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城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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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城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特别複雜的社會環境，一個存在着極其大量的差别和各種各樣的問題的社會環境。
在城市中兩種并存而不融合的居民之間，暴露出兩個不同社會的對立。
舊的領地組織及其各種傳統、觀念和感情（這一切可能不是從領地組織中産生，但是接受了領地組織的特别色彩）要對付突然向它提出的需要和願望，這些需要和願望同它的利益相抵觸，為它所不适應，開始時它頑強地抵制着。
舊的領地組織之所以退卻是不得已的，因為新的局面有其十分深遠的和不可抗拒的原因，以緻舊的領地組織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或許社會當局開始時未能正确判斷在其周圍發生的變革的意義。
由于低估了變革的力量，社會當局開始時進行抵制。
僅在以後，而且通常很遲，它才順從于不可避免的事情。
變化總不是一下子發生的。
常常有人将抵制歸因于&ldquo封建專制&rdquo或&ldquo僧侶的妄自尊大&rdquo，這是不公正的，抵制有其更為合乎情理的動機。
中世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從那時以後常常發生的事情。
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努力保衛舊秩序，并非僅僅因為他們要确保自己的利益，或許更因為對他們來說保存舊社會是責無旁貸的。
而且請注意，這種社會為市民階級所接受。
他們的要求以及可以稱之為他們的政治綱領的東西，絕對不是旨在推翻這種社會；他們不加争議地承認王侯、教士和貴族的特權和權力。
他們并不想要搞個天翻地覆，而隻想要得到簡單的讓步，因為這是他們的生存所必需的。
而且這些讓步隻限于他們自己的需要。
他們完全不關心他們來自其中的農村居民的需要。
總之，他們隻要求社會給予他們一個與他們所過的那種生活方式相諧和的位置。
他們不是革命的，如果他們有時訴諸暴力，也并非是仇恨舊制度，隻不過是迫使其讓步而已。
略述一下他們的主要要求，就足以相信這些要求并未超出最低的限度。
他們所要求的首先是人身的自由，這保證商人或工匠可以來往和居住于他們所願意的地方，并且可以使他們自己和孩子的人身擺脫對領主權力的依附。
其次他們要求賜予一個特别法庭，這樣他們就可以一舉擺脫他們所屬的審判管轄區的繁複以及舊法律的形式主義的程序給他們的社會和經濟活動造成的麻煩。
再次他們要求在城市中建立治安，即制定一部刑法以保證安全。
再次他們要求廢除與從事商業和工業以及占有和獲得土地最不相容的那些捐稅。
最後他們要求相當廣泛的政治自治和地方自治。
然而這一切遠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和得到理論原則上的說明。
在最初的市民階級的思想中，沒有任何人權和公民權的觀念。
他們要求人身的自由，也并非把自由當作天賦的權利。
隻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他們才尋求人身的自由。
這是千真萬确的，例如在阿拉斯，商人企圖冒充聖瓦斯特修道院的農奴，以便享受給予農奴的免繳商品通行稅的權利①。
從11世紀初期起市民階級開始企圖反對使他們受到損害的現狀。
此後他們的鬥争再未停止。
經過各種曲折，改革運動不可抗拒地向目标邁進，必要時大力粉碎抵擋他們前進的阻力，在12世紀時終于達到把基本的城市制度授予城市的目的，這将成為城市組織的基礎。
我們看到商人在各地發動和領導事變，這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情。
他們是城市居民中最活躍、最富裕、最有影響的分子，他們最難忍受損害他們的利益和自信心的處境。
②盡管時間和環境迥異，他們當時所起的作用正好比得上18世紀末期以後資産階級在結束舊制度的政治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無論此時或彼時，與社會變革最為直接有關的社會集團領頭反抗而為群衆所追随。
在中世紀如同近代一樣，民主政治是在傑出人物的推動下開始的，他們将自己的綱領塞進人民群衆紛亂雜沓的願望之中。
主教管轄的城鎮首先成為鬥争的舞台。
如果将這一事實歸因于主教們個人的品格，那肯定是錯誤的。
反之，他們之中非常多的人以明智地關心公共福利聞名。
卓越的行政官員在他們之中并不罕見，在幾個世紀中人們一直懷念他們。
例如在列日，諾熱（972&mdash1008年）攻打為害鄰裡進行搶劫的領主們的城堡；将默茲河的一條支流改道，使得列日城市清潔；還加強了列日城的防禦工事。
③類似的例子還可以随便舉出康布雷、烏德勒支、科隆、沃爾姆斯、美因茲和德意志的許多城鎮，在錫封權鬥争以前，皇帝們總是盡量給這些地方任命在才智和精力方面都是出類拔萃的高級神職人員擔任主教。
但是主教們愈是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他們就愈是想要捍衛自己的統治拒絕臣民的要求，并且愈是想要将臣民保持在專制獨裁和家長式的制度之下。
而且由于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集中在他們手中，在他們看來任何讓步對教會都是危險的。
還不應忘記，他們的職責使得他們常駐在他們的城鎮，理所當然地擔心市民階級的自治将會給他們造成困難，因為他們就生活在市民階級之中。
最後，我們已經知道，教會對商業很少同情。
教會對商業持懷疑的态度，這自然使得教會對商人以及聚集在他們後面的人民群衆的願望充耳不聞，妨礙教會理解他們的要求，并且使得教會對他們的力量産生錯覺。
由此産生誤解、摩擦，很快成為相互的敵對，從11世紀初期起，敵對終于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④ 運動發端于意大利北部。
在那裡商業生活出現較早，它的政治後果也就較快地表現出來。
遺憾的是關于這些事變的詳細情況所知極少。
可以肯定，當時折磨着教會的動亂必然加快事變的發展。
有些修士和神甫發動一場運動反對教士的惡習，攻擊西蒙式以及教士結婚，譴責世俗當局幹涉教會的管理，城市的人民熱烈地站在這些修士和神甫一邊。
主教們是由皇帝任命的，就為這一點而受到牽累，因此面對着一支反對力量；神秘主義、商人的要求和工業勞動者中間由貧困引起的不滿，這些因素結合在這支反對力量之中，相互得以加強。
可以肯定，有些貴族參加了這種動亂，因為這給予他們動搖主教統治地位的機會；他們與市民、帕塔蘭（保守派對其敵手的蔑稱）采取一緻行動。
1057年，在當時已是倫巴第城鎮皇後的米蘭發生了反對大主教的騷亂。
⑤錫封權争吵的發展自然使得騷亂蔓延開去，随着教皇的主張勝過了皇帝的主張，騷亂也就越來越朝着有利于叛亂分子的方向發展。
或是經過主教的同意或是通過暴力，一些城市設置了稱為&ldquo執政官&rdquo（consuls）的負責城鎮行政管理的地方長官。
⑥最早見諸文字或許并不是最早存在的執政官，于1080年出現在盧卡。
在1068年已有關于該城&ldquo公社法庭&rdquo（Curtiscommunalis）的記載，這是城市自治所特有的征兆，在這同一時期其他許多地方一定還存在城市自治。
⑦到1107年才有資料提到米蘭的執政官，但是肯定他們早就已經有了。
執政官一出現就明顯地表現出公社長官的特點。
他們從社會各階級中，即從資本家（capitanei）、武士（valvassores）和公民（cives）中選聘，他們代表城市公社（communiocivitatis）。
這種地方長官職位的最大特點是其任期的年度性，因此顯然不同于封建制度所獨有的終身官職。
職位的年度性是由職位的選舉性産生的。
城市居民掌握着權力，他們将權力委托給他們自己任命的代表。
這樣既顯示出選舉的原則，也顯示出監督的原則。
城市公社從其初創之時就建立了為它自己行使職權所必需的工具，并且毫不猶豫地踏上了它從此以後一直沿着走下去的道路。
執政府不久從意大利傳播到普羅旺斯各城市，這是它完全适合市民階級切身需要的明證。
馬賽在12世紀初，最遲在1128年，有了執政官⑧，以後在阿爾和尼姆發現了執政官，随着商業以及連帶而來的政治變革在法蘭西南部逐步蔓延，執政官也就漸漸遍及該地區。
幾乎與意大利同時，在佛蘭德爾地區和法蘭西北部建立起城市制度。
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一帶像倫巴第一樣是強有力的商業策源地。
幸好這裡的資料比較豐富和詳細。
這使得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弄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
并非隻有主教管轄的城鎮引人注意。
除此以外，其他活動中心也很出名。
但是我們首先應該弄清楚它的性質的那些&ldquo公社&rdquo是在主教管轄的城鎮的牆垣之内建立的。
最早的恰好也是最知名的是康布雷的公社。
11世紀時該城大大地繁榮昌盛起來。
在原來城鎮的牆腳之下居民聚集形成一個商業郊區，1070年四面築起了圍牆。
郊區的居民難以忍受主教及其城堡主的權勢。
當1077年主教熱拉爾二世必須離職去德意志接受皇帝的錫封時，居民秘密準備叛亂。
他剛剛動身，人民群衆在該城最富有的商人們的領導之下起來暴動，占領城門，宣布成立&ldquo公社&rdquo（Communio）。
因為一個名叫拉彌爾杜斯的改革派神甫當衆揭發該主教是西蒙式人物，并且在人們的内心深處激發起這時正在鼓動倫巴第的帕塔蘭起來造反的神秘主義思想，所以特别是窮人、工匠、織工更加積極地投入鬥争。
如同在意大利一樣，宗教熱忱給政治要求灌注了力量，公社在全城欣喜若狂的氣氛中宣誓成立。
⑨ 這個康布雷公社是阿爾卑斯山以北已知的公社中最老的一個。
它看來既是一個戰鬥組
在城市中兩種并存而不融合的居民之間，暴露出兩個不同社會的對立。
舊的領地組織及其各種傳統、觀念和感情（這一切可能不是從領地組織中産生，但是接受了領地組織的特别色彩）要對付突然向它提出的需要和願望，這些需要和願望同它的利益相抵觸，為它所不适應，開始時它頑強地抵制着。
舊的領地組織之所以退卻是不得已的，因為新的局面有其十分深遠的和不可抗拒的原因，以緻舊的領地組織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或許社會當局開始時未能正确判斷在其周圍發生的變革的意義。
由于低估了變革的力量，社會當局開始時進行抵制。
僅在以後，而且通常很遲，它才順從于不可避免的事情。
變化總不是一下子發生的。
常常有人将抵制歸因于&ldquo封建專制&rdquo或&ldquo僧侶的妄自尊大&rdquo，這是不公正的，抵制有其更為合乎情理的動機。
中世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從那時以後常常發生的事情。
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努力保衛舊秩序，并非僅僅因為他們要确保自己的利益，或許更因為對他們來說保存舊社會是責無旁貸的。
而且請注意，這種社會為市民階級所接受。
他們的要求以及可以稱之為他們的政治綱領的東西，絕對不是旨在推翻這種社會；他們不加争議地承認王侯、教士和貴族的特權和權力。
他們并不想要搞個天翻地覆，而隻想要得到簡單的讓步，因為這是他們的生存所必需的。
而且這些讓步隻限于他們自己的需要。
他們完全不關心他們來自其中的農村居民的需要。
總之，他們隻要求社會給予他們一個與他們所過的那種生活方式相諧和的位置。
他們不是革命的，如果他們有時訴諸暴力，也并非是仇恨舊制度，隻不過是迫使其讓步而已。
略述一下他們的主要要求，就足以相信這些要求并未超出最低的限度。
他們所要求的首先是人身的自由，這保證商人或工匠可以來往和居住于他們所願意的地方，并且可以使他們自己和孩子的人身擺脫對領主權力的依附。
其次他們要求賜予一個特别法庭，這樣他們就可以一舉擺脫他們所屬的審判管轄區的繁複以及舊法律的形式主義的程序給他們的社會和經濟活動造成的麻煩。
再次他們要求在城市中建立治安，即制定一部刑法以保證安全。
再次他們要求廢除與從事商業和工業以及占有和獲得土地最不相容的那些捐稅。
最後他們要求相當廣泛的政治自治和地方自治。
然而這一切遠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和得到理論原則上的說明。
在最初的市民階級的思想中，沒有任何人權和公民權的觀念。
他們要求人身的自由，也并非把自由當作天賦的權利。
隻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他們才尋求人身的自由。
這是千真萬确的，例如在阿拉斯，商人企圖冒充聖瓦斯特修道院的農奴，以便享受給予農奴的免繳商品通行稅的權利①。
從11世紀初期起市民階級開始企圖反對使他們受到損害的現狀。
此後他們的鬥争再未停止。
經過各種曲折，改革運動不可抗拒地向目标邁進，必要時大力粉碎抵擋他們前進的阻力，在12世紀時終于達到把基本的城市制度授予城市的目的，這将成為城市組織的基礎。
我們看到商人在各地發動和領導事變，這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情。
他們是城市居民中最活躍、最富裕、最有影響的分子，他們最難忍受損害他們的利益和自信心的處境。
②盡管時間和環境迥異，他們當時所起的作用正好比得上18世紀末期以後資産階級在結束舊制度的政治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無論此時或彼時，與社會變革最為直接有關的社會集團領頭反抗而為群衆所追随。
在中世紀如同近代一樣，民主政治是在傑出人物的推動下開始的，他們将自己的綱領塞進人民群衆紛亂雜沓的願望之中。
主教管轄的城鎮首先成為鬥争的舞台。
如果将這一事實歸因于主教們個人的品格，那肯定是錯誤的。
反之，他們之中非常多的人以明智地關心公共福利聞名。
卓越的行政官員在他們之中并不罕見，在幾個世紀中人們一直懷念他們。
例如在列日，諾熱（972&mdash1008年）攻打為害鄰裡進行搶劫的領主們的城堡；将默茲河的一條支流改道，使得列日城市清潔；還加強了列日城的防禦工事。
③類似的例子還可以随便舉出康布雷、烏德勒支、科隆、沃爾姆斯、美因茲和德意志的許多城鎮，在錫封權鬥争以前，皇帝們總是盡量給這些地方任命在才智和精力方面都是出類拔萃的高級神職人員擔任主教。
但是主教們愈是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他們就愈是想要捍衛自己的統治拒絕臣民的要求，并且愈是想要将臣民保持在專制獨裁和家長式的制度之下。
而且由于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集中在他們手中，在他們看來任何讓步對教會都是危險的。
還不應忘記，他們的職責使得他們常駐在他們的城鎮，理所當然地擔心市民階級的自治将會給他們造成困難，因為他們就生活在市民階級之中。
最後，我們已經知道，教會對商業很少同情。
教會對商業持懷疑的态度，這自然使得教會對商人以及聚集在他們後面的人民群衆的願望充耳不聞，妨礙教會理解他們的要求，并且使得教會對他們的力量産生錯覺。
由此産生誤解、摩擦，很快成為相互的敵對，從11世紀初期起，敵對終于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④ 運動發端于意大利北部。
在那裡商業生活出現較早，它的政治後果也就較快地表現出來。
遺憾的是關于這些事變的詳細情況所知極少。
可以肯定，當時折磨着教會的動亂必然加快事變的發展。
有些修士和神甫發動一場運動反對教士的惡習，攻擊西蒙式以及教士結婚，譴責世俗當局幹涉教會的管理，城市的人民熱烈地站在這些修士和神甫一邊。
主教們是由皇帝任命的，就為這一點而受到牽累，因此面對着一支反對力量；神秘主義、商人的要求和工業勞動者中間由貧困引起的不滿，這些因素結合在這支反對力量之中，相互得以加強。
可以肯定，有些貴族參加了這種動亂，因為這給予他們動搖主教統治地位的機會；他們與市民、帕塔蘭（保守派對其敵手的蔑稱）采取一緻行動。
1057年，在當時已是倫巴第城鎮皇後的米蘭發生了反對大主教的騷亂。
⑤錫封權争吵的發展自然使得騷亂蔓延開去，随着教皇的主張勝過了皇帝的主張，騷亂也就越來越朝着有利于叛亂分子的方向發展。
或是經過主教的同意或是通過暴力，一些城市設置了稱為&ldquo執政官&rdquo（consuls）的負責城鎮行政管理的地方長官。
⑥最早見諸文字或許并不是最早存在的執政官，于1080年出現在盧卡。
在1068年已有關于該城&ldquo公社法庭&rdquo（Curtiscommunalis）的記載，這是城市自治所特有的征兆，在這同一時期其他許多地方一定還存在城市自治。
⑦到1107年才有資料提到米蘭的執政官，但是肯定他們早就已經有了。
執政官一出現就明顯地表現出公社長官的特點。
他們從社會各階級中，即從資本家（capitanei）、武士（valvassores）和公民（cives）中選聘，他們代表城市公社（communiocivitatis）。
這種地方長官職位的最大特點是其任期的年度性，因此顯然不同于封建制度所獨有的終身官職。
職位的年度性是由職位的選舉性産生的。
城市居民掌握着權力，他們将權力委托給他們自己任命的代表。
這樣既顯示出選舉的原則，也顯示出監督的原則。
城市公社從其初創之時就建立了為它自己行使職權所必需的工具，并且毫不猶豫地踏上了它從此以後一直沿着走下去的道路。
執政府不久從意大利傳播到普羅旺斯各城市，這是它完全适合市民階級切身需要的明證。
馬賽在12世紀初，最遲在1128年，有了執政官⑧，以後在阿爾和尼姆發現了執政官，随着商業以及連帶而來的政治變革在法蘭西南部逐步蔓延，執政官也就漸漸遍及該地區。
幾乎與意大利同時，在佛蘭德爾地區和法蘭西北部建立起城市制度。
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一帶像倫巴第一樣是強有力的商業策源地。
幸好這裡的資料比較豐富和詳細。
這使得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弄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
并非隻有主教管轄的城鎮引人注意。
除此以外，其他活動中心也很出名。
但是我們首先應該弄清楚它的性質的那些&ldquo公社&rdquo是在主教管轄的城鎮的牆垣之内建立的。
最早的恰好也是最知名的是康布雷的公社。
11世紀時該城大大地繁榮昌盛起來。
在原來城鎮的牆腳之下居民聚集形成一個商業郊區，1070年四面築起了圍牆。
郊區的居民難以忍受主教及其城堡主的權勢。
當1077年主教熱拉爾二世必須離職去德意志接受皇帝的錫封時，居民秘密準備叛亂。
他剛剛動身，人民群衆在該城最富有的商人們的領導之下起來暴動，占領城門，宣布成立&ldquo公社&rdquo（Communio）。
因為一個名叫拉彌爾杜斯的改革派神甫當衆揭發該主教是西蒙式人物，并且在人們的内心深處激發起這時正在鼓動倫巴第的帕塔蘭起來造反的神秘主義思想，所以特别是窮人、工匠、織工更加積極地投入鬥争。
如同在意大利一樣，宗教熱忱給政治要求灌注了力量，公社在全城欣喜若狂的氣氛中宣誓成立。
⑨ 這個康布雷公社是阿爾卑斯山以北已知的公社中最老的一個。
它看來既是一個戰鬥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