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歐洲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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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大國推行重商政策和從事新大陸開發，在中世紀末年已不斷有所發展的歐洲經濟加快了前進的步伐。
英國經濟在十八世紀革命般的迅猛發展開創了機器和蒸汽的新時代。
到了法國大革命前夕，英國已處遙遙領先的地位，這對後來出現的長期沖突産生過根本的影響。
然而，即使在英國，人們通常所說的工業革命也是慢慢才勝利的。
從曆史發展的眼光看，它在當時僅是世界變革的萌芽。
英國人在工業革命初期所居的優勝地位恰恰意味着，大陸各國還很少受到這一革命的影響。
事實上，雖然十八世紀末的經濟已相當繁榮，它同舊時代畢竟還相距不遠。
一、傳統經濟及其演變 在舊的生産技術條件下，農業依舊受氣候的支配，因而發展緩慢，産量低下，常遭歉收；工業則受原料匮乏和動力不足的限制。
農民為滿足自己的消費而勞動，他們之所以出售産品，無非因為國王、領主和地主向他們索取現金。
手工業者僅能滿足當地市場的需求。
交通的極端困難迫使每個地區必須自給自足，人們緊緊抓住當地生産的糧食不放，出口既少，進口也沒有條件。
這種情況在當時較為普遍：如英國進口的羊毛隻占所需總量的十分之一；中歐和東歐仍停留于近乎封閉的經濟狀态中。
當然，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人們也得建立一定的互通有無的關系。
首先是糧食，據杜爾哥的估計，流通量約為六百萬至七百萬擔。
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和瑞典經常購買糧食；瑞士和英國六分之一的糧食消費依靠國外進口。
除了糧食以外，波蘭和俄國的木材、柏油、松脂和鉀土，瑞典和德國的礦石和冶金産品也銷售甚暢。
地中海沿岸地區的産品有西班牙的葡萄酒、燒酒、食鹽、蘇打和羊毛，意大利的明礬和硫磺。
東歐、中歐和南歐主要出售食物和原料；西歐則以制成品和殖民地産品作交換。
歐洲各國間的貿易基本上取海道進行，這對北海、英吉利海和大西洋的港口和商船，對英國、荷蘭、漢薩同盟和斯堪的納維亞等國的商人十分有利。
地中海的馬賽、熱那亞、裡窩那等港口也起一定的作用。
當時出現的一個重要的新現象，即波羅的海貿易的興旺，使控制着松德海峽的丹麥受益匪淺。
這條要道成了英國海上航運的生命線，它沿着歐洲海岸包括了普魯士、波蘭、斯堪的納維亞和俄國。
相比之下，各國國内貿易顯得微不足道。
在這方面，英國仍處于領先地位，法國次之。
内河航運比較經濟，但因河道年久失修和運河很少而深受限制，通常采用的陸路運輸則成本要高出一半以上。
在英國、法國和荷蘭，道路不斷在改善；而其他各國隻有一些多少鋪點石子的小路，到了冬天便不能通行。
例如，那時的阿爾卑斯山區還沒有可供車輛行駛的大道。
即使在道路較多的國家，大道間的通路和鄉間小路也不宜行車，運輸通常依靠牲畜馱載。
愈是朝東歐和南歐方向前進，這方面的困難就愈加嚴重。
因此，集市貿易雖在西部正日趨瓦解，但在博凱爾等南部地區仍占有相當的地位。
在法蘭克福和萊比錫，集市貿易甚至還像中世紀時代那樣興旺。
在這種狀況下，各國的君主和領主開始設立海關（英國除外）和征收關稅，雖然這樣做沒有把國内市場搞得支離破碎，但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族市場。
幾百年來促進歐洲經濟變革的因素繼續在起作用。
西歐各大國從誕生的那天起便立即推行了重商主義政策，十八世紀的君主們完全繼續沿用這套辦法：禁止進口或課以重稅，頒發航行條例和實行專營貿易，設立王家工場或壟斷公司，對某些私人企業實行優惠，以某些行會的名義制訂行規。
在英法兩國，行規尚有某些孔隙可鑽：行會不能控制所有的城市和行業，鄉村對行會更置之不理。
重商政策無疑保護了每個國家的新興工業&mdash&mdash首先是奢侈品和紡織品工業&mdash&mdash免受外來的競争，促進了資本的積累，并讓本國人獨占海運和殖民開發的利益。
盡管經濟學家在批評重商主義和動搖它的基礎，大多數君主卻嚴格按照柯爾培爾的主張，堅持這一政策。
此外，批發商和制造商雖然對貿易自由十分神往，他們卻不準備接受外來的競争，并堅定不移地維護關稅制度。
國家與國家間簽訂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貿易協定，如維爾琴納和皮特簽訂的1786年協定、葉卡特琳娜二世關于同意開放黑海港口的協定等，隻是個别例外。
王公權貴們大量購買奢侈品，并為整個統治階級所模仿，這對奢侈品工業的發展有所促進。
但是，政府為擴大軍事力量而增加訂貨對冶金、船舶制造、紡織、制革等工業的幫助則更加可觀。
最後，由于間接稅實行了承包，由于政府以短期償付、長期償付和年金償付的形式委托供應商包辦某些公共服務部門和供應軍需物資，金融家和銀行家的事業日漸興旺，他們的經營收益甚至不同程度地影響着王公們的财政收支。
另方面，新大陸的開發恢複了十六世紀時的強大聲勢。
首先，貴金屬産量不斷增長，并于1780年達到了新的高峰。
在整個十八世紀，白銀和黃金的産量分别為五萬七千噸和一千九百噸，而最後二十年的産量則達一萬七千五百噸和三百五十六噸，分别占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和十九。
黃金的身價擡高了，白銀在1774年後的英國已成為輔助的流通手段。
卡龍于1785年不得不改鑄金路易，以減少鑄币的重量。
十分之九的鑄币來自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用鑄币支付進口，轉手交給英國、荷蘭和法國。
其中，一部分流向亞洲；另一部分用于積儲或奢侈。
法國的現金流通量約為二十至三十億，按人口計算，大于荷蘭，但小于英國，雖然英國的流通量不超過十億。
除此以外，還有銀行的信用貨币。
貨币的充裕使金融家有了資金；可惜的是，根據傳統，他們更喜歡把資金借給負債累累的政府，雖然也部分地向生産投資。
在這方面，阿姆斯特丹占據世界的首位；盡管阿姆斯特丹銀行在向印度公司和市政當局的貸款中受到很大損失，處境岌岌可危，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卻始終有錢借給外國。
據說，他們每年都能提供一千四百萬荷盾的貸款，投資總額高達十億荷盾。
熱那亞、日内瓦和伯爾尼也輸出資金。
倫敦和巴黎的金融家以向外借款居多。
這些大城市的銀行家相互保持緊密的聯系，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積極準備建立超國界的國際金融網。
他們是倫敦的貝林、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和拉布謝爾、漢堡的帕裡什、法蘭克
英國經濟在十八世紀革命般的迅猛發展開創了機器和蒸汽的新時代。
到了法國大革命前夕，英國已處遙遙領先的地位，這對後來出現的長期沖突産生過根本的影響。
然而，即使在英國，人們通常所說的工業革命也是慢慢才勝利的。
從曆史發展的眼光看，它在當時僅是世界變革的萌芽。
英國人在工業革命初期所居的優勝地位恰恰意味着，大陸各國還很少受到這一革命的影響。
事實上，雖然十八世紀末的經濟已相當繁榮，它同舊時代畢竟還相距不遠。
一、傳統經濟及其演變 在舊的生産技術條件下，農業依舊受氣候的支配，因而發展緩慢，産量低下，常遭歉收；工業則受原料匮乏和動力不足的限制。
農民為滿足自己的消費而勞動，他們之所以出售産品，無非因為國王、領主和地主向他們索取現金。
手工業者僅能滿足當地市場的需求。
交通的極端困難迫使每個地區必須自給自足，人們緊緊抓住當地生産的糧食不放，出口既少，進口也沒有條件。
這種情況在當時較為普遍：如英國進口的羊毛隻占所需總量的十分之一；中歐和東歐仍停留于近乎封閉的經濟狀态中。
當然，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人們也得建立一定的互通有無的關系。
首先是糧食，據杜爾哥的估計，流通量約為六百萬至七百萬擔。
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和瑞典經常購買糧食；瑞士和英國六分之一的糧食消費依靠國外進口。
除了糧食以外，波蘭和俄國的木材、柏油、松脂和鉀土，瑞典和德國的礦石和冶金産品也銷售甚暢。
地中海沿岸地區的産品有西班牙的葡萄酒、燒酒、食鹽、蘇打和羊毛，意大利的明礬和硫磺。
東歐、中歐和南歐主要出售食物和原料；西歐則以制成品和殖民地産品作交換。
歐洲各國間的貿易基本上取海道進行，這對北海、英吉利海和大西洋的港口和商船，對英國、荷蘭、漢薩同盟和斯堪的納維亞等國的商人十分有利。
地中海的馬賽、熱那亞、裡窩那等港口也起一定的作用。
當時出現的一個重要的新現象，即波羅的海貿易的興旺，使控制着松德海峽的丹麥受益匪淺。
這條要道成了英國海上航運的生命線，它沿着歐洲海岸包括了普魯士、波蘭、斯堪的納維亞和俄國。
相比之下，各國國内貿易顯得微不足道。
在這方面，英國仍處于領先地位，法國次之。
内河航運比較經濟，但因河道年久失修和運河很少而深受限制，通常采用的陸路運輸則成本要高出一半以上。
在英國、法國和荷蘭，道路不斷在改善；而其他各國隻有一些多少鋪點石子的小路，到了冬天便不能通行。
例如，那時的阿爾卑斯山區還沒有可供車輛行駛的大道。
即使在道路較多的國家，大道間的通路和鄉間小路也不宜行車，運輸通常依靠牲畜馱載。
愈是朝東歐和南歐方向前進，這方面的困難就愈加嚴重。
因此，集市貿易雖在西部正日趨瓦解，但在博凱爾等南部地區仍占有相當的地位。
在法蘭克福和萊比錫，集市貿易甚至還像中世紀時代那樣興旺。
在這種狀況下，各國的君主和領主開始設立海關（英國除外）和征收關稅，雖然這樣做沒有把國内市場搞得支離破碎，但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族市場。
幾百年來促進歐洲經濟變革的因素繼續在起作用。
西歐各大國從誕生的那天起便立即推行了重商主義政策，十八世紀的君主們完全繼續沿用這套辦法：禁止進口或課以重稅，頒發航行條例和實行專營貿易，設立王家工場或壟斷公司，對某些私人企業實行優惠，以某些行會的名義制訂行規。
在英法兩國，行規尚有某些孔隙可鑽：行會不能控制所有的城市和行業，鄉村對行會更置之不理。
重商政策無疑保護了每個國家的新興工業&mdash&mdash首先是奢侈品和紡織品工業&mdash&mdash免受外來的競争，促進了資本的積累，并讓本國人獨占海運和殖民開發的利益。
盡管經濟學家在批評重商主義和動搖它的基礎，大多數君主卻嚴格按照柯爾培爾的主張，堅持這一政策。
此外，批發商和制造商雖然對貿易自由十分神往，他們卻不準備接受外來的競争，并堅定不移地維護關稅制度。
國家與國家間簽訂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貿易協定，如維爾琴納和皮特簽訂的1786年協定、葉卡特琳娜二世關于同意開放黑海港口的協定等，隻是個别例外。
王公權貴們大量購買奢侈品，并為整個統治階級所模仿，這對奢侈品工業的發展有所促進。
但是，政府為擴大軍事力量而增加訂貨對冶金、船舶制造、紡織、制革等工業的幫助則更加可觀。
最後，由于間接稅實行了承包，由于政府以短期償付、長期償付和年金償付的形式委托供應商包辦某些公共服務部門和供應軍需物資，金融家和銀行家的事業日漸興旺，他們的經營收益甚至不同程度地影響着王公們的财政收支。
另方面，新大陸的開發恢複了十六世紀時的強大聲勢。
首先，貴金屬産量不斷增長，并于1780年達到了新的高峰。
在整個十八世紀，白銀和黃金的産量分别為五萬七千噸和一千九百噸，而最後二十年的産量則達一萬七千五百噸和三百五十六噸，分别占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和十九。
黃金的身價擡高了，白銀在1774年後的英國已成為輔助的流通手段。
卡龍于1785年不得不改鑄金路易，以減少鑄币的重量。
十分之九的鑄币來自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用鑄币支付進口，轉手交給英國、荷蘭和法國。
其中，一部分流向亞洲；另一部分用于積儲或奢侈。
法國的現金流通量約為二十至三十億，按人口計算，大于荷蘭，但小于英國，雖然英國的流通量不超過十億。
除此以外，還有銀行的信用貨币。
貨币的充裕使金融家有了資金；可惜的是，根據傳統，他們更喜歡把資金借給負債累累的政府，雖然也部分地向生産投資。
在這方面，阿姆斯特丹占據世界的首位；盡管阿姆斯特丹銀行在向印度公司和市政當局的貸款中受到很大損失，處境岌岌可危，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卻始終有錢借給外國。
據說，他們每年都能提供一千四百萬荷盾的貸款，投資總額高達十億荷盾。
熱那亞、日内瓦和伯爾尼也輸出資金。
倫敦和巴黎的金融家以向外借款居多。
這些大城市的銀行家相互保持緊密的聯系，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積極準備建立超國界的國際金融網。
他們是倫敦的貝林、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和拉布謝爾、漢堡的帕裡什、法蘭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