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歐洲和新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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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ot德·貝海納主教和本地治裡的商人利用越南中部的無政府狀态，企圖碰碰運氣。
叛亂的太松族山民在占領了北越和順化後，向交趾支那發動進攻，阮映于1787年簽訂了一項同盟條約，答應把岘港、昆侖島和貿易壟斷出讓給法國。
然而，路易十六沒有批準這項條約。
其實，這是因為印度支那的吸引力不如中國和日本那麼大，傳教士和商人在十六世紀已經向中國和日本滲透，但從十七世紀起，他們便不再許可去那裡了。
在中國，于1736年登基的乾隆皇帝已接近暮年。
這位崇尚武功、治國有方、才學高深的聖明君主成功地繼承了康熙的事業，使滿族王朝達到了強盛的頂點。
他征服了曆來騷擾中國和歐洲的蒙古部落和土耳其斯坦部落，并使尼泊爾和越南成為藩屬國。
另外，外出的僑民也擴大了中國的影響。
在日本，唯有中國人才受到接待，他們在交趾支那定居，遠航孟加拉和菲律賓，到處都通過經商和高利貸發财緻富。
乾隆不準外國人進入中國，甚至嚴厲懲罰加入耶稣會和遣使會的中國臣民。
對于那些給他帶來錢财的&ldquo蠻夷&rdquo，天子采取寬容的态度，允許他們同本朝臣民從事貿易，但隻限廣州一地。
西方人欽佩中國的純倫理哲學，欽佩它的開明君主，以及中國社會的民主性，因為中國的貴族隻是一個榮譽稱号，并不意味着特權和官職，所有人都能通過考試而為國效力。
确實，中國的官吏制度當時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何況中國過去還出現了一些發明家和思想家。
但是，很久以來，中國處于墨守成規和停滞不前的狀态，官吏的學識往往流于形式。
勞動力過剩使技術不能進步，至今隻是使用畜力而已。
皇帝的權威實際上得不到制度的保證，在亞洲曆來是這樣，一切都有賴于他個人的才幹。
皇帝名義上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際上卻要受帶兵理财的督撫們的牽制，而他們隻向國庫繳納很少一部分稅款。
在北京和幾個重要城市周圍駐紮的軍隊隻擁有陳舊的裝備。
最後，盡管滿族人對漢族實行懷柔和合作政策，無數秘密會黨正醞釀着一場民族主義運動。
乾隆末年曾不得不鎮壓了多次暴亂。
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也不可能對歐洲人進行有效的抵抗。
日本對歐洲更加敵視。
它隻向與長崎隔海相望的一個小島上的幾個荷蘭人出售少量的銅，但從不向他們購買任何物品。
此外，德川家族雖然征服了各&ldquo藩&rdquo，恢複了秩序，并強迫各&ldquo藩&rdquo通過國家出售他們領地的多餘農産品，但将軍和大名的藩政仍保留了下來，幕府繼續讓他們壟斷地權和統治農民，并禁止農民外流，以保證各藩對勞動力的需要。
日本具有巧奪天工的藝術，為貴族服務的繪畫和木刻在清長、歌麿和北齋時代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
但如同中國一樣，日本在技術和實驗科學方面沒有任何進展。
尤其，日本的武士還停留在中世紀的階段。
在十七世紀，這個國家似乎十分欣欣向榮，據說人口達二千三百萬左右。
但到了十八世紀，困居小島彈丸之地的日本居民因連年災荒而成批死亡。
随着國家和各藩收入的減少，稅收、勞役和田賦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貨币不再穩定，币值不斷下降。
由于各藩财政支绌，向武士提供的俸祿不夠他們維持生活，武士們開始不顧自己的門第而就業謀生，有些甚至淪落為社會上尋釁鬧事的&ldquo浪人&rdquo。
到了德川家族的不肖後代德川家治掌權的時候，大将軍和幕府官僚們對武士的衰落不但毫不關心，相反窮奢極侈，加速了這一衰落的進程。
京都的皇室為了換取大将軍和幕府的順從，也助了一臂之力。
1786年，尚未成年的德川家齊出任大将軍職，一切事務由他的哥哥一橋代拆代行，據說田沼老中曾提出過一些改革主張。
德川家族于1788年推翻了一橋。
新任攝政的松平定信着手恢複舊制，他至少通過限制奢侈、縮減債務和鞏固币值等法令，整頓了财政。
但是，由于與京都不和，又受到前任的抵制，他被迫于1793年引退；那時，德川家齊恰好長大成人。
在大城市中（主要在大坂）已存在着商業和金融資産階級，他們雖頗有影響，但不得出任官職和占有地産。
他們是否受到華僑中崇高理性的儒家思想的影響，我們至今還不清楚；據說這些華僑竟敢斷言，人在天神面前沒有高低之分，他們竟敢懷疑天皇是太陽的化身。
田沼和松平定信同資産階級是否有聯系，我們也并不了解，但他們同西方的開明君主卻有某些相似之處。
總之，一個神秘的和民族主義的潮流開始上升，這個潮流取得了于1769年去世的賀茂真淵的門生、宣揚神話曆史的本居宣長的支持。
賀茂真淵純潔了日語，主張恢複&ldquo神道&rdquo，抵禦中國的影響。
本居宣長提出，天照大神的子孫天皇應統治世界。
這個主張取得了文人和武士們的紛紛支持。
這種浪漫主義在政治方面表現為譴責大将軍謀篡王權。
但是，使幕府制垮台的歐洲的幹涉是遲遲在四分之三世紀以後的事。
中國和日本的技術落後使兩國人民蒙受侵略的威脅。
誠然，在帆船時代，遙遠的距離保護着遠東：往返中國的旅途需要花十八至二十個月時間，而去地中海的伊斯蘭教地區，就不用考慮路程了；何況，俄國繼奧地利之後，從陸上向奧斯曼帝國發動了進攻。
但是，歐洲内部的敵對延緩了對外的侵略。
當時歐洲約有二億人口；美洲約有二億五千萬；一億左右的非洲人和五至六億的亞洲人還不在歐洲勢力的控制之下，因而當法國爆發革命時，世界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想到，在世界一角發生的這場革命竟會使他們的子孫受到其思想的影響。
叛亂的太松族山民在占領了北越和順化後，向交趾支那發動進攻，阮映于1787年簽訂了一項同盟條約，答應把岘港、昆侖島和貿易壟斷出讓給法國。
然而，路易十六沒有批準這項條約。
其實，這是因為印度支那的吸引力不如中國和日本那麼大，傳教士和商人在十六世紀已經向中國和日本滲透，但從十七世紀起，他們便不再許可去那裡了。
在中國，于1736年登基的乾隆皇帝已接近暮年。
這位崇尚武功、治國有方、才學高深的聖明君主成功地繼承了康熙的事業，使滿族王朝達到了強盛的頂點。
他征服了曆來騷擾中國和歐洲的蒙古部落和土耳其斯坦部落，并使尼泊爾和越南成為藩屬國。
另外，外出的僑民也擴大了中國的影響。
在日本，唯有中國人才受到接待，他們在交趾支那定居，遠航孟加拉和菲律賓，到處都通過經商和高利貸發财緻富。
乾隆不準外國人進入中國，甚至嚴厲懲罰加入耶稣會和遣使會的中國臣民。
對于那些給他帶來錢财的&ldquo蠻夷&rdquo，天子采取寬容的态度，允許他們同本朝臣民從事貿易，但隻限廣州一地。
西方人欽佩中國的純倫理哲學，欽佩它的開明君主，以及中國社會的民主性，因為中國的貴族隻是一個榮譽稱号，并不意味着特權和官職，所有人都能通過考試而為國效力。
确實，中國的官吏制度當時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何況中國過去還出現了一些發明家和思想家。
但是，很久以來，中國處于墨守成規和停滞不前的狀态，官吏的學識往往流于形式。
勞動力過剩使技術不能進步，至今隻是使用畜力而已。
皇帝的權威實際上得不到制度的保證，在亞洲曆來是這樣，一切都有賴于他個人的才幹。
皇帝名義上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際上卻要受帶兵理财的督撫們的牽制，而他們隻向國庫繳納很少一部分稅款。
在北京和幾個重要城市周圍駐紮的軍隊隻擁有陳舊的裝備。
最後，盡管滿族人對漢族實行懷柔和合作政策，無數秘密會黨正醞釀着一場民族主義運動。
乾隆末年曾不得不鎮壓了多次暴亂。
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也不可能對歐洲人進行有效的抵抗。
日本對歐洲更加敵視。
它隻向與長崎隔海相望的一個小島上的幾個荷蘭人出售少量的銅，但從不向他們購買任何物品。
此外，德川家族雖然征服了各&ldquo藩&rdquo，恢複了秩序，并強迫各&ldquo藩&rdquo通過國家出售他們領地的多餘農産品，但将軍和大名的藩政仍保留了下來，幕府繼續讓他們壟斷地權和統治農民，并禁止農民外流，以保證各藩對勞動力的需要。
日本具有巧奪天工的藝術，為貴族服務的繪畫和木刻在清長、歌麿和北齋時代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
但如同中國一樣，日本在技術和實驗科學方面沒有任何進展。
尤其，日本的武士還停留在中世紀的階段。
在十七世紀，這個國家似乎十分欣欣向榮，據說人口達二千三百萬左右。
但到了十八世紀，困居小島彈丸之地的日本居民因連年災荒而成批死亡。
随着國家和各藩收入的減少，稅收、勞役和田賦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貨币不再穩定，币值不斷下降。
由于各藩财政支绌，向武士提供的俸祿不夠他們維持生活，武士們開始不顧自己的門第而就業謀生，有些甚至淪落為社會上尋釁鬧事的&ldquo浪人&rdquo。
到了德川家族的不肖後代德川家治掌權的時候，大将軍和幕府官僚們對武士的衰落不但毫不關心，相反窮奢極侈，加速了這一衰落的進程。
京都的皇室為了換取大将軍和幕府的順從，也助了一臂之力。
1786年，尚未成年的德川家齊出任大将軍職，一切事務由他的哥哥一橋代拆代行，據說田沼老中曾提出過一些改革主張。
德川家族于1788年推翻了一橋。
新任攝政的松平定信着手恢複舊制，他至少通過限制奢侈、縮減債務和鞏固币值等法令，整頓了财政。
但是，由于與京都不和，又受到前任的抵制，他被迫于1793年引退；那時，德川家齊恰好長大成人。
在大城市中（主要在大坂）已存在着商業和金融資産階級，他們雖頗有影響，但不得出任官職和占有地産。
他們是否受到華僑中崇高理性的儒家思想的影響，我們至今還不清楚；據說這些華僑竟敢斷言，人在天神面前沒有高低之分，他們竟敢懷疑天皇是太陽的化身。
田沼和松平定信同資産階級是否有聯系，我們也并不了解，但他們同西方的開明君主卻有某些相似之處。
總之，一個神秘的和民族主義的潮流開始上升，這個潮流取得了于1769年去世的賀茂真淵的門生、宣揚神話曆史的本居宣長的支持。
賀茂真淵純潔了日語，主張恢複&ldquo神道&rdquo，抵禦中國的影響。
本居宣長提出，天照大神的子孫天皇應統治世界。
這個主張取得了文人和武士們的紛紛支持。
這種浪漫主義在政治方面表現為譴責大将軍謀篡王權。
但是，使幕府制垮台的歐洲的幹涉是遲遲在四分之三世紀以後的事。
中國和日本的技術落後使兩國人民蒙受侵略的威脅。
誠然，在帆船時代，遙遠的距離保護着遠東：往返中國的旅途需要花十八至二十個月時間，而去地中海的伊斯蘭教地區，就不用考慮路程了；何況，俄國繼奧地利之後，從陸上向奧斯曼帝國發動了進攻。
但是，歐洲内部的敵對延緩了對外的侵略。
當時歐洲約有二億人口；美洲約有二億五千萬；一億左右的非洲人和五至六億的亞洲人還不在歐洲勢力的控制之下，因而當法國爆發革命時，世界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想到，在世界一角發生的這場革命竟會使他們的子孫受到其思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