克的産業，聽任他們在自己的領地内獨斷專行，并為國王征收土地稅。
葉卡特琳娜二世把俄羅斯的農奴制推廣到烏克蘭，把從王家領地和教會産業上逐走的大批農民分配給她的心腹寵臣；貴族的橫行無道比在普魯士更甚，他們可以任意征派農奴去軍隊服役。
丹麥、瑞典、波蘭等鄰國的情形隻能使普魯士和俄羅斯的君主對貴族采取更加謹慎的态度。
在哥本哈根，建立君主極權使施特倫澤喪命；在貴族同意下執政的伯恩斯托爾夫雖然取消了農奴制，但僅是為了按照英國的方式兼并土地。
在瑞典，農民是自由的，古斯塔夫三世同貴族的沖突表現在政治方面：國王在1772年發動了一場政變，終于執掌了政權，但他還準備發動新的政變。
尤其，波蘭向王公們提供了一個富有教益的榜樣：他們對波蘭農民所受的壓迫并不關心，但他們注視着波蘭封建主的無政府狀态，因為他們正是利用了這種無政府狀态才瓦解了共和國。
某些君主不但不放松對革新派的限制，相反對德國教會，對資産者和貴族中傳統觀念的衰落感到驚慌。
和由不倫瑞克的斐迪南所領導的共濟會的忠君思想并不招惹嫌疑；但激進分子對它的軟弱感到不滿，特别在耶稣會仍有影響的巴伐利亞。
威沙普特在因戈爾施塔特成立了光明異端會，并同漢諾威人克尼格一起制訂了該會的等級和紀律。
1782年，他們在哈瑙附近的威爾海姆斯巴得的共濟會會員大會上試圖争取各支部的同情，但沒有成功；然而，他們在德國南部和維也納的自由職業者、官吏和紳士中争取到二千多名信徒。
光明異端會分子尖銳批評已成立的政權和社會，但還沒有任何事實能證明他們打算采取革命行動。
如同哲學家們一樣，他們隻是希望通過擴大信徒的辦法來取得政府的同情。
在巴伐利亞，他們被敵人指控為奧地利的奸細，而奧地利當時正想吞并巴伐利亞選侯國。
光明異端會于1785年被禁止，耶稣會掀起了一場反對自由思想的運動；威沙普特亡命出走；其擁護者受到追捕，從1789年起更有問罪判刑的危險。
與此同時，玫瑰十字會在普魯士挑動政府鎮壓啟蒙運動。
弗裡德裡希二世1786年去世後，玫瑰十字會更掌握了普魯士王國，因為随之接位的弗裡德裡希&ndash威廉二世是玫瑰十字會的成員之一。
沃爾納和比碩夫斯威德借機飛黃騰達，前者出任司法大臣兼情報部門的頭目，後者任國王軍事總監。
被迫左右逢源的國王得不到信徒們的諒解；但是，他力圖要新教牧師和教師皈依正統。
在《宗教敕令》發布後，學生使用的課本受到嚴格的審查，牧師和教師必須精通教義，而且備受行政當局的種種限制和監督。
反動勢力在薩克森和漢諾威蔓延猖獗。
盡管強盛的鄰國君主對貴族尚且曲意遷就，約瑟夫二世卻堅持己見，一意孤行，拒不附和反動勢力。
他的可悲下場使鄰國君主更加謹慎小心。
約瑟夫二世決心向領主制開刀，下令廢除農奴制，接受農民向法院告狀，限制勞役和貢賦，允許并規定将勞役和貢賦改作贖金。
1789年，他又把以上改革同土地稅改革和建立土地冊結合在一起：如果把土地收入按百分計算，其中農民占七十，十二又三分之一歸國家，領主隻剩下十七又三分之二。
這些措施激起了貴族的普遍反對；首先在匈牙利，他們利用1787年開始的艱難的和付出很大代價的奧土戰争，促使哈布斯堡王朝土崩瓦解。
哈布斯堡王朝的失敗以及弗裡德裡希二世和葉卡特琳娜二世的成功足以說明，東歐的開明君主隻能在犧牲第三等級和同貴族妥協的條件下才能成功。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隻要社會等級制不受到嚴重威脅，早已順從國王和力不從心的貴族表現尚稱安分；但即使在那裡，也談不到取消特權的問題。
二、英國 英國的進步同大陸各國的落後恰成鮮明對照。
英國貴族對英國的經濟進步起了一定作用，而資産階級的地位在經濟進步推動下上升了，這種上升在英國國教教徒和加爾文派之間的沖突和反對天主教的鬥争的掩蓋下，導緻了最早的兩次近代革命。
實際上，兩次革命最後都以妥協而告終，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
一方面，貴族和大資産階級為着自己的利益，同心協力統治社會和領導政府。
另方面，國王不得不最終承認立憲制原則。
個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已經被确認，至少它們已為上層階級所理解，并且後來也部分地得到了實現。
國王同國會&mdash&mdash即同組成貴族院的貴族&mdash&mdash共掌政權；同時，國王又利用混亂和腐敗的選舉制度，部分地控制平民院的議席，既尊重富裕缙紳的地位，又巧妙地把某些&ldquo腐敗選區&rdquo或&ldquo保留選區&rdquo讓給大學中出類拔萃的&ldquo人才&rdquo，例如小皮特。
然而，國王畢竟享有特權，他掌握部分選區，分配&ldquo賞賜&rdquo、津貼和肥缺，出讓包買權，從而使政府能掌握&ldquo順從的多數&rdquo。
在漢諾威王朝最早兩任國王的統治期間，由于托利黨人有同情詹姆士二世之嫌，而紳士又與新王朝作對，國王不得不幫助輝格黨人控制國會，并在輝格黨人中挑選大臣。
英國的&ldquo議會制&rdquo從此粗具規模，真正的權力屬于代表議會多數并随着議會多數的變化而變化的内閣。
但是，随着斯圖亞特王朝的曆史教訓日漸淡薄，喬治三世以為可以濫用王權，并企圖重新執掌政務；皮特在同輝格黨破裂後，于1784年協助國王主持國政。
他們串通一氣，為&ldquo新托利黨&rdquo争得了議會多數，皮特因此獲得了鞏固議會制的名聲。
其實，皮特隻能指揮少數個人私黨，他無非假手國王搞垮他所不贊成的改革而已。
他權欲甚旺，并像他父親一樣，以為隻有他才能保證國家的強盛和繁榮，因而他對國王的肆意羞辱始終逆來順受。
社會妥協并不因此被破壞，它貫穿着整個這一時期。
貴族或者在政府和國會任職，或者管理地方事務（州郡的保安官，教區的鄉紳），他們要把既得利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圈地法和谷物法就證明了這點。
大資産階級也參與其事：他們竭力維護關稅保護、航運法、殖民貿易壟斷，以及凡能保證足夠勞動力的法律。
公債利息、軍需供應、對印度的掠奪使大資産階級的資本大大增加。
作為貴族和大資産階級集團的代理人，老皮特創建了大不列颠帝國。
他的兒子小皮特耐心地醫治美國獨立戰争帶來的創傷，強迫動産主作出微小的犧牲，力圖整頓财政、償還債務和恢複金融。
為此，他一方面認為必須求得和平，另方面仍努力重建海軍，伺機加強英國的外交地位。
陰暗面也還不少。
在英國，金錢勢力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通行無阻。
一切都可用金錢買到，人們鑽營進入國會，往往隻是為了擴大謀取财利的地盤。
由貴族控制的大部分行政機構本身就十分軟弱，加上收受賄賂、濫用特權和安插親信，就變得更加腐敗。
非國教新教徒仍受限制，針對天主教徒的非常法仍然存在。
許多寡頭生活腐化，激起了受宗教複興運動支持的清教徒的憤慨。
人們希望純潔公共生活；社會福利和慈善團體紛紛要求改組濟貧和平民教育事業以及改善監獄待遇。
有一個社會團體曾要求廢止黑
對農民的奴役最突出地表現了王室同貴族的狼狽為奸。
弗裡德裡希二世曾贊同廢除農奴制，主張限制農民的勞役和貢賦負擔或用其他方式來代替，但他不敢貿然侵犯容克的産業，聽任他們在自己的領地内獨斷專行，并為國王征收土地稅。
葉卡特琳娜二世把俄羅斯的農奴制推廣到烏克蘭，把從王家領地和教會産業上逐走的大批農民分配給她的心腹寵臣；貴族的橫行無道比在普魯士更甚，他們可以任意征派農奴去軍隊服役。
丹麥、瑞典、波蘭等鄰國的情形隻能使普魯士和俄羅斯的君主對貴族采取更加謹慎的态度。
在哥本哈根，建立君主極權使施特倫澤喪命；在貴族同意下執政的伯恩斯托爾夫雖然取消了農奴制，但僅是為了按照英國的方式兼并土地。
在瑞典，農民是自由的，古斯塔夫三世同貴族的沖突表現在政治方面：國王在1772年發動了一場政變，終于執掌了政權，但他還準備發動新的政變。
尤其，波蘭向王公們提供了一個富有教益的榜樣：他們對波蘭農民所受的壓迫并不關心，但他們注視着波蘭封建主的無政府狀态，因為他們正是利用了這種無政府狀态才瓦解了共和國。
某些君主不但不放松對革新派的限制，相反對德國教會，對資産者和貴族中傳統觀念的衰落感到驚慌。
和由不倫瑞克的斐迪南所領導的共濟會的忠君思想并不招惹嫌疑；但激進分子對它的軟弱感到不滿，特别在耶稣會仍有影響的巴伐利亞。
威沙普特在因戈爾施塔特成立了光明異端會，并同漢諾威人克尼格一起制訂了該會的等級和紀律。
1782年，他們在哈瑙附近的威爾海姆斯巴得的共濟會會員大會上試圖争取各支部的同情，但沒有成功；然而，他們在德國南部和維也納的自由職業者、官吏和紳士中争取到二千多名信徒。
光明異端會分子尖銳批評已成立的政權和社會，但還沒有任何事實能證明他們打算采取革命行動。
如同哲學家們一樣，他們隻是希望通過擴大信徒的辦法來取得政府的同情。
在巴伐利亞，他們被敵人指控為奧地利的奸細，而奧地利當時正想吞并巴伐利亞選侯國。
光明異端會于1785年被禁止，耶稣會掀起了一場反對自由思想的運動；威沙普特亡命出走；其擁護者受到追捕，從1789年起更有問罪判刑的危險。
與此同時，玫瑰十字會在普魯士挑動政府鎮壓啟蒙運動。
弗裡德裡希二世1786年去世後，玫瑰十字會更掌握了普魯士王國，因為随之接位的弗裡德裡希&ndash威廉二世是玫瑰十字會的成員之一。
沃爾納和比碩夫斯威德借機飛黃騰達，前者出任司法大臣兼情報部門的頭目，後者任國王軍事總監。
被迫左右逢源的國王得不到信徒們的諒解；但是，他力圖要新教牧師和教師皈依正統。
在《宗教敕令》發布後，學生使用的課本受到嚴格的審查，牧師和教師必須精通教義，而且備受行政當局的種種限制和監督。
反動勢力在薩克森和漢諾威蔓延猖獗。
盡管強盛的鄰國君主對貴族尚且曲意遷就，約瑟夫二世卻堅持己見，一意孤行，拒不附和反動勢力。
他的可悲下場使鄰國君主更加謹慎小心。
約瑟夫二世決心向領主制開刀，下令廢除農奴制，接受農民向法院告狀，限制勞役和貢賦，允許并規定将勞役和貢賦改作贖金。
1789年，他又把以上改革同土地稅改革和建立土地冊結合在一起：如果把土地收入按百分計算，其中農民占七十，十二又三分之一歸國家，領主隻剩下十七又三分之二。
這些措施激起了貴族的普遍反對；首先在匈牙利，他們利用1787年開始的艱難的和付出很大代價的奧土戰争，促使哈布斯堡王朝土崩瓦解。
哈布斯堡王朝的失敗以及弗裡德裡希二世和葉卡特琳娜二世的成功足以說明，東歐的開明君主隻能在犧牲第三等級和同貴族妥協的條件下才能成功。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隻要社會等級制不受到嚴重威脅，早已順從國王和力不從心的貴族表現尚稱安分；但即使在那裡，也談不到取消特權的問題。
二、英國 英國的進步同大陸各國的落後恰成鮮明對照。
英國貴族對英國的經濟進步起了一定作用，而資産階級的地位在經濟進步推動下上升了，這種上升在英國國教教徒和加爾文派之間的沖突和反對天主教的鬥争的掩蓋下，導緻了最早的兩次近代革命。
實際上，兩次革命最後都以妥協而告終，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
一方面，貴族和大資産階級為着自己的利益，同心協力統治社會和領導政府。
另方面，國王不得不最終承認立憲制原則。
個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已經被确認，至少它們已為上層階級所理解，并且後來也部分地得到了實現。
國王同國會&mdash&mdash即同組成貴族院的貴族&mdash&mdash共掌政權；同時，國王又利用混亂和腐敗的選舉制度，部分地控制平民院的議席，既尊重富裕缙紳的地位，又巧妙地把某些&ldquo腐敗選區&rdquo或&ldquo保留選區&rdquo讓給大學中出類拔萃的&ldquo人才&rdquo，例如小皮特。
然而，國王畢竟享有特權，他掌握部分選區，分配&ldquo賞賜&rdquo、津貼和肥缺，出讓包買權，從而使政府能掌握&ldquo順從的多數&rdquo。
在漢諾威王朝最早兩任國王的統治期間，由于托利黨人有同情詹姆士二世之嫌，而紳士又與新王朝作對，國王不得不幫助輝格黨人控制國會，并在輝格黨人中挑選大臣。
英國的&ldquo議會制&rdquo從此粗具規模，真正的權力屬于代表議會多數并随着議會多數的變化而變化的内閣。
但是，随着斯圖亞特王朝的曆史教訓日漸淡薄，喬治三世以為可以濫用王權，并企圖重新執掌政務；皮特在同輝格黨破裂後，于1784年協助國王主持國政。
他們串通一氣，為&ldquo新托利黨&rdquo争得了議會多數，皮特因此獲得了鞏固議會制的名聲。
其實，皮特隻能指揮少數個人私黨，他無非假手國王搞垮他所不贊成的改革而已。
他權欲甚旺，并像他父親一樣，以為隻有他才能保證國家的強盛和繁榮，因而他對國王的肆意羞辱始終逆來順受。
社會妥協并不因此被破壞，它貫穿着整個這一時期。
貴族或者在政府和國會任職，或者管理地方事務（州郡的保安官，教區的鄉紳），他們要把既得利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圈地法和谷物法就證明了這點。
大資産階級也參與其事：他們竭力維護關稅保護、航運法、殖民貿易壟斷，以及凡能保證足夠勞動力的法律。
公債利息、軍需供應、對印度的掠奪使大資産階級的資本大大增加。
作為貴族和大資産階級集團的代理人，老皮特創建了大不列颠帝國。
他的兒子小皮特耐心地醫治美國獨立戰争帶來的創傷，強迫動産主作出微小的犧牲，力圖整頓财政、償還債務和恢複金融。
為此，他一方面認為必須求得和平，另方面仍努力重建海軍，伺機加強英國的外交地位。
陰暗面也還不少。
在英國，金錢勢力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通行無阻。
一切都可用金錢買到，人們鑽營進入國會，往往隻是為了擴大謀取财利的地盤。
由貴族控制的大部分行政機構本身就十分軟弱，加上收受賄賂、濫用特權和安插親信，就變得更加腐敗。
非國教新教徒仍受限制，針對天主教徒的非常法仍然存在。
許多寡頭生活腐化，激起了受宗教複興運動支持的清教徒的憤慨。
人們希望純潔公共生活；社會福利和慈善團體紛紛要求改組濟貧和平民教育事業以及改善監獄待遇。
有一個社會團體曾要求廢止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