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至8世紀末的地中海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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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以後，帝國的文明還存在着。
帝國的文明通過教會、語言以及通過制度和法律的優越性而使征服者接受。
在随着入侵而産生的動蕩、不安、貧困和混亂之中，帝國的文明确實有所衰退，即使在這種衰退之中，仍然保留着鮮明的羅馬的面貌。
日耳曼人不可能，況且也不想摒棄帝國的文明。
他們使帝國的文明粗俗化，但是并未有意識地使之日耳曼化。
這種論斷的最好證明就是帝國的海的特性一直保持到8世紀，剛才我們已經指出海的特性是帝國的基本特性。
在入侵時期之後地中海并未失去其重要性。
地中海對于日耳曼人來說仍舊是他們到來以前的那樣：歐洲的中心，我們的海。
因此盡管廢黜西羅馬的最後一個皇帝（476年）在政治方面非常重要，然而這件事并不足以使曆史的進程改變遵循了幾個世紀的方向。
相反，曆史在同一個舞台上并在同樣的影響下繼續向前發展，還沒有迹象預示羅馬帝國創建的從大力神柱⑥到愛琴海、從埃及和非洲海岸到高盧、意大利和西班牙海濱的文明共同體的終結。
盡管新世界淪為蠻族的殖民地，但就總的輪廓而言，新世界保留了古代世界的面貌。
研究從羅慕路斯·奧古斯都魯斯⑦到查理大帝的曆史進程必須始終注視着地中海。
⑧ 所有重大的曆史事件都在地中海的沿岸展開。
從493至526年，狄奧多裡克統治下的意大利擁有對日耳曼諸王國的霸權，羅馬的傳統力量通過這個霸權得以持續和确保。
以後，狄奧多裡克去世了，而這種力量更為清楚地顯示出來。
查士丁尼差不多恢複了帝國的統一（527&mdash565年）。
非洲、西班牙和意大利被收複，地中海又成為羅馬的一個湖。
确實，拜占庭由于實力的大量消耗而衰弱，對于所取得的驚人業績，既不能将其完成，甚至也不能保持其完整。
倫巴德人從它那裡奪走了意大利北部（568年）；西哥特人擺脫了它的桎梏。
然而它并未放棄它的抱負。
它仍然長期保有非洲、西西裡和南意大利。
由于地中海，它并未停止對西部的控制。
它的艦隊如此牢靠地掌握着地中海的控制權，以緻歐洲的命運在當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地中海的波濤。
政治的演變是如此，文明如果不是比之更甚的話，也不會比之遜色的。
還需說起波提烏斯（480&mdash525年）⑨和卡西奧多羅斯（477&mdash約562年）⑩如同聖本笃（480&mdash543年）和教皇格雷戈裡一世（590&mdash604年）一樣是意大利人，塞維利亞的伊斯多爾（570&mdash636年）?是西班牙人嗎？正是在意大利保留了最後的一些學校，與此同時意大利把修道制度傳播到阿爾卑斯山以北。
正是在意大利，古代文化留下的東西與在教會之中産生的新東西相互彙合。
西部教會所顯示的一切具有活力的東西彙合在地中海地區，隻有在那裡教會才具有能夠發動偉大事業的組織和精神力量。
在高盧北部，教士處于粗俗和軟弱狀态。
基督教必須從遙遠的意大利海岸，而不是從鄰近的高盧海岸，傳給盎格魯-撒克遜人（596年）。
聖奧古斯丁到達盎格魯-撒克遜人中間，也是地中海保持着曆史重要性的明顯證據。
如果我們想到愛爾蘭的福音傳教歸功于來自馬賽的傳教士，比利時的使徒聖阿芒德（死于約675年）和聖勒馬克爾（死于約668年）都是阿基坦人，則聖奧古斯丁到達盎格魯-撒克遜人中間這件事情看來就更有意義了。
更為清楚的是，歐洲經濟的演變看來是羅馬帝國經濟演變的直接延續。
或許在經濟領域如同在所有其他領域一樣，出現了社會景氣的下降。
我們已經看到在帝國末期出現衰退現象，入侵的災難自然使這種現象更加突出。
但是，如果認為日耳曼人的到來所造成的後果，是單純的農業經濟和商品流通的普遍停滞代替了城市生活和商業活動，那就是大錯特錯了。
?所謂蠻族人厭惡城市的說法，是公認的神話，已為事實所揭穿。
盡管在帝國的邊遠地區，某些城市遭到搶劫、焚毀和破壞，然而無可否認的是，絕大多數的城市得以幸存。
統計一下今天存在于法國、意大利甚至萊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城市，可以證明這些城市中大多數都坐落在原來羅馬城市所在的地方，而且它們的名字也往往隻是羅馬城市名字的變形。
我們知道教會是按照帝國行政區域來劃分教區的。
一般來說，每個主教管區相當于一個城市。
因為教會組織在入侵時期幾乎一點沒有改變，結果在日耳曼征服者建立的新王國中，教會組織保留了它的城市特性。
這是确确實實的，以緻從6世紀起，城市一詞具有主教管轄城市即主教管區中心的特殊含義。
作為教會基礎的帝國滅亡之後，教會得以幸存，因此教會在保衛羅馬城市的生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但是也應該承認，這些城市本身也長期保持着很大的重要性。
并不是日耳曼人一到，城市制度就驟然消失了。
我們看到，不僅在意大利，而且在西班牙，甚至在高盧，這些城市保留着十人團&mdash&mdash一種由擁有司法和行政權力的地方長官組成的團體。
它的細節我們不清楚，但是它存在和起源于羅馬卻是不容否認的?。
我們還看到在這些城市裡設有城市保衛官，并且把正式的法令記入城市志。
另一方面，更為無可置疑的是，在我們看來這些城市是經濟活動的中心，這種經濟活動也是以前文明的遺存。
每座城市仍是周圍農村的市場、所在地區大地主的冬居地，隻要地理位置适中，它也是商業的中心，距離地中海海岸愈近，商業發展程度愈高。
讀一讀圖爾的格雷戈裡的著作就足以使自己相信，在他那個時代的高盧還有一個定居在城市的專業商人階級。
在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段
帝國的文明通過教會、語言以及通過制度和法律的優越性而使征服者接受。
在随着入侵而産生的動蕩、不安、貧困和混亂之中，帝國的文明确實有所衰退，即使在這種衰退之中，仍然保留着鮮明的羅馬的面貌。
日耳曼人不可能，況且也不想摒棄帝國的文明。
他們使帝國的文明粗俗化，但是并未有意識地使之日耳曼化。
這種論斷的最好證明就是帝國的海的特性一直保持到8世紀，剛才我們已經指出海的特性是帝國的基本特性。
在入侵時期之後地中海并未失去其重要性。
地中海對于日耳曼人來說仍舊是他們到來以前的那樣：歐洲的中心，我們的海。
因此盡管廢黜西羅馬的最後一個皇帝（476年）在政治方面非常重要，然而這件事并不足以使曆史的進程改變遵循了幾個世紀的方向。
相反，曆史在同一個舞台上并在同樣的影響下繼續向前發展，還沒有迹象預示羅馬帝國創建的從大力神柱⑥到愛琴海、從埃及和非洲海岸到高盧、意大利和西班牙海濱的文明共同體的終結。
盡管新世界淪為蠻族的殖民地，但就總的輪廓而言，新世界保留了古代世界的面貌。
研究從羅慕路斯·奧古斯都魯斯⑦到查理大帝的曆史進程必須始終注視着地中海。
⑧ 所有重大的曆史事件都在地中海的沿岸展開。
從493至526年，狄奧多裡克統治下的意大利擁有對日耳曼諸王國的霸權，羅馬的傳統力量通過這個霸權得以持續和确保。
以後，狄奧多裡克去世了，而這種力量更為清楚地顯示出來。
查士丁尼差不多恢複了帝國的統一（527&mdash565年）。
非洲、西班牙和意大利被收複，地中海又成為羅馬的一個湖。
确實，拜占庭由于實力的大量消耗而衰弱，對于所取得的驚人業績，既不能将其完成，甚至也不能保持其完整。
倫巴德人從它那裡奪走了意大利北部（568年）；西哥特人擺脫了它的桎梏。
然而它并未放棄它的抱負。
它仍然長期保有非洲、西西裡和南意大利。
由于地中海，它并未停止對西部的控制。
它的艦隊如此牢靠地掌握着地中海的控制權，以緻歐洲的命運在當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地中海的波濤。
政治的演變是如此，文明如果不是比之更甚的話，也不會比之遜色的。
還需說起波提烏斯（480&mdash525年）⑨和卡西奧多羅斯（477&mdash約562年）⑩如同聖本笃（480&mdash543年）和教皇格雷戈裡一世（590&mdash604年）一樣是意大利人，塞維利亞的伊斯多爾（570&mdash636年）?是西班牙人嗎？正是在意大利保留了最後的一些學校，與此同時意大利把修道制度傳播到阿爾卑斯山以北。
正是在意大利，古代文化留下的東西與在教會之中産生的新東西相互彙合。
西部教會所顯示的一切具有活力的東西彙合在地中海地區，隻有在那裡教會才具有能夠發動偉大事業的組織和精神力量。
在高盧北部，教士處于粗俗和軟弱狀态。
基督教必須從遙遠的意大利海岸，而不是從鄰近的高盧海岸，傳給盎格魯-撒克遜人（596年）。
聖奧古斯丁到達盎格魯-撒克遜人中間，也是地中海保持着曆史重要性的明顯證據。
如果我們想到愛爾蘭的福音傳教歸功于來自馬賽的傳教士，比利時的使徒聖阿芒德（死于約675年）和聖勒馬克爾（死于約668年）都是阿基坦人，則聖奧古斯丁到達盎格魯-撒克遜人中間這件事情看來就更有意義了。
更為清楚的是，歐洲經濟的演變看來是羅馬帝國經濟演變的直接延續。
或許在經濟領域如同在所有其他領域一樣，出現了社會景氣的下降。
我們已經看到在帝國末期出現衰退現象，入侵的災難自然使這種現象更加突出。
但是，如果認為日耳曼人的到來所造成的後果，是單純的農業經濟和商品流通的普遍停滞代替了城市生活和商業活動，那就是大錯特錯了。
?所謂蠻族人厭惡城市的說法，是公認的神話，已為事實所揭穿。
盡管在帝國的邊遠地區，某些城市遭到搶劫、焚毀和破壞，然而無可否認的是，絕大多數的城市得以幸存。
統計一下今天存在于法國、意大利甚至萊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城市，可以證明這些城市中大多數都坐落在原來羅馬城市所在的地方，而且它們的名字也往往隻是羅馬城市名字的變形。
我們知道教會是按照帝國行政區域來劃分教區的。
一般來說，每個主教管區相當于一個城市。
因為教會組織在入侵時期幾乎一點沒有改變，結果在日耳曼征服者建立的新王國中，教會組織保留了它的城市特性。
這是确确實實的，以緻從6世紀起，城市一詞具有主教管轄城市即主教管區中心的特殊含義。
作為教會基礎的帝國滅亡之後，教會得以幸存，因此教會在保衛羅馬城市的生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但是也應該承認，這些城市本身也長期保持着很大的重要性。
并不是日耳曼人一到，城市制度就驟然消失了。
我們看到，不僅在意大利，而且在西班牙，甚至在高盧，這些城市保留着十人團&mdash&mdash一種由擁有司法和行政權力的地方長官組成的團體。
它的細節我們不清楚，但是它存在和起源于羅馬卻是不容否認的?。
我們還看到在這些城市裡設有城市保衛官，并且把正式的法令記入城市志。
另一方面，更為無可置疑的是，在我們看來這些城市是經濟活動的中心，這種經濟活動也是以前文明的遺存。
每座城市仍是周圍農村的市場、所在地區大地主的冬居地，隻要地理位置适中，它也是商業的中心，距離地中海海岸愈近，商業發展程度愈高。
讀一讀圖爾的格雷戈裡的著作就足以使自己相信，在他那個時代的高盧還有一個定居在城市的專業商人階級。
在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