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路斯提烏斯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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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感并感激不盡的。
難怪後來帝國時期的詩人奧維德（Ovidius）在《愛的藝術》（ArsAmatoria）裡就提到了這種想讨好民衆的方法，并且明智地指出這種辦法惠而不費，而克拉蘇肯定是善于使用這種辦法的[63]。
如果他記不住那麼多的人的名字，他可以像賀拉斯（Horatius）那樣[64]，買一個可以把他遇到的每一個人的名字告訴他的奴隸[65]。
總之克拉蘇在羅馬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聲名顯赫的大人物，從元老到最底層，都同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随便拿出對他來說是九牛一毛的一點錢就可以收買和籠絡一批批人。
今天，面對着昔日一同在蘇拉部下作戰的小夥伴而今天聲名如日中天的龐培，再想起蘇拉過去的故事，克拉蘇自然不能不在羅馬有所準備，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面對實力日益強大，威望日益提高的龐培将來返回羅馬的前景，克拉蘇自己如何打算呢？ 首先自然是把元老院抓到自己手裡。
大家知道，羅馬共和國的全名叫SenatusPopulusqueRomanus，縮寫為著名的S．P．Q．R．四個字母。
它的意思是：&ldquo元老院和羅馬人民&rdquo。
從理論上說，羅馬人民是主體，高級官吏代表人民行使職權，而元老院隻是高級官吏的咨詢機構。
但實際上，作為主人的人民除了表現為人民大會和羅馬廣場上熙來攘往的芸芸衆生之外，他們并不掌握實際權力。
逐年更疊的高級官吏雖有實權，卻又不固定，相對穩定的隻有元老院。
元老院雖非行政機構，但内政外交軍事方面的決策都出自元老院，行省和附屬國居民有所請求也都是找元老院，元老院給人以後世政府的印象。
雖然在馬略和蘇拉時期，元老院隻表現為個人權力的工具，但在人民心目中元老院依然是權力重心之所在，誰掌握了元老院，也就掌握了政府的權力。
後來在龐培和恺撒的鬥争中，龐培過海東渡，元老院主要成員都随他離去，好像羅馬政權的主流仍在龐培一方，但他的錯誤卻是放棄了羅馬這個重心的位置，從而給人以偏安的印象。
恺撒取得統治大權之後立刻就把元老院補充起來作為安定人心的一種手段。
至于克拉蘇，以他的經濟力量要想籠絡相當一部分元老是容易的，這一點具體表現在：當有人提出克拉蘇同陰謀有牽連時，整個元老院都為之嘩然，繼而決定不但對這個問題不予讨論，而且追究指使提出這個問題的人。
說克拉蘇沒有具體參加喀提林推翻共和國的陰謀看來是正确的，但克拉蘇一直在資助着喀提林進行政治活動這一點在當時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要在一旦需要的時候（比如在對付龐培的時候）有幾個得手的人，就必須在平時加以培植，克拉蘇對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
直接訴諸民衆，總要通過一些活動能量大的人物，而這種人物又必須是不大安分的。
應該說，克拉蘇籠絡或者說物色準備為己所用的人們當中有兩個人特别值得一提。
一個是喀提林，另一個就是恺撒。
但喀提林的資曆比恺撒要高一些。
兩個貴族門第出身的青年有其相同之處：交遊廣闊，活動能量大，能吃苦耐勞，慷慨大度揮金如土等等。
當然，兩個人中間不同之處也是十分顯著的：在文字修養，軍事才能，氣度格局方面恺撒則遠遠高于喀提林，喀提林充其量是米洛和克勞狄烏斯之流的打手，恺撒看得卻比他們都遠都深；喀提林兇狠，恺撒仁厚。
克拉蘇可以豢養喀提林做一名打手，但對恺撒的幫助&mdash&mdash例如出資幫他競選，在他因在高級營造官任上舉辦各種活動而負債之後，又幫助他清償部分債務&mdash&mdash則的确有慧眼識英雄的味道。
後來恺撒能在克拉蘇和龐培兩雄之間成為一位緩沖人物，不能不說是克拉蘇在待人處世方面的得意之筆。
克拉蘇培養自己的人，既要對付即将歸來的龐培，又要對元老院内部的派系之争起牽制作用。
喀提林後來發展到想殺人放火，推翻共和，這既違反克拉蘇的利益，又并非克拉蘇的本意，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不會參與其中。
如果恺撒也是喀提林那種作風，共和末期的曆史可能就是另一種情況了。
既然克拉蘇、龐培和恺撒都提到了，我想就在喀提林的陰謀失敗後不久由以上三人結成的一個私人協定補充幾句話。
這個私人協定在我國史書上一般譯為&ldquo三頭&rdquo，其實它的拉丁原文Triumviri本來隻是一個三人組織的意思，任何性質的一個小組隻要有三個人都可以稱為Triumviri，而三人之中的任何一人則稱為triumvir（單數）。
如果這個組織有十個人，那就叫decemviri，而其中的任何一人便叫做decemvir。
克拉蘇、龐培和恺撒在公元前60年（有異論）結成政治上的協定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是當時的執政官，而當時的執政官（相當後來的政府首腦）卻是克溫圖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凱列爾（QuintusCaeciliusMetellusCeler）和路奇烏斯·阿佛拉尼烏斯（LuciusAfranius）。
而翻開近年來出版的不少外文辭書，卻又大都把triumvir譯為&ldquo三執政之一&rdquo，這顯然是不妥的。
第一，古羅馬每年隻有兩名執政官當選，從來沒有三人執政的；第二，具體的這三個人盡管都在政治上是有潛力的人物，但都不是政府領袖。
它隻是一種私人之間的協定而已。
至于譯作&ldquo三頭&rdquo，則又容易使人聯想到後世的&ldquo三巨頭&rdquo。
其實這三個人并不是平起平坐或平分秋色的三個人。
克拉蘇和龐培都是蘇拉時期的&ldquo紅人&rdquo，是敢于當面頂撞蘇拉的為數不多的人物。
恺撒是馬略的内侄，在蘇拉當政時期本來就是受到懷疑的人物，加之在婚姻問題上又沒有聽從蘇拉的命令，隻是仗着多方的說情才免于蘇拉的追究，因此在蘇拉時期，他過的隻是半亡命的日子。
克拉蘇同龐培相比，雖然戰功總的說來要差一些，但資曆卻要高得多。
公元前70年克拉蘇和龐培已經是執政官，而到公元前68年恺撒才是财務官。
應當說，三人協定時，恺撒隻是克拉蘇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攜起來的一個後來的從政者而已。
恺撒為了拉攏龐培後來竟不惜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比他自己還大五六歲的龐培，後來元老院一看到龐培解散軍隊立刻就神氣起來，克拉蘇的話在元老院也就不那麼靈了；恺撒自己為了競選的利益樂得順水推舟把他們撮合到一起。
至于某些曆史書所說的當時恺撒和龐培都想取得獨裁的政權，而克拉蘇隻處于緩沖者的角色，這是同事實不符的。
恺撒的實力這時遠還沒有達到觊觎獨裁權力的程度，而龐培卻已錯過了這樣的機會。
《喀提林陰謀》是否為恺撒辯護以及撒路斯提烏斯是否為西塞羅的私敵的問題 西歐學術界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撒路斯提烏斯寫作《喀提林陰謀》有為恺撒辯護的意圖，有人甚至認為他就是為了這一目的才撰述這一專題曆史著作的。
問題是不是這樣，讓我們看一看實際情況。
前面我們已經介紹了撒路斯提烏斯一生在政治上和恺撒相始終的情況。
恺撒出身羅馬最古老的優利烏斯家族，但是到恺撒時這個家族衰落已久并且已不富裕。
恺撒生于公元前101年[66]，他的直系的父祖輩中沒有十分顯赫的人物，但是在他的親屬中卻有羅馬曆史上的大人物。
他的姑丈是蓋烏斯·馬略，他的嶽父是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秦納。
不容置疑，他在青少年時代确有強大的裙帶關系做他的後援。
這種關系決定了他的民主派立場，同時也決定了蘇拉得勢後他的坎坷命運。
年輕的恺撒竟敢于違抗蘇拉要他解除同科爾涅利娅的夫妻關系的命令。
蘇拉早就看出恺撒對他是一個潛在的對頭[67]，隻是由于親屬有力的庇護，恺撒才得以過一種半亡命的日子。
公元前78年蘇拉去世之後，恺撒才返回羅馬從事恢複民主權利的活動。
但是他感到在作為從政手段之一的辯護能力方面準備不足，所以又在公元前75年到公元前73年之間到東方去進修了一個時期。
年輕的恺撒的活動能力給羅馬的人們造成了深刻的印象。
公元前68年即恺撒任财務官的一年他的妻子科爾涅利娅去世，第二年卻和蘇拉的外孫女龐培娅結了婚[68]。
龐培娅是克溫圖斯·龐培烏斯·茹福斯（QuintusPompeiusRufus）和蘇拉的女兒穆奇娅所生的女兒。
他這時開始和龐培接近并支持授龐培以廣泛權力的伽比尼烏斯法（LexGabinia）和授權龐培在東方全權作戰的瑪尼利烏斯法（LexManilia）。
克拉蘇大約在此時也開始認識到了恺撒在政治上的作用并像前面所說的在經濟上幫助他，否則以恺撒的财力是根本無法競選公元前65年度的高級營造官的。
克拉蘇公元前53年在東方陣亡後形成了恺撒和龐培兩大力量對峙的局面。
元老院隻是在這兩派勢力中間随機應變，調整自己的位置。
恺撒取得獨裁大權後，正統的共和派不惜用暗殺的辦法對付他，但是他們沒有看到恢複共和是不可能了。
恺撒以後的權力之争仍在恺撒派之間進行。
不管共和派還有多少潛在的力量，恺撒的曆史地位是已經确定了的。
如果說，恺撒不顧元老院的命令毅然揮師南下奪取統治大權的事實都沒有人敢議論，有誰還會舊事重提，再去談論恺撒和喀提林陰謀的關系呢。
恺撒和喀提林的關系，如前所述，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恺撒的确有欣賞和同情喀提林的一面，但由于兩人格局的高下不同，恺撒也确實沒有、也不屑于參加喀提林的陰謀，否則恺撒就不可能在處理陰謀者的元老院會議上侃侃陳詞，不惜作出庇護陰謀者的表示了，然而論聲望、資曆都比恺撒要高得多的朗圖路斯卻陷到了裡面，而且又是現任的行政長官，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恺撒和當時一般的元老院權貴有多麼不同。
恺撒和喀提林确有很多氣味相投的地方。
他們同是在克拉蘇的資助下搞政治活動的人，同樣負了很多的債，但是擺脫債務的手段卻有區别。
喀提林短視浮躁，競選執政官不成就訴諸流氓手段，結果越搞越臭，就越是得不到執政官的職位，最後想把一切都攪亂，幹脆提出取消一切債務的口号，但這樣做觸犯了大多數人&mdash&mdash包括騎士、一般手工業者、城市平民等等&mdash&mdash的利益，剛剛從血泊走過來的羅馬人民已經吃夠了動亂之苦。
恺撒卻有深謀遠慮的一面，無論過去在受蘇拉迫害時，競選官職時，還是後來在高盧戰場上，他都沉得住氣，想得深看得遠，終于通過外放搜括的&ldquo合法&rdquo途徑，還清了債務。
盡管如此，撒路斯提烏斯最後還是滿懷着同情描述了喀提林最後的戰鬥。
作者着墨不多，但是給讀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這不僅因為作者和恺撒與喀提林有氣味相合的一方面，而且因為喀提林一夥不管他們懷着怎樣的個人動機，他們畢竟是在同貪污腐化的貴族統治集團的殊死戰鬥中英勇地倒下去的。
此外，在拉丁文獻裡還有兩篇據稱是西塞羅和撒路斯提烏斯相互攻讦的文字（InSallustiumCrispumOratio和InM．TulliumCiceronemOratio）。
這是兩篇很奇怪的作品，到今天涉及它們的問題人們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兩篇文字都設定為元老院發表的演說，而前者乃是對後者的答複。
格拉巴裡&mdash帕錫克認為兩篇都是2世紀的修辭學拟作。
對前者，學術界一緻認為是僞托之作，因為其拙劣的文字顯然不是出自西塞羅之手，而庫爾菲斯（Kurfess）則認為前者又是後者的不成功的仿作。
對後者，學術界有人認為是僞托之作，但是把它的出現定在恺撒死後的一個時期（商茨的看法）[69]。
有人則認為是撒路斯提烏斯本人在公元前54年所作，但是匿名發表的（庫爾菲斯的看法）[70]。
克溫提利亞努斯也認為它是真的并且引用過它。
[71] 在國内的派系之争中，西塞羅站在龐培一面，而撒路斯提烏斯屬恺撒派，兩人在政治上對立本屬自然，但是看這篇文字本身卻完全不是什麼争論，它不但攻擊西塞羅本人，而且牽連到他的妻子女兒，根本不可能是元老院的發言，而隻能是匿名的下流的人身攻擊，如果說是出自喀提林的餘黨之手，那倒還有點兒像。
如果它出自撒路斯提烏斯之手，那麼，他為什麼又撰寫給西塞羅樹碑立傳的《喀提林陰謀》呢？ 如果撒路斯提烏斯同西塞羅有個人恩怨，那麼他一定會在書中極力醜化西塞羅，但事實上西塞羅的形象在書中即使沒有受到特别的贊揚，但至少沒有受到歪曲。
有兩個地方似乎是對他的批評。
有關買通一個妓女作内線的問題是出于鬥争的需要，以西塞羅在羅馬社會上的聲望，在他廣闊的交遊中有妓女是不足為奇的。
如前所述，他還因為給一個優伶辯護而大出風頭呢。
至于克拉蘇指責西塞羅想把他牽涉到陰謀中去的問題這都隻是傳聞的事情。
我們揣情度理，也不會相信和元老院站在一起的西塞羅會沒有根據和徒勞地去陷害元老院裡的實力人物。
這隻能是陰謀者想用克拉蘇的威望來給自己打掩護。
再說這篇抨擊文字裡，口口聲聲把西塞羅叫做阿爾皮努姆的&ldquo新人&rdquo（homonovusArpinas），這是隻有以門第自高的貴族而不是同屬騎士等級出身的撒路斯提烏斯才應當說出的話。
西塞羅留給後人的作品的數量是龐大的，但是在如此衆多而且公私無所不包的文獻中以及别的有關文獻中卻再難找出可以證明西塞羅和撒路斯提烏斯存在着私怨的平行史料。
否則作者在《喀提林陰謀》中也完全可以指責西塞羅的非法行為。
首先，元老院沒有審判權，但元老院卻判處陰謀者以死刑并立即執行；其次，元老院沒有給羅馬公民向人民大會申訴的機會。
而且，如果《喀提林陰謀》像學者們推定的那樣，發表在公元前41年或前40年，那麼我們知道這時正是西塞羅被殺害不久，西塞羅的作品被查禁的時候；這時如果把各種污泥濁水潑到他身上卻是很趨時的，而撒路斯提烏斯卻偏偏抛出使人記起西塞羅最神氣時期的作品，豈不是太不識時務了嗎！這不但不能說明撒路斯提烏斯和西塞羅的私仇，卻反而他是正直的史家了。
如果作者不是已經退出當時的派系之争，這種作品肯定是會給他找麻煩的。
當然，還有人例如伽斯東·布瓦西耶（GastonBoissier）甚至從文風的不同推定兩人之間的敵對情緒[72]，這種提法雖然别出心裁，但畢竟隻是一種大膽假設，而求證的方式卻不免有點随心所欲了。
關于朱古達戰争 朱古達戰争雖然曠日持久，但并不算是一場大規模的、關系羅馬生死存亡的戰争。
戰争的過程也并不太曲折複雜。
朱古達即使精明能幹，但他終歸不是羅馬人的對手，而且羅馬人本來也不需要這樣久才解決努米地亞的問題。
而撒路斯提烏斯所以選定這樣一個題材，除了他熟悉作故地點這個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為了暴露當時元老貴族寡頭的腐化堕落，這是貫穿他全部著作的一個重要的内容，而且朱古達之所以敢于這樣耍弄羅馬貴族統治寡頭，也正是因為他看清楚，當時的羅馬是一個無論什麼都能出賣的、最黑暗、最無恥的城市。
科瓦略夫在《古代羅馬史》裡對朱古達戰争當時羅馬的形勢作了扼要的介紹： &ldquo在蓋烏斯·格拉古死後不久，十分猖獗的反動時期開始稍稍緩和下去了。
貴族中最有遠見和靈活的那一部分和騎士取得了妥協；騎士由于審判改革而取得了強有力的政治武器。
用這一妥協的精神進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施，但與此同時給了人民群衆一些好處。
在公元前121年受到如此強烈打擊的民主運動長時期不能得到恢複。
這一運動蛻變和式微了。
保民官在這一時期隻限于實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從法律上追究最被憎恨的反動人物。
&ldquo當然，這種&lsquo小打小鬧&rsquo的政策并不能結束那個貴族集團&mdash&mdash它由于反對派的小的讓步而緊緊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權&mdash&mdash的統治。
這個集團不大，隻有幾個家族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特别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家族（關于這個家族後面我還要談到。
&mdash&mdash引者）。
當時最大的活動家、元老院首席元老瑪爾庫斯·埃米利烏斯·司考茹斯便是屬于這一家族的。
他娶了梅特路斯家族的一個女兒。
&ldquo統治寡頭施行的是純家族的政策，他們隻容許&lsquo自己人&rsquo當權，&hellip&hellip格拉古兄弟以後的寡頭政體所想的隻是如何發财，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無原則的。
族閥主義、統治集團的狹小的圈子和沒有真正的監督産生了從上到下遍及于整個國家機構的可怕的貪污腐化；一切的人，從元老起到最後一個百人團長無一人不貪污受賄。
&ldquo這種可怕的堕落在軍隊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外交是進行得極其軟弱無力和孤立無援的，并且遭到了許多可恥的失敗。
軍隊中是一片分崩離析。
由于農民的日趨嚴重的無産化，租稅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困難了。
軍隊經常不足額，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論也是什麼事也不頂的。
紀律敗壞得可怕：戰士大量逃跑、投敵、從事掠奪。
統帥部更要壞。
軍官收取敵人的賄賂并在飲宴中消磨時日。
軍營中有許多妓女、軍官的奴仆、小商販等等。
這種情況會怎樣地影響曾是無敵的羅馬軍隊的戰鬥能力，這是很容易想象的！&rdquo[73]（重點号為引者所加） 這一段和《朱古達戰争》中的記述對照起來看，就可以知道作者沒有一句話是沒有根據的。
科瓦略夫就随後為什麼馬略能夠扭轉戰争形勢作了分析： &ldquo對于這種情況，反動派當然首先有責任&hellip&hellip但是羅馬軍事制度的衰敗有其更深的原因（這一點撒路斯提烏斯在《朱古達戰争》中接觸到了，但是沒有提到理論的高度&mdash&mdash引者）。
公民的自衛軍已經過時了。
以财産資格和臨時的召集為基礎的這種軍隊已不再适合于時代的條件了。
公民的中等階層經濟上的退化使軍隊失去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役的周期性又使人們不能把軍事技術提高到應有的高度。
公元前2世紀的連綿不斷的戰争要求的是常備軍而不是民兵。
主要的矛盾便在這裡。
&rdquo[74] 科瓦略夫指出了馬略的軍事改革有助于提高戰鬥力這個方面，但是他簡單地把這一戰争說成是&ldquo民主運動新高漲的一個出發點&rdquo就不夠全面了。
在羅馬共和國末期的形勢中，元老院的權貴集團和廣大民衆是兩種對立的政治力量，随後又出現了有士兵作後援的掌握指揮大權的個人，這些力量的聯合與排斥呈現出極為錯綜複雜的局面，往往不是單純用個什麼派就概括得了的。
貴族出身的恺撒可以是民主派，騎士等級出身的西塞羅卻持正統的貴族觀點。
朱古達戰争所以在羅馬史上占有一個重要的篇章依我看至少有這樣兩點原因： 首先，從國與國的關系來說，它是弱小者對強大者的一次挑戰。
從國内的關系來說，它是平民出身的卑賤者對權貴集團的一次挑戰。
其次，這一戰争全面暴露了羅馬共和國的腐敗。
馬略的募兵制固然解決了戰鬥力的問題，但是造成了軍隊成分（因為他是從同按财産資格登記的民軍無關的無産者和羅馬同盟者與行省居民中征募的）和羅馬公民之間的分離，造成了軍隊對個人的人身依附。
而一旦掌握軍隊的個人成了決定大局的獨立的政治力量，共和制就再也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恺撒後來的專政是撒路斯提烏斯親眼看到了的，他并且是這一專政的受益者。
他雖看到了但是不理解這一變革的深度，反而一直對恺撒作共和理想主義的說教。
他的曆史作品因而也止于從說教家的水平對羅馬的現實進行揭露。
努米底亞是非洲北部的一個國家，位于迦太基以西，瑪烏列塔尼亞以東，北臨地中海，南面則是一片沙漠地帶。
它大體上相當于今天的阿爾及利亞。
由于它和西西裡隔海相望，羅馬人早就知道這塊從西面和南面包圍着迦太基的蠻荒之地，但是對它并不熟悉，因為到第二次布匿戰争時，努米底亞人基本上還是個遊牧民族（努米底亞的名稱和古希臘語No&muá&delta&epsilon&sigmaf即牧民這個詞是有聯系的），隻有不多的從事原始農耕的村落，因此它不曾得到羅馬人的重視。
作為羅馬人的忠實聯盟者的瑪西尼撒（前約240年&mdash前149年）是東努米底亞的瑪西列斯人（Massyles）的國王蓋亞（Gaia）的兒子。
他因為是在迦太基長大的，所以從公元前212年起便站在迦太基人一邊在西班牙同羅馬人作戰，但後來他被斯奇比奧争取到羅馬人一方面來（前206年）。
蓋亞死後，瑪西尼撒在努米底亞的部族瑪賽西列斯人（Massesyles）的首領西法克斯（Syphax）的壓迫下不得不逃離努米底亞。
公元前204年，瑪西尼撒在羅馬人的幫助下回到北非，第二年在大原野（CampiMagni）對西法克斯的營地的一次夜襲中打敗了他，收複了奇爾塔。
公元前202年他又以他的精銳騎兵幫助斯奇比奧在紮瑪（Zama）一役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因此從公元前201年起他就成了整個努米底亞的國王。
這之後的王朝之争，都是在瑪西尼撒的後人之間進行的。
他的後裔的世系可以參見《朱古達戰争》第5章有關注釋。
至于同朱古達作戰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即屬于科瓦略夫提到的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家族的那個克溫圖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QuintusCaeciliusMetellus）（公元前109年度執政官），他在憎恨權貴的撒路斯提烏斯的筆下應當說是個例外的人物。
我想這主要是因為梅特路斯嚴于治軍，以身作則，是個符合标準的有古羅馬人風範的人物。
至于他對馬略想競選執政官一事的嘲諷，固然失于傲慢與偏執，但是我們不可忘記，馬略家一直是他家的門客（Protégé），而馬略之所以能擔任他的副帥也完全是由于他的提拔與舉薦。
至于梅特路斯一家何等顯赫以及他的家族把持政權到什麼程度，據史料記載我們可以回溯到他的曾祖父路奇烏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此人在公元前251年和公元前247年兩次擔任執政官。
其同名的祖父是公元前206年度的執政官。
這個梅特路斯的兩個兒子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卡爾烏斯（LuciusMetellusCalvus）和克溫圖斯·梅特路斯·馬奇頓尼庫斯（QuintusMetellusMacedonicus）則分别是公元前142年和前143年的執政官。
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卡爾烏斯就是對朱古達作戰的那位統帥（公元前109年度執政官）的父親，大概是因為秃頭所以有卡爾烏斯（Calvus）的綽号。
梅特路斯·馬其頓尼庫斯則是參加過皮德那（Pydna）戰役（公元前168年）的那一位，此人在公元前121年和歐皮米烏斯一道參加過對蓋烏斯·格拉古的鎮壓。
克溫圖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這一輩叔伯兄弟6人除了他本人之外也都擔任過執政官：克溫圖斯·梅特路斯·巴列亞裡庫斯（QuintusMetellusBalearicus）是公元前123年度執政官，他因公元前123年至公元前121年間征服過巴列亞爾群島而得到巴列亞裡庫斯的稱号；路奇烏斯·梅特路斯·狄亞德瑪圖斯（LuciusMetellusDiadematus）是公元前117年度執政官；瑪爾庫斯·梅特路斯（MarcusMetellus）是公元前115年度執政官；蓋烏斯·梅特路斯·卡普臘裡烏斯（GaiusMetellusCaprarius）是公元前113年度執政官；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德爾瑪提庫斯（LuciusMetellusDelmaticus）是公元前119年度的執政官。
這一輩下面的一輩，包括他們的外甥也都是清一色的執政官。
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德爾瑪提庫斯的女兒凱奇利娅·梅特拉就先嫁給了瑪爾庫斯·埃米利烏斯·司考茹斯（公元前115年度執政官，首席元老），後來又嫁給了獨裁官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蘇拉的第四位妻子）。
克溫圖斯·梅特路斯·努米地庫斯（即公元前109年度執政官）的姊妹和公元前104年度行政長官路奇烏斯·李奇尼烏斯·路庫路斯之間所生的、和父親同名的兒子則是公元前74年度的執政官。
此外，就是後來像瑪爾庫斯·李奇尼烏斯·克拉蘇和格涅烏斯·龐培·瑪格努斯（兩人同是公元前70年度執政官）也都和梅特路斯家族有裙帶關系。
克拉蘇的兒子瑪爾庫斯娶了蓋烏斯·梅特路斯·卡普臘裡烏斯的孫女、公元前69年度執政官克溫圖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庫斯（Q．MetellusCreticus）的女兒梅特拉；另一個兒子普布利烏斯娶了科爾涅利娅，而正是這個科爾涅利娅又嫁給了龐培·瑪格努斯。
科爾涅利娅是克溫圖斯·梅特路斯·馬奇頓尼庫斯的外孫普布利烏斯·斯奇比奧·納西卡（PubliusScipioNasica，公元前93年度行政長官）的孫女。
聲勢煊赫的梅特路斯家族的例子可以說明元老院權貴家族把持政權的程度和他們之間盤根錯節的裙帶關系，同時可以看到在元老權貴的把持下，作為梅特路斯家族的門客的馬略要想在羅馬的統治階層中争得一席地位将會遇到何等的困難！ 馬略是撒路斯提烏斯在《朱古達戰争》一書中最着力描寫的人物。
作者正是用他反襯當時當權貴族的腐敗無能并通過他的嘴巴對權貴作了痛快淋漓的嘲諷。
馬略之當選執政官反映了民衆對統治的權貴的憎恨，同時表明在北方大敵當前的嚴峻局勢下，腐化的權貴中已無人能擔起這一重任。
馬略公元前156年左右生于沃爾斯奇人居住的山間小鎮阿爾皮努姆。
如果說他的同鄉西塞羅的父親是一位有教養的&ldquo鄉紳&rdquo，那麼馬略的父母可能都是貧苦的勞動人民，他沒有機會到羅馬去受教育，所以過的是古羅馬人的那種艱苦磨煉的日子。
比起羅馬的那些風流倜傥的貴公子來，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ldquo粗人&rdquo。
他不但承認自己是個&ldquo粗人&rdquo，不但不諱言這一點，而且引以為榮。
他嘲笑羅馬人向自己的奴隸希臘人學習希臘文學。
他具有古羅馬人的美德，一向廉潔自奉，吃苦耐勞，作戰時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
他的性格剛正不阿，近于暴躁，但他的美德得到世人的好感，盡管他缺少當時從政的兩個主要條件：門第、财富與口才。
他娶了出身高貴門第的優利娅，就是優利烏斯·恺撒的姑母[75]。
普魯塔克在馬略的傳記裡還記載了他的驚人的忍耐力： &ldquo據說他（指馬略&mdash&mdash引者）的雙腿有動脈曲張的毛病，他不喜歡腿部的這種怪樣子，于是決定去找外科醫生動手術。
他不要自己被固定起來就把腿伸給醫生。
在整個手術過程中他雖受到了極大的痛苦，但他卻表現得堅定而沉靜，不但一動未動，而且沒有發出一聲呻吟。
當醫生要在另一條腿上做手術時，他卻不願伸出腿來，說他看得出治療的效果配不上他受的痛苦。
&rdquo[76]西方的這一轶聞簡直可以同華佗為關羽進行的刮骨療毒比美了。
他最初在斯奇比奧·阿非利加努斯麾下參加努曼提亞戰争時（公元前133年）便以其勇敢而得到統帥的賞識，據說甚至被統帥推許為自己的後繼者[77]。
公元前119年當馬略擔任保民官時也以其立場堅定和公正不倚著稱。
公元前115年他擔任了行政長官後以同行政長官的長官身份去遠西班牙（公元前114年），在這裡他不是像一般貴族那樣為自己搜括财富，而是整肅了那裡的肆意掠奪的行為，因為那裡的伊伯裡安人還處于野蠻狀态，把掠奪看成是正當的營生。
修昔底德早就指出，遠古的希臘人就把陸上和海上的掠奪都看成是正當的營生[78]。
古代的強盜往往認為掠奪和戰争就是一回事，戰争就是為了掠奪，而耕作勞動則是他們所不屑為的事情。
耕作是奴隸的營生，而掠奪才是男子漢幹的體面事情。
公元前109年梅特路斯（當年度執政官）來非洲時選定了馬略作他的副帥。
梅特路斯當然了解馬略的實幹性格，這是他帶馬略同來的主要原因。
馬略雖然耿直、倔強，但與梅特路斯畢竟還是門客對保護人的關系；因此馬略想競選執政官使梅特路斯感到意外，又有點嫉妒，但他最後還是允許馬略回去競選，而不是壓制他。
馬略的當選一方面是由于人們對腐敗無能的貴族寡頭的厭惡；另一方面是由于有民衆，特别是與非洲有利害關系的騎士等級的支持。
公元前107年馬略以執政官的身份接過了對朱古達作戰的統帥權。
而為了準備這次戰鬥，馬略用征兵制取代了過去的民軍，正像科瓦略夫指出的： &ldquo&hellip&hellip元老院允許馬略進行新的征兵，其暗中的打算則是要敗壞他在群衆中的聲譽（因為有财産的人家的子弟誰也不願跟着這樣一個非名門出身的執政官去吃苦、打仗&mdash&mdash引者）。
但是馬略卻能夠擺脫這一困難，他是用征募志願參加者的辦法把在财産資格登記表之外的無産者（即先前沒有資格在軍團中服役的人&mdash&mdash引者）征集到軍隊裡來。
這是一件具有重大原則意義的新措施。
結果羅馬軍隊的社會面貌完全改變了。
&rdquo[79] 羅馬早期的民軍是和早期的城邦組織相适應的。
城邦的範圍僅限于城市和它附近的不大的地區，公民的人數也頗為有限。
每當發生戰争，民軍要按财産狀況組成軍隊，最有錢的公民占有優勢，因為馬匹武器都要自己出資備辦，而在軍隊中占有優勢的在政治上自然有更多的權利。
戰争一結束，軍隊便應解散，各歸本業，這種做法作為共和的傳統一直保存到共和末期，盡管有時隻是形式上的。
但羅馬的統治範圍一經擴大到整個意大利乃至整個地中海世界，這種原始的軍隊組織自然無法應付經常發生而且時間持久、範圍擴大的戰争了。
在馬略以前，事實上意大利與行省的居民和附屬王國的部隊早已受到征召并參加了羅馬的軍隊，馬略則把志願征募的做法作為一種體制明确規定下來。
&ldquo結果這便使羅馬軍隊從公民的民軍變成了幾乎和羅馬社會的生産階級沒有關系的職業軍隊（這當然完全不是說，新的軍隊不再是整個奴隸社會的階級組織）。
這支軍隊有它自己的階級利益，它靠自己的饷銀和自己的一部分的軍事鹵獲物過活。
勝利的統帥（imperator）可以把這樣的軍隊随他帶到什麼地方去。
他仰仗着這支力量變成了一支政治力量，而對于這支政治力量，人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從馬略的改革成長出來的職業軍隊又成了推翻共和國的主要工具。
&rdquo[80] 很明顯，沒有朱古達戰争，羅馬貴族的腐敗還不能暴露得這樣清楚，而馬略也許竟不會到北非來，這樣他的軍事改革也許會推遲到若幹年後才會出現，也許出現在另一個什麼人身上；但隻要戰争存在，改革便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
軍隊之隸屬于個人破壞了城邦的體制，給後來的帝國創造了前提，行省的軍人也有了當羅馬皇帝的機會。
就這一意義來說，朱古達戰争在羅馬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的後果無論怎樣強調也不過分的。
梅特路斯本人雖然未能結束朱古達戰争，但是有他帶來的馬略接替他，馬略麾下又出現了另一位未來的大人物蘇拉。
後來把羅馬浸在血泊之中的兩派領袖都在朱古達戰争中亮了相，并給人以最深刻的印象。
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公元前138年&mdash公元前78年）出身于不富裕的貴族之家；雖然撒路斯提烏斯在《朱古達戰争》中談到了他的很多優點，但是在朱古達戰争之前，他主要還是混迹于優伶之中的浪蕩公子，沒有什麼作為。
科爾涅利烏斯家族也是羅馬的門第高貴的著名家族之一，斯奇比奧、朗圖路斯、多拉貝拉等等都屬于這一家族。
普魯塔克說他的祖先裡有一位擔任過執政官的茹菲努斯（Rufinus）[81]。
茹菲努斯是公元前290年度的執政官，還擔任過獨裁官（年代未詳）。
此人在公元前275年曾因違反反對浪費的法案而被監察官蓋烏斯·法布裡奇烏斯（CaiusFabricius）開除出元老院[82]。
蘇拉的祖先可考者就是這些。
有趣的是，梅特路斯因賞識馬略把他帶到北非，但終于結怨而去，後來竟然也嫉妒起自己的門客來；馬略則最初對蘇拉冷淡，但後來蘇拉取得他的歡心，負起了同波庫斯聯合對付朱古達的重要任務。
但蘇拉是個喜歡顯露自己的人，朱古達戰争之後他一再表白自己在這件事上的功勞&mdash&mdash據《朱古達戰争》的記載，蘇拉是确确實實有功的&mdash&mdash最初馬略對這個後生，本來正像普魯塔克所說，是不屑于嫉妒的[83]，所以照舊重用他，但是一旦看出蘇拉的咄咄逼人的非凡的才能，乃至有一次竟能以解救馬略軍隊缺糧的困境時，兩個人之間本來隻是不大和諧的關系最後卻發展成流血的慘禍，這就不能不說是兩個人的野心在作怪了。
這使普魯塔克想到幼裡披底斯的《腓尼基女人》裡伊俄卡斯特的話： &ldquo我的兒啊，為什麼你尋求一切精靈中 最邪惡的那一種，就是野心？ 它走進了許多家庭和繁榮的城邦， 把一切毀掉之後才離開。
&rdquo[84] 這是題外話，不在本書讨論的範圍之内，所以不詳述了。
朱古達戰争發生在我國西漢時期，東方的漢帝國和西方的羅馬共和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而且也都已有了高度的文化。
漢帝國這時正忙于對付樓蘭、車師、匈奴，羅馬共和國則對努米底亞進行戰争。
嚴格說來，羅馬對努米底亞的戰争是以大壓小，以強淩弱的戰争，它以世界的當然主人自居，講的大都是強權的邏輯，用今天的用語來說，可以說是對努米底亞内政的粗暴幹涉。
朱古達&mdash&mdash如果相信撒路斯提烏斯的記述的話&mdash&mdash對阿多兒巴爾和希延普撒爾的行為固然有負于養父米奇普撒的托付，但是縱觀古今中外專制王朝的曆史，在争奪絕對是排他的王權中發生父子兄弟之間的殘殺，絕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如果我們不因殺建成元吉而深責李世民，我們也就不能過分指責處于當時曆史形勢之下的朱古達了。
作為小國之君的朱古達竟敢于抗擊威震地中海世界（實際上就是他眼裡的全世界）的羅馬共和國，因洞察羅馬國家腐化堕落症結之所在而敢于多次使用權術玩羅馬統帥于股掌之上，使曾是不可一世的羅馬士兵在他的軍隊面前蒙受從轭下走過的屈辱，這樣一位&ldquo蠻族&rdquo的君主不能不說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直到最後關頭，他還是選擇了甯肯戰死而不肯俯身為奴的道路。
即使這時，他仍不放棄争取與波庫斯聯盟以圖作最後一拼的計劃，而如果不是波庫斯背叛了他，他的戰争即使不會最後打赢，肯定還會拖相當一個時期，給羅馬制造更多的麻煩，因為這時北方的金布裡人和條頓人也已經動起來了。
努米底亞對羅馬來說遠不像埃及那樣重要[85]。
它和羅馬友好的意義在于使羅馬的阿非利加行省有一個可以放心，甚至可以拱衛它的外圍，這個外圍在羅馬人心目中幾乎是一片蠻荒地帶，至于外圍之外的瑪烏列塔尼亞根本還沒有進入羅馬人的視界，所以波庫斯于公元前111年向貝斯提亞建議締結聯盟時竟然遭到了拒絕。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羅馬當局的對外政策的昏聩與短視。
到朱古達和波庫斯聯合起來向剛愎自用的馬略顯示了實力之後，若不是蘇拉從中斡旋，那後果卻還是大可憂慮的。
至于波庫斯為什麼對蘇拉這位年輕的财務官如此傾倒，或者隻不過是一種外交姿态，我們沒有更多可以參證的史料，隻好存而不論。
從這時起瑪烏列塔尼亞才同羅馬有了正式的關系，雖然後來也有一些麻煩，但未造成嚴重的威脅。
撒路斯提烏斯筆下的羅馬 顯而易見，撒路斯提烏斯是一個嚴格的共和主義者，羅馬傳統道德标準的堅定維護者。
他的理想色彩使得他對他當時由元老院若幹權貴家族掌權的共和國的現實抱着徹底否定的态度。
在《喀提林陰謀》裡，作者對當權的貴族是通過喀提林這個反面人物之口加以斥責的。
而在《朱古達戰争》裡，馬略更加直接、更加激烈、更加具體地揭露了貴族統治的腐敗與無能。
這種情緒早在所謂《給恺撒的第二封信》[86]裡便已有所表現，隻是不那麼激烈而已： &ldquo反之，今天的一些貴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點進取的精神也沒有，雖然他們沒有受過苦，沒有同敵人作過戰，沒有過過軍事生活，但是他們卻形成國内的一個幫派并且橫傲地宣稱要統治所有的民族。
&rdquo[87] 接着他又揭露那些貴族為了自己的利益操縱元老院這一事實。
這時元老院已經從羅馬人民的代表蛻化為少數人手中的玩物： &ldquo先前飄搖不定的國家[88]是靠着元老們的智慧來掌舵的，但是現在元老們卻受到另一些人的控制并且随
難怪後來帝國時期的詩人奧維德（Ovidius）在《愛的藝術》（ArsAmatoria）裡就提到了這種想讨好民衆的方法，并且明智地指出這種辦法惠而不費，而克拉蘇肯定是善于使用這種辦法的[63]。
如果他記不住那麼多的人的名字，他可以像賀拉斯（Horatius）那樣[64]，買一個可以把他遇到的每一個人的名字告訴他的奴隸[65]。
總之克拉蘇在羅馬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聲名顯赫的大人物，從元老到最底層，都同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随便拿出對他來說是九牛一毛的一點錢就可以收買和籠絡一批批人。
今天，面對着昔日一同在蘇拉部下作戰的小夥伴而今天聲名如日中天的龐培，再想起蘇拉過去的故事，克拉蘇自然不能不在羅馬有所準備，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面對實力日益強大，威望日益提高的龐培将來返回羅馬的前景，克拉蘇自己如何打算呢？ 首先自然是把元老院抓到自己手裡。
大家知道，羅馬共和國的全名叫SenatusPopulusqueRomanus，縮寫為著名的S．P．Q．R．四個字母。
它的意思是：&ldquo元老院和羅馬人民&rdquo。
從理論上說，羅馬人民是主體，高級官吏代表人民行使職權，而元老院隻是高級官吏的咨詢機構。
但實際上，作為主人的人民除了表現為人民大會和羅馬廣場上熙來攘往的芸芸衆生之外，他們并不掌握實際權力。
逐年更疊的高級官吏雖有實權，卻又不固定，相對穩定的隻有元老院。
元老院雖非行政機構，但内政外交軍事方面的決策都出自元老院，行省和附屬國居民有所請求也都是找元老院，元老院給人以後世政府的印象。
雖然在馬略和蘇拉時期，元老院隻表現為個人權力的工具，但在人民心目中元老院依然是權力重心之所在，誰掌握了元老院，也就掌握了政府的權力。
後來在龐培和恺撒的鬥争中，龐培過海東渡，元老院主要成員都随他離去，好像羅馬政權的主流仍在龐培一方，但他的錯誤卻是放棄了羅馬這個重心的位置，從而給人以偏安的印象。
恺撒取得統治大權之後立刻就把元老院補充起來作為安定人心的一種手段。
至于克拉蘇，以他的經濟力量要想籠絡相當一部分元老是容易的，這一點具體表現在：當有人提出克拉蘇同陰謀有牽連時，整個元老院都為之嘩然，繼而決定不但對這個問題不予讨論，而且追究指使提出這個問題的人。
說克拉蘇沒有具體參加喀提林推翻共和國的陰謀看來是正确的，但克拉蘇一直在資助着喀提林進行政治活動這一點在當時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要在一旦需要的時候（比如在對付龐培的時候）有幾個得手的人，就必須在平時加以培植，克拉蘇對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
直接訴諸民衆，總要通過一些活動能量大的人物，而這種人物又必須是不大安分的。
應該說，克拉蘇籠絡或者說物色準備為己所用的人們當中有兩個人特别值得一提。
一個是喀提林，另一個就是恺撒。
但喀提林的資曆比恺撒要高一些。
兩個貴族門第出身的青年有其相同之處：交遊廣闊，活動能量大，能吃苦耐勞，慷慨大度揮金如土等等。
當然，兩個人中間不同之處也是十分顯著的：在文字修養，軍事才能，氣度格局方面恺撒則遠遠高于喀提林，喀提林充其量是米洛和克勞狄烏斯之流的打手，恺撒看得卻比他們都遠都深；喀提林兇狠，恺撒仁厚。
克拉蘇可以豢養喀提林做一名打手，但對恺撒的幫助&mdash&mdash例如出資幫他競選，在他因在高級營造官任上舉辦各種活動而負債之後，又幫助他清償部分債務&mdash&mdash則的确有慧眼識英雄的味道。
後來恺撒能在克拉蘇和龐培兩雄之間成為一位緩沖人物，不能不說是克拉蘇在待人處世方面的得意之筆。
克拉蘇培養自己的人，既要對付即将歸來的龐培，又要對元老院内部的派系之争起牽制作用。
喀提林後來發展到想殺人放火，推翻共和，這既違反克拉蘇的利益，又并非克拉蘇的本意，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不會參與其中。
如果恺撒也是喀提林那種作風，共和末期的曆史可能就是另一種情況了。
既然克拉蘇、龐培和恺撒都提到了，我想就在喀提林的陰謀失敗後不久由以上三人結成的一個私人協定補充幾句話。
這個私人協定在我國史書上一般譯為&ldquo三頭&rdquo，其實它的拉丁原文Triumviri本來隻是一個三人組織的意思，任何性質的一個小組隻要有三個人都可以稱為Triumviri，而三人之中的任何一人則稱為triumvir（單數）。
如果這個組織有十個人，那就叫decemviri，而其中的任何一人便叫做decemvir。
克拉蘇、龐培和恺撒在公元前60年（有異論）結成政治上的協定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是當時的執政官，而當時的執政官（相當後來的政府首腦）卻是克溫圖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凱列爾（QuintusCaeciliusMetellusCeler）和路奇烏斯·阿佛拉尼烏斯（LuciusAfranius）。
而翻開近年來出版的不少外文辭書，卻又大都把triumvir譯為&ldquo三執政之一&rdquo，這顯然是不妥的。
第一，古羅馬每年隻有兩名執政官當選，從來沒有三人執政的；第二，具體的這三個人盡管都在政治上是有潛力的人物，但都不是政府領袖。
它隻是一種私人之間的協定而已。
至于譯作&ldquo三頭&rdquo，則又容易使人聯想到後世的&ldquo三巨頭&rdquo。
其實這三個人并不是平起平坐或平分秋色的三個人。
克拉蘇和龐培都是蘇拉時期的&ldquo紅人&rdquo，是敢于當面頂撞蘇拉的為數不多的人物。
恺撒是馬略的内侄，在蘇拉當政時期本來就是受到懷疑的人物，加之在婚姻問題上又沒有聽從蘇拉的命令，隻是仗着多方的說情才免于蘇拉的追究，因此在蘇拉時期，他過的隻是半亡命的日子。
克拉蘇同龐培相比，雖然戰功總的說來要差一些，但資曆卻要高得多。
公元前70年克拉蘇和龐培已經是執政官，而到公元前68年恺撒才是财務官。
應當說，三人協定時，恺撒隻是克拉蘇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攜起來的一個後來的從政者而已。
恺撒為了拉攏龐培後來竟不惜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比他自己還大五六歲的龐培，後來元老院一看到龐培解散軍隊立刻就神氣起來，克拉蘇的話在元老院也就不那麼靈了；恺撒自己為了競選的利益樂得順水推舟把他們撮合到一起。
至于某些曆史書所說的當時恺撒和龐培都想取得獨裁的政權，而克拉蘇隻處于緩沖者的角色，這是同事實不符的。
恺撒的實力這時遠還沒有達到觊觎獨裁權力的程度，而龐培卻已錯過了這樣的機會。
《喀提林陰謀》是否為恺撒辯護以及撒路斯提烏斯是否為西塞羅的私敵的問題 西歐學術界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撒路斯提烏斯寫作《喀提林陰謀》有為恺撒辯護的意圖，有人甚至認為他就是為了這一目的才撰述這一專題曆史著作的。
問題是不是這樣，讓我們看一看實際情況。
前面我們已經介紹了撒路斯提烏斯一生在政治上和恺撒相始終的情況。
恺撒出身羅馬最古老的優利烏斯家族，但是到恺撒時這個家族衰落已久并且已不富裕。
恺撒生于公元前101年[66]，他的直系的父祖輩中沒有十分顯赫的人物，但是在他的親屬中卻有羅馬曆史上的大人物。
他的姑丈是蓋烏斯·馬略，他的嶽父是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秦納。
不容置疑，他在青少年時代确有強大的裙帶關系做他的後援。
這種關系決定了他的民主派立場，同時也決定了蘇拉得勢後他的坎坷命運。
年輕的恺撒竟敢于違抗蘇拉要他解除同科爾涅利娅的夫妻關系的命令。
蘇拉早就看出恺撒對他是一個潛在的對頭[67]，隻是由于親屬有力的庇護，恺撒才得以過一種半亡命的日子。
公元前78年蘇拉去世之後，恺撒才返回羅馬從事恢複民主權利的活動。
但是他感到在作為從政手段之一的辯護能力方面準備不足，所以又在公元前75年到公元前73年之間到東方去進修了一個時期。
年輕的恺撒的活動能力給羅馬的人們造成了深刻的印象。
公元前68年即恺撒任财務官的一年他的妻子科爾涅利娅去世，第二年卻和蘇拉的外孫女龐培娅結了婚[68]。
龐培娅是克溫圖斯·龐培烏斯·茹福斯（QuintusPompeiusRufus）和蘇拉的女兒穆奇娅所生的女兒。
他這時開始和龐培接近并支持授龐培以廣泛權力的伽比尼烏斯法（LexGabinia）和授權龐培在東方全權作戰的瑪尼利烏斯法（LexManilia）。
克拉蘇大約在此時也開始認識到了恺撒在政治上的作用并像前面所說的在經濟上幫助他，否則以恺撒的财力是根本無法競選公元前65年度的高級營造官的。
克拉蘇公元前53年在東方陣亡後形成了恺撒和龐培兩大力量對峙的局面。
元老院隻是在這兩派勢力中間随機應變，調整自己的位置。
恺撒取得獨裁大權後，正統的共和派不惜用暗殺的辦法對付他，但是他們沒有看到恢複共和是不可能了。
恺撒以後的權力之争仍在恺撒派之間進行。
不管共和派還有多少潛在的力量，恺撒的曆史地位是已經确定了的。
如果說，恺撒不顧元老院的命令毅然揮師南下奪取統治大權的事實都沒有人敢議論，有誰還會舊事重提，再去談論恺撒和喀提林陰謀的關系呢。
恺撒和喀提林的關系，如前所述，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恺撒的确有欣賞和同情喀提林的一面，但由于兩人格局的高下不同，恺撒也确實沒有、也不屑于參加喀提林的陰謀，否則恺撒就不可能在處理陰謀者的元老院會議上侃侃陳詞，不惜作出庇護陰謀者的表示了，然而論聲望、資曆都比恺撒要高得多的朗圖路斯卻陷到了裡面，而且又是現任的行政長官，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恺撒和當時一般的元老院權貴有多麼不同。
恺撒和喀提林确有很多氣味相投的地方。
他們同是在克拉蘇的資助下搞政治活動的人，同樣負了很多的債，但是擺脫債務的手段卻有區别。
喀提林短視浮躁，競選執政官不成就訴諸流氓手段，結果越搞越臭，就越是得不到執政官的職位，最後想把一切都攪亂，幹脆提出取消一切債務的口号，但這樣做觸犯了大多數人&mdash&mdash包括騎士、一般手工業者、城市平民等等&mdash&mdash的利益，剛剛從血泊走過來的羅馬人民已經吃夠了動亂之苦。
恺撒卻有深謀遠慮的一面，無論過去在受蘇拉迫害時，競選官職時，還是後來在高盧戰場上，他都沉得住氣，想得深看得遠，終于通過外放搜括的&ldquo合法&rdquo途徑，還清了債務。
盡管如此，撒路斯提烏斯最後還是滿懷着同情描述了喀提林最後的戰鬥。
作者着墨不多，但是給讀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這不僅因為作者和恺撒與喀提林有氣味相合的一方面，而且因為喀提林一夥不管他們懷着怎樣的個人動機，他們畢竟是在同貪污腐化的貴族統治集團的殊死戰鬥中英勇地倒下去的。
此外，在拉丁文獻裡還有兩篇據稱是西塞羅和撒路斯提烏斯相互攻讦的文字（InSallustiumCrispumOratio和InM．TulliumCiceronemOratio）。
這是兩篇很奇怪的作品，到今天涉及它們的問題人們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兩篇文字都設定為元老院發表的演說，而前者乃是對後者的答複。
格拉巴裡&mdash帕錫克認為兩篇都是2世紀的修辭學拟作。
對前者，學術界一緻認為是僞托之作，因為其拙劣的文字顯然不是出自西塞羅之手，而庫爾菲斯（Kurfess）則認為前者又是後者的不成功的仿作。
對後者，學術界有人認為是僞托之作，但是把它的出現定在恺撒死後的一個時期（商茨的看法）[69]。
有人則認為是撒路斯提烏斯本人在公元前54年所作，但是匿名發表的（庫爾菲斯的看法）[70]。
克溫提利亞努斯也認為它是真的并且引用過它。
[71] 在國内的派系之争中，西塞羅站在龐培一面，而撒路斯提烏斯屬恺撒派，兩人在政治上對立本屬自然，但是看這篇文字本身卻完全不是什麼争論，它不但攻擊西塞羅本人，而且牽連到他的妻子女兒，根本不可能是元老院的發言，而隻能是匿名的下流的人身攻擊，如果說是出自喀提林的餘黨之手，那倒還有點兒像。
如果它出自撒路斯提烏斯之手，那麼，他為什麼又撰寫給西塞羅樹碑立傳的《喀提林陰謀》呢？ 如果撒路斯提烏斯同西塞羅有個人恩怨，那麼他一定會在書中極力醜化西塞羅，但事實上西塞羅的形象在書中即使沒有受到特别的贊揚，但至少沒有受到歪曲。
有兩個地方似乎是對他的批評。
有關買通一個妓女作内線的問題是出于鬥争的需要，以西塞羅在羅馬社會上的聲望，在他廣闊的交遊中有妓女是不足為奇的。
如前所述，他還因為給一個優伶辯護而大出風頭呢。
至于克拉蘇指責西塞羅想把他牽涉到陰謀中去的問題這都隻是傳聞的事情。
我們揣情度理，也不會相信和元老院站在一起的西塞羅會沒有根據和徒勞地去陷害元老院裡的實力人物。
這隻能是陰謀者想用克拉蘇的威望來給自己打掩護。
再說這篇抨擊文字裡，口口聲聲把西塞羅叫做阿爾皮努姆的&ldquo新人&rdquo（homonovusArpinas），這是隻有以門第自高的貴族而不是同屬騎士等級出身的撒路斯提烏斯才應當說出的話。
西塞羅留給後人的作品的數量是龐大的，但是在如此衆多而且公私無所不包的文獻中以及别的有關文獻中卻再難找出可以證明西塞羅和撒路斯提烏斯存在着私怨的平行史料。
否則作者在《喀提林陰謀》中也完全可以指責西塞羅的非法行為。
首先，元老院沒有審判權，但元老院卻判處陰謀者以死刑并立即執行；其次，元老院沒有給羅馬公民向人民大會申訴的機會。
而且，如果《喀提林陰謀》像學者們推定的那樣，發表在公元前41年或前40年，那麼我們知道這時正是西塞羅被殺害不久，西塞羅的作品被查禁的時候；這時如果把各種污泥濁水潑到他身上卻是很趨時的，而撒路斯提烏斯卻偏偏抛出使人記起西塞羅最神氣時期的作品，豈不是太不識時務了嗎！這不但不能說明撒路斯提烏斯和西塞羅的私仇，卻反而他是正直的史家了。
如果作者不是已經退出當時的派系之争，這種作品肯定是會給他找麻煩的。
當然，還有人例如伽斯東·布瓦西耶（GastonBoissier）甚至從文風的不同推定兩人之間的敵對情緒[72]，這種提法雖然别出心裁，但畢竟隻是一種大膽假設，而求證的方式卻不免有點随心所欲了。
關于朱古達戰争 朱古達戰争雖然曠日持久，但并不算是一場大規模的、關系羅馬生死存亡的戰争。
戰争的過程也并不太曲折複雜。
朱古達即使精明能幹，但他終歸不是羅馬人的對手，而且羅馬人本來也不需要這樣久才解決努米地亞的問題。
而撒路斯提烏斯所以選定這樣一個題材，除了他熟悉作故地點這個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為了暴露當時元老貴族寡頭的腐化堕落，這是貫穿他全部著作的一個重要的内容，而且朱古達之所以敢于這樣耍弄羅馬貴族統治寡頭，也正是因為他看清楚，當時的羅馬是一個無論什麼都能出賣的、最黑暗、最無恥的城市。
科瓦略夫在《古代羅馬史》裡對朱古達戰争當時羅馬的形勢作了扼要的介紹： &ldquo在蓋烏斯·格拉古死後不久，十分猖獗的反動時期開始稍稍緩和下去了。
貴族中最有遠見和靈活的那一部分和騎士取得了妥協；騎士由于審判改革而取得了強有力的政治武器。
用這一妥協的精神進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施，但與此同時給了人民群衆一些好處。
在公元前121年受到如此強烈打擊的民主運動長時期不能得到恢複。
這一運動蛻變和式微了。
保民官在這一時期隻限于實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從法律上追究最被憎恨的反動人物。
&ldquo當然，這種&lsquo小打小鬧&rsquo的政策并不能結束那個貴族集團&mdash&mdash它由于反對派的小的讓步而緊緊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權&mdash&mdash的統治。
這個集團不大，隻有幾個家族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特别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家族（關于這個家族後面我還要談到。
&mdash&mdash引者）。
當時最大的活動家、元老院首席元老瑪爾庫斯·埃米利烏斯·司考茹斯便是屬于這一家族的。
他娶了梅特路斯家族的一個女兒。
&ldquo統治寡頭施行的是純家族的政策，他們隻容許&lsquo自己人&rsquo當權，&hellip&hellip格拉古兄弟以後的寡頭政體所想的隻是如何發财，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無原則的。
族閥主義、統治集團的狹小的圈子和沒有真正的監督産生了從上到下遍及于整個國家機構的可怕的貪污腐化；一切的人，從元老起到最後一個百人團長無一人不貪污受賄。
&ldquo這種可怕的堕落在軍隊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外交是進行得極其軟弱無力和孤立無援的，并且遭到了許多可恥的失敗。
軍隊中是一片分崩離析。
由于農民的日趨嚴重的無産化，租稅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困難了。
軍隊經常不足額，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論也是什麼事也不頂的。
紀律敗壞得可怕：戰士大量逃跑、投敵、從事掠奪。
統帥部更要壞。
軍官收取敵人的賄賂并在飲宴中消磨時日。
軍營中有許多妓女、軍官的奴仆、小商販等等。
這種情況會怎樣地影響曾是無敵的羅馬軍隊的戰鬥能力，這是很容易想象的！&rdquo[73]（重點号為引者所加） 這一段和《朱古達戰争》中的記述對照起來看，就可以知道作者沒有一句話是沒有根據的。
科瓦略夫就随後為什麼馬略能夠扭轉戰争形勢作了分析： &ldquo對于這種情況，反動派當然首先有責任&hellip&hellip但是羅馬軍事制度的衰敗有其更深的原因（這一點撒路斯提烏斯在《朱古達戰争》中接觸到了，但是沒有提到理論的高度&mdash&mdash引者）。
公民的自衛軍已經過時了。
以财産資格和臨時的召集為基礎的這種軍隊已不再适合于時代的條件了。
公民的中等階層經濟上的退化使軍隊失去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役的周期性又使人們不能把軍事技術提高到應有的高度。
公元前2世紀的連綿不斷的戰争要求的是常備軍而不是民兵。
主要的矛盾便在這裡。
&rdquo[74] 科瓦略夫指出了馬略的軍事改革有助于提高戰鬥力這個方面，但是他簡單地把這一戰争說成是&ldquo民主運動新高漲的一個出發點&rdquo就不夠全面了。
在羅馬共和國末期的形勢中，元老院的權貴集團和廣大民衆是兩種對立的政治力量，随後又出現了有士兵作後援的掌握指揮大權的個人，這些力量的聯合與排斥呈現出極為錯綜複雜的局面，往往不是單純用個什麼派就概括得了的。
貴族出身的恺撒可以是民主派，騎士等級出身的西塞羅卻持正統的貴族觀點。
朱古達戰争所以在羅馬史上占有一個重要的篇章依我看至少有這樣兩點原因： 首先，從國與國的關系來說，它是弱小者對強大者的一次挑戰。
從國内的關系來說，它是平民出身的卑賤者對權貴集團的一次挑戰。
其次，這一戰争全面暴露了羅馬共和國的腐敗。
馬略的募兵制固然解決了戰鬥力的問題，但是造成了軍隊成分（因為他是從同按财産資格登記的民軍無關的無産者和羅馬同盟者與行省居民中征募的）和羅馬公民之間的分離，造成了軍隊對個人的人身依附。
而一旦掌握軍隊的個人成了決定大局的獨立的政治力量，共和制就再也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恺撒後來的專政是撒路斯提烏斯親眼看到了的，他并且是這一專政的受益者。
他雖看到了但是不理解這一變革的深度，反而一直對恺撒作共和理想主義的說教。
他的曆史作品因而也止于從說教家的水平對羅馬的現實進行揭露。
努米底亞是非洲北部的一個國家，位于迦太基以西，瑪烏列塔尼亞以東，北臨地中海，南面則是一片沙漠地帶。
它大體上相當于今天的阿爾及利亞。
由于它和西西裡隔海相望，羅馬人早就知道這塊從西面和南面包圍着迦太基的蠻荒之地，但是對它并不熟悉，因為到第二次布匿戰争時，努米底亞人基本上還是個遊牧民族（努米底亞的名稱和古希臘語No&muá&delta&epsilon&sigmaf即牧民這個詞是有聯系的），隻有不多的從事原始農耕的村落，因此它不曾得到羅馬人的重視。
作為羅馬人的忠實聯盟者的瑪西尼撒（前約240年&mdash前149年）是東努米底亞的瑪西列斯人（Massyles）的國王蓋亞（Gaia）的兒子。
他因為是在迦太基長大的，所以從公元前212年起便站在迦太基人一邊在西班牙同羅馬人作戰，但後來他被斯奇比奧争取到羅馬人一方面來（前206年）。
蓋亞死後，瑪西尼撒在努米底亞的部族瑪賽西列斯人（Massesyles）的首領西法克斯（Syphax）的壓迫下不得不逃離努米底亞。
公元前204年，瑪西尼撒在羅馬人的幫助下回到北非，第二年在大原野（CampiMagni）對西法克斯的營地的一次夜襲中打敗了他，收複了奇爾塔。
公元前202年他又以他的精銳騎兵幫助斯奇比奧在紮瑪（Zama）一役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因此從公元前201年起他就成了整個努米底亞的國王。
這之後的王朝之争，都是在瑪西尼撒的後人之間進行的。
他的後裔的世系可以參見《朱古達戰争》第5章有關注釋。
至于同朱古達作戰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即屬于科瓦略夫提到的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家族的那個克溫圖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QuintusCaeciliusMetellus）（公元前109年度執政官），他在憎恨權貴的撒路斯提烏斯的筆下應當說是個例外的人物。
我想這主要是因為梅特路斯嚴于治軍，以身作則，是個符合标準的有古羅馬人風範的人物。
至于他對馬略想競選執政官一事的嘲諷，固然失于傲慢與偏執，但是我們不可忘記，馬略家一直是他家的門客（Protégé），而馬略之所以能擔任他的副帥也完全是由于他的提拔與舉薦。
至于梅特路斯一家何等顯赫以及他的家族把持政權到什麼程度，據史料記載我們可以回溯到他的曾祖父路奇烏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此人在公元前251年和公元前247年兩次擔任執政官。
其同名的祖父是公元前206年度的執政官。
這個梅特路斯的兩個兒子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卡爾烏斯（LuciusMetellusCalvus）和克溫圖斯·梅特路斯·馬奇頓尼庫斯（QuintusMetellusMacedonicus）則分别是公元前142年和前143年的執政官。
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卡爾烏斯就是對朱古達作戰的那位統帥（公元前109年度執政官）的父親，大概是因為秃頭所以有卡爾烏斯（Calvus）的綽号。
梅特路斯·馬其頓尼庫斯則是參加過皮德那（Pydna）戰役（公元前168年）的那一位，此人在公元前121年和歐皮米烏斯一道參加過對蓋烏斯·格拉古的鎮壓。
克溫圖斯·凱奇利烏斯·梅特路斯這一輩叔伯兄弟6人除了他本人之外也都擔任過執政官：克溫圖斯·梅特路斯·巴列亞裡庫斯（QuintusMetellusBalearicus）是公元前123年度執政官，他因公元前123年至公元前121年間征服過巴列亞爾群島而得到巴列亞裡庫斯的稱号；路奇烏斯·梅特路斯·狄亞德瑪圖斯（LuciusMetellusDiadematus）是公元前117年度執政官；瑪爾庫斯·梅特路斯（MarcusMetellus）是公元前115年度執政官；蓋烏斯·梅特路斯·卡普臘裡烏斯（GaiusMetellusCaprarius）是公元前113年度執政官；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德爾瑪提庫斯（LuciusMetellusDelmaticus）是公元前119年度的執政官。
這一輩下面的一輩，包括他們的外甥也都是清一色的執政官。
路奇烏斯·梅特路斯·德爾瑪提庫斯的女兒凱奇利娅·梅特拉就先嫁給了瑪爾庫斯·埃米利烏斯·司考茹斯（公元前115年度執政官，首席元老），後來又嫁給了獨裁官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蘇拉的第四位妻子）。
克溫圖斯·梅特路斯·努米地庫斯（即公元前109年度執政官）的姊妹和公元前104年度行政長官路奇烏斯·李奇尼烏斯·路庫路斯之間所生的、和父親同名的兒子則是公元前74年度的執政官。
此外，就是後來像瑪爾庫斯·李奇尼烏斯·克拉蘇和格涅烏斯·龐培·瑪格努斯（兩人同是公元前70年度執政官）也都和梅特路斯家族有裙帶關系。
克拉蘇的兒子瑪爾庫斯娶了蓋烏斯·梅特路斯·卡普臘裡烏斯的孫女、公元前69年度執政官克溫圖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庫斯（Q．MetellusCreticus）的女兒梅特拉；另一個兒子普布利烏斯娶了科爾涅利娅，而正是這個科爾涅利娅又嫁給了龐培·瑪格努斯。
科爾涅利娅是克溫圖斯·梅特路斯·馬奇頓尼庫斯的外孫普布利烏斯·斯奇比奧·納西卡（PubliusScipioNasica，公元前93年度行政長官）的孫女。
聲勢煊赫的梅特路斯家族的例子可以說明元老院權貴家族把持政權的程度和他們之間盤根錯節的裙帶關系，同時可以看到在元老權貴的把持下，作為梅特路斯家族的門客的馬略要想在羅馬的統治階層中争得一席地位将會遇到何等的困難！ 馬略是撒路斯提烏斯在《朱古達戰争》一書中最着力描寫的人物。
作者正是用他反襯當時當權貴族的腐敗無能并通過他的嘴巴對權貴作了痛快淋漓的嘲諷。
馬略之當選執政官反映了民衆對統治的權貴的憎恨，同時表明在北方大敵當前的嚴峻局勢下，腐化的權貴中已無人能擔起這一重任。
馬略公元前156年左右生于沃爾斯奇人居住的山間小鎮阿爾皮努姆。
如果說他的同鄉西塞羅的父親是一位有教養的&ldquo鄉紳&rdquo，那麼馬略的父母可能都是貧苦的勞動人民，他沒有機會到羅馬去受教育，所以過的是古羅馬人的那種艱苦磨煉的日子。
比起羅馬的那些風流倜傥的貴公子來，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ldquo粗人&rdquo。
他不但承認自己是個&ldquo粗人&rdquo，不但不諱言這一點，而且引以為榮。
他嘲笑羅馬人向自己的奴隸希臘人學習希臘文學。
他具有古羅馬人的美德，一向廉潔自奉，吃苦耐勞，作戰時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
他的性格剛正不阿，近于暴躁，但他的美德得到世人的好感，盡管他缺少當時從政的兩個主要條件：門第、财富與口才。
他娶了出身高貴門第的優利娅，就是優利烏斯·恺撒的姑母[75]。
普魯塔克在馬略的傳記裡還記載了他的驚人的忍耐力： &ldquo據說他（指馬略&mdash&mdash引者）的雙腿有動脈曲張的毛病，他不喜歡腿部的這種怪樣子，于是決定去找外科醫生動手術。
他不要自己被固定起來就把腿伸給醫生。
在整個手術過程中他雖受到了極大的痛苦，但他卻表現得堅定而沉靜，不但一動未動，而且沒有發出一聲呻吟。
當醫生要在另一條腿上做手術時，他卻不願伸出腿來，說他看得出治療的效果配不上他受的痛苦。
&rdquo[76]西方的這一轶聞簡直可以同華佗為關羽進行的刮骨療毒比美了。
他最初在斯奇比奧·阿非利加努斯麾下參加努曼提亞戰争時（公元前133年）便以其勇敢而得到統帥的賞識，據說甚至被統帥推許為自己的後繼者[77]。
公元前119年當馬略擔任保民官時也以其立場堅定和公正不倚著稱。
公元前115年他擔任了行政長官後以同行政長官的長官身份去遠西班牙（公元前114年），在這裡他不是像一般貴族那樣為自己搜括财富，而是整肅了那裡的肆意掠奪的行為，因為那裡的伊伯裡安人還處于野蠻狀态，把掠奪看成是正當的營生。
修昔底德早就指出，遠古的希臘人就把陸上和海上的掠奪都看成是正當的營生[78]。
古代的強盜往往認為掠奪和戰争就是一回事，戰争就是為了掠奪，而耕作勞動則是他們所不屑為的事情。
耕作是奴隸的營生，而掠奪才是男子漢幹的體面事情。
公元前109年梅特路斯（當年度執政官）來非洲時選定了馬略作他的副帥。
梅特路斯當然了解馬略的實幹性格，這是他帶馬略同來的主要原因。
馬略雖然耿直、倔強，但與梅特路斯畢竟還是門客對保護人的關系；因此馬略想競選執政官使梅特路斯感到意外，又有點嫉妒，但他最後還是允許馬略回去競選，而不是壓制他。
馬略的當選一方面是由于人們對腐敗無能的貴族寡頭的厭惡；另一方面是由于有民衆，特别是與非洲有利害關系的騎士等級的支持。
公元前107年馬略以執政官的身份接過了對朱古達作戰的統帥權。
而為了準備這次戰鬥，馬略用征兵制取代了過去的民軍，正像科瓦略夫指出的： &ldquo&hellip&hellip元老院允許馬略進行新的征兵，其暗中的打算則是要敗壞他在群衆中的聲譽（因為有财産的人家的子弟誰也不願跟着這樣一個非名門出身的執政官去吃苦、打仗&mdash&mdash引者）。
但是馬略卻能夠擺脫這一困難，他是用征募志願參加者的辦法把在财産資格登記表之外的無産者（即先前沒有資格在軍團中服役的人&mdash&mdash引者）征集到軍隊裡來。
這是一件具有重大原則意義的新措施。
結果羅馬軍隊的社會面貌完全改變了。
&rdquo[79] 羅馬早期的民軍是和早期的城邦組織相适應的。
城邦的範圍僅限于城市和它附近的不大的地區，公民的人數也頗為有限。
每當發生戰争，民軍要按财産狀況組成軍隊，最有錢的公民占有優勢，因為馬匹武器都要自己出資備辦，而在軍隊中占有優勢的在政治上自然有更多的權利。
戰争一結束，軍隊便應解散，各歸本業，這種做法作為共和的傳統一直保存到共和末期，盡管有時隻是形式上的。
但羅馬的統治範圍一經擴大到整個意大利乃至整個地中海世界，這種原始的軍隊組織自然無法應付經常發生而且時間持久、範圍擴大的戰争了。
在馬略以前，事實上意大利與行省的居民和附屬王國的部隊早已受到征召并參加了羅馬的軍隊，馬略則把志願征募的做法作為一種體制明确規定下來。
&ldquo結果這便使羅馬軍隊從公民的民軍變成了幾乎和羅馬社會的生産階級沒有關系的職業軍隊（這當然完全不是說，新的軍隊不再是整個奴隸社會的階級組織）。
這支軍隊有它自己的階級利益，它靠自己的饷銀和自己的一部分的軍事鹵獲物過活。
勝利的統帥（imperator）可以把這樣的軍隊随他帶到什麼地方去。
他仰仗着這支力量變成了一支政治力量，而對于這支政治力量，人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從馬略的改革成長出來的職業軍隊又成了推翻共和國的主要工具。
&rdquo[80] 很明顯，沒有朱古達戰争，羅馬貴族的腐敗還不能暴露得這樣清楚，而馬略也許竟不會到北非來，這樣他的軍事改革也許會推遲到若幹年後才會出現，也許出現在另一個什麼人身上；但隻要戰争存在，改革便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
軍隊之隸屬于個人破壞了城邦的體制，給後來的帝國創造了前提，行省的軍人也有了當羅馬皇帝的機會。
就這一意義來說，朱古達戰争在羅馬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的後果無論怎樣強調也不過分的。
梅特路斯本人雖然未能結束朱古達戰争，但是有他帶來的馬略接替他，馬略麾下又出現了另一位未來的大人物蘇拉。
後來把羅馬浸在血泊之中的兩派領袖都在朱古達戰争中亮了相，并給人以最深刻的印象。
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蘇拉（公元前138年&mdash公元前78年）出身于不富裕的貴族之家；雖然撒路斯提烏斯在《朱古達戰争》中談到了他的很多優點，但是在朱古達戰争之前，他主要還是混迹于優伶之中的浪蕩公子，沒有什麼作為。
科爾涅利烏斯家族也是羅馬的門第高貴的著名家族之一，斯奇比奧、朗圖路斯、多拉貝拉等等都屬于這一家族。
普魯塔克說他的祖先裡有一位擔任過執政官的茹菲努斯（Rufinus）[81]。
茹菲努斯是公元前290年度的執政官，還擔任過獨裁官（年代未詳）。
此人在公元前275年曾因違反反對浪費的法案而被監察官蓋烏斯·法布裡奇烏斯（CaiusFabricius）開除出元老院[82]。
蘇拉的祖先可考者就是這些。
有趣的是，梅特路斯因賞識馬略把他帶到北非，但終于結怨而去，後來竟然也嫉妒起自己的門客來；馬略則最初對蘇拉冷淡，但後來蘇拉取得他的歡心，負起了同波庫斯聯合對付朱古達的重要任務。
但蘇拉是個喜歡顯露自己的人，朱古達戰争之後他一再表白自己在這件事上的功勞&mdash&mdash據《朱古達戰争》的記載，蘇拉是确确實實有功的&mdash&mdash最初馬略對這個後生，本來正像普魯塔克所說，是不屑于嫉妒的[83]，所以照舊重用他，但是一旦看出蘇拉的咄咄逼人的非凡的才能，乃至有一次竟能以解救馬略軍隊缺糧的困境時，兩個人之間本來隻是不大和諧的關系最後卻發展成流血的慘禍，這就不能不說是兩個人的野心在作怪了。
這使普魯塔克想到幼裡披底斯的《腓尼基女人》裡伊俄卡斯特的話： &ldquo我的兒啊，為什麼你尋求一切精靈中 最邪惡的那一種，就是野心？ 它走進了許多家庭和繁榮的城邦， 把一切毀掉之後才離開。
&rdquo[84] 這是題外話，不在本書讨論的範圍之内，所以不詳述了。
朱古達戰争發生在我國西漢時期，東方的漢帝國和西方的羅馬共和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而且也都已有了高度的文化。
漢帝國這時正忙于對付樓蘭、車師、匈奴，羅馬共和國則對努米底亞進行戰争。
嚴格說來，羅馬對努米底亞的戰争是以大壓小，以強淩弱的戰争，它以世界的當然主人自居，講的大都是強權的邏輯，用今天的用語來說，可以說是對努米底亞内政的粗暴幹涉。
朱古達&mdash&mdash如果相信撒路斯提烏斯的記述的話&mdash&mdash對阿多兒巴爾和希延普撒爾的行為固然有負于養父米奇普撒的托付，但是縱觀古今中外專制王朝的曆史，在争奪絕對是排他的王權中發生父子兄弟之間的殘殺，絕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如果我們不因殺建成元吉而深責李世民，我們也就不能過分指責處于當時曆史形勢之下的朱古達了。
作為小國之君的朱古達竟敢于抗擊威震地中海世界（實際上就是他眼裡的全世界）的羅馬共和國，因洞察羅馬國家腐化堕落症結之所在而敢于多次使用權術玩羅馬統帥于股掌之上，使曾是不可一世的羅馬士兵在他的軍隊面前蒙受從轭下走過的屈辱，這樣一位&ldquo蠻族&rdquo的君主不能不說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直到最後關頭，他還是選擇了甯肯戰死而不肯俯身為奴的道路。
即使這時，他仍不放棄争取與波庫斯聯盟以圖作最後一拼的計劃，而如果不是波庫斯背叛了他，他的戰争即使不會最後打赢，肯定還會拖相當一個時期，給羅馬制造更多的麻煩，因為這時北方的金布裡人和條頓人也已經動起來了。
努米底亞對羅馬來說遠不像埃及那樣重要[85]。
它和羅馬友好的意義在于使羅馬的阿非利加行省有一個可以放心，甚至可以拱衛它的外圍，這個外圍在羅馬人心目中幾乎是一片蠻荒地帶，至于外圍之外的瑪烏列塔尼亞根本還沒有進入羅馬人的視界，所以波庫斯于公元前111年向貝斯提亞建議締結聯盟時竟然遭到了拒絕。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羅馬當局的對外政策的昏聩與短視。
到朱古達和波庫斯聯合起來向剛愎自用的馬略顯示了實力之後，若不是蘇拉從中斡旋，那後果卻還是大可憂慮的。
至于波庫斯為什麼對蘇拉這位年輕的财務官如此傾倒，或者隻不過是一種外交姿态，我們沒有更多可以參證的史料，隻好存而不論。
從這時起瑪烏列塔尼亞才同羅馬有了正式的關系，雖然後來也有一些麻煩，但未造成嚴重的威脅。
撒路斯提烏斯筆下的羅馬 顯而易見，撒路斯提烏斯是一個嚴格的共和主義者，羅馬傳統道德标準的堅定維護者。
他的理想色彩使得他對他當時由元老院若幹權貴家族掌權的共和國的現實抱着徹底否定的态度。
在《喀提林陰謀》裡，作者對當權的貴族是通過喀提林這個反面人物之口加以斥責的。
而在《朱古達戰争》裡，馬略更加直接、更加激烈、更加具體地揭露了貴族統治的腐敗與無能。
這種情緒早在所謂《給恺撒的第二封信》[86]裡便已有所表現，隻是不那麼激烈而已： &ldquo反之，今天的一些貴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一點進取的精神也沒有，雖然他們沒有受過苦，沒有同敵人作過戰，沒有過過軍事生活，但是他們卻形成國内的一個幫派并且橫傲地宣稱要統治所有的民族。
&rdquo[87] 接着他又揭露那些貴族為了自己的利益操縱元老院這一事實。
這時元老院已經從羅馬人民的代表蛻化為少數人手中的玩物： &ldquo先前飄搖不定的國家[88]是靠着元老們的智慧來掌舵的，但是現在元老們卻受到另一些人的控制并且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