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國民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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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東歐。
奴隸制經濟階段，也遠非所有的民族都經曆同一的發展順序，都能達到同樣的發展程度。
例如在俄國，這個階段或者與農奴經濟階段結合在一起，或者在農奴經濟階段之後出現。
而且，就在這個俄國和北美，奴隸制經濟還和資本主義經濟并行發展。
上述系列中幾乎每一個成分都可以消失，而且整個系列也可以無限地縮減。
例如，我們看到，歐洲殖民地的一些原始部落就超越了所有中間階段，直接由原始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
四、俄國的經濟發展我們在說明俄國的經濟發展之前，不得不指出俄國的經濟發展條件同西歐有着深刻的差别。
其中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在俄國曆史上不存在城市經濟階段。
在舊時的俄國，不曾有過中世紀西歐出現過的那樣的城市。
首先，俄國城市非常少，淹沒在農村的汪洋大海之中。
就是那些曾經有過的城市，其性質也不同于西歐的城市。
西歐的城市，是小工業的中心，而這些小工業不是為中間商人、而是直接為消費者生産。
而俄國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和商業的中心，工業主要分布在農村。
俄國有許多地方，家庭手工業一向十分發達，這主要是因為那裡土質不适于發展農業，農民不得不從事副業生産。
但是，西歐的城市手工業者和俄國的農村家庭手工業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為當地居民和當地市場生産，而後者則隻能為外地市場生産（因為當地沒有市場），從而不得不依靠中間商人。
由于缺少城市，就必然需要商業資本，于是商業資本控制了小生産者。
俄國家庭手工業者之所以需要商人，是因為手工制品的消費者分散在俄國遼闊的土地上，家庭手工業者不可能直接同他們進行交易。
[96] 沒有城市手工業，其結果勢必給資本家和商人的莫斯科羅斯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帶來特别大的影響。
莫斯科的政治優勢，也是由于莫斯科成為大區的商業中心而建立起來的，這個大區的工業主要操縱在集中于莫斯科的商業資本手裡，商人階級，繼農業貴族之後，是古代羅斯勢力最大的一個階級。
當時，莫斯科國家根本沒有那種在西歐曆史上曾經起過重要作用的社會階級&mdash&mdash自由城市手工業者階級。
現代的研究家，如前不久逝世的Н.П.巴甫洛夫-西爾萬斯基，發現古代羅斯有封建制度的因素。
[97]但是，像西歐形成的那種行會和城市手工業，不論在古代羅斯還是近代羅斯，都從來沒有過。
俄國不存在西方文明和文化賴以産生的那種嚴密的、完善的小工業者組織。
西歐城市公社不僅從封建主政權手裡争得了自由，而且最終使君主專制制度垮了台。
正如中世紀人們所說，&ldquoDiestadtischeLuftmachtfrei&rdquo（&ldquo城市空氣給人以自由&rdquo），這個諺語包蘊着深邃的思想。
我們這裡沒有呼吸到工業城市的這種空氣，因而也就沒有自由的立足之地。
因此，實際上，俄國的曆史發展條件不同于西歐的另一個根本區别，亦即直接來自俄國曆史發展條件的一個區别，就是俄國的強制勞動制異常強大，牢不可破。
還沒有哪個地方的奴隸制，在人民生活中根子紮得像俄國這樣深。
顯而易見，我們的奴隸制并不是随着曆史的進程而歸于消亡，反而同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制度越來越緊密地結合起來了。
這就是我們農奴制曆史的一大特點。
在十四和十五世紀，農奴制還沒有形成為一定的社會制度。
隻是到了十六和十七世紀農民的農奴化過程才完成了。
[98]但是，農奴總還是地主的農奴，不是奴隸，總歸沒有完全喪失人權。
俄羅斯國家不斷擴展它的政治勢力，變成了強大的帝國，可是，農民的地位卻每況愈下。
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農奴不折不扣地變成地主的财産，就像物品一樣由地主支配。
正當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西歐農奴制在緩慢地趨于消亡的時候，俄國的農奴制反而在逐漸演進，最終變成了純粹的奴隸制，因為俄國農奴在農奴制發展的最後階段隻在名義上不是奴隸罷了。
但是，饒有趣味的是，盡管地主的權力很大，但是俄國農奴的處境在十八世紀末期還是勉強過得去的。
那時，來俄國旅遊的外國人說，俄國農民的生活一般說來比波蘭、立陶宛或波羅的海東部沿海一帶農民要好得多。
甚至可以認為，那時俄國農奴的經濟地位比普魯士或奧地利農民還要好一些，盡管西歐的農奴絕不像俄國那樣處于無權的地位。
那麼究竟怎樣來解釋這個似乎頗為奇怪的事實呢? 一位德國旅行家貝恩哈迪對此曾做過如下巧妙的解釋。
十八世紀的俄國地主，他們生産不是為了出售，因此沒有興趣去極端殘酷剝削農奴的勞動。
貝恩哈迪說，&ldquo假如西印度的種植園主生産的不是糖，而是糧食或亞麻，假如這些産品像俄國那樣難以銷售出去，從中得到的收入又不多的話，那麼，我并不認為隻是由于殖民者殘酷無情，奴隸才遭到折磨和虐待的。
&rdquo[99]恰恰應當從是否出售産品這個條件來尋求俄國農奴處境在十八世紀勉強過得去，而在十九世紀卻日趨惡化的原因。
十九世紀前半期，當俄國地主剛剛開始為出售而生産，俄國糧食貿易迅速發展，糧食出口大為增加的時候，農奴的處境就惡化起來了。
領地地主開始使用農奴的勞動來加緊擴大自己的耕地。
俄國地主經濟出現的這些新情況，也從十九世紀下半期俄國許多農業省份把農奴代役租制改為徭役租制這一點上表現出來了。
在實行農奴代役租制期間，農民跟地主保持的農奴關系，表現在交納一定的（主要是貨币）租稅上；而在徭役租制盛行時期，這種關系則表現在農民為地主服勞役上。
因此，徭役制，比起代役制來，是一種更加沉重的人身依附形式。
就是說，推行徭役制以取代代役制，隻能說明：農奴制沒有消亡，反而采取了更加苛刻的形式。
當農民完全喪失了自己的家業、不得不依靠&ldquo月糧&rdquo（農民終年在地主土地上勞動所得的計月實物報酬）為生的時候，強制勞動制達到了極度的發展。
&ldquo月糧&rdquo是十八世紀僅有的現象。
及至十九世紀，在小俄羅斯，剝奪農民土地，使他們依靠月糧為生的現象，已經廣泛地發展起來了。
[100] 在短工和家庭手工業發達的省份裡，農奴制發展的情況則完全不同。
在那裡，我們看到十九世紀前半期，代役制逐漸排斥了徭役制，因為地主對農民實行代役制比在自己的莊園裡剝削農民勞動力得到的好處要大得多。
這樣一來，十九世紀前半期，在俄羅斯中心的工業省份内，農奴制采取了更加緩和的形式。
與此相反，在農業省份内，農奴制不僅沒有走向衰亡，反而跟領地地主的企業經濟聯系得更緊了。
十九世紀中葉，領地地主的企業經濟，隻是由于剝削農奴的無償勞動，才得到了較大規模的發展。
農奴制在俄國經濟中根深蒂固，以緻如此頑固地保持下來，也是毫不奇怪的。
我們怎麼也看不出，這種社會制度像西歐那樣有逐步走向消亡的迹象。
這裡不免出現一個問題：我們的農奴制為什麼最終還是消亡了呢? 首先是因為農民不甘心忍受奴役，并堅持不懈地要求自由。
農民暴動在尼古拉一世的統治時期，從未停止過，而且尤為突出的是暴動越來越頻繁。
除大規模暴動之外，農民為了反抗農奴制，還多次殺死領地地主，燒毀莊園以至大批外逃，等等。
[101] 這裡，政府和地主都不會忘記十七和十八世紀發生的徹底動搖了俄羅斯國家的兩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謝梅夫斯基說：&ldquo普加喬夫的幽靈永遠徘徊在我們貴族的眼前，猶如嚴厲的死的警告在提醒我們：為了維護地主的利益也必須廢除農奴制。
&rdquo[102]對于農民起義的危險性，葉卡捷琳娜也好，亞曆山大一世也好，尼古拉一世也好，都不止一次地指出過。
亞曆山大二世在對莫斯科貴族所作的一次著名講話中，再次重申：&ldquo農奴解放最好是從上而下，而不是從下而上進行。
&rdquo這個見解對于消滅農奴制來說，始終是主要的、無法反駁的論據。
其次，遠不是所有的領地地主對維護農奴制都是同樣關心的。
在這方面，有着切身利害關系的，隻是那些實行勞役制的人。
這些人主要是中小地主。
諾沃羅斯和西南邊區的一部分地區早在農奴解放之前，就在地主經濟中廣為推行自由雇傭勞動制。
這些地區的地主甚至從農奴解放中得到好處，因為解放必然會降低工錢和增加勞動人手的來源。
富裕的地主則對農民大多數實行代役制，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大規模實行徭役制經濟是不容易的。
富有的貴族組成了宮廷，并在國家中占居顯赫的高位和要職。
在沙皇身邊的龐大的貴族集團很少關心農奴制依附關系，并且非常清楚地了解農奴制隻有依靠政權力量才能夠維持下去，所以，容易接受在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下廢除農奴制的思想。
商人和産業家，是十九世紀中葉在俄國已有頗大發展的資本家階級，他們堅決反對農奴制。
工廠主痛感自由雇傭工人不足，因為農奴制把他們束縛在農村。
同時，依靠強制勞動進行工廠生産，在當時是毫無好處的（這在下文論述俄國工廠工業時還要談到）。
如果說大企業家的農業能夠實行強制勞動的話（盡管它的生産率很低），那麼，工廠則要求效率更高的勞動，如自由工人的勞動。
況且，當時工廠主和商人本身也往往出身于農奴，甚至有些人雖然使數以千計的工人就業，但是，他們自己卻仍然是那些不甘心解放他們的地主手下的農奴。
既然占有農奴是貴族階層的特權，那麼，産業和商業資産階級的發展，就理所當然地破壞了實行強制勞動的社會制度。
在這方面，俄國的農奴解放和北美的黑人解放有某種共同之處。
無論在俄國或北美，奴隸制都曾經是構成企業主農業基礎的經久不衰的經濟措施。
無論在俄國或北美，都不曾看到這種制度在農業經濟中有什麼逐漸走向衰亡的迹象。
因此，在俄國和北美，奴隸制隻是在推行強制勞動制的階級作了一番頑抗之後才通過法令明文廢除的。
總之，實行徭役制的中、小地主是站在維護農奴制這一方面的。
資産階級是反對農奴制的。
大貴族階層則傾向于在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下廢除農奴制。
最後，官僚集團，其上層雖然主要是由農業貴族組成的，但是由于職務關系不從事徭役制經營，因此對農奴制采取大經濟所持的立場。
這裡應當着重補充說明的是，在官僚界中，地主的階級利益也包括與農奴制敵人相接近的重大的職業利益。
這些職業利益，首先在于我國政府人士意識到農奴制會破壞國家安甯的危害性。
從國家的觀點出發，應當極力争取廢除經常有引起人民起義危險的農奴制，這一點，當時的俄國政府人士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
其次，農奴制阻礙了俄國經濟尤其是俄國工業的發展，彼得時期的政府極力發展工業，深知沒有生産力的增長，就不可能增加國家的政治力量，而增強政治力量是我國政策的主要目的。
因此，我國官僚階層不能不感到農奴制必須廢除，認為如果維護它，就要根本違背政府始終關心發展工業的願望。
後一種見解，是有助于農奴解放的最有說服力的論據之一，也就是說，國家富強的利益，在政府眼裡不能不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103] 可見，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的俄國，存在過擁護和反對農奴制的代表兩種強大利益的觀點，這也就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廢除農奴制這個迫切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的原因所在。
但是，我們的社會越向前發展，反對奴隸制的力量就越增長。
從上一世紀二十年代起，旨在反對農奴制的超階級的思想運動，作用增強，次數也增多了。
從十二月黨人時代開始，俄國社會的優秀分子全都力争把俄國農奴從屈辱的奴隸制桎梏下解放出來。
這場由于對社會的極端不公正和人類個性的極端壓抑的厭惡而激起來的超階級的運動，随着俄國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地增強了。
所有這些都使農奴制的基礎趨于瓦解。
但是，農奴制以強大的階級利益為支柱，持續了很久，最終由于受到了俄國在克裡米亞戰争期間失敗的影響而垮台了。
這場戰争表明，必須改革使國家政治上走向衰弱的社會制度。
可見，不但人民起義給國家造成威脅，而且以農奴制為基石的舊制度對國家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在不斷地瓦解國家政治力量的基礎。
這一點統治階級是最清楚不過的了，并且是迫使強制勞動制崩潰的最後一擊。
随着農奴制的瓦解，我國經濟制度與西方經濟制度的重大區别也消失了。
于是，在俄國，一種新的在西方業已盛行的經濟體系&mdash&mdash資本主義也得到了自由的發展。
不久前，關于俄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方向的争論成為公衆注意的中心。
在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俄國知識界就特别關心這種争論了，盡管争論似乎帶有理論的性質，但卻涉及極其重要的實際政策問題。
所謂的民粹派證實說：俄國的經濟發展，如同俄國的經濟制度一樣，跟我們過去和現在西歐所看到的制度有着深刻的區别。
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傾向于貶低過去俄國經濟發展特殊性的意義，并且絕不希望将來俄國離開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的共同方向。
從本文所闡明的觀點來看，必須承認過去俄國的經濟發展帶有深刻的特殊性，但是這些特殊性并不是民粹派所說的特殊性，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特殊性，如俄國沒有西歐那樣的城市制度和俄國強制勞動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等等，都已成為過去的曆史了。
現代俄國從根本上不可能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相對立，因為俄國在當代也屬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當然不應當由此得出結論，說現代的俄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在經濟方面已經不存在重大的差别了。
每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制度都具有獨特的、不相重複的特點，至于談到俄國，它的經濟曆史和社會曆史的深刻區别，當然不會不留下痕迹，不會不對其後的發展産生相應的影響。
有些現代俄國曆史學者，如巴甫洛夫-西爾萬斯基，都傾向于完全否認俄國和西歐的曆史發展存在着根本差别
奴隸制經濟階段，也遠非所有的民族都經曆同一的發展順序，都能達到同樣的發展程度。
例如在俄國，這個階段或者與農奴經濟階段結合在一起，或者在農奴經濟階段之後出現。
而且，就在這個俄國和北美，奴隸制經濟還和資本主義經濟并行發展。
上述系列中幾乎每一個成分都可以消失，而且整個系列也可以無限地縮減。
例如，我們看到，歐洲殖民地的一些原始部落就超越了所有中間階段，直接由原始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經濟。
四、俄國的經濟發展我們在說明俄國的經濟發展之前，不得不指出俄國的經濟發展條件同西歐有着深刻的差别。
其中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差别，就是在俄國曆史上不存在城市經濟階段。
在舊時的俄國，不曾有過中世紀西歐出現過的那樣的城市。
首先，俄國城市非常少，淹沒在農村的汪洋大海之中。
就是那些曾經有過的城市，其性質也不同于西歐的城市。
西歐的城市，是小工業的中心，而這些小工業不是為中間商人、而是直接為消費者生産。
而俄國的城市，基本上是行政和商業的中心，工業主要分布在農村。
俄國有許多地方，家庭手工業一向十分發達，這主要是因為那裡土質不适于發展農業，農民不得不從事副業生産。
但是，西歐的城市手工業者和俄國的農村家庭手工業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為當地居民和當地市場生産，而後者則隻能為外地市場生産（因為當地沒有市場），從而不得不依靠中間商人。
由于缺少城市，就必然需要商業資本，于是商業資本控制了小生産者。
俄國家庭手工業者之所以需要商人，是因為手工制品的消費者分散在俄國遼闊的土地上，家庭手工業者不可能直接同他們進行交易。
[96] 沒有城市手工業，其結果勢必給資本家和商人的莫斯科羅斯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帶來特别大的影響。
莫斯科的政治優勢，也是由于莫斯科成為大區的商業中心而建立起來的，這個大區的工業主要操縱在集中于莫斯科的商業資本手裡，商人階級，繼農業貴族之後，是古代羅斯勢力最大的一個階級。
當時，莫斯科國家根本沒有那種在西歐曆史上曾經起過重要作用的社會階級&mdash&mdash自由城市手工業者階級。
現代的研究家，如前不久逝世的Н.П.巴甫洛夫-西爾萬斯基，發現古代羅斯有封建制度的因素。
[97]但是，像西歐形成的那種行會和城市手工業，不論在古代羅斯還是近代羅斯，都從來沒有過。
俄國不存在西方文明和文化賴以産生的那種嚴密的、完善的小工業者組織。
西歐城市公社不僅從封建主政權手裡争得了自由，而且最終使君主專制制度垮了台。
正如中世紀人們所說，&ldquoDiestadtischeLuftmachtfrei&rdquo（&ldquo城市空氣給人以自由&rdquo），這個諺語包蘊着深邃的思想。
我們這裡沒有呼吸到工業城市的這種空氣，因而也就沒有自由的立足之地。
因此，實際上，俄國的曆史發展條件不同于西歐的另一個根本區别，亦即直接來自俄國曆史發展條件的一個區别，就是俄國的強制勞動制異常強大，牢不可破。
還沒有哪個地方的奴隸制，在人民生活中根子紮得像俄國這樣深。
顯而易見，我們的奴隸制并不是随着曆史的進程而歸于消亡，反而同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制度越來越緊密地結合起來了。
這就是我們農奴制曆史的一大特點。
在十四和十五世紀，農奴制還沒有形成為一定的社會制度。
隻是到了十六和十七世紀農民的農奴化過程才完成了。
[98]但是，農奴總還是地主的農奴，不是奴隸，總歸沒有完全喪失人權。
俄羅斯國家不斷擴展它的政治勢力，變成了強大的帝國，可是，農民的地位卻每況愈下。
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農奴不折不扣地變成地主的财産，就像物品一樣由地主支配。
正當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西歐農奴制在緩慢地趨于消亡的時候，俄國的農奴制反而在逐漸演進，最終變成了純粹的奴隸制，因為俄國農奴在農奴制發展的最後階段隻在名義上不是奴隸罷了。
但是，饒有趣味的是，盡管地主的權力很大，但是俄國農奴的處境在十八世紀末期還是勉強過得去的。
那時，來俄國旅遊的外國人說，俄國農民的生活一般說來比波蘭、立陶宛或波羅的海東部沿海一帶農民要好得多。
甚至可以認為，那時俄國農奴的經濟地位比普魯士或奧地利農民還要好一些，盡管西歐的農奴絕不像俄國那樣處于無權的地位。
那麼究竟怎樣來解釋這個似乎頗為奇怪的事實呢? 一位德國旅行家貝恩哈迪對此曾做過如下巧妙的解釋。
十八世紀的俄國地主，他們生産不是為了出售，因此沒有興趣去極端殘酷剝削農奴的勞動。
貝恩哈迪說，&ldquo假如西印度的種植園主生産的不是糖，而是糧食或亞麻，假如這些産品像俄國那樣難以銷售出去，從中得到的收入又不多的話，那麼，我并不認為隻是由于殖民者殘酷無情，奴隸才遭到折磨和虐待的。
&rdquo[99]恰恰應當從是否出售産品這個條件來尋求俄國農奴處境在十八世紀勉強過得去，而在十九世紀卻日趨惡化的原因。
十九世紀前半期，當俄國地主剛剛開始為出售而生産，俄國糧食貿易迅速發展，糧食出口大為增加的時候，農奴的處境就惡化起來了。
領地地主開始使用農奴的勞動來加緊擴大自己的耕地。
俄國地主經濟出現的這些新情況，也從十九世紀下半期俄國許多農業省份把農奴代役租制改為徭役租制這一點上表現出來了。
在實行農奴代役租制期間，農民跟地主保持的農奴關系，表現在交納一定的（主要是貨币）租稅上；而在徭役租制盛行時期，這種關系則表現在農民為地主服勞役上。
因此，徭役制，比起代役制來，是一種更加沉重的人身依附形式。
就是說，推行徭役制以取代代役制，隻能說明：農奴制沒有消亡，反而采取了更加苛刻的形式。
當農民完全喪失了自己的家業、不得不依靠&ldquo月糧&rdquo（農民終年在地主土地上勞動所得的計月實物報酬）為生的時候，強制勞動制達到了極度的發展。
&ldquo月糧&rdquo是十八世紀僅有的現象。
及至十九世紀，在小俄羅斯，剝奪農民土地，使他們依靠月糧為生的現象，已經廣泛地發展起來了。
[100] 在短工和家庭手工業發達的省份裡，農奴制發展的情況則完全不同。
在那裡，我們看到十九世紀前半期，代役制逐漸排斥了徭役制，因為地主對農民實行代役制比在自己的莊園裡剝削農民勞動力得到的好處要大得多。
這樣一來，十九世紀前半期，在俄羅斯中心的工業省份内，農奴制采取了更加緩和的形式。
與此相反，在農業省份内，農奴制不僅沒有走向衰亡，反而跟領地地主的企業經濟聯系得更緊了。
十九世紀中葉，領地地主的企業經濟，隻是由于剝削農奴的無償勞動，才得到了較大規模的發展。
農奴制在俄國經濟中根深蒂固，以緻如此頑固地保持下來，也是毫不奇怪的。
我們怎麼也看不出，這種社會制度像西歐那樣有逐步走向消亡的迹象。
這裡不免出現一個問題：我們的農奴制為什麼最終還是消亡了呢? 首先是因為農民不甘心忍受奴役，并堅持不懈地要求自由。
農民暴動在尼古拉一世的統治時期，從未停止過，而且尤為突出的是暴動越來越頻繁。
除大規模暴動之外，農民為了反抗農奴制，還多次殺死領地地主，燒毀莊園以至大批外逃，等等。
[101] 這裡，政府和地主都不會忘記十七和十八世紀發生的徹底動搖了俄羅斯國家的兩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謝梅夫斯基說：&ldquo普加喬夫的幽靈永遠徘徊在我們貴族的眼前，猶如嚴厲的死的警告在提醒我們：為了維護地主的利益也必須廢除農奴制。
&rdquo[102]對于農民起義的危險性，葉卡捷琳娜也好，亞曆山大一世也好，尼古拉一世也好，都不止一次地指出過。
亞曆山大二世在對莫斯科貴族所作的一次著名講話中，再次重申：&ldquo農奴解放最好是從上而下，而不是從下而上進行。
&rdquo這個見解對于消滅農奴制來說，始終是主要的、無法反駁的論據。
其次，遠不是所有的領地地主對維護農奴制都是同樣關心的。
在這方面，有着切身利害關系的，隻是那些實行勞役制的人。
這些人主要是中小地主。
諾沃羅斯和西南邊區的一部分地區早在農奴解放之前，就在地主經濟中廣為推行自由雇傭勞動制。
這些地區的地主甚至從農奴解放中得到好處，因為解放必然會降低工錢和增加勞動人手的來源。
富裕的地主則對農民大多數實行代役制，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大規模實行徭役制經濟是不容易的。
富有的貴族組成了宮廷，并在國家中占居顯赫的高位和要職。
在沙皇身邊的龐大的貴族集團很少關心農奴制依附關系，并且非常清楚地了解農奴制隻有依靠政權力量才能夠維持下去，所以，容易接受在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下廢除農奴制的思想。
商人和産業家，是十九世紀中葉在俄國已有頗大發展的資本家階級，他們堅決反對農奴制。
工廠主痛感自由雇傭工人不足，因為農奴制把他們束縛在農村。
同時，依靠強制勞動進行工廠生産，在當時是毫無好處的（這在下文論述俄國工廠工業時還要談到）。
如果說大企業家的農業能夠實行強制勞動的話（盡管它的生産率很低），那麼，工廠則要求效率更高的勞動，如自由工人的勞動。
況且，當時工廠主和商人本身也往往出身于農奴，甚至有些人雖然使數以千計的工人就業，但是，他們自己卻仍然是那些不甘心解放他們的地主手下的農奴。
既然占有農奴是貴族階層的特權，那麼，産業和商業資産階級的發展，就理所當然地破壞了實行強制勞動的社會制度。
在這方面，俄國的農奴解放和北美的黑人解放有某種共同之處。
無論在俄國或北美，奴隸制都曾經是構成企業主農業基礎的經久不衰的經濟措施。
無論在俄國或北美，都不曾看到這種制度在農業經濟中有什麼逐漸走向衰亡的迹象。
因此，在俄國和北美，奴隸制隻是在推行強制勞動制的階級作了一番頑抗之後才通過法令明文廢除的。
總之，實行徭役制的中、小地主是站在維護農奴制這一方面的。
資産階級是反對農奴制的。
大貴族階層則傾向于在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下廢除農奴制。
最後，官僚集團，其上層雖然主要是由農業貴族組成的，但是由于職務關系不從事徭役制經營，因此對農奴制采取大經濟所持的立場。
這裡應當着重補充說明的是，在官僚界中，地主的階級利益也包括與農奴制敵人相接近的重大的職業利益。
這些職業利益，首先在于我國政府人士意識到農奴制會破壞國家安甯的危害性。
從國家的觀點出發，應當極力争取廢除經常有引起人民起義危險的農奴制，這一點，當時的俄國政府人士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
其次，農奴制阻礙了俄國經濟尤其是俄國工業的發展，彼得時期的政府極力發展工業，深知沒有生産力的增長，就不可能增加國家的政治力量，而增強政治力量是我國政策的主要目的。
因此，我國官僚階層不能不感到農奴制必須廢除，認為如果維護它，就要根本違背政府始終關心發展工業的願望。
後一種見解，是有助于農奴解放的最有說服力的論據之一，也就是說，國家富強的利益，在政府眼裡不能不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103] 可見，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的俄國，存在過擁護和反對農奴制的代表兩種強大利益的觀點，這也就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廢除農奴制這個迫切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的原因所在。
但是，我們的社會越向前發展，反對奴隸制的力量就越增長。
從上一世紀二十年代起，旨在反對農奴制的超階級的思想運動，作用增強，次數也增多了。
從十二月黨人時代開始，俄國社會的優秀分子全都力争把俄國農奴從屈辱的奴隸制桎梏下解放出來。
這場由于對社會的極端不公正和人類個性的極端壓抑的厭惡而激起來的超階級的運動，随着俄國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斷地增強了。
所有這些都使農奴制的基礎趨于瓦解。
但是，農奴制以強大的階級利益為支柱，持續了很久，最終由于受到了俄國在克裡米亞戰争期間失敗的影響而垮台了。
這場戰争表明，必須改革使國家政治上走向衰弱的社會制度。
可見，不但人民起義給國家造成威脅，而且以農奴制為基石的舊制度對國家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在不斷地瓦解國家政治力量的基礎。
這一點統治階級是最清楚不過的了，并且是迫使強制勞動制崩潰的最後一擊。
随着農奴制的瓦解，我國經濟制度與西方經濟制度的重大區别也消失了。
于是，在俄國，一種新的在西方業已盛行的經濟體系&mdash&mdash資本主義也得到了自由的發展。
不久前，關于俄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方向的争論成為公衆注意的中心。
在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俄國知識界就特别關心這種争論了，盡管争論似乎帶有理論的性質，但卻涉及極其重要的實際政策問題。
所謂的民粹派證實說：俄國的經濟發展，如同俄國的經濟制度一樣，跟我們過去和現在西歐所看到的制度有着深刻的區别。
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傾向于貶低過去俄國經濟發展特殊性的意義，并且絕不希望将來俄國離開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的共同方向。
從本文所闡明的觀點來看，必須承認過去俄國的經濟發展帶有深刻的特殊性，但是這些特殊性并不是民粹派所說的特殊性，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特殊性，如俄國沒有西歐那樣的城市制度和俄國強制勞動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等等，都已成為過去的曆史了。
現代俄國從根本上不可能與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相對立，因為俄國在當代也屬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當然不應當由此得出結論，說現代的俄國與其他歐洲國家在經濟方面已經不存在重大的差别了。
每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制度都具有獨特的、不相重複的特點，至于談到俄國，它的經濟曆史和社會曆史的深刻區别，當然不會不留下痕迹，不會不對其後的發展産生相應的影響。
有些現代俄國曆史學者，如巴甫洛夫-西爾萬斯基，都傾向于完全否認俄國和西歐的曆史發展存在着根本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