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路斯提烏斯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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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們的高興而被折騰；他們按照他們的主子的好惡來發布一個又一個的命令，來确定什麼對公衆是有利，什麼對公衆是有害的。
但是如果所有的元老都有同等的行動自由，或者他們可以不必這樣公開地表決，那麼國家就會有較大的力量，而權貴[89]的權力也就會小一些了。
&rdquo[90] 在《喀提林陰謀》裡，作者對羅馬為什麼變得如此堕落已經能夠作出系統的論述，也就是說，&ldquo它（羅馬&mdash&mdash引者）怎樣不再是最崇高和最公正的城市而變成最壞、最邪惡的城市&rdquo[91]（重點号為引者所加）。
&ldquo&hellip&hellip羅馬這個自由國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時期中間變得令人難以置信地強大繁榮&hellip&hellip一旦青年能夠忍受戰争的艱苦，他們便在軍營中接受極為嚴格的軍事訓練，他們更加喜愛的是精良的武器和戰馬，而不是妓女和宴會。
因此，在他們這些人看來，任何勞苦都不能認為是自己所不習慣的&hellip&hellip勇氣是最重要的。
&hellip&hellip他們的目的在于取得無限的聲名，但财富則隻限于他們用誠實的手段所能取得的那些。
&hellip&hellip[92] &ldquo&hellip&hellip但是，當羅馬由于勞苦和主持公道而變得強大起來的時候，當那些強大的國王在戰争中被制服的時候&hellip&hellip當&hellip&hellip羅馬人在所有的海洋和陸地都通行無阻的時候，命運卻開始變得殘酷起來，把我們的全部事務攪得天翻地覆。
&hellip&hellip那些能夠泰然自若地忍受勞苦和危險、焦慮和災難的人們卻發現&hellip&hellip閑暇與财富對他們來說卻成了一種負擔和一種不幸。
&ldquo&hellip&hellip在他們身上，對于首先是金錢，然後是權力的渴望加強了。
應當說，這些正是一切罪惡的根源。
因為貪欲消滅了誠實、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貴品質，卻使橫傲、殘忍取代了它們，它要人們蔑視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錢買到。
野心使許多人變得虛僞，變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得人們待人接物隻是擺出一副好看的外表，而不是懷有真心誠意。
開頭這些惡習蔓延得不快，它們間或還受到懲處，但是到了最後，當這種病像瘟疫那樣流行的時候，這個國家就發生了變化，一個過去曾是極為公正誠實的政府竟變得殘暴而又令人無法忍受了。
&rdquo[93]（重點号為引者所加） 這是撒路斯提烏斯解釋羅馬所以堕落的關鍵，他的現存的曆史作品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答案。
特别是蘇拉掌權和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和掠奪之後，情況便進一步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ldquo這些士兵（蘇拉派士兵&mdash&mdash引者）在成為勝利者之後，不給被征服者留下任何東西。
老實說，繁榮幸福的生活甚至對智者的靈魂都是一種考驗，那麼在道德上本來就堕落的人們有如這些士兵在勝利時又如何能保持節制呢？[94] &ldquo&hellip&hellip一旦财富開始受到人們的尊敬，并且當光榮[95]、軍事統率權和政權随之也受到尊敬的時候，德行便開始失去它的光彩，貧困被認成是一種恥辱，廉潔反而被說成是一種惡意的表現。
&hellip&hellip今天的人們，那些最卑劣的、窮兇極惡的人們&hellip&hellip他們的行徑好像表明，統治的唯一的方式便是幹傷天害理的事情。
&rdquo[96] 另一方面，撒路斯提烏斯感到絕望，是因為他看到的民衆隻是随波逐流的城市中産階級和靠國家養活的閑散遊蕩的&ldquo無産者&rdquo而不是最下層的奴隸和最貧苦的手工業者和農民。
奴隸在他心目中本來不屬人的範疇。
下面的記述可以說明他對&ldquo民衆&rdquo的看法： &ldquo這種精神錯亂的現象并非僅限于參加了陰謀的那部分人，全體平民（其實隻是他在城裡看到的那部分人，難道他忘記了前不久的斯巴達克起義？&mdash&mdash引者）由于渴望變革都贊同喀提林的計劃。
特别他們似乎是按照民衆通常的做法行事的，因為，在任何國家裡，那些沒有錢的人總是嫉妒那些好人（指有錢的人&mdash&mdash引者），稱贊卑賤的人，憎恨已經确立起來的舊事物，渴望新事物，并且，由于他們很不滿足自己的命運，因此希望看到一個全面的變革。
在動蕩和混亂的環境裡，他們是容易适應的，因為貧困易于滿足并且不會丢掉任何東西。
特别是城市民衆不顧一切地投身到變亂中去。
他們這樣做有許多理由，首先，所有由于其無恥和膽大妄為而臭名昭著的人物，還有那些在放蕩的生活中把祖業揮霍掉的人，最後，所有那些因不光彩的事情或罪行而不得不離家出走的人，他們都彙集到羅馬這個大污水坑裡來。
還有許多沒有忘記蘇拉的勝利的人&hellip&hellip他們每個人自己都希望一旦參加戰鬥也能得到類似的勝利果實。
在這之外還有在鄉下靠手工勞動以維持悲慘生活的年輕人，他們在公私贈賜的引誘下甯願到城裡來過閑散無所事事的日子&hellip&hellip這些人和所有别的人一樣是靠着損公來養肥自己的。
因此那些貧困、不講道德又心懷不軌的人對國家像對他們自己那樣極不尊重，這就不使人感到吃驚了。
&rdquo[97] 他看到的&ldquo民衆&rdquo的随波逐流随即由作者用如下的事實給以證明： &ldquo陰謀（指朗圖路斯等人在羅馬的活動&mdash&mdash引者）被揭發之後，開頭希望改換統治者從而急于想看到戰争爆發的民衆，這時卻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痛斥喀提林的計劃，另一方面，他們又把西塞羅捧到天上去&hellip&hellip雖然他們相信其他的戰争行動會使他們得到戰利品而不會給他們造成損失，但是他們卻認為一場全面的大火對于他們本身來說，是殘酷、恐怖而且是特别具有災難性的，因為他們除了他們每日的食品和衣物之外是一無所有的。
&rdquo[98] 《朱古達戰争》用事實證明了羅馬當局的貪污腐化，它是可以用金錢收買的，直到馬略接管了統帥權，于是又借馬略之口，對統治的貴族作了痛快淋漓的指斥： &ldquo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身上擔負的任務有多麼重大：既要為戰争做準備同時要節省國庫的開支；迫使人們不願去得罪的那些人（指元老院權貴&mdash&mdash引者）去服兵役&hellip&hellip如果别人犯了錯誤，那他們的古老的顯貴門第、他們祖先的顯赫功業、他們的家人親屬的權勢，他們的大群門客對他們來說都是十分現成的幫手。
&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對于這一委托（指把對朱古達作戰的任務委托給馬略&mdash&mdash引者），權貴們感到極為惱火。
&hellip&hellip如果你們改變主意，為這項或任何諸如此類的任務而從權貴當中選定一個門第古老、家裡有許多祖先的塑像但是毫無作戰經驗的人是不是會更好一些呢？&hellip&hellip要選這樣的人，對于這樣一個職務應盡的責任一竅不通的人，那麼他就會手忙腳亂起來并且從普通人民當中選定某一個人做他的顧問。
&hellip&hellip我個人就知道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在當選為執政官之後才開始首次誦讀我們祖先的曆史和希臘人的軍事論文&hellip&hellip &ldquo&hellip&hellip他們的主題總是稱頌他們的祖先；通過列舉他們的祖先的功業，他們就以為他們自己也變得比較光榮了。
&hellip&hellip祖先的光榮就仿佛是照在他們的後代身上的一道光，他們的後人的德行和缺點都逃脫不了它的照耀。
&hellip&hellip &ldquo&hellip&hellip他們的祖先把自己所能留給後人的東西全留給他們了&mdash&mdash财富、胸像、關于他們自身的光榮的回憶；但是他們卻沒有給後人留下品德&hellip&hellip隻有品德是不能像禮品那樣授受的。
&rdquo[99] 撒路斯提烏斯看到了強大與富足導緻堕落，但是他在這裡并未能擺脫古羅馬人的傳統觀念，而如上所引，把這種情況歸之于命運的捉弄[100]。
這就是作者所用的fors或fortuna兩個詞，fors約略相當于我們所說的&ldquo機遇&rdquo、&ldquo機會&rdquo、&ldquo偶然的事件&rdquo；fortuna約略相當于我們所說的&ldquo命運&rdquo、&ldquo境遇&rdquo。
比如，他在《喀提林陰謀》開頭的地方就指出：&ldquo毫無疑問，是命運在主宰着一切（Sedprofectofortunainomniredominatur）；她可以任意地使一切事件變得有名或默默無聞，而不顧事實。
&rdquo[101] 但是，如果一切都取決于命運一時的好惡的話，撰史也就失去了供後世借鑒的目的，因而作者在另一個地方，又提出了有關少數傑出人物的作用的看法：&ldquo在長期的思考之後，我确信這完全是由少數公民的突出功業所成就的，正是由于這些人，貧窮戰勝了富足，少數戰勝了多數。
&rdquo[102] 在馬略身上，撒路斯提烏斯明确地表達了他的有關個人作用的觀點：&ldquo在元旦那天（公元前104年&mdash&mdash引者），他（馬略&mdash&mdash引者）就任執政官之職（第二任&mdash&mdash引者）并且十分隆重地舉行了凱旋式，當時我們國家的希望和幸福都掌握在他手裡了。
&rdquo[103] 撒路斯提烏斯的文筆和他同希臘文化的關系 撒路斯提烏斯的文名絕不下于他在史學方面的貢獻。
有如我國古代文史的傳統，他也是身兼史家與文學家的雙重稱号而無愧。
盡管有人指責過他的文筆，但他的作品依舊為後人所喜愛和傳誦，成為拉丁文獻中的瑰寶。
撒路斯提烏斯生在西塞羅文體風行的時代；從老加圖到西塞羅二百多年間，拉丁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總的說來，拉丁語經曆了從古樸、簡潔轉向繁複、曲折、綿密的過程。
希臘文獻的翻譯豐富了拉丁語的詞彙并提高了它的表達能力。
西塞羅和恺撒都是大政治家，又都是大文學家，兩人雖然都是駕馭拉丁語的能手，但西塞羅更多表現為一種曲折繁複的文風，愛用多層排比的句子，以達到修辭的效果，恺撒則通達平正，不重雕飾，有大家氣度。
在這種文風的背景上，撒路斯提烏斯卻表現出一種同流行的西塞羅文體截然相反的複古傾向，乃至反對他的人說他剽竊老加圖的作品。
這種高古簡潔的文體同古羅馬人的作風有其相通之處，但我們卻不能說這種文體就表達能力而論便一定不如當時盛行的西塞羅體。
問題在于作者駕馭文字的能力如何。
因為簡潔，所以用詞必須準确得當，容不得廢話；因為求簡潔而省去許多不必要的以及可有可無甚至是有用的零碎，所以在文章可以避免冗贅和拖泥帶水的毛病；因為簡潔，所以要特别注重剪裁以取得爽朗、嚴整的印象。
因此要寫這樣的文章比寫一般文章反而要費多倍的氣力，那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羅曼談到撒路斯提烏斯的文字時指出： &ldquo使撒路斯提烏斯在拉丁文學中絕對處于獨樹一幟地位的就是他的文體。
這種文體完全是他個人的，沒有任何可供模仿的原型（羅曼否認作者模仿加圖。
加圖使用的文字本身是古老的拉丁文，作者的複古傾向是出于修辭的考慮&mdash&mdash引者），而（後來）模仿他的也隻有塔西佗（不同的是作者使古詞複活，塔西佗還&lsquo制造&rsquo了古風的詞&mdash&mdash引者）。
&hellip&hellip這種文字是不計時間、艱難地寫出來的，是精雕細琢出來的，這是一個小點一個小點地構成的一幅精細的刺繡。
&hellip&hellip &ldquo他的文體嚴肅而緊張，具有突出的造型美和一種巨大的力量，甚至一種奇異的美；它給人們一種金屬的震動的印象。
&rdquo[104] 簡潔的文字還給人一種躍動感，從一個詞到另一個詞，從一句到另一句，往往是以跳動的方式銜接起來的，有時不得不靠讀者的想象和理解加以補充，因而有很大回味的餘地。
但是，也還要指出，簡潔也應當有一個限度，過了這個限度就要造成晦澀，造成歧義，使讀者無法準确掌握作者用意之所在。
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就有一些這樣的地方。
但古樸、簡潔的文字不見得就不能進行細緻入微的刻畫。
我們能說《詩經》、《左傳》、《史記》、《戰國策》之類的作品寫得不細緻生動嗎？與撒路斯提烏斯同時的盧克萊修不也是用古樸的詩語極為生動細緻地闡述了伊壁鸠魯的哲學思想嗎？他的哲學著作和撒路斯提烏斯的曆史著作都是古拉丁語文獻中的傑出成就。
當然，這更多是對他的成熟作品，即他的《曆史》而言的，不過在前兩部作品中這些特點也确有相當程度的表現。
試看當羅馬當局為對付陰謀而布置預防措施時，城内的緊張氣氛在作者的筆下描寫得何等活靈活現： &ldquo這些預防措施使得羅馬城内人心惶惶，城市的面貌也改變了。
由于長期的和平而造成的極端歡快輕松的氣氛突然變成籠罩全城的一片陰郁（Exsummalaetitiaatquelascivia，quaediuturnaquiespepererat，repenteomnistristitiainvasit）（請注意原文的音樂效果&mdash&mdash引者）。
人們都感到恐懼不安，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或任何可靠的人，他們感到這時既不像是戰争時期，也不像是和平時期，每個人都按照自己内心恐懼的程度來衡量當時的危險（nequebellumgererenequepacemhabere，suoquisquemetupericulametiri）。
羅馬共和國的偉大過去一直使婦女不知道戰争的恐怖，但現在她們也陷入極大的焦慮之中，她們向着天空伸出了懇求的雙手，為她們的小孩子的命運而悲歎，&hellip&hellip無論什麼都會把她們吓得發抖（omniapavere），她們抛掉傲氣和放縱，而對自己和對她們的國家已經絕望了。
&rdquo[105] 對于這樣細緻的描述，作者還是作了很大的壓縮，省略了不少必要的連詞和介詞，以加強場景的緊張氣氛。
撒路斯提烏斯是帶着感情描述喀提林最後的戰鬥的：&ldquo當喀提林看到他的軍隊已被打敗并且隻剩下自己身旁的一小隊人的時候，他考慮到自己的高貴出身和先前的地位，于是便沖到敵人最密集的地方去，戰死在那裡，他是在多處負傷之後才倒下去的。
&rdquo[106] 而對戰鬥之後戰場的描述，更是拉丁文獻中最動人的章節之一： &ldquo直到戰鬥結束之後，人們才看到喀提林的軍隊進行了怎樣勇敢和堅決的戰鬥。
要知道，幾乎每一個人在犧牲時都用自己的身體覆蓋了在戰鬥開始他活着時所占據的位置。
&hellip&hellip但是人們發現喀提林遠在他的士兵的前面，在被殺死的一堆敵人中間，還在輕輕地喘着氣，臉上表現出在他生前給他以鼓舞的一種堅強不屈的精神（Catilinaverolongeasuisinterhostiumcadaverarepertusest，paululumetiamspiransferociamqueanimi，quamhabueratvivos，involturetinens）。
&hellip&hellip &ldquo&hellip&hellip但是羅馬人民的軍隊并沒有取得任何歡快的和不流血的勝利，因為所有最勇敢的人不是在戰鬥中倒下就是在戰鬥時負了重傷。
還有離開營地來參觀戰場或想打劫财物的許多人，在他們翻轉叛軍的屍體時，時而發現一位朋友，時而發現一位客人或親屬（hospitemautcognatum），還有一些人認出了他們的私敵。
這樣，全軍的人便有了不同的反應，有人悲痛傷心，有人高興，有人哀悼。
&rdquo[107] 撒路斯提烏斯傳世的作品完整地保存下來的雖然隻有《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争》兩種，而且篇幅不大，但共和國末期一些著名人物的形象和他們的心态都躍然紙上，給我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這樣的人物可以舉出馬略、梅特路斯、蘇拉、恺撒、加圖、喀提林、朱古達等等。
作者使用的手法有時是直接的一針見血的描述，有時是通過這些人的發言和行動來表現他們的性格，有時則是兩種手法并用。
例如在《喀提林陰謀》中，像我們的列傳體那樣，一開始他就對喀提林作了概括的介紹： &ldquo路奇烏斯·喀提林出身顯貴家族（nobiligenerenatus），具有非凡的智力和體力，但禀性卻是邪惡和堕落的（malopravoque）。
從年輕的時候起，他便非常喜歡内戰、殺戮、搶劫和政治上的相互傾軋&hellip&hellip他有鋼筋鐵骨般的身體，經受得住常人絕對不能忍受的饑餓、寒冷和不眠。
他為人膽大妄為，不講信義，翻雲覆雨，無論什麼都裝得出，瞞得住（Corpuspatiensinediaealgoris，vigilaesupraquamcuiquamcredibileest．Animusaudax，subdolus，varius，cuiusreilubetsimulatoracdissimulator&hellip&hellip）他觊觎别人的财産，揮霍自己的财産；而且他的情欲十分強烈。
他具有相當的口才，但是沒有什麼見識（satiseloquentiae，sapientiaeparum）。
他的錯亂的精神總是在貪求着窮兇極惡、難以置信和稀奇古怪的東西。
&rdquo[108] 對于恺撒和加圖，作者不但介紹了他們各自的發言并且把他們作了十分著名的對比： &ldquo就出身、年齡和口才而論，他們兩個人差不多是對等的；在精神的偉大方面他們也是旗鼓相當的，在名聲方面也是這樣，盡管他們的名聲是各自不同的（後半句原文隻用了七個詞：magnitudoanimipar，itemgloria，sedaliaalii&mdash&mdash引者）。
恺撒被認為是偉大的，因為他仁厚而慷慨，加圖則是由于他一生誠實正直。
前者出名是由于他溫和并富有同情心，後者的嚴正給他帶來了威望。
恺撒是通過給予、幫助和寬恕而取得了榮譽的，加圖取得榮譽是因為他絕不能被收買。
前者是不幸的人們的一個庇護所（miserisperfugium），後者對惡人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malispernicies）。
前者是善良的品行，而後者則是堅毅不屈的性格受到稱頌。
最後，恺撒把自己鍛煉得能進行艱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為自己友人的幸福盡心竭力，而不把自己的放在心上，并且隻要是值得給予的，從不拒絕給予。
他渴望巨大的權力、一支軍隊和一場新的戰争&hellip&hellip反之，加圖培養的是自我克制的能力、得體的風度，而首先是嚴正的作風。
他并不和富人鬥富，不和有野心的人比陰謀詭計，而是和有進取心的人比貢獻，和有自制力的人比節制，和潔白無私的人比清廉。
他更想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來像是一個有道德的人。
因此他越是不追求名譽，名譽越是在他身後緊追不舍。
&rdquo[109] 在《朱古達戰争》裡我們也看到對朱古達的精彩描述： &ldquo朱古達身體強健，儀表英俊，特别是智力超群，但他一旦長大成人後卻沒有沾染上奢侈和懶散的惡習，而是遵照本民族的習慣，騎馬、投槍、擊劍&hellip&hellip雖然他的名聲超過所有的人，但是他仍然赢得了所有人的愛戴。
&hellip&hellip他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但是他對自己的功業卻很少談到。
&rdquo[110] 而對于蘇拉，盡管撒路斯提烏斯在政治上對他持否定态度，但對于其人的評價仍然表現了史家的公正： &ldquo蘇拉出身一個舊貴族世家&hellip&hellip他既精通希臘文學，也精通羅馬文學；他是一個有高度智慧的人，他追求享樂但是更加追求光榮。
在閑暇的時候他過放縱的生活，但是他的享樂絕不會影響他的本職工作，隻是作為一位丈夫，他的行為本來是應當更正派些才好。
他能言善辯，聰明伶俐，很快就能同别人交上朋友。
在僞裝自己的真正意圖方面，其用心之深達到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
但是對于許多東西，特别是對于錢财，他出手十分大方。
在他取得内戰的勝利之前，他在所有的人當中是最幸運的，但是他的幸運從來不曾超過他的才幹。
許多人都無法肯定到底他的幸運更多有賴于他的勇敢，還是有賴于他的有利的機遇。
&rdquo[111] 從撒路斯提烏斯就羅馬曆史所進行的說教來看，他夠得上是一個典型的古羅馬人。
[112]但是從他所受教育的淵源來看，盡管他也許否認，盡管他對希臘文化抱有成見，但實際上，他更多是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
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向來與希臘羅馬文化并稱。
但究其實，羅馬文化隻能說是在希臘文化撫育下成長起來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即使時間有先後）的地位是勉強的。
在羅馬人崛起之前，希臘人已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殖民地，使這一部分成為希臘文化的領域。
實際上，希臘人和羅馬人在氣質上大不相同。
希臘人是海上的民族，羅馬人更多是山區的居民。
羅馬号稱七山之城，離海雖然不遠，但他們受海的影響較小。
希臘人重思辨，重幻想，長于理論；羅馬人講求實際，重實踐，吃苦耐勞，勇于作戰。
希臘長于藝術，羅馬長于治術。
羅馬人是在希臘文化的撫育和浸潤下才慢慢自成體系的，是附麗于希臘文化而得到成長的。
後來希臘（包括地中海東部）隻是被羅馬用武力征服，但文化這個領域仍然掌握在希臘人手裡。
政治軍事中心在羅馬，文化藝術中心卻在希臘。
在羅馬主持講壇的主要是希臘教師（有不少是贖身的奴隸），而羅馬上層人物也必須到希臘&ldquo留學&rdquo才算完成學業。
因此羅馬人對希臘人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把他們看成是自己屬下之民（這是事實）；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在他們面前隻不過是barbari（野蠻人）；一方面要把希臘大師請進來或不惜渡海遠道去求教；另一方面又多次下令驅逐到羅馬來謀生的大批所謂&ldquo下九流&rdquo的希臘人。
撒路斯提烏斯也是這樣，他是羅馬主人的身份，但是卻受希臘文化的熏陶，也正是由于這一點，他看到了文字的作用而使他有了撰史的志向。
這說明閱讀希臘的史書給了他怎樣深刻的印象： &ldquo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實是相當偉大而又光榮的，盡管如此，它們實際上也并不是像傳聞中描述的那樣出色。
但是由于雅典産生過具有特殊才能的作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mdash&mdash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業在世界上便被認為占有無與倫比的地位。
這樣看來，成就事業的人們的功績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隻不過是有偉大的作家能夠用頌揚的文字對事業本身加以擡高而已。
但是羅馬人民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有利之處，因為他們中間最有才能的人們總是從事于實際的事務，他們總是要在身體力行的情況下使用他們的頭腦；最優秀的公民重視行動而不喜空談（optumusquisquefacerequamdicere），他認為他自己的英勇行動應當受到别人的稱贊，而不應由他本人來記述别人的英勇行動（suaabaliisbenefactalaudariquamipsealiorumnarraremalebat）。
&rdquo[113] 後面這兩句出自古羅馬人之口，充分表現了他們的特色。
撒路斯提烏斯受惠于希臘文化傳統之處在他的傳世之作裡随處可見。
撒路斯提烏斯的文字風格，如前所述，論者大都說它像老加圖，甚至是在抄襲他，但更多人卻指出它和希臘史家修昔底德的關系。
不過要說明的是，加圖的文章古拙是因為拉丁語還沒有發展到西塞羅時代的那種曲折細密的程度，而撒路斯提烏斯的古拙則是有意地避開當時風行的西塞羅體以表現它的力度，而這種力度是間接地受到修昔底德的影響的。
修昔底德的文體，正如修昔底德的英譯者查·福斯特·史密斯（CharlesForsterSmith）所說：&ldquo在對事件進行一般的叙述時，修昔底德的文風是清楚、直截了當、生動的，但是在描述戰争和其他重大事件，在進行總結，特别在演說中，他的文風就和一般是簡單和清晰的陳述形式大不相同了；在這裡，陳述的往往是如此地簡潔和凝縮乃至變得十分難以理解。
&rdquo[114]看來，撒路斯提烏斯繼承和發展了修昔底德的簡潔和凝練的方面，有些地方連叙述的手法也是直接從修昔底德那裡來的。
比如，在《喀提林陰謀》裡，作者所說的&ldquo如果你記述了傑出人物的豐功偉績，則人們隻有在他們認為你所說的事情他們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時候才願意相信你，一旦超過這個限度，他們即使認為你的話不是荒謬的，也是憑空捏造的了&rdquo。
[115]這段話，使我們很容易想到修昔底德的同樣意思的一段話：&ldquo&hellip&hellip當發言者說到他們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績時，他們便認為發言者對死者過于頌揚。
頌揚他人，隻有在一定的界線以内，才能使人容忍；這個界線就是一個人還相信他所聽到的事物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
一旦超出了這個界線，人們就會嫉妒和懷疑了。
&rdquo[116] 再比如，在《朱古達戰争》裡作者在描述紮瑪居民觀戰的情況時[117]，顯然是脫胎于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有關希臘人在叙拉古觀看海港内海戰的描述[118]。
讀者隻需拿來稍加對照就可以看出的。
維萊烏斯·帕特爾庫路斯（VelleiusPaterculus）也早就看到了撒路斯提烏斯借鑒修昔底德之處[119]。
撒路斯提烏斯在他的傳世作品中的許多看法都可以證明他同希臘文化的關系。
在《喀提林陰謀》開頭地方談到&ldquo我們使精神發号施令，肉體則俯首聽命&rdquo[120]這一點，他顯然是祖述亞裡士多德的看法。
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裡指出：&ldquo&hellip&hellip靈魂和身體，前者自然地為人們的統治部分而後者自然地為被統治部分。
&rdquo[121]而作者所說的放縱肉欲是違反自己本性的說法[122]則是當時在羅馬流行的斯多噶派的學說。
還有一些表述，如&ldquo野心使許多人變得虛僞，變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rdquo[123]使人想到荷馬的《伊利亞特》裡的&ldquo這種人嘴裡說着一種話，心裡卻想着另外的事情&rdquo[124]；而&ldquo他更想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來像是一個有道德的人&rdquo[125]。
也許正是從埃斯庫羅斯的《七人攻打底比斯》裡阿裡斯提德斯（Aristides）的話：&ldquo如果說他不想看來是最好的，他是想成為最好的。
&rdquo[126]得到啟發的。
再如《喀提林陰謀》中作者寫到&ldquo在戰鬥裡，膽子最小的永遠是最危險的，勇敢才能起堡壘作用&rdquo[127]這一點時，他肯定記起了色諾芬（Xenophon）的意思大緻相同的話：&ldquo人們想活下去卻又想逃跑，那簡直是發瘋了，他會懂得，勝利者能保證得救，而逃跑的人比堅守戰鬥崗位的人死亡的比例要大得多。
&rdquo[128] 《曆史》這部更成熟的作品由于隻有片斷保存下來，所以要從結構方面對它進行判斷比較困難。
但是從兩個專題的曆史作品來看，作者組織材料和叙事的能力還是十分出色的。
他把兩個曆史事件原原本本地介紹給讀者，除了開頭地方有少數作者本人的議論之外，他的見解已充分表現在他的叙事之中，不作過多的說教（盡管說教應當說是他的一個不小的毛病）。
雖然他在剪裁上很見功夫，但是在史料的鑒别和運用上從今天的要求來看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例如作者在時間方面就比較馬虎。
喀提林陰謀的時間的順序就不那麼準确并且被作者人為地拖長了（具體的情況見于所附的注釋）。
作者文字的簡潔固然是一個優點，但簡潔過頭往往造成晦澀，甚至使人難以了解作者的本意。
這一點前面已經指出了。
撒路斯提烏斯雖是大手筆，但是也免不了犯這樣的毛病。
而譯者要把意思清楚地表達出來，便無法遷就原作的簡潔，如果我們用與原文對等的西漢的古文來翻譯，那勢必造成譯文的古奧與晦澀，顯然這是不必要的。
原文裡像希羅多德那樣插筆叙述故事的地方不多，總的看來是保持了布局的完整，特别兩書的結尾都十分精彩，這在拉丁的曆史文獻中也是不多見的。
插入的兩個故事一個是關于腓萊尼兄弟的祭壇的故事[129]，另一個是那個利古裡亞士兵因捉蝸牛而爬上山頂的故事[130]。
而嚴格說來，第二個故事和正文還是有比較密切的聯系，不能說是抛開正文講故事。
盡管撒路斯提烏斯借重于希臘作家的地方不少，但這并不影響他的作品在古典文獻中的獨特價值和地位。
羅曼在二書的法譯本的序中指出： &ldquo撒路斯提烏斯是配得上曆史學家這一稱号的第一位羅馬曆史學家[131]；他沒有典型可供遵循，而是自己開創，他同時提出了他的方法、他的風格和他的曆史概念。
單是這一情況便保證他在古代的曆史學家當中占有一席地位。
盡管他有一切缺點&mdash&mdash這些缺點我當然不應當回避&mdash&mdash他依然是一位大藝術家，并且他的短篇的曆史作品即使在當代也擁有大量的讀者，并且受到認真的研究。
毫無疑問，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希臘的那些曆史學家，特别是修昔底德的，但是他的最突出的優點完全是他個人的。
&rdquo 撒路斯提烏斯對後世的影響 譯者少年時代學過一點拉丁語，當時接觸到的不少選本裡都有撒路斯提烏斯的《喀提林陰謀》的片斷，那時就知道用拉丁語寫作的古羅馬作家裡，除了人所必讀的大名鼎鼎的恺撒和西塞羅，以及後來的維吉爾、賀拉斯、李維之外，還有撒路斯提烏斯其人。
可見撒路斯提烏斯在西方讀者中間并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19世紀，歐美中學生的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水平還是不低的，就和我國清末和民初中學的古文水平差不多。
馬克思在高中時的拉丁語課本竟是塔西佗的《編年史》，這就難怪他有相當深厚的拉丁語的根底了。
但是進入20世紀，特别是二次大戰後這幾十年，西方學生不但希臘語和拉丁語已漸漸放棄，就是本國文字的水平也大為降低，希臘、拉丁語及其文獻的研究已漸漸成為少數文史專業工作者的事情。
在我國，譯者很榮幸地成了第一個把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介紹到國内的人。
希望這個譯本能夠為外國史、外國文學的研究者起一點添磚添瓦的作用。
從曆史上看，撒路斯提烏斯的命運就比，比如說一百多年後刻意仿效他的另一位曆史學家培西佗，要好得多。
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在當時聲譽就很高，因為當時人們除了兩篇專題的曆史作品之外，還看到了他的《曆史》的全貌。
坐擁巨資的在野名公當然有時間精雕細琢，像羅曼所說的那樣。
克溫提利亞努斯（Quintilianus）[132]對撒路斯提烏斯的估價很高，認為他可以同修昔底德平起平坐，但羅爾夫認為克溫提利亞努斯所重視的是撒路斯提烏斯的愛國精神，而不是他對當時羅馬國家的尖銳、中肯的批評。
瑪爾提亞利斯（Martialis）對撒路斯提烏斯的極高評價[133]可能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看法，盡管詩人本身的意見并沒有什麼權威性。
但同屬史家的蓋烏斯·阿西尼烏斯·波利歐（GaiusAsiniusPollio）和李維卻都批評過撒路斯提烏斯，隻是情況還要加以分析。
波利歐和撒路斯提烏斯同屬恺撒陣營的戰友，他也像撒路斯提烏斯那樣，後來退出政治生活專心于著述。
不過他退出的時間要晚一些，他在公元前40年還擔任了執政官并在第二年因為對伊利裡亞的帕提亞人的勝利而舉行了一次凱旋式。
他是後來因為同安托尼烏斯意見不合才退出政治舞台的。
他在文化界是一位有影響的大人物，素以批評嚴格而出名，所以他對比自己年長的撒路斯提烏斯也要說三道四一番就不奇怪了。
[134]至于李維，他的文風和撒路斯提烏斯的文風幾乎形成兩極，他當然不喜歡撒路斯提烏斯的簡潔、古拙的文風。
塔西佗受到撒路斯提烏斯的影響可謂大矣，所以對他的推崇之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135]。
不但推崇而且仿效。
從西塞羅到李維，文風從繁複綿密到了冗贅的程度，但是塔西佗卻比早他一百多年的撒路斯提烏斯寫得還要簡潔，從而也更加難懂。
作為這兩位作家的譯者，我感到兩個人的文風雖然相似，培西佗卻更加有意識地寫得簡潔，有時甚至用自造的古詞；相比之下，撒路斯提烏斯就顯得&ldquo古&rdquo得自然一些，盡管當時已經對他的仿古不習慣了。
這一點在前面已經指出了。
在哈德良（Hadrianus，117&mdash138在位）時期，一個叫吉諾比烏斯（Zenobius）的人還把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譯成希臘語。
[136] 公元2世紀，努米底亞出生的當時最著名的演說家、擔任過皇室的拉丁修辭學導師的瑪爾庫斯·科爾涅利烏斯·弗隆托（MarcusCorneliusFronto，約100&mdash約166）在他常讀的拉丁散文作品中除了西塞羅的書信之外，就還有加圖和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
2世紀末，埃米利烏斯·阿斯佩爾（AemiliusAsper）曾給撒路斯提烏斯的《曆史》和《喀提林陰謀》作過注釋，但是沒有保留下來。
單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獻中的地位。
4世紀著名主教、出生在努米底亞的奧古斯丁寫的拉丁語和西塞羅的拉丁語已經達到難以分辨的程度，但他仍然稱撒路斯提烏斯為nobilitataeveritatishistoricus[137]，從而表明了自己的公正态度。
曾統率過屋大維的艦隊的路奇烏斯·阿爾倫提烏斯（LuciusArruntius）寫的一部《布匿戰争》便有明顯模仿撒路斯提烏斯作品的痕迹，塞内加在給路奇利烏斯（Lucilius）的信裡早就指出了這一點[138]。
普布利烏斯·文提狄烏斯（PubliusVentidius）在公元前38年為戰勝帕提亞人而舉行的凱旋式中也借用過撒路斯提烏斯的一篇演說[139]。
阿米亞努斯·瑪爾凱利努斯（AmmianusMarcellinus）、狄克圖斯·克列田西斯（DictysCretensis）、赫吉西普斯（Hegesippus）、蘇爾皮奇烏斯·賽維茹斯（SulpiciusSeverus）、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希拉裡烏斯（Hilarius）、優利烏斯·埃克斯蘇佩蘭提烏斯（JuliusExsuperantius）等人的作品也都表現出撒路斯提烏斯的文風的影響。
羅曼也提到了法國的仿效撒路斯提烏斯專題曆史著作的體例的作品，諸如雷斯紅衣主教（LeCardinaldeRetz）的《菲斯克的陰謀》（ConjurationdeFiesque）、薩拉贊（Sarazin）的《瓦爾斯蘭的陰謀》（LaConspirationdeValslein）、聖列亞爾（Saint-Réal）的有關格拉克人和威尼斯的陰謀的作品。
甚至盧利耶爾（Rulhière）的《俄國革命》（RévolutiondeRussie）的寫法顯然也是受到了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的啟發。
法國作家如聖埃弗勒蒙（Saint-Evremond）、拉羅什富科（LaRochefoucauld）、孟德斯鸠、伏爾泰、裡瓦洛爾（Rivarol）乃至後來的梅裡美都高度評價撒路斯提烏斯并在很多地方借鑒他的作品[140]。
撒路斯提烏斯生于我國漢昭帝時期，比生于漢景帝時期的司馬遷晚大約60年，但仍應屬于同一時代的人（西漢和羅馬共和國末期）。
為了拓寬我們的視野，了解東西古代文化的異同，把古代東西方兩大史家的作品的體例、文風，進而把漢帝國和古羅馬共和國（包括帝國）的體制、文化、思想作一比較研究是我國史學界很有意義的課題。
希望撒路斯提烏斯的著作的介紹能在這一課題的提出方面起一點推動作用。
《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争》的結構 撒路斯提烏斯的兩部專題史書是經過認真考慮之後才動筆的。
他不僅在史料的搜集和準備方面下了功夫，就是在布局方面也是十分用心的，頗有可供後來撰史者借鑒的地方。
《喀提林陰謀》的布局大緻可以分成六個單元（第1章至第4章；第5章至第13章；第14章至第19章；第20章至第32章；第32章至第49章；第50章至第61章）。
第1章到第4章約略相當于一篇序言。
作者在這裡首先指出應當用精神、才智去尋求榮譽，而撰史就是他本
但是如果所有的元老都有同等的行動自由，或者他們可以不必這樣公開地表決，那麼國家就會有較大的力量，而權貴[89]的權力也就會小一些了。
&rdquo[90] 在《喀提林陰謀》裡，作者對羅馬為什麼變得如此堕落已經能夠作出系統的論述，也就是說，&ldquo它（羅馬&mdash&mdash引者）怎樣不再是最崇高和最公正的城市而變成最壞、最邪惡的城市&rdquo[91]（重點号為引者所加）。
&ldquo&hellip&hellip羅馬這個自由國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時期中間變得令人難以置信地強大繁榮&hellip&hellip一旦青年能夠忍受戰争的艱苦，他們便在軍營中接受極為嚴格的軍事訓練，他們更加喜愛的是精良的武器和戰馬，而不是妓女和宴會。
因此，在他們這些人看來，任何勞苦都不能認為是自己所不習慣的&hellip&hellip勇氣是最重要的。
&hellip&hellip他們的目的在于取得無限的聲名，但财富則隻限于他們用誠實的手段所能取得的那些。
&hellip&hellip[92] &ldquo&hellip&hellip但是，當羅馬由于勞苦和主持公道而變得強大起來的時候，當那些強大的國王在戰争中被制服的時候&hellip&hellip當&hellip&hellip羅馬人在所有的海洋和陸地都通行無阻的時候，命運卻開始變得殘酷起來，把我們的全部事務攪得天翻地覆。
&hellip&hellip那些能夠泰然自若地忍受勞苦和危險、焦慮和災難的人們卻發現&hellip&hellip閑暇與财富對他們來說卻成了一種負擔和一種不幸。
&ldquo&hellip&hellip在他們身上，對于首先是金錢，然後是權力的渴望加強了。
應當說，這些正是一切罪惡的根源。
因為貪欲消滅了誠實、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貴品質，卻使橫傲、殘忍取代了它們，它要人們蔑視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可以用金錢買到。
野心使許多人變得虛僞，變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得人們待人接物隻是擺出一副好看的外表，而不是懷有真心誠意。
開頭這些惡習蔓延得不快，它們間或還受到懲處，但是到了最後，當這種病像瘟疫那樣流行的時候，這個國家就發生了變化，一個過去曾是極為公正誠實的政府竟變得殘暴而又令人無法忍受了。
&rdquo[93]（重點号為引者所加） 這是撒路斯提烏斯解釋羅馬所以堕落的關鍵，他的現存的曆史作品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答案。
特别是蘇拉掌權和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和掠奪之後，情況便進一步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ldquo這些士兵（蘇拉派士兵&mdash&mdash引者）在成為勝利者之後，不給被征服者留下任何東西。
老實說，繁榮幸福的生活甚至對智者的靈魂都是一種考驗，那麼在道德上本來就堕落的人們有如這些士兵在勝利時又如何能保持節制呢？[94] &ldquo&hellip&hellip一旦财富開始受到人們的尊敬，并且當光榮[95]、軍事統率權和政權随之也受到尊敬的時候，德行便開始失去它的光彩，貧困被認成是一種恥辱，廉潔反而被說成是一種惡意的表現。
&hellip&hellip今天的人們，那些最卑劣的、窮兇極惡的人們&hellip&hellip他們的行徑好像表明，統治的唯一的方式便是幹傷天害理的事情。
&rdquo[96] 另一方面，撒路斯提烏斯感到絕望，是因為他看到的民衆隻是随波逐流的城市中産階級和靠國家養活的閑散遊蕩的&ldquo無産者&rdquo而不是最下層的奴隸和最貧苦的手工業者和農民。
奴隸在他心目中本來不屬人的範疇。
下面的記述可以說明他對&ldquo民衆&rdquo的看法： &ldquo這種精神錯亂的現象并非僅限于參加了陰謀的那部分人，全體平民（其實隻是他在城裡看到的那部分人，難道他忘記了前不久的斯巴達克起義？&mdash&mdash引者）由于渴望變革都贊同喀提林的計劃。
特别他們似乎是按照民衆通常的做法行事的，因為，在任何國家裡，那些沒有錢的人總是嫉妒那些好人（指有錢的人&mdash&mdash引者），稱贊卑賤的人，憎恨已經确立起來的舊事物，渴望新事物，并且，由于他們很不滿足自己的命運，因此希望看到一個全面的變革。
在動蕩和混亂的環境裡，他們是容易适應的，因為貧困易于滿足并且不會丢掉任何東西。
特别是城市民衆不顧一切地投身到變亂中去。
他們這樣做有許多理由，首先，所有由于其無恥和膽大妄為而臭名昭著的人物，還有那些在放蕩的生活中把祖業揮霍掉的人，最後，所有那些因不光彩的事情或罪行而不得不離家出走的人，他們都彙集到羅馬這個大污水坑裡來。
還有許多沒有忘記蘇拉的勝利的人&hellip&hellip他們每個人自己都希望一旦參加戰鬥也能得到類似的勝利果實。
在這之外還有在鄉下靠手工勞動以維持悲慘生活的年輕人，他們在公私贈賜的引誘下甯願到城裡來過閑散無所事事的日子&hellip&hellip這些人和所有别的人一樣是靠着損公來養肥自己的。
因此那些貧困、不講道德又心懷不軌的人對國家像對他們自己那樣極不尊重，這就不使人感到吃驚了。
&rdquo[97] 他看到的&ldquo民衆&rdquo的随波逐流随即由作者用如下的事實給以證明： &ldquo陰謀（指朗圖路斯等人在羅馬的活動&mdash&mdash引者）被揭發之後，開頭希望改換統治者從而急于想看到戰争爆發的民衆，這時卻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痛斥喀提林的計劃，另一方面，他們又把西塞羅捧到天上去&hellip&hellip雖然他們相信其他的戰争行動會使他們得到戰利品而不會給他們造成損失，但是他們卻認為一場全面的大火對于他們本身來說，是殘酷、恐怖而且是特别具有災難性的，因為他們除了他們每日的食品和衣物之外是一無所有的。
&rdquo[98] 《朱古達戰争》用事實證明了羅馬當局的貪污腐化，它是可以用金錢收買的，直到馬略接管了統帥權，于是又借馬略之口，對統治的貴族作了痛快淋漓的指斥： &ldquo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身上擔負的任務有多麼重大：既要為戰争做準備同時要節省國庫的開支；迫使人們不願去得罪的那些人（指元老院權貴&mdash&mdash引者）去服兵役&hellip&hellip如果别人犯了錯誤，那他們的古老的顯貴門第、他們祖先的顯赫功業、他們的家人親屬的權勢，他們的大群門客對他們來說都是十分現成的幫手。
&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對于這一委托（指把對朱古達作戰的任務委托給馬略&mdash&mdash引者），權貴們感到極為惱火。
&hellip&hellip如果你們改變主意，為這項或任何諸如此類的任務而從權貴當中選定一個門第古老、家裡有許多祖先的塑像但是毫無作戰經驗的人是不是會更好一些呢？&hellip&hellip要選這樣的人，對于這樣一個職務應盡的責任一竅不通的人，那麼他就會手忙腳亂起來并且從普通人民當中選定某一個人做他的顧問。
&hellip&hellip我個人就知道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在當選為執政官之後才開始首次誦讀我們祖先的曆史和希臘人的軍事論文&hellip&hellip &ldquo&hellip&hellip他們的主題總是稱頌他們的祖先；通過列舉他們的祖先的功業，他們就以為他們自己也變得比較光榮了。
&hellip&hellip祖先的光榮就仿佛是照在他們的後代身上的一道光，他們的後人的德行和缺點都逃脫不了它的照耀。
&hellip&hellip &ldquo&hellip&hellip他們的祖先把自己所能留給後人的東西全留給他們了&mdash&mdash财富、胸像、關于他們自身的光榮的回憶；但是他們卻沒有給後人留下品德&hellip&hellip隻有品德是不能像禮品那樣授受的。
&rdquo[99] 撒路斯提烏斯看到了強大與富足導緻堕落，但是他在這裡并未能擺脫古羅馬人的傳統觀念，而如上所引，把這種情況歸之于命運的捉弄[100]。
這就是作者所用的fors或fortuna兩個詞，fors約略相當于我們所說的&ldquo機遇&rdquo、&ldquo機會&rdquo、&ldquo偶然的事件&rdquo；fortuna約略相當于我們所說的&ldquo命運&rdquo、&ldquo境遇&rdquo。
比如，他在《喀提林陰謀》開頭的地方就指出：&ldquo毫無疑問，是命運在主宰着一切（Sedprofectofortunainomniredominatur）；她可以任意地使一切事件變得有名或默默無聞，而不顧事實。
&rdquo[101] 但是，如果一切都取決于命運一時的好惡的話，撰史也就失去了供後世借鑒的目的，因而作者在另一個地方，又提出了有關少數傑出人物的作用的看法：&ldquo在長期的思考之後，我确信這完全是由少數公民的突出功業所成就的，正是由于這些人，貧窮戰勝了富足，少數戰勝了多數。
&rdquo[102] 在馬略身上，撒路斯提烏斯明确地表達了他的有關個人作用的觀點：&ldquo在元旦那天（公元前104年&mdash&mdash引者），他（馬略&mdash&mdash引者）就任執政官之職（第二任&mdash&mdash引者）并且十分隆重地舉行了凱旋式，當時我們國家的希望和幸福都掌握在他手裡了。
&rdquo[103] 撒路斯提烏斯的文筆和他同希臘文化的關系 撒路斯提烏斯的文名絕不下于他在史學方面的貢獻。
有如我國古代文史的傳統，他也是身兼史家與文學家的雙重稱号而無愧。
盡管有人指責過他的文筆，但他的作品依舊為後人所喜愛和傳誦，成為拉丁文獻中的瑰寶。
撒路斯提烏斯生在西塞羅文體風行的時代；從老加圖到西塞羅二百多年間，拉丁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總的說來，拉丁語經曆了從古樸、簡潔轉向繁複、曲折、綿密的過程。
希臘文獻的翻譯豐富了拉丁語的詞彙并提高了它的表達能力。
西塞羅和恺撒都是大政治家，又都是大文學家，兩人雖然都是駕馭拉丁語的能手，但西塞羅更多表現為一種曲折繁複的文風，愛用多層排比的句子，以達到修辭的效果，恺撒則通達平正，不重雕飾，有大家氣度。
在這種文風的背景上，撒路斯提烏斯卻表現出一種同流行的西塞羅文體截然相反的複古傾向，乃至反對他的人說他剽竊老加圖的作品。
這種高古簡潔的文體同古羅馬人的作風有其相通之處，但我們卻不能說這種文體就表達能力而論便一定不如當時盛行的西塞羅體。
問題在于作者駕馭文字的能力如何。
因為簡潔，所以用詞必須準确得當，容不得廢話；因為求簡潔而省去許多不必要的以及可有可無甚至是有用的零碎，所以在文章可以避免冗贅和拖泥帶水的毛病；因為簡潔，所以要特别注重剪裁以取得爽朗、嚴整的印象。
因此要寫這樣的文章比寫一般文章反而要費多倍的氣力，那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羅曼談到撒路斯提烏斯的文字時指出： &ldquo使撒路斯提烏斯在拉丁文學中絕對處于獨樹一幟地位的就是他的文體。
這種文體完全是他個人的，沒有任何可供模仿的原型（羅曼否認作者模仿加圖。
加圖使用的文字本身是古老的拉丁文，作者的複古傾向是出于修辭的考慮&mdash&mdash引者），而（後來）模仿他的也隻有塔西佗（不同的是作者使古詞複活，塔西佗還&lsquo制造&rsquo了古風的詞&mdash&mdash引者）。
&hellip&hellip這種文字是不計時間、艱難地寫出來的，是精雕細琢出來的，這是一個小點一個小點地構成的一幅精細的刺繡。
&hellip&hellip &ldquo他的文體嚴肅而緊張，具有突出的造型美和一種巨大的力量，甚至一種奇異的美；它給人們一種金屬的震動的印象。
&rdquo[104] 簡潔的文字還給人一種躍動感，從一個詞到另一個詞，從一句到另一句，往往是以跳動的方式銜接起來的，有時不得不靠讀者的想象和理解加以補充，因而有很大回味的餘地。
但是，也還要指出，簡潔也應當有一個限度，過了這個限度就要造成晦澀，造成歧義，使讀者無法準确掌握作者用意之所在。
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就有一些這樣的地方。
但古樸、簡潔的文字不見得就不能進行細緻入微的刻畫。
我們能說《詩經》、《左傳》、《史記》、《戰國策》之類的作品寫得不細緻生動嗎？與撒路斯提烏斯同時的盧克萊修不也是用古樸的詩語極為生動細緻地闡述了伊壁鸠魯的哲學思想嗎？他的哲學著作和撒路斯提烏斯的曆史著作都是古拉丁語文獻中的傑出成就。
當然，這更多是對他的成熟作品，即他的《曆史》而言的，不過在前兩部作品中這些特點也确有相當程度的表現。
試看當羅馬當局為對付陰謀而布置預防措施時，城内的緊張氣氛在作者的筆下描寫得何等活靈活現： &ldquo這些預防措施使得羅馬城内人心惶惶，城市的面貌也改變了。
由于長期的和平而造成的極端歡快輕松的氣氛突然變成籠罩全城的一片陰郁（Exsummalaetitiaatquelascivia，quaediuturnaquiespepererat，repenteomnistristitiainvasit）（請注意原文的音樂效果&mdash&mdash引者）。
人們都感到恐懼不安，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或任何可靠的人，他們感到這時既不像是戰争時期，也不像是和平時期，每個人都按照自己内心恐懼的程度來衡量當時的危險（nequebellumgererenequepacemhabere，suoquisquemetupericulametiri）。
羅馬共和國的偉大過去一直使婦女不知道戰争的恐怖，但現在她們也陷入極大的焦慮之中，她們向着天空伸出了懇求的雙手，為她們的小孩子的命運而悲歎，&hellip&hellip無論什麼都會把她們吓得發抖（omniapavere），她們抛掉傲氣和放縱，而對自己和對她們的國家已經絕望了。
&rdquo[105] 對于這樣細緻的描述，作者還是作了很大的壓縮，省略了不少必要的連詞和介詞，以加強場景的緊張氣氛。
撒路斯提烏斯是帶着感情描述喀提林最後的戰鬥的：&ldquo當喀提林看到他的軍隊已被打敗并且隻剩下自己身旁的一小隊人的時候，他考慮到自己的高貴出身和先前的地位，于是便沖到敵人最密集的地方去，戰死在那裡，他是在多處負傷之後才倒下去的。
&rdquo[106] 而對戰鬥之後戰場的描述，更是拉丁文獻中最動人的章節之一： &ldquo直到戰鬥結束之後，人們才看到喀提林的軍隊進行了怎樣勇敢和堅決的戰鬥。
要知道，幾乎每一個人在犧牲時都用自己的身體覆蓋了在戰鬥開始他活着時所占據的位置。
&hellip&hellip但是人們發現喀提林遠在他的士兵的前面，在被殺死的一堆敵人中間，還在輕輕地喘着氣，臉上表現出在他生前給他以鼓舞的一種堅強不屈的精神（Catilinaverolongeasuisinterhostiumcadaverarepertusest，paululumetiamspiransferociamqueanimi，quamhabueratvivos，involturetinens）。
&hellip&hellip &ldquo&hellip&hellip但是羅馬人民的軍隊并沒有取得任何歡快的和不流血的勝利，因為所有最勇敢的人不是在戰鬥中倒下就是在戰鬥時負了重傷。
還有離開營地來參觀戰場或想打劫财物的許多人，在他們翻轉叛軍的屍體時，時而發現一位朋友，時而發現一位客人或親屬（hospitemautcognatum），還有一些人認出了他們的私敵。
這樣，全軍的人便有了不同的反應，有人悲痛傷心，有人高興，有人哀悼。
&rdquo[107] 撒路斯提烏斯傳世的作品完整地保存下來的雖然隻有《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争》兩種，而且篇幅不大，但共和國末期一些著名人物的形象和他們的心态都躍然紙上，給我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這樣的人物可以舉出馬略、梅特路斯、蘇拉、恺撒、加圖、喀提林、朱古達等等。
作者使用的手法有時是直接的一針見血的描述，有時是通過這些人的發言和行動來表現他們的性格，有時則是兩種手法并用。
例如在《喀提林陰謀》中，像我們的列傳體那樣，一開始他就對喀提林作了概括的介紹： &ldquo路奇烏斯·喀提林出身顯貴家族（nobiligenerenatus），具有非凡的智力和體力，但禀性卻是邪惡和堕落的（malopravoque）。
從年輕的時候起，他便非常喜歡内戰、殺戮、搶劫和政治上的相互傾軋&hellip&hellip他有鋼筋鐵骨般的身體，經受得住常人絕對不能忍受的饑餓、寒冷和不眠。
他為人膽大妄為，不講信義，翻雲覆雨，無論什麼都裝得出，瞞得住（Corpuspatiensinediaealgoris，vigilaesupraquamcuiquamcredibileest．Animusaudax，subdolus，varius，cuiusreilubetsimulatoracdissimulator&hellip&hellip）他觊觎别人的财産，揮霍自己的财産；而且他的情欲十分強烈。
他具有相當的口才，但是沒有什麼見識（satiseloquentiae，sapientiaeparum）。
他的錯亂的精神總是在貪求着窮兇極惡、難以置信和稀奇古怪的東西。
&rdquo[108] 對于恺撒和加圖，作者不但介紹了他們各自的發言并且把他們作了十分著名的對比： &ldquo就出身、年齡和口才而論，他們兩個人差不多是對等的；在精神的偉大方面他們也是旗鼓相當的，在名聲方面也是這樣，盡管他們的名聲是各自不同的（後半句原文隻用了七個詞：magnitudoanimipar，itemgloria，sedaliaalii&mdash&mdash引者）。
恺撒被認為是偉大的，因為他仁厚而慷慨，加圖則是由于他一生誠實正直。
前者出名是由于他溫和并富有同情心，後者的嚴正給他帶來了威望。
恺撒是通過給予、幫助和寬恕而取得了榮譽的，加圖取得榮譽是因為他絕不能被收買。
前者是不幸的人們的一個庇護所（miserisperfugium），後者對惡人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malispernicies）。
前者是善良的品行，而後者則是堅毅不屈的性格受到稱頌。
最後，恺撒把自己鍛煉得能進行艱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為自己友人的幸福盡心竭力，而不把自己的放在心上，并且隻要是值得給予的，從不拒絕給予。
他渴望巨大的權力、一支軍隊和一場新的戰争&hellip&hellip反之，加圖培養的是自我克制的能力、得體的風度，而首先是嚴正的作風。
他并不和富人鬥富，不和有野心的人比陰謀詭計，而是和有進取心的人比貢獻，和有自制力的人比節制，和潔白無私的人比清廉。
他更想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來像是一個有道德的人。
因此他越是不追求名譽，名譽越是在他身後緊追不舍。
&rdquo[109] 在《朱古達戰争》裡我們也看到對朱古達的精彩描述： &ldquo朱古達身體強健，儀表英俊，特别是智力超群，但他一旦長大成人後卻沒有沾染上奢侈和懶散的惡習，而是遵照本民族的習慣，騎馬、投槍、擊劍&hellip&hellip雖然他的名聲超過所有的人，但是他仍然赢得了所有人的愛戴。
&hellip&hellip他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但是他對自己的功業卻很少談到。
&rdquo[110] 而對于蘇拉，盡管撒路斯提烏斯在政治上對他持否定态度，但對于其人的評價仍然表現了史家的公正： &ldquo蘇拉出身一個舊貴族世家&hellip&hellip他既精通希臘文學，也精通羅馬文學；他是一個有高度智慧的人，他追求享樂但是更加追求光榮。
在閑暇的時候他過放縱的生活，但是他的享樂絕不會影響他的本職工作，隻是作為一位丈夫，他的行為本來是應當更正派些才好。
他能言善辯，聰明伶俐，很快就能同别人交上朋友。
在僞裝自己的真正意圖方面，其用心之深達到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
但是對于許多東西，特别是對于錢财，他出手十分大方。
在他取得内戰的勝利之前，他在所有的人當中是最幸運的，但是他的幸運從來不曾超過他的才幹。
許多人都無法肯定到底他的幸運更多有賴于他的勇敢，還是有賴于他的有利的機遇。
&rdquo[111] 從撒路斯提烏斯就羅馬曆史所進行的說教來看，他夠得上是一個典型的古羅馬人。
[112]但是從他所受教育的淵源來看，盡管他也許否認，盡管他對希臘文化抱有成見，但實際上，他更多是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
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化向來與希臘羅馬文化并稱。
但究其實，羅馬文化隻能說是在希臘文化撫育下成長起來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即使時間有先後）的地位是勉強的。
在羅馬人崛起之前，希臘人已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殖民地，使這一部分成為希臘文化的領域。
實際上，希臘人和羅馬人在氣質上大不相同。
希臘人是海上的民族，羅馬人更多是山區的居民。
羅馬号稱七山之城，離海雖然不遠，但他們受海的影響較小。
希臘人重思辨，重幻想，長于理論；羅馬人講求實際，重實踐，吃苦耐勞，勇于作戰。
希臘長于藝術，羅馬長于治術。
羅馬人是在希臘文化的撫育和浸潤下才慢慢自成體系的，是附麗于希臘文化而得到成長的。
後來希臘（包括地中海東部）隻是被羅馬用武力征服，但文化這個領域仍然掌握在希臘人手裡。
政治軍事中心在羅馬，文化藝術中心卻在希臘。
在羅馬主持講壇的主要是希臘教師（有不少是贖身的奴隸），而羅馬上層人物也必須到希臘&ldquo留學&rdquo才算完成學業。
因此羅馬人對希臘人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把他們看成是自己屬下之民（這是事實）；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在他們面前隻不過是barbari（野蠻人）；一方面要把希臘大師請進來或不惜渡海遠道去求教；另一方面又多次下令驅逐到羅馬來謀生的大批所謂&ldquo下九流&rdquo的希臘人。
撒路斯提烏斯也是這樣，他是羅馬主人的身份，但是卻受希臘文化的熏陶，也正是由于這一點，他看到了文字的作用而使他有了撰史的志向。
這說明閱讀希臘的史書給了他怎樣深刻的印象： &ldquo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實是相當偉大而又光榮的，盡管如此，它們實際上也并不是像傳聞中描述的那樣出色。
但是由于雅典産生過具有特殊才能的作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mdash&mdash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業在世界上便被認為占有無與倫比的地位。
這樣看來，成就事業的人們的功績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隻不過是有偉大的作家能夠用頌揚的文字對事業本身加以擡高而已。
但是羅馬人民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有利之處，因為他們中間最有才能的人們總是從事于實際的事務，他們總是要在身體力行的情況下使用他們的頭腦；最優秀的公民重視行動而不喜空談（optumusquisquefacerequamdicere），他認為他自己的英勇行動應當受到别人的稱贊，而不應由他本人來記述别人的英勇行動（suaabaliisbenefactalaudariquamipsealiorumnarraremalebat）。
&rdquo[113] 後面這兩句出自古羅馬人之口，充分表現了他們的特色。
撒路斯提烏斯受惠于希臘文化傳統之處在他的傳世之作裡随處可見。
撒路斯提烏斯的文字風格，如前所述，論者大都說它像老加圖，甚至是在抄襲他，但更多人卻指出它和希臘史家修昔底德的關系。
不過要說明的是，加圖的文章古拙是因為拉丁語還沒有發展到西塞羅時代的那種曲折細密的程度，而撒路斯提烏斯的古拙則是有意地避開當時風行的西塞羅體以表現它的力度，而這種力度是間接地受到修昔底德的影響的。
修昔底德的文體，正如修昔底德的英譯者查·福斯特·史密斯（CharlesForsterSmith）所說：&ldquo在對事件進行一般的叙述時，修昔底德的文風是清楚、直截了當、生動的，但是在描述戰争和其他重大事件，在進行總結，特别在演說中，他的文風就和一般是簡單和清晰的陳述形式大不相同了；在這裡，陳述的往往是如此地簡潔和凝縮乃至變得十分難以理解。
&rdquo[114]看來，撒路斯提烏斯繼承和發展了修昔底德的簡潔和凝練的方面，有些地方連叙述的手法也是直接從修昔底德那裡來的。
比如，在《喀提林陰謀》裡，作者所說的&ldquo如果你記述了傑出人物的豐功偉績，則人們隻有在他們認為你所說的事情他們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時候才願意相信你，一旦超過這個限度，他們即使認為你的話不是荒謬的，也是憑空捏造的了&rdquo。
[115]這段話，使我們很容易想到修昔底德的同樣意思的一段話：&ldquo&hellip&hellip當發言者說到他們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績時，他們便認為發言者對死者過于頌揚。
頌揚他人，隻有在一定的界線以内，才能使人容忍；這個界線就是一個人還相信他所聽到的事物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
一旦超出了這個界線，人們就會嫉妒和懷疑了。
&rdquo[116] 再比如，在《朱古達戰争》裡作者在描述紮瑪居民觀戰的情況時[117]，顯然是脫胎于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有關希臘人在叙拉古觀看海港内海戰的描述[118]。
讀者隻需拿來稍加對照就可以看出的。
維萊烏斯·帕特爾庫路斯（VelleiusPaterculus）也早就看到了撒路斯提烏斯借鑒修昔底德之處[119]。
撒路斯提烏斯在他的傳世作品中的許多看法都可以證明他同希臘文化的關系。
在《喀提林陰謀》開頭地方談到&ldquo我們使精神發号施令，肉體則俯首聽命&rdquo[120]這一點，他顯然是祖述亞裡士多德的看法。
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裡指出：&ldquo&hellip&hellip靈魂和身體，前者自然地為人們的統治部分而後者自然地為被統治部分。
&rdquo[121]而作者所說的放縱肉欲是違反自己本性的說法[122]則是當時在羅馬流行的斯多噶派的學說。
還有一些表述，如&ldquo野心使許多人變得虛僞，變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rdquo[123]使人想到荷馬的《伊利亞特》裡的&ldquo這種人嘴裡說着一種話，心裡卻想着另外的事情&rdquo[124]；而&ldquo他更想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來像是一個有道德的人&rdquo[125]。
也許正是從埃斯庫羅斯的《七人攻打底比斯》裡阿裡斯提德斯（Aristides）的話：&ldquo如果說他不想看來是最好的，他是想成為最好的。
&rdquo[126]得到啟發的。
再如《喀提林陰謀》中作者寫到&ldquo在戰鬥裡，膽子最小的永遠是最危險的，勇敢才能起堡壘作用&rdquo[127]這一點時，他肯定記起了色諾芬（Xenophon）的意思大緻相同的話：&ldquo人們想活下去卻又想逃跑，那簡直是發瘋了，他會懂得，勝利者能保證得救，而逃跑的人比堅守戰鬥崗位的人死亡的比例要大得多。
&rdquo[128] 《曆史》這部更成熟的作品由于隻有片斷保存下來，所以要從結構方面對它進行判斷比較困難。
但是從兩個專題的曆史作品來看，作者組織材料和叙事的能力還是十分出色的。
他把兩個曆史事件原原本本地介紹給讀者，除了開頭地方有少數作者本人的議論之外，他的見解已充分表現在他的叙事之中，不作過多的說教（盡管說教應當說是他的一個不小的毛病）。
雖然他在剪裁上很見功夫，但是在史料的鑒别和運用上從今天的要求來看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例如作者在時間方面就比較馬虎。
喀提林陰謀的時間的順序就不那麼準确并且被作者人為地拖長了（具體的情況見于所附的注釋）。
作者文字的簡潔固然是一個優點，但簡潔過頭往往造成晦澀，甚至使人難以了解作者的本意。
這一點前面已經指出了。
撒路斯提烏斯雖是大手筆，但是也免不了犯這樣的毛病。
而譯者要把意思清楚地表達出來，便無法遷就原作的簡潔，如果我們用與原文對等的西漢的古文來翻譯，那勢必造成譯文的古奧與晦澀，顯然這是不必要的。
原文裡像希羅多德那樣插筆叙述故事的地方不多，總的看來是保持了布局的完整，特别兩書的結尾都十分精彩，這在拉丁的曆史文獻中也是不多見的。
插入的兩個故事一個是關于腓萊尼兄弟的祭壇的故事[129]，另一個是那個利古裡亞士兵因捉蝸牛而爬上山頂的故事[130]。
而嚴格說來，第二個故事和正文還是有比較密切的聯系，不能說是抛開正文講故事。
盡管撒路斯提烏斯借重于希臘作家的地方不少，但這并不影響他的作品在古典文獻中的獨特價值和地位。
羅曼在二書的法譯本的序中指出： &ldquo撒路斯提烏斯是配得上曆史學家這一稱号的第一位羅馬曆史學家[131]；他沒有典型可供遵循，而是自己開創，他同時提出了他的方法、他的風格和他的曆史概念。
單是這一情況便保證他在古代的曆史學家當中占有一席地位。
盡管他有一切缺點&mdash&mdash這些缺點我當然不應當回避&mdash&mdash他依然是一位大藝術家，并且他的短篇的曆史作品即使在當代也擁有大量的讀者，并且受到認真的研究。
毫無疑問，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希臘的那些曆史學家，特别是修昔底德的，但是他的最突出的優點完全是他個人的。
&rdquo 撒路斯提烏斯對後世的影響 譯者少年時代學過一點拉丁語，當時接觸到的不少選本裡都有撒路斯提烏斯的《喀提林陰謀》的片斷，那時就知道用拉丁語寫作的古羅馬作家裡，除了人所必讀的大名鼎鼎的恺撒和西塞羅，以及後來的維吉爾、賀拉斯、李維之外，還有撒路斯提烏斯其人。
可見撒路斯提烏斯在西方讀者中間并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19世紀，歐美中學生的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水平還是不低的，就和我國清末和民初中學的古文水平差不多。
馬克思在高中時的拉丁語課本竟是塔西佗的《編年史》，這就難怪他有相當深厚的拉丁語的根底了。
但是進入20世紀，特别是二次大戰後這幾十年，西方學生不但希臘語和拉丁語已漸漸放棄，就是本國文字的水平也大為降低，希臘、拉丁語及其文獻的研究已漸漸成為少數文史專業工作者的事情。
在我國，譯者很榮幸地成了第一個把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介紹到國内的人。
希望這個譯本能夠為外國史、外國文學的研究者起一點添磚添瓦的作用。
從曆史上看，撒路斯提烏斯的命運就比，比如說一百多年後刻意仿效他的另一位曆史學家培西佗，要好得多。
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在當時聲譽就很高，因為當時人們除了兩篇專題的曆史作品之外，還看到了他的《曆史》的全貌。
坐擁巨資的在野名公當然有時間精雕細琢，像羅曼所說的那樣。
克溫提利亞努斯（Quintilianus）[132]對撒路斯提烏斯的估價很高，認為他可以同修昔底德平起平坐，但羅爾夫認為克溫提利亞努斯所重視的是撒路斯提烏斯的愛國精神，而不是他對當時羅馬國家的尖銳、中肯的批評。
瑪爾提亞利斯（Martialis）對撒路斯提烏斯的極高評價[133]可能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看法，盡管詩人本身的意見并沒有什麼權威性。
但同屬史家的蓋烏斯·阿西尼烏斯·波利歐（GaiusAsiniusPollio）和李維卻都批評過撒路斯提烏斯，隻是情況還要加以分析。
波利歐和撒路斯提烏斯同屬恺撒陣營的戰友，他也像撒路斯提烏斯那樣，後來退出政治生活專心于著述。
不過他退出的時間要晚一些，他在公元前40年還擔任了執政官并在第二年因為對伊利裡亞的帕提亞人的勝利而舉行了一次凱旋式。
他是後來因為同安托尼烏斯意見不合才退出政治舞台的。
他在文化界是一位有影響的大人物，素以批評嚴格而出名，所以他對比自己年長的撒路斯提烏斯也要說三道四一番就不奇怪了。
[134]至于李維，他的文風和撒路斯提烏斯的文風幾乎形成兩極，他當然不喜歡撒路斯提烏斯的簡潔、古拙的文風。
塔西佗受到撒路斯提烏斯的影響可謂大矣，所以對他的推崇之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135]。
不但推崇而且仿效。
從西塞羅到李維，文風從繁複綿密到了冗贅的程度，但是塔西佗卻比早他一百多年的撒路斯提烏斯寫得還要簡潔，從而也更加難懂。
作為這兩位作家的譯者，我感到兩個人的文風雖然相似，培西佗卻更加有意識地寫得簡潔，有時甚至用自造的古詞；相比之下，撒路斯提烏斯就顯得&ldquo古&rdquo得自然一些，盡管當時已經對他的仿古不習慣了。
這一點在前面已經指出了。
在哈德良（Hadrianus，117&mdash138在位）時期，一個叫吉諾比烏斯（Zenobius）的人還把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譯成希臘語。
[136] 公元2世紀，努米底亞出生的當時最著名的演說家、擔任過皇室的拉丁修辭學導師的瑪爾庫斯·科爾涅利烏斯·弗隆托（MarcusCorneliusFronto，約100&mdash約166）在他常讀的拉丁散文作品中除了西塞羅的書信之外，就還有加圖和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
2世紀末，埃米利烏斯·阿斯佩爾（AemiliusAsper）曾給撒路斯提烏斯的《曆史》和《喀提林陰謀》作過注釋，但是沒有保留下來。
單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在拉丁文獻中的地位。
4世紀著名主教、出生在努米底亞的奧古斯丁寫的拉丁語和西塞羅的拉丁語已經達到難以分辨的程度，但他仍然稱撒路斯提烏斯為nobilitataeveritatishistoricus[137]，從而表明了自己的公正态度。
曾統率過屋大維的艦隊的路奇烏斯·阿爾倫提烏斯（LuciusArruntius）寫的一部《布匿戰争》便有明顯模仿撒路斯提烏斯作品的痕迹，塞内加在給路奇利烏斯（Lucilius）的信裡早就指出了這一點[138]。
普布利烏斯·文提狄烏斯（PubliusVentidius）在公元前38年為戰勝帕提亞人而舉行的凱旋式中也借用過撒路斯提烏斯的一篇演說[139]。
阿米亞努斯·瑪爾凱利努斯（AmmianusMarcellinus）、狄克圖斯·克列田西斯（DictysCretensis）、赫吉西普斯（Hegesippus）、蘇爾皮奇烏斯·賽維茹斯（SulpiciusSeverus）、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希拉裡烏斯（Hilarius）、優利烏斯·埃克斯蘇佩蘭提烏斯（JuliusExsuperantius）等人的作品也都表現出撒路斯提烏斯的文風的影響。
羅曼也提到了法國的仿效撒路斯提烏斯專題曆史著作的體例的作品，諸如雷斯紅衣主教（LeCardinaldeRetz）的《菲斯克的陰謀》（ConjurationdeFiesque）、薩拉贊（Sarazin）的《瓦爾斯蘭的陰謀》（LaConspirationdeValslein）、聖列亞爾（Saint-Réal）的有關格拉克人和威尼斯的陰謀的作品。
甚至盧利耶爾（Rulhière）的《俄國革命》（RévolutiondeRussie）的寫法顯然也是受到了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的啟發。
法國作家如聖埃弗勒蒙（Saint-Evremond）、拉羅什富科（LaRochefoucauld）、孟德斯鸠、伏爾泰、裡瓦洛爾（Rivarol）乃至後來的梅裡美都高度評價撒路斯提烏斯并在很多地方借鑒他的作品[140]。
撒路斯提烏斯生于我國漢昭帝時期，比生于漢景帝時期的司馬遷晚大約60年，但仍應屬于同一時代的人（西漢和羅馬共和國末期）。
為了拓寬我們的視野，了解東西古代文化的異同，把古代東西方兩大史家的作品的體例、文風，進而把漢帝國和古羅馬共和國（包括帝國）的體制、文化、思想作一比較研究是我國史學界很有意義的課題。
希望撒路斯提烏斯的著作的介紹能在這一課題的提出方面起一點推動作用。
《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争》的結構 撒路斯提烏斯的兩部專題史書是經過認真考慮之後才動筆的。
他不僅在史料的搜集和準備方面下了功夫，就是在布局方面也是十分用心的，頗有可供後來撰史者借鑒的地方。
《喀提林陰謀》的布局大緻可以分成六個單元（第1章至第4章；第5章至第13章；第14章至第19章；第20章至第32章；第32章至第49章；第50章至第61章）。
第1章到第4章約略相當于一篇序言。
作者在這裡首先指出應當用精神、才智去尋求榮譽，而撰史就是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