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國民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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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可循。
社會生活及其一切表現形式，也如其他自然界現象一樣，都嚴格受規律的支配，但是，這些規律都是由生物進化規律分解出來的自然界的因果規律。
我們否定社會曆史上存在進化規律，但是絲毫也不懷疑社會生活的規律性，隻不過想證實一下，同一發展階段周而複始的經驗概括，盡管在研究個别有機生命活動的生物科學中起着顯著的作用，但并不适用于人類社會的曆史。
社會和有機體的發展的這種差異并不奇怪，因為人類社會不是有機體，因而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設想，對有機體是正确的結論，對人類社會也得是正确的。
綜上所述，應當承認人類社會是高度可塑的組合體，隻要對其制度進行内部的相應的改變，就容易适應其生存的外部條件。
與不可分物體的一定的、似乎凝固的，并由其性質決定的某種不變的形式相反，人類社會的形式，是極其流動不定、變化無常的，并能根據環境條件形成各種不同的結合體。
在人類社會的這種本質下，外部環境的任何變化就必将引起社會内部制度的深刻變化。
而曆史環境在不重複出現的世界曆史進程的影響下不斷地發生變化。
同時，還應當指出下述看法。
人類社會的發展隻是一部分帶有自發的和無意識的性質，一部分受人類有意識的意志支配。
由于後一原因，人類知識的增長本身就構成各個曆史時代各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的重大變化。
過去的經驗，可以有助于防止重犯過去的錯誤。
例如，從曆史上看，起初是神學思維讓位給形而上學思維（按照康德的說法），隻是後來我們的思維才有了科學的性質，假如這種說法是正确的話，那也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仍處于早期發展階段的民族，在達到科學階段之前都将不可避免地要經曆一個形而上學思維的階段。
不經過形而上學思維的階段，科學也是可以被理智掌握的。
但是，關于發展規律的概念，可賦予不同于上文所述的另一種含義。
也就是說，發展規律絕不是指各類不同現象各自都要經過老一套連續變化的那種重複性。
沒有任何重複性才能談得上發展規律，即使是某類現象（哪怕是單一的和不重複的現象綜合）始終在一個固定不變的方向上變化。
這些變化的典型例子，是按一定的規律變化的數列，例如幾何級數：1，2，4，8，16，等等。
如果現象按這種幾何級數變化，就可以預見到該現象在其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将表現為何種形式，也就是說，所發現的這些變化的規律性完全可以稱之為該現象的發展規律。
這種規律性，當然在邏輯上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就有一些人認為，社會科學應力求揭示的發展規律恰恰屬于這種邏輯類型。
但是，就從這第二個含義上看，也無法同意社會發展規律思想的辯護者的意見。
首先應當指出，屬于第一種含義的發展規律（處于同一發展階段，屬于同一物種的各種不同代表所共有的重複性規律）就是非常重要的現實的科學認識工具（如生物科學），而屬于第二種含義的各類具體現象的發展規律有無可能存在，還需要證實。
不論在自然科學哪一個領域中，我們還暫且不知道有這類被探明的規律。
當然，斯賓塞的宇宙進化規律具有這種邏輯性質，因為不論是整個宇宙還是宇宙任何一部分的進化，在斯賓塞看來，都表現為物質和力的分解和合成的進步。
但是，斯賓塞的理論絕不能說已得到了科學的證實，它仍屬于一般哲學的領域。
不論在自然科學的哪一個學科中，我們都沒有發現任何類似進化規律的這種規律。
門捷列夫的化學元素周期系統，同樣也不能認為它就是這種進化規律，因為元素的物理化學屬性取決于元素的原子量，并不具有共同的性質，而且絕不能期望得到任何一種數學上的精确度，原因是門捷列夫确定的各組元素的數量不同，也就是說，在這種條件下嚴格的周期性是沒有的。
但是，如果說，就是在物理、化學或生物現象領域中能夠确立此類進化規律（這很值得懷疑），那也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社會發展中也能找到這樣的規律。
相反，上文為了證明各個民族的社會發展不可能都經曆同一的發展階段而列舉的一些論點，卻完全适用于這第二種含義的規律。
社會組合體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并具有很強的适應其賴以發展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變化的能力，緻使它們不能在同一個方向上，按照類似1，2，4，8等數列循序漸進地進行變化。
這是因為要能夠做到按這類數列變化，社會組合體就必須在其内在力量的影響下進行變化，而不管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如何。
自然和社會環境并不在一定的方向上發生變化，但卻在其每一個發展階段上又形成自然力和社會力量的新的組合。
須知，世界曆史是出現一次、不再重現的過程。
因此，在外界和社會環境具有如此深刻變化的條件下，某一社會組合體的發展，怎樣才能保持同一個方向，怎樣才能循序漸進地增強同一個特征呢? 總之，不論進化規律的概念具有什麼含義，社會發展不受這些規律的支配卻是一清二楚的。
馬克思也持有這樣的觀點。
從他給米海洛夫斯基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馬克思在這封信中責備米海洛夫斯基不了解他的曆史理論（順便說一下，有不少馬克思主義者也都犯這種不了解的毛病），寫道：&ldquo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論他們所處的曆史條件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mdash&mdash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産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态。
但是我要請他原諒。
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rdquo[86]而且，馬克思申明，根據他的觀點，資本主義絕不是每個民族必經的發展階段。
例如，在古羅馬，盡管農民群衆無産階級化了，但是資本主義并沒有因此發展起來，而是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生産方式發展起來了。
俄國的情況也完全如此。
馬克思認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有可能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
同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聲稱，他的目的在于&ldquo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rdquo。
第一個論斷看起來同第二個論斷是矛盾的。
其實，在這種場合下，馬克思的論斷也許并不矛盾。
對各個民族和各個時代普遍适用的曆史發展規律，是不存在的，因為曆史發展的條件在變化，而且發展的方向也在變化。
但是，處于相同的社會經濟環境條件下的各個民族，也應當有相同的發展方式。
馬克思所說的現代社會，是指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的社會。
條件相同，發展階段也必然相同。
在這個涵義上，馬克思既可以否認曆史上存在普遍的發展規律，又可以認定，一定的社會經濟體系（如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要受其本身一成不變的發展規律的支配。
另一個問題是：可不可以接受馬克思的後一個論斷?在我看來，一定的社會經濟體系，确切點說，指的不是規律，而是發展趨勢，即便是後者，如無相應的條件也是不能出現的。
隻要對馬克思力求确定的所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稍加思考，那就不難看出，所謂這些規律，實質上不是屬于生物發展規律一類的進化規律，而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種邏輯規律，即國民經濟的因果規律。
例如，在這些發展規律中，最重要的規律就是資本的積累和集中的趨勢。
這個趨勢，馬克思根本不是通過對現實事實的經驗概括來确定的（像确定生物進化規律那樣），而是從作用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經濟力量的因果規律中推導出來的。
大資本在經濟上比小資本強大，它們之間存在着競争，資本主義大企業勢必吞噬和排擠掉小企業。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這個趨勢，可以找到充分的因果解釋：馬克思闡述的其他一些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也可找到這種解釋，因為這些趨勢一般可以說都得到了客觀的論證。
因此，可以認為，能夠确定某一經濟體系（這裡指資本主義體系）的某些發展趨勢，但這些趨勢必須是從因果規律上得到論證的。
隻有這種因果解釋所依據的假設條件是真實的，因果規律才是真實的。
例如，資本積累和集中的趨勢，并不是對所有的資本都适用。
在農業經濟中，這種趨勢根本不會出現，出現的卻是小企業排擠大企業的相反趨勢。
二、經濟發展的圖式試圖确立經濟發展規律的想法，早在十八世紀以前就有了（而這種想法的萌芽還要早一些）。
雖說這種想法已經陳舊了，但是，至今仍然還能找到追随者和辯護者。
這個圖式假定每個民族都必須經過如下階段：1.狩獵階段；2.遊牧階段；3.農業階段；4.工業經濟階段。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給這個圖式注進了某些新的内容，使它具有更加科學的形式。
[87] 這個圖式盡管有普遍性，但它的科學意義仍然是極其有限的。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它隻按照獲取産品的種類，而不是按怎樣和在什麼社會形式下獲取産品的情況來劃分曆史時期。
此外，這個圖式是先天就有的，并不是實際研究的結果，因而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這種先驗的論點是：種地要用犁，拉犁就要有牲畜，這就需要事先馴化牲畜，因此，畜牧業要早于農業。
而畜牧業理所當然地要先有一段狩獵時期。
但是，這種先驗論并不了解原始農業可以不用牲畜，耕地隻用鋤和人力就行了。
因此，畜牧時期絕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早于農業。
在某些國家裡（如玻利維亞）畜牧業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實際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現代研究的結果表明，有許多民族的農業（人力種植形式）都早于畜牧時期。
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因為種植農作物比馴養牲畜要容易得多。
因此，農業屬于婦女的勞動領域，而更困難的勞動&mdash&mdash狩獵則交給男人去做。
狩獵民族大多又是農業民族，如北美印第安部落和很多非洲民族。
這種形式的農業已存在數千年之久。
畜牧業起初是出于毫無意義和微不足道的需要而産生的。
許多野蠻人的住處就是名副其實的動物園。
占有者本人也難以說清楚他為什麼要飼養這些動物，因為動物并沒有給他什麼好處。
這些動物有時用來滿足他的愛美需要；有時用作他子女或他本人的耍物。
[88]有時馴養動物出于宗教迷信，後來才逐漸用于經濟目的（狗、牛是所謂圖騰崇拜的現象）。
最終，想把動物據為己有的欲望，就無疑成為馴服動物的極其強烈的誘因。
許多野蠻人的首領迄今還保留着豢養馴服了的獅子、豹、狼等猛獸的習俗，也就是說，在酋長身邊圍有一群馴服了的野獸，可以為首領的威力和權勢增光。
畜牧業的出現，是經濟領域内巨大的進步。
畜牧業成為主導的經濟形式的現象，在曆史上還是比較少見的，因為畜牧業要有特殊的、難得的自然條件&mdash&mdash遼闊的草原（如中亞和南非）。
畜牧民族是以農業民族為其存在的前提條件，需要與農業民族進行交易往來。
因此，不但不能說，畜牧業肯定早于農業，而且确切點說，恰恰相反，農業（人力耕作）卻是早于畜牧業的。
可見，上述經濟發展圖式是站不住腳的了。
另一種經濟發展圖式是德國經濟學家Б.希爾德布蘭德提出來的。
他把經濟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1.自然經濟，2.貨币經濟，3.信用經濟。
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時，貨币不參與交換，而産品或者根本不進行交換，或者不用貨币就直接進行互相交換。
在貨币經濟占統治地位時，貨币成為交換的中介，出現了買與賣。
在信用經濟占統治地位時，交換不用貨币而以信用形式進行。
[89] 這個圖式較前一圖式富有内容，但不能說是很成功的。
它的創新之處，主要在于它構思出了第三個經濟階段，即信用經濟階段。
然而，也恰恰是這一點又成了它的弱點。
信用經濟不可能與貨币經濟相對立，因為信用是建立在貨币基礎之上的。
現代先進國家經濟發展的事實表明，信用的發展并不排除對貨币的需求，恰恰相反，一般地說還增大了對貨币的需求。
信用經濟也是貨币經濟，隻不過是複雜化了的，或者說是形态改變了貨币經濟罷了。
畢歇爾在其著名的《國民經濟的産生》論著中所闡述的國民經濟發展圖式，在當代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他的圖式以嚴謹的邏輯性見長，對曆史發展的客觀事實解釋得十分清楚。
畢歇爾的圖式是以産品從生産者到消費者所經過的途徑長度這一确定的特征為基礎的。
起初這個途徑的長度等于零，也就是說，生産者消費掉自己生産的産品。
随後，途徑就長了起來。
産品開始從生産者手中轉到消費者手中，但都是直接轉手的（兩個生産者之間進行交換）。
這就是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的階段。
随之而來的是第三個時期：産品從生産者手中不是直接轉到消費者，而是轉到商人手中，隻能由商人把它賣給消費者。
産品可能要經過幾個商人之手才能轉到消費者手中，有時産品竟然要經過幾十個商人之手。
因此，畢歇爾将經濟發展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1.閉關自守經濟（自給自足的生産）；2.城市經濟（小獨立生産者相互滿足需要的生産）；3.國民經濟（産品流通）。
閉關自守經濟在人類曆史的上古時期居統治地位。
在這種經濟制度下，每一個單一的家庭，各自生産它所需要的全部消費品。
但是，如果古代家庭也像現代家庭一樣，隻有父母子女等幾個人，而成年勞動者又不超出兩三個人的話，那麼這樣的家庭無論如何也不能夠滿足它自己的全部需要。
因此，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為了滿足經濟上的需要，就非得有一個大家庭不可，它不是僅由一對夫婦，而是由幾代人組成，他們幾代人同居并形成一個大經濟體。
這樣的大家庭在原始人中占統治地位。
随着需要的增長，家庭内部就要有一個更大的分工。
不論家庭成員多麼多，但全家仍然隻能是一個生産單位，而且規模也是很有限的。
為了提高勞動生産率，打破狹小的家庭框框，就要采取兩種辦法。
或者是第一種辦法：幾個家庭合并，用共同的勞動來滿足共同的需要（如用共同的力量蓋房、造船和伐
社會生活及其一切表現形式，也如其他自然界現象一樣，都嚴格受規律的支配，但是，這些規律都是由生物進化規律分解出來的自然界的因果規律。
我們否定社會曆史上存在進化規律，但是絲毫也不懷疑社會生活的規律性，隻不過想證實一下，同一發展階段周而複始的經驗概括，盡管在研究個别有機生命活動的生物科學中起着顯著的作用，但并不适用于人類社會的曆史。
社會和有機體的發展的這種差異并不奇怪，因為人類社會不是有機體，因而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設想，對有機體是正确的結論，對人類社會也得是正确的。
綜上所述，應當承認人類社會是高度可塑的組合體，隻要對其制度進行内部的相應的改變，就容易适應其生存的外部條件。
與不可分物體的一定的、似乎凝固的，并由其性質決定的某種不變的形式相反，人類社會的形式，是極其流動不定、變化無常的，并能根據環境條件形成各種不同的結合體。
在人類社會的這種本質下，外部環境的任何變化就必将引起社會内部制度的深刻變化。
而曆史環境在不重複出現的世界曆史進程的影響下不斷地發生變化。
同時，還應當指出下述看法。
人類社會的發展隻是一部分帶有自發的和無意識的性質，一部分受人類有意識的意志支配。
由于後一原因，人類知識的增長本身就構成各個曆史時代各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的重大變化。
過去的經驗，可以有助于防止重犯過去的錯誤。
例如，從曆史上看，起初是神學思維讓位給形而上學思維（按照康德的說法），隻是後來我們的思維才有了科學的性質，假如這種說法是正确的話，那也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仍處于早期發展階段的民族，在達到科學階段之前都将不可避免地要經曆一個形而上學思維的階段。
不經過形而上學思維的階段，科學也是可以被理智掌握的。
但是，關于發展規律的概念，可賦予不同于上文所述的另一種含義。
也就是說，發展規律絕不是指各類不同現象各自都要經過老一套連續變化的那種重複性。
沒有任何重複性才能談得上發展規律，即使是某類現象（哪怕是單一的和不重複的現象綜合）始終在一個固定不變的方向上變化。
這些變化的典型例子，是按一定的規律變化的數列，例如幾何級數：1，2，4，8，16，等等。
如果現象按這種幾何級數變化，就可以預見到該現象在其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将表現為何種形式，也就是說，所發現的這些變化的規律性完全可以稱之為該現象的發展規律。
這種規律性，當然在邏輯上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就有一些人認為，社會科學應力求揭示的發展規律恰恰屬于這種邏輯類型。
但是，就從這第二個含義上看，也無法同意社會發展規律思想的辯護者的意見。
首先應當指出，屬于第一種含義的發展規律（處于同一發展階段，屬于同一物種的各種不同代表所共有的重複性規律）就是非常重要的現實的科學認識工具（如生物科學），而屬于第二種含義的各類具體現象的發展規律有無可能存在，還需要證實。
不論在自然科學哪一個領域中，我們還暫且不知道有這類被探明的規律。
當然，斯賓塞的宇宙進化規律具有這種邏輯性質，因為不論是整個宇宙還是宇宙任何一部分的進化，在斯賓塞看來，都表現為物質和力的分解和合成的進步。
但是，斯賓塞的理論絕不能說已得到了科學的證實，它仍屬于一般哲學的領域。
不論在自然科學的哪一個學科中，我們都沒有發現任何類似進化規律的這種規律。
門捷列夫的化學元素周期系統，同樣也不能認為它就是這種進化規律，因為元素的物理化學屬性取決于元素的原子量，并不具有共同的性質，而且絕不能期望得到任何一種數學上的精确度，原因是門捷列夫确定的各組元素的數量不同，也就是說，在這種條件下嚴格的周期性是沒有的。
但是，如果說，就是在物理、化學或生物現象領域中能夠确立此類進化規律（這很值得懷疑），那也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社會發展中也能找到這樣的規律。
相反，上文為了證明各個民族的社會發展不可能都經曆同一的發展階段而列舉的一些論點，卻完全适用于這第二種含義的規律。
社會組合體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并具有很強的适應其賴以發展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變化的能力，緻使它們不能在同一個方向上，按照類似1，2，4，8等數列循序漸進地進行變化。
這是因為要能夠做到按這類數列變化，社會組合體就必須在其内在力量的影響下進行變化，而不管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如何。
自然和社會環境并不在一定的方向上發生變化，但卻在其每一個發展階段上又形成自然力和社會力量的新的組合。
須知，世界曆史是出現一次、不再重現的過程。
因此，在外界和社會環境具有如此深刻變化的條件下，某一社會組合體的發展，怎樣才能保持同一個方向，怎樣才能循序漸進地增強同一個特征呢? 總之，不論進化規律的概念具有什麼含義，社會發展不受這些規律的支配卻是一清二楚的。
馬克思也持有這樣的觀點。
從他給米海洛夫斯基的一封著名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馬克思在這封信中責備米海洛夫斯基不了解他的曆史理論（順便說一下，有不少馬克思主義者也都犯這種不了解的毛病），寫道：&ldquo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論他們所處的曆史條件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mdash&mdash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産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态。
但是我要請他原諒。
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rdquo[86]而且，馬克思申明，根據他的觀點，資本主義絕不是每個民族必經的發展階段。
例如，在古羅馬，盡管農民群衆無産階級化了，但是資本主義并沒有因此發展起來，而是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生産方式發展起來了。
俄國的情況也完全如此。
馬克思認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在一定的條件下也有可能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
同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聲稱，他的目的在于&ldquo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rdquo。
第一個論斷看起來同第二個論斷是矛盾的。
其實，在這種場合下，馬克思的論斷也許并不矛盾。
對各個民族和各個時代普遍适用的曆史發展規律，是不存在的，因為曆史發展的條件在變化，而且發展的方向也在變化。
但是，處于相同的社會經濟環境條件下的各個民族，也應當有相同的發展方式。
馬克思所說的現代社會，是指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的社會。
條件相同，發展階段也必然相同。
在這個涵義上，馬克思既可以否認曆史上存在普遍的發展規律，又可以認定，一定的社會經濟體系（如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要受其本身一成不變的發展規律的支配。
另一個問題是：可不可以接受馬克思的後一個論斷?在我看來，一定的社會經濟體系，确切點說，指的不是規律，而是發展趨勢，即便是後者，如無相應的條件也是不能出現的。
隻要對馬克思力求确定的所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稍加思考，那就不難看出，所謂這些規律，實質上不是屬于生物發展規律一類的進化規律，而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種邏輯規律，即國民經濟的因果規律。
例如，在這些發展規律中，最重要的規律就是資本的積累和集中的趨勢。
這個趨勢，馬克思根本不是通過對現實事實的經驗概括來确定的（像确定生物進化規律那樣），而是從作用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經濟力量的因果規律中推導出來的。
大資本在經濟上比小資本強大，它們之間存在着競争，資本主義大企業勢必吞噬和排擠掉小企業。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這個趨勢，可以找到充分的因果解釋：馬克思闡述的其他一些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也可找到這種解釋，因為這些趨勢一般可以說都得到了客觀的論證。
因此，可以認為，能夠确定某一經濟體系（這裡指資本主義體系）的某些發展趨勢，但這些趨勢必須是從因果規律上得到論證的。
隻有這種因果解釋所依據的假設條件是真實的，因果規律才是真實的。
例如，資本積累和集中的趨勢，并不是對所有的資本都适用。
在農業經濟中，這種趨勢根本不會出現，出現的卻是小企業排擠大企業的相反趨勢。
二、經濟發展的圖式試圖确立經濟發展規律的想法，早在十八世紀以前就有了（而這種想法的萌芽還要早一些）。
雖說這種想法已經陳舊了，但是，至今仍然還能找到追随者和辯護者。
這個圖式假定每個民族都必須經過如下階段：1.狩獵階段；2.遊牧階段；3.農業階段；4.工業經濟階段。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給這個圖式注進了某些新的内容，使它具有更加科學的形式。
[87] 這個圖式盡管有普遍性，但它的科學意義仍然是極其有限的。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它隻按照獲取産品的種類，而不是按怎樣和在什麼社會形式下獲取産品的情況來劃分曆史時期。
此外，這個圖式是先天就有的，并不是實際研究的結果，因而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這種先驗的論點是：種地要用犁，拉犁就要有牲畜，這就需要事先馴化牲畜，因此，畜牧業要早于農業。
而畜牧業理所當然地要先有一段狩獵時期。
但是，這種先驗論并不了解原始農業可以不用牲畜，耕地隻用鋤和人力就行了。
因此，畜牧時期絕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早于農業。
在某些國家裡（如玻利維亞）畜牧業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實際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現代研究的結果表明，有許多民族的農業（人力種植形式）都早于畜牧時期。
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因為種植農作物比馴養牲畜要容易得多。
因此，農業屬于婦女的勞動領域，而更困難的勞動&mdash&mdash狩獵則交給男人去做。
狩獵民族大多又是農業民族，如北美印第安部落和很多非洲民族。
這種形式的農業已存在數千年之久。
畜牧業起初是出于毫無意義和微不足道的需要而産生的。
許多野蠻人的住處就是名副其實的動物園。
占有者本人也難以說清楚他為什麼要飼養這些動物，因為動物并沒有給他什麼好處。
這些動物有時用來滿足他的愛美需要；有時用作他子女或他本人的耍物。
[88]有時馴養動物出于宗教迷信，後來才逐漸用于經濟目的（狗、牛是所謂圖騰崇拜的現象）。
最終，想把動物據為己有的欲望，就無疑成為馴服動物的極其強烈的誘因。
許多野蠻人的首領迄今還保留着豢養馴服了的獅子、豹、狼等猛獸的習俗，也就是說，在酋長身邊圍有一群馴服了的野獸，可以為首領的威力和權勢增光。
畜牧業的出現，是經濟領域内巨大的進步。
畜牧業成為主導的經濟形式的現象，在曆史上還是比較少見的，因為畜牧業要有特殊的、難得的自然條件&mdash&mdash遼闊的草原（如中亞和南非）。
畜牧民族是以農業民族為其存在的前提條件，需要與農業民族進行交易往來。
因此，不但不能說，畜牧業肯定早于農業，而且确切點說，恰恰相反，農業（人力耕作）卻是早于畜牧業的。
可見，上述經濟發展圖式是站不住腳的了。
另一種經濟發展圖式是德國經濟學家Б.希爾德布蘭德提出來的。
他把經濟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1.自然經濟，2.貨币經濟，3.信用經濟。
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時，貨币不參與交換，而産品或者根本不進行交換，或者不用貨币就直接進行互相交換。
在貨币經濟占統治地位時，貨币成為交換的中介，出現了買與賣。
在信用經濟占統治地位時，交換不用貨币而以信用形式進行。
[89] 這個圖式較前一圖式富有内容，但不能說是很成功的。
它的創新之處，主要在于它構思出了第三個經濟階段，即信用經濟階段。
然而，也恰恰是這一點又成了它的弱點。
信用經濟不可能與貨币經濟相對立，因為信用是建立在貨币基礎之上的。
現代先進國家經濟發展的事實表明，信用的發展并不排除對貨币的需求，恰恰相反，一般地說還增大了對貨币的需求。
信用經濟也是貨币經濟，隻不過是複雜化了的，或者說是形态改變了貨币經濟罷了。
畢歇爾在其著名的《國民經濟的産生》論著中所闡述的國民經濟發展圖式，在當代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他的圖式以嚴謹的邏輯性見長，對曆史發展的客觀事實解釋得十分清楚。
畢歇爾的圖式是以産品從生産者到消費者所經過的途徑長度這一确定的特征為基礎的。
起初這個途徑的長度等于零，也就是說，生産者消費掉自己生産的産品。
随後，途徑就長了起來。
産品開始從生産者手中轉到消費者手中，但都是直接轉手的（兩個生産者之間進行交換）。
這就是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的階段。
随之而來的是第三個時期：産品從生産者手中不是直接轉到消費者，而是轉到商人手中，隻能由商人把它賣給消費者。
産品可能要經過幾個商人之手才能轉到消費者手中，有時産品竟然要經過幾十個商人之手。
因此，畢歇爾将經濟發展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1.閉關自守經濟（自給自足的生産）；2.城市經濟（小獨立生産者相互滿足需要的生産）；3.國民經濟（産品流通）。
閉關自守經濟在人類曆史的上古時期居統治地位。
在這種經濟制度下，每一個單一的家庭，各自生産它所需要的全部消費品。
但是，如果古代家庭也像現代家庭一樣，隻有父母子女等幾個人，而成年勞動者又不超出兩三個人的話，那麼這樣的家庭無論如何也不能夠滿足它自己的全部需要。
因此，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為了滿足經濟上的需要，就非得有一個大家庭不可，它不是僅由一對夫婦，而是由幾代人組成，他們幾代人同居并形成一個大經濟體。
這樣的大家庭在原始人中占統治地位。
随着需要的增長，家庭内部就要有一個更大的分工。
不論家庭成員多麼多，但全家仍然隻能是一個生産單位，而且規模也是很有限的。
為了提高勞動生産率，打破狹小的家庭框框，就要采取兩種辦法。
或者是第一種辦法：幾個家庭合并，用共同的勞動來滿足共同的需要（如用共同的力量蓋房、造船和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