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國民經濟的發展
關燈
小
中
大
。
這是因為上述曆史學者不懂得城市經濟在西歐曆史上的巨大意義，仍抱着老觀點不放，認為在俄國處于萌芽狀态的封建主義就是西歐中世紀特有的社會制度。
但是，整個社會制度和現代西歐的文化，恰恰是從城市工業（而不是從封建主義）發展起來的。
而這種城市工業，如上所述，恰恰是俄國所沒有的。
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關于俄國的曆史發展方向的争論，是西歐派和斯拉夫派在這個問題上的早期争論的繼續。
在這些争論中，西歐派的立場遇到了困難，因為他們争取實現西歐的政治和社會理想，并論證這些理想在俄國是可以實現的。
同時，他們也無法否認俄國過去的曆史情況根本不同于西歐曆史向我們展示的情況。
既然俄國過去的曆史與西歐比較，存在着如此深刻的差别，那我們怎樣才能使俄國在不久的将來也出現西歐盛行的那種生活方式呢?對于這個問題，西歐派沒有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案。
例如，米柳科夫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完全承認俄國和西歐的曆史發展條件有着深刻的差别，因而不得不在他的《俄羅斯文化史論文集》中乞靈于&ldquo内部發展規律&rdquo，說這個規律必然使俄國及其他國家走向西歐盛行的社會生活方式。
至于究竟什麼是能消除曆史條件一切差别的&ldquo内部發展規律&rdquo，尊敬的作者并沒有說清楚。
他隻是毫無事實根據地硬說這個内部發展規律是&ldquo任何一個社會都有的，而且對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相同的&rdquo[104]。
憑借這個神秘莫測的、誰都沒有提出過的普遍發展規律，П.Н.米柳科夫就能做到自圓其說，把西歐社會生活方式必将在俄國獲得勝利的信念同俄國和西歐曆史存在深刻差别的曆史分析調和起來。
我認為，隻有不相信任何的社會&ldquo内部發展規律&rdquo，才能圓滿地解決俄國這場由來已久的争論。
如上所述，我試圖論證一個許多人覺得奇怪的論題：不存在任何的社會&ldquo發展規律&rdquo，而且探索這種規律本身，就是由于不懂得人類社會與有機體之間存在着深刻的差别所緻。
假如大家都同意這一論點，那麼，上述争論就會迎刃而解了。
的确，過去俄國的社會制度與西歐的社會制度是有根本區别的。
但是，這并沒有妨礙俄國走向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且當前俄國占統治地位的，就是西方那種資本主義經濟。
因此，毫不奇怪，俄國正在争取實現西歐的政治生活方式。
至于我國農奴制瓦解的原因，近年來已成為饒有趣味的論戰的課題。
П.Б.司徒盧威在《十九世紀俄羅斯農奴制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載《神的世界》雜志，1899年，第10&mdash12頁）一文中闡述了如下的思想：在農奴制經濟還沒有廢除的時期，我國地主的企業經濟，絕不是像我們過去想象的那樣處于衰落狀态，而且從純經濟觀點來看，地主經濟也不是非得有自由雇傭勞動不可。
П.Б.司徒盧威的觀點在報刊上受到了許多抨擊。
例如，H.A.羅日科夫在他新近出的一部著作中寫道，代役制經濟對地主是不利的；就在農奴解放之前，自由雇傭勞動制在地主經濟中也已廣泛推行了[105]。
同樣，П.И.利亞先科也得出結論說，廢除農奴制是出于地主經濟利益的需要。
[106]但是，這些說法都沒有事實根據，因而П.司徒盧威的觀點仍然是無可辯駁的。
總之，我的上述《簡評》文章，是從理論上闡明我國農奴制經濟發展條件的富有成效的嘗試之一。
參考書目 有關國民經濟發展的一般文獻： 舍恩貝爾格：《政治經濟學手冊》，第4版，1896年，載《國民經濟學》，舍恩貝爾格的&ldquo國民經濟&rdquo一文。
恩格斯：《家庭起源、私有财産和國家》（有幾種俄譯本）。
利珀特：《文化史》，譯自德文，第7版，1908年。
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自然經濟，貨币經濟和信用經濟》（載《國民經濟年鑒》，B.II）。
李斯特：《政治經濟學國民體系》，特魯布尼科夫編譯，1891年。
畢歇爾：《國民經濟的産生》，И.庫利舍爾編譯，1907年。
桑巴特：《勞動組織和勞動人民》，基裡洛夫譯，1901年。
И.M.庫利舍爾：《西歐經濟生活史演講》，1910年。
П.馬斯洛夫：《國民經濟發展史》，1910年。
П.司徒盧威：《經濟與價格》，1913年；《羅雪爾、施穆勒、菲利波維奇-熱列茲諾夫的普通教程》；在《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問題》一書的第5卷《經濟學的新思想》中讨論了存在社會發展規律的一般問題。
古代世界的經濟： 摩爾根：《古代社會》，譯自英文，1900年。
格羅森：《家庭和經濟的形式》，譯自德文，1898年。
H.西貝爾：《原始經濟文化概論》，第2版，1899年。
M.科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制的起源和發展概論》，1895年。
H.И.尼布爾：《奴隸制是經濟制度》，譯自英文，第2版，1907年。
Э.邁爾：《古代世界的經濟發展》，譯自德文，1898年；《古代奴隸制》，譯自德文，1899年。
俄國的經濟發展： B.謝梅夫斯基：《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時期的農民》，第2卷，第2版，1903年。
П.米柳科夫：《俄國文化史概論》，第1卷，第5版，1906年；《十八世紀頭二十五年俄國的國營經濟》，第2版，1905年。
H.羅日科夫：《十六世紀莫斯科羅斯的農業》，1899年；《用社會學觀點對俄國曆史的評論》，1903年；《俄國曆史上的城市和農村》，第2版，1904年；《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經濟的發展》（《十九世紀俄國曆史》，格拉納特出版，第1版，1907年）。
H.И.巴甫洛夫-西爾萬斯基：《古羅斯的封建主義》，1908年；《羅斯封地的封建主義》，1910年。
H.沃爾孔斯基：《農奴制下的地主經濟的條件》，第1卷，第3版，1907年。
И.И.伊格納托維奇：《解放前夕的地主農民》，1902年。
П.И.利亞先科：《俄國土地進化概要》，1908年；《俄國土地進化概要》，第2版，1913年。
П.司徒盧威：《農奴經濟》，1914年。
*** [1]《司法通報》，1888年，第10期，第266&mdash267頁。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30頁。
） [2]李斯特把經濟發展分為五個階段：1.蒙昧；2.遊牧；3.農業；4.農工業；5.農工商業。
參見《政治經濟學和國民體系》，1883年，第7版，第11頁。
[3]&ldquo一般不妨認為，在開始馴養動物的時候，人的自然親近感，比起任何經濟利益的觀點來，作用要大得多，而經濟利益觀點的産生也要晚得多。
處于低級文化階段的人，一般來說，養它是為了娛樂，隻在極端需要的壓力下，才想到它的用處。
&rdquo（拉采爾：《人類地理學》，1889年，第1卷，第494頁。
）摩爾根認為：&ldquo馴化動物可能起源于馴養狗，将狗馴服為狩獵的助手，後來又馴養其他動物幼仔，純屬為了娛樂。
&rdquo（摩爾根：《古代社會》，1891年，第35&mdash36頁。
）利珀特指出：&ldquo無法探明人喜愛豢養動物的起源。
這種愛好在其淵源方面與兒童喜歡遊戲如出一轍，因為即便現在獵人還常常把幼狐帶回家來，無非是給孩子們做耍伴玩。
&rdquo（利珀特：《文化史》，1885年，第1卷，第128&mdash129頁。
） [4]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自然經濟、貨币經濟和信用經濟》，載《國民經濟年鑒》，第2卷，第1頁等。
[5]愛德華·邁爾：《古代的經濟發展》，佩爾曼犯了相反的錯誤，他在古希臘羅馬世界中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也發現了所有與現代相對立的社會制度。
參見他的《古代社會主義與共産主義史》，羅斯托夫采夫審編，1910年。
[6]G.V.貝洛夫：《國民經濟發展的理論》（《曆史雜志》，第86冊）。
[7]我覺得П.П.馬斯洛夫探求經濟發展規律的最新嘗試也是不成功的。
他對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隔絕的經濟、公社經濟、地區經濟、民族經濟和世界經濟）與施穆勒大體吻合（閉關自守的經濟、城市&mdash地區經濟，地域&mdash國家經濟、民族&mdash國家經濟、世界經濟）。
畢歇爾劃分的缺點，又在馬斯洛夫的劃分中表現出來了。
俄國什麼時候存在過地區經濟呢?俄國農村手工業（按照馬斯洛夫的說法，即地區經濟）在十九世紀是同我國資本主義一起發展起來的。
換句話說，馬斯洛夫提出三個發展階段，在俄國都是同時并進的。
此外，馬斯洛夫還有一個很大的錯誤，認為俄國手工業要早于家庭手工業，家庭手工業是從手工業發展而來的。
這裡馬斯洛夫重犯了沃龍佐夫的錯誤，我在《俄國工廠》一文中極力想證實，家庭工業發展的進程是與此截然不同的。
[8]這個分類采取了司徒盧威的術語，是以社會特征和經濟特征為基礎的。
司徒盧威在新出的《經濟和價格》一書中，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提出了饒有趣味的社會形式的分類。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9年，鮑什尼亞克譯，第110頁（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4卷，第92&mdash93頁）。
有時也聽到這樣的意見，說在原始民族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完全的共産主義。
例如，И.庫利舍爾在《資本的利潤進化》（第1卷，聖彼得堡，1906年）一書強調在原始人中不僅土地和土地的果實，而且&ldquo其他物品，如住房、工具和家庭用具，都是共同的财産&rdquo（第3頁）。
無論如何不能同意這個意見。
甚至特别傾向于認為原始部落經濟制度具有共産主義因素的摩爾根&mdash恩格斯學派，也遠遠不贊同這種說法。
用摩爾根的話來說，&ldquo在野蠻時期和低級野蠻時期，财産的範圍并不大。
在第一階段，财産是由個人消費品組成的，在第二階段，又加上了公共房屋和菜園的占有權。
個人消費的最貴重的物品，随同去世的所有者一起埋葬到墳墓裡。
&rdquo（摩爾根：《古代社會》，1891年，第63頁。
）于是，盡管财産的範圍不大，但是仍然存在着個人消費品的所有制。
恩格斯也指出了這一點。
恩格斯就原始部落的成員說：&ldquo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人是武器、漁獵用具的所有者；女人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
&rdquo（《家庭的起源》，第185頁〔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4卷，第155頁。
〕）但是，毫無懷疑的是，在原始部落中，私有制推行的範圍遠比今天大得多。
[10]尼布爾的《奴隸制是一種經濟制度》是一部研究奴隸制問題的出色著作。
尼布爾持如下觀點：隻要有自由的、閑置的土地，在農業民族中就會自然而然地産生奴隸制度，因為在閑置的土地上部落統治者隻有把勞動者變為奴隸才能強迫他們為自己勞動，他說：&ldquo哪裡适于耕作的土地被占有了，哪裡就沒有奴隸制存在的餘地。
&rdquo（參見《奴隸制是一種經濟制度》，俄譯本，1907年，第2版，第277頁。
） [11]精通十九世紀初俄國經濟制度的優秀人物施托希對當時俄國工業的突出特點作了如下的表述：&ldquo俄國手工業者勞動時漫不經心的态度，在某種程度上是與極端離奇的、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的體制有關。
但是，除大城市外，俄國手工業者從不收訂貨，隻為出售而生産，如制作鞋、便鞋、靴子、長袍以及衣服、皮衣、被褥、桌椅等應用物品。
手工業者把所有這些物品提供給商人而收取一定的費用，商人再在自己的店鋪裡把它們賣掉。
&rdquo（見海因裡希·施托希：《俄國曆史統計學的描述》，1779年，第3卷，第178&mdash179頁。
） [12]參見他的《古代羅斯的封建主義》（1908年）和《封地羅斯的封建主義》（1910年）。
[13]M.A.季亞科諾夫說：&ldquo在法律方面，農民的人格逐漸貶低，無法遏止地幾乎或完全與奴隸合為一體。
農民和奴隸混同的現象，最初在實踐中，在經濟領域内表現出來，随後又逐漸在法令中反映出來了。
十七世紀後半期，當兩個曾經是迥然不同的集團&mdash&mdash自由農民和奴隸幾乎全在法律上合為一體的時候，上述這種日常生活和法令兩方面的實際發展趨向就結束了。
&rdquo（《古代羅斯的國家和社會制度論文集》，1907年，第371頁。
） [14]貝恩哈迪：《對俄國面貌的描述》，第2卷，第154頁。
[15]伊格納托維奇：《解放前夕的農奴》，1902年，第100頁。
[16]同上，第171頁。
[17]謝梅夫斯基：《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半期俄國的農民問題》，1888年，第2卷，第571頁。
[18]尼古拉一世對斯摩棱斯克的貴族代表們說：&ldquo農奴制是使我們沒有商業和工業的原因。
&rdquo（參看前引伊格納托維奇著作，第196頁） [19]羅日科夫：《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的經濟發展》（《十九世紀俄國的曆史》，1907年，第1版，第150頁以下各頁）。
[20]羅日科夫：《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的經濟發展》（《十九世紀俄國的曆史》，1907年，第1版，第150頁及以下各頁）。
[21]利亞先科：《俄國土地進化概要》，1908年，第212頁。
這是因為上述曆史學者不懂得城市經濟在西歐曆史上的巨大意義，仍抱着老觀點不放，認為在俄國處于萌芽狀态的封建主義就是西歐中世紀特有的社會制度。
但是，整個社會制度和現代西歐的文化，恰恰是從城市工業（而不是從封建主義）發展起來的。
而這種城市工業，如上所述，恰恰是俄國所沒有的。
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關于俄國的曆史發展方向的争論，是西歐派和斯拉夫派在這個問題上的早期争論的繼續。
在這些争論中，西歐派的立場遇到了困難，因為他們争取實現西歐的政治和社會理想，并論證這些理想在俄國是可以實現的。
同時，他們也無法否認俄國過去的曆史情況根本不同于西歐曆史向我們展示的情況。
既然俄國過去的曆史與西歐比較，存在着如此深刻的差别，那我們怎樣才能使俄國在不久的将來也出現西歐盛行的那種生活方式呢?對于這個問題，西歐派沒有能作出令人滿意的答案。
例如，米柳科夫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完全承認俄國和西歐的曆史發展條件有着深刻的差别，因而不得不在他的《俄羅斯文化史論文集》中乞靈于&ldquo内部發展規律&rdquo，說這個規律必然使俄國及其他國家走向西歐盛行的社會生活方式。
至于究竟什麼是能消除曆史條件一切差别的&ldquo内部發展規律&rdquo，尊敬的作者并沒有說清楚。
他隻是毫無事實根據地硬說這個内部發展規律是&ldquo任何一個社會都有的，而且對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相同的&rdquo[104]。
憑借這個神秘莫測的、誰都沒有提出過的普遍發展規律，П.Н.米柳科夫就能做到自圓其說，把西歐社會生活方式必将在俄國獲得勝利的信念同俄國和西歐曆史存在深刻差别的曆史分析調和起來。
我認為，隻有不相信任何的社會&ldquo内部發展規律&rdquo，才能圓滿地解決俄國這場由來已久的争論。
如上所述，我試圖論證一個許多人覺得奇怪的論題：不存在任何的社會&ldquo發展規律&rdquo，而且探索這種規律本身，就是由于不懂得人類社會與有機體之間存在着深刻的差别所緻。
假如大家都同意這一論點，那麼，上述争論就會迎刃而解了。
的确，過去俄國的社會制度與西歐的社會制度是有根本區别的。
但是，這并沒有妨礙俄國走向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且當前俄國占統治地位的，就是西方那種資本主義經濟。
因此，毫不奇怪，俄國正在争取實現西歐的政治生活方式。
至于我國農奴制瓦解的原因，近年來已成為饒有趣味的論戰的課題。
П.Б.司徒盧威在《十九世紀俄羅斯農奴制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載《神的世界》雜志，1899年，第10&mdash12頁）一文中闡述了如下的思想：在農奴制經濟還沒有廢除的時期，我國地主的企業經濟，絕不是像我們過去想象的那樣處于衰落狀态，而且從純經濟觀點來看，地主經濟也不是非得有自由雇傭勞動不可。
П.Б.司徒盧威的觀點在報刊上受到了許多抨擊。
例如，H.A.羅日科夫在他新近出的一部著作中寫道，代役制經濟對地主是不利的；就在農奴解放之前，自由雇傭勞動制在地主經濟中也已廣泛推行了[105]。
同樣，П.И.利亞先科也得出結論說，廢除農奴制是出于地主經濟利益的需要。
[106]但是，這些說法都沒有事實根據，因而П.司徒盧威的觀點仍然是無可辯駁的。
總之，我的上述《簡評》文章，是從理論上闡明我國農奴制經濟發展條件的富有成效的嘗試之一。
參考書目 有關國民經濟發展的一般文獻： 舍恩貝爾格：《政治經濟學手冊》，第4版，1896年，載《國民經濟學》，舍恩貝爾格的&ldquo國民經濟&rdquo一文。
恩格斯：《家庭起源、私有财産和國家》（有幾種俄譯本）。
利珀特：《文化史》，譯自德文，第7版，1908年。
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自然經濟，貨币經濟和信用經濟》（載《國民經濟年鑒》，B.II）。
李斯特：《政治經濟學國民體系》，特魯布尼科夫編譯，1891年。
畢歇爾：《國民經濟的産生》，И.庫利舍爾編譯，1907年。
桑巴特：《勞動組織和勞動人民》，基裡洛夫譯，1901年。
И.M.庫利舍爾：《西歐經濟生活史演講》，1910年。
П.馬斯洛夫：《國民經濟發展史》，1910年。
П.司徒盧威：《經濟與價格》，1913年；《羅雪爾、施穆勒、菲利波維奇-熱列茲諾夫的普通教程》；在《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問題》一書的第5卷《經濟學的新思想》中讨論了存在社會發展規律的一般問題。
古代世界的經濟： 摩爾根：《古代社會》，譯自英文，1900年。
格羅森：《家庭和經濟的形式》，譯自德文，1898年。
H.西貝爾：《原始經濟文化概論》，第2版，1899年。
M.科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制的起源和發展概論》，1895年。
H.И.尼布爾：《奴隸制是經濟制度》，譯自英文，第2版，1907年。
Э.邁爾：《古代世界的經濟發展》，譯自德文，1898年；《古代奴隸制》，譯自德文，1899年。
俄國的經濟發展： B.謝梅夫斯基：《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時期的農民》，第2卷，第2版，1903年。
П.米柳科夫：《俄國文化史概論》，第1卷，第5版，1906年；《十八世紀頭二十五年俄國的國營經濟》，第2版，1905年。
H.羅日科夫：《十六世紀莫斯科羅斯的農業》，1899年；《用社會學觀點對俄國曆史的評論》，1903年；《俄國曆史上的城市和農村》，第2版，1904年；《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經濟的發展》（《十九世紀俄國曆史》，格拉納特出版，第1版，1907年）。
H.И.巴甫洛夫-西爾萬斯基：《古羅斯的封建主義》，1908年；《羅斯封地的封建主義》，1910年。
H.沃爾孔斯基：《農奴制下的地主經濟的條件》，第1卷，第3版，1907年。
И.И.伊格納托維奇：《解放前夕的地主農民》，1902年。
П.И.利亞先科：《俄國土地進化概要》，1908年；《俄國土地進化概要》，第2版，1913年。
П.司徒盧威：《農奴經濟》，1914年。
*** [1]《司法通報》，1888年，第10期，第266&mdash267頁。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30頁。
） [2]李斯特把經濟發展分為五個階段：1.蒙昧；2.遊牧；3.農業；4.農工業；5.農工商業。
參見《政治經濟學和國民體系》，1883年，第7版，第11頁。
[3]&ldquo一般不妨認為，在開始馴養動物的時候，人的自然親近感，比起任何經濟利益的觀點來，作用要大得多，而經濟利益觀點的産生也要晚得多。
處于低級文化階段的人，一般來說，養它是為了娛樂，隻在極端需要的壓力下，才想到它的用處。
&rdquo（拉采爾：《人類地理學》，1889年，第1卷，第494頁。
）摩爾根認為：&ldquo馴化動物可能起源于馴養狗，将狗馴服為狩獵的助手，後來又馴養其他動物幼仔，純屬為了娛樂。
&rdquo（摩爾根：《古代社會》，1891年，第35&mdash36頁。
）利珀特指出：&ldquo無法探明人喜愛豢養動物的起源。
這種愛好在其淵源方面與兒童喜歡遊戲如出一轍，因為即便現在獵人還常常把幼狐帶回家來，無非是給孩子們做耍伴玩。
&rdquo（利珀特：《文化史》，1885年，第1卷，第128&mdash129頁。
） [4]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自然經濟、貨币經濟和信用經濟》，載《國民經濟年鑒》，第2卷，第1頁等。
[5]愛德華·邁爾：《古代的經濟發展》，佩爾曼犯了相反的錯誤，他在古希臘羅馬世界中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也發現了所有與現代相對立的社會制度。
參見他的《古代社會主義與共産主義史》，羅斯托夫采夫審編，1910年。
[6]G.V.貝洛夫：《國民經濟發展的理論》（《曆史雜志》，第86冊）。
[7]我覺得П.П.馬斯洛夫探求經濟發展規律的最新嘗試也是不成功的。
他對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隔絕的經濟、公社經濟、地區經濟、民族經濟和世界經濟）與施穆勒大體吻合（閉關自守的經濟、城市&mdash地區經濟，地域&mdash國家經濟、民族&mdash國家經濟、世界經濟）。
畢歇爾劃分的缺點，又在馬斯洛夫的劃分中表現出來了。
俄國什麼時候存在過地區經濟呢?俄國農村手工業（按照馬斯洛夫的說法，即地區經濟）在十九世紀是同我國資本主義一起發展起來的。
換句話說，馬斯洛夫提出三個發展階段，在俄國都是同時并進的。
此外，馬斯洛夫還有一個很大的錯誤，認為俄國手工業要早于家庭手工業，家庭手工業是從手工業發展而來的。
這裡馬斯洛夫重犯了沃龍佐夫的錯誤，我在《俄國工廠》一文中極力想證實，家庭工業發展的進程是與此截然不同的。
[8]這個分類采取了司徒盧威的術語，是以社會特征和經濟特征為基礎的。
司徒盧威在新出的《經濟和價格》一書中，從經濟和社會的角度提出了饒有趣味的社會形式的分類。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9年，鮑什尼亞克譯，第110頁（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4卷，第92&mdash93頁）。
有時也聽到這樣的意見，說在原始民族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完全的共産主義。
例如，И.庫利舍爾在《資本的利潤進化》（第1卷，聖彼得堡，1906年）一書強調在原始人中不僅土地和土地的果實，而且&ldquo其他物品，如住房、工具和家庭用具，都是共同的财産&rdquo（第3頁）。
無論如何不能同意這個意見。
甚至特别傾向于認為原始部落經濟制度具有共産主義因素的摩爾根&mdash恩格斯學派，也遠遠不贊同這種說法。
用摩爾根的話來說，&ldquo在野蠻時期和低級野蠻時期，财産的範圍并不大。
在第一階段，财産是由個人消費品組成的，在第二階段，又加上了公共房屋和菜園的占有權。
個人消費的最貴重的物品，随同去世的所有者一起埋葬到墳墓裡。
&rdquo（摩爾根：《古代社會》，1891年，第63頁。
）于是，盡管财産的範圍不大，但是仍然存在着個人消費品的所有制。
恩格斯也指出了這一點。
恩格斯就原始部落的成員說：&ldquo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人是武器、漁獵用具的所有者；女人是家庭用具的所有者。
&rdquo（《家庭的起源》，第185頁〔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4卷，第155頁。
〕）但是，毫無懷疑的是，在原始部落中，私有制推行的範圍遠比今天大得多。
[10]尼布爾的《奴隸制是一種經濟制度》是一部研究奴隸制問題的出色著作。
尼布爾持如下觀點：隻要有自由的、閑置的土地，在農業民族中就會自然而然地産生奴隸制度，因為在閑置的土地上部落統治者隻有把勞動者變為奴隸才能強迫他們為自己勞動，他說：&ldquo哪裡适于耕作的土地被占有了，哪裡就沒有奴隸制存在的餘地。
&rdquo（參見《奴隸制是一種經濟制度》，俄譯本，1907年，第2版，第277頁。
） [11]精通十九世紀初俄國經濟制度的優秀人物施托希對當時俄國工業的突出特點作了如下的表述：&ldquo俄國手工業者勞動時漫不經心的态度，在某種程度上是與極端離奇的、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的體制有關。
但是，除大城市外，俄國手工業者從不收訂貨，隻為出售而生産，如制作鞋、便鞋、靴子、長袍以及衣服、皮衣、被褥、桌椅等應用物品。
手工業者把所有這些物品提供給商人而收取一定的費用，商人再在自己的店鋪裡把它們賣掉。
&rdquo（見海因裡希·施托希：《俄國曆史統計學的描述》，1779年，第3卷，第178&mdash179頁。
） [12]參見他的《古代羅斯的封建主義》（1908年）和《封地羅斯的封建主義》（1910年）。
[13]M.A.季亞科諾夫說：&ldquo在法律方面，農民的人格逐漸貶低，無法遏止地幾乎或完全與奴隸合為一體。
農民和奴隸混同的現象，最初在實踐中，在經濟領域内表現出來，随後又逐漸在法令中反映出來了。
十七世紀後半期，當兩個曾經是迥然不同的集團&mdash&mdash自由農民和奴隸幾乎全在法律上合為一體的時候，上述這種日常生活和法令兩方面的實際發展趨向就結束了。
&rdquo（《古代羅斯的國家和社會制度論文集》，1907年，第371頁。
） [14]貝恩哈迪：《對俄國面貌的描述》，第2卷，第154頁。
[15]伊格納托維奇：《解放前夕的農奴》，1902年，第100頁。
[16]同上，第171頁。
[17]謝梅夫斯基：《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半期俄國的農民問題》，1888年，第2卷，第571頁。
[18]尼古拉一世對斯摩棱斯克的貴族代表們說：&ldquo農奴制是使我們沒有商業和工業的原因。
&rdquo（參看前引伊格納托維奇著作，第196頁） [19]羅日科夫：《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的經濟發展》（《十九世紀俄國的曆史》，1907年，第1版，第150頁以下各頁）。
[20]羅日科夫：《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的經濟發展》（《十九世紀俄國的曆史》，1907年，第1版，第150頁及以下各頁）。
[21]利亞先科：《俄國土地進化概要》，1908年，第2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