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城鎮和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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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遭損害。
王侯們害怕主教們，因為主教們可以向他們投以逐出教會這項可怕的武器。
他們将主教們當作秩序和正義的超自然的保護者來尊敬。
在9和10世紀的混亂之中，教會的權勢因而未受觸動，而且教會當之無愧。
為了與王權往後無力壓制的私人戰争的災難作鬥争，主教們在他們的教區内建立了上帝的和平制度②。
主教們的優勢自然賦予他們的駐節地&mdash&mdash即古代的羅馬城鎮&mdash&mdash以特殊的重要性。
拯救這些城鎮免于毀滅的正是這一點。
在9世紀的經濟中，這些城鎮實際上再無存在的理由。
由于不再是商業中心，這些城鎮十分顯然地失去了大部分的人口。
在墨洛溫時代城鎮還保留着的城市特性随着商人一起消失了。
對于世俗社會來說，城鎮再無絲毫用處。
在城鎮的周圍，大領地自給自足。
本身是建立在單純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沒有理由關心城鎮的命運。
加洛林王侯們的宮殿不是坐落在城鎮，這一點是非常能夠說明問題的。
這些宮殿無一例外地在鄉間、在王朝的領地内：在默茲河流域的赫斯塔爾、朱皮勒；在萊茵河流域的英格爾海因；在塞納河流域的阿蒂尼厄、基埃西等等。
埃克斯-拉-夏佩勒的名聲不應引起對該地性質的錯覺。
該地在查理大帝時期暫時放射的光芒，僅僅由于它是皇帝喜愛的住處這一優越條件。
在虔誠的路易統治末期，該地就淪為無關重要了。
在四個世紀以後該地才成為一座城市。
政府對于羅馬城鎮的繼續存在不能做出絲毫的貢獻。
作為法蘭克王國省份的伯爵領地也沒有各自的首府，正如王國本身沒有一個首都一樣。
受托管理伯爵領地的伯爵不居住在固定的地點。
他們經常在其轄區内巡回，以主持審判會、征收捐稅和招募軍隊。
行政中心不是他們的衙署，而是他們本人。
因此無論他們在城鎮中是否有官邸都無關緊要。
由于他們是從該地區的大領主中招聘的，他們通常住在自己的領地内。
他們的城堡如同皇帝的宮殿一樣通常是在鄉間。
③ 反之，教會的紀律迫使主教常駐一地，他們必須經常住在各自教區的主教教座所在的城鎮。
城鎮雖然在世俗管理方面失去了作用，但是并未失去宗教管理中心的性質。
每個主教管區仍然以其大教堂所在的城市為中心。
從9世紀起，civitas（城市）一詞意義的變化清楚地說明了這一事實。
這個詞變成了主教管區和主教管轄城市的同義詞。
civitasParisiensis一語既指巴黎主教管區也指主教駐節的巴黎市本身。
根據這雙重含義，人們還記得教會使古代的城市制度适合于教會的目的。
總之，在變得貧窮和人口減少的加洛林城鎮所發生的事情，與當4世紀時&ldquo永恒的城市&rdquo不再是世界的首都，在一個重要得多的舞台&mdash&mdash羅馬，所發生的事情十分相似。
皇帝們抛棄羅馬去拉文納，随後去君士坦丁堡，他們把羅馬遺棄給教皇。
羅馬在宗教管理方面繼續起着它在國家管理方面不再起的作用。
皇帝之城變成了教皇之城。
羅馬的曆史威望提高了聖彼得的繼承者的威望。
因為與世隔絕，他似乎更加偉大，同時變得更有權力。
人們也隻能看到他；舊的主人不複存在，人們也隻能聽命于他。
他繼續居住在羅馬，使羅馬成為他的羅馬，正如每個主教使他居住的城鎮成為他的城鎮。
在羅馬帝國末期，尤其在墨洛溫時代，主教對于城鎮居民的權力越來越大。
他們利用世俗社會的日益瓦解，接受或曰僭取了權力，對于這種權力，居民盡量避免提出異議，國家對此不感興趣，而且也無法制止。
教士從4世紀起開始享有司法和稅收方面的特權，這進一步提高了主教的地位。
由于法蘭克國王們大量授予主教特免證書，主教的地位更加突出。
根據特免證書，主教實際上擺脫了伯爵對他們的教會領地的幹涉。
從那時（即7世紀）起，他們被賦予對其人民和土地的不折不扣的領主權。
除了他們已經對教士執行的教會審判權以外，又加上了世俗審判權，他們把世俗審判權委托給一個由他們建立的法庭，法庭的庭址自然固定在他們駐節的城鎮。
在9世紀，由于商業消失，城市生活的最後痕迹随之消失，那些殘存下來的屬于城市居民的東西不複存在，這時，已經如此廣泛的主教權勢變得無與倫比。
從此以後，城鎮完全處于他們的控制之下。
在城鎮中事實上幾乎也隻有或多或少直接從屬于教會的居民。
雖然沒有非常準确的資料，然而還是可以猜測出這類居民的性質。
他們包括大教堂以及聚集在其周圍的其他教堂的教士，修道院的修士（他們來到主教管區的主教教座所在地定居，有時為數相當多），教會學校的師生，最後還有仆役以及自由的或非自由的工匠（他們對于滿足祭祀的需要以及教士日常生活
王侯們害怕主教們，因為主教們可以向他們投以逐出教會這項可怕的武器。
他們将主教們當作秩序和正義的超自然的保護者來尊敬。
在9和10世紀的混亂之中，教會的權勢因而未受觸動，而且教會當之無愧。
為了與王權往後無力壓制的私人戰争的災難作鬥争，主教們在他們的教區内建立了上帝的和平制度②。
主教們的優勢自然賦予他們的駐節地&mdash&mdash即古代的羅馬城鎮&mdash&mdash以特殊的重要性。
拯救這些城鎮免于毀滅的正是這一點。
在9世紀的經濟中，這些城鎮實際上再無存在的理由。
由于不再是商業中心，這些城鎮十分顯然地失去了大部分的人口。
在墨洛溫時代城鎮還保留着的城市特性随着商人一起消失了。
對于世俗社會來說，城鎮再無絲毫用處。
在城鎮的周圍，大領地自給自足。
本身是建立在單純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沒有理由關心城鎮的命運。
加洛林王侯們的宮殿不是坐落在城鎮，這一點是非常能夠說明問題的。
這些宮殿無一例外地在鄉間、在王朝的領地内：在默茲河流域的赫斯塔爾、朱皮勒；在萊茵河流域的英格爾海因；在塞納河流域的阿蒂尼厄、基埃西等等。
埃克斯-拉-夏佩勒的名聲不應引起對該地性質的錯覺。
該地在查理大帝時期暫時放射的光芒，僅僅由于它是皇帝喜愛的住處這一優越條件。
在虔誠的路易統治末期，該地就淪為無關重要了。
在四個世紀以後該地才成為一座城市。
政府對于羅馬城鎮的繼續存在不能做出絲毫的貢獻。
作為法蘭克王國省份的伯爵領地也沒有各自的首府，正如王國本身沒有一個首都一樣。
受托管理伯爵領地的伯爵不居住在固定的地點。
他們經常在其轄區内巡回，以主持審判會、征收捐稅和招募軍隊。
行政中心不是他們的衙署，而是他們本人。
因此無論他們在城鎮中是否有官邸都無關緊要。
由于他們是從該地區的大領主中招聘的，他們通常住在自己的領地内。
他們的城堡如同皇帝的宮殿一樣通常是在鄉間。
③ 反之，教會的紀律迫使主教常駐一地，他們必須經常住在各自教區的主教教座所在的城鎮。
城鎮雖然在世俗管理方面失去了作用，但是并未失去宗教管理中心的性質。
每個主教管區仍然以其大教堂所在的城市為中心。
從9世紀起，civitas（城市）一詞意義的變化清楚地說明了這一事實。
這個詞變成了主教管區和主教管轄城市的同義詞。
civitasParisiensis一語既指巴黎主教管區也指主教駐節的巴黎市本身。
根據這雙重含義，人們還記得教會使古代的城市制度适合于教會的目的。
總之，在變得貧窮和人口減少的加洛林城鎮所發生的事情，與當4世紀時&ldquo永恒的城市&rdquo不再是世界的首都，在一個重要得多的舞台&mdash&mdash羅馬，所發生的事情十分相似。
皇帝們抛棄羅馬去拉文納，随後去君士坦丁堡，他們把羅馬遺棄給教皇。
羅馬在宗教管理方面繼續起着它在國家管理方面不再起的作用。
皇帝之城變成了教皇之城。
羅馬的曆史威望提高了聖彼得的繼承者的威望。
因為與世隔絕，他似乎更加偉大，同時變得更有權力。
人們也隻能看到他；舊的主人不複存在，人們也隻能聽命于他。
他繼續居住在羅馬，使羅馬成為他的羅馬，正如每個主教使他居住的城鎮成為他的城鎮。
在羅馬帝國末期，尤其在墨洛溫時代，主教對于城鎮居民的權力越來越大。
他們利用世俗社會的日益瓦解，接受或曰僭取了權力，對于這種權力，居民盡量避免提出異議，國家對此不感興趣，而且也無法制止。
教士從4世紀起開始享有司法和稅收方面的特權，這進一步提高了主教的地位。
由于法蘭克國王們大量授予主教特免證書，主教的地位更加突出。
根據特免證書，主教實際上擺脫了伯爵對他們的教會領地的幹涉。
從那時（即7世紀）起，他們被賦予對其人民和土地的不折不扣的領主權。
除了他們已經對教士執行的教會審判權以外，又加上了世俗審判權，他們把世俗審判權委托給一個由他們建立的法庭，法庭的庭址自然固定在他們駐節的城鎮。
在9世紀，由于商業消失，城市生活的最後痕迹随之消失，那些殘存下來的屬于城市居民的東西不複存在，這時，已經如此廣泛的主教權勢變得無與倫比。
從此以後，城鎮完全處于他們的控制之下。
在城鎮中事實上幾乎也隻有或多或少直接從屬于教會的居民。
雖然沒有非常準确的資料，然而還是可以猜測出這類居民的性質。
他們包括大教堂以及聚集在其周圍的其他教堂的教士，修道院的修士（他們來到主教管區的主教教座所在地定居，有時為數相當多），教會學校的師生，最後還有仆役以及自由的或非自由的工匠（他們對于滿足祭祀的需要以及教士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