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外剩筆 頭陀話說枕中四十八城 稗史大成本傳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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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俠；或以其内容是寫貴人的淫蕩，而加以诽謗，可以說和漢是如出一轍。
果真是那樣，為何《西遊記》、《宇津保物語》也是大筆妙文，而其作者卻未得到啞子或下地獄的惡報呢？因此唐之韓愈曰：&lsquo動而得謗名亦随之。
&rsquo由是觀之，一定會有人诽謗說，我也是由于作《八犬傳》之惡報，老而成了半盲，那就随便讓他們說好了。
我從總角時就好讀書，和漢曆史、諸子百家、小說傳奇、詩歌、草子物語(5)，無所不讀，辱聖教賢誨自不待言，醫書佛經、占蔔方位也略窺一隅。
雖孤陋寡聞，但對和漢的治亂之道、君臣之得失、士農之所務、工商之巧拙奸直、貨殖與清貧之所樂、漁獵牧樵之所、名勝古迹、禽獸草木之名、才與不才、人情之厚笃浮薄，也略知其大概。
以緻學之餘樂，且啟蒙昧，故應書肆之需而作戲墨之小說。
為滿足潤筆之需，則節衣縮食購買所需的和漢書籍。
五十多年藏書五六千卷，達六十多箱。
想留給兒子，他卻早逝，我也老眼衰亡讀不了書，便全部賣掉，一點也不剩。
世事皆成畫餅，但腹中還有些書文，故尚能稍有這麼點兒作為。
我就是如此不幸！想昔日唐山孔門諸賢，子夏老而喪子，終于雙目失明，曾子去看他時哭了。
子夏也大哭，嘟哝說：&lsquo蒼天啊！我有何罪？&rsquo曾子責備他說：&lsquo商〔子夏之名〕，你怎能說沒有罪？&rsquo便舉三罪而責之。
子夏棄杖而謝，此事見于《禮記·檀弓》。
子夏是賢人，仍不得不有三罪，何況我這樣的人，當有五罪或六罪。
然而曾子之意并非說子夏因有三罪得惡報而失明。
子夏言己無罪，曾子以三罪責之，是想讓他知道因喪子失明哀傷過甚的過錯。
如果不然，伯牛乃大賢，其德行與顔淵、闵子骞不相上下。
然而他得了癞病，在生命垂危時，孔子去看他，因其病臭氣難聞，不能入至其病榻前，便從窗戶持其手歎息說，死大概是命吧？這樣的人卻得了這樣的病！他并未責之罪。
當然伯牛是無罪的。
凡說人之非者有二。
舉出其錯誤使之知其過，這是朋友之信。
另一種人對凡是不合己之愛憎的，便舉而責之，好說人之惡。
文化年間在浪速有個人号赤水、名惠迪、字文敏，文化五年己辰秋，他著《赤水餘稿》一卷，書中對我批評得很苛刻，說我是任意妄為，咒罵我是賊。
當時京師的朋友角鹿比豆流告訴我，并說要為我作解嘲之文。
我未允，并對他說，好說人之惡者乃聖賢之所憎。
他與我素不相識，且無一芥之怨，他是何等人，卻那樣肆無忌憚地罵我呢？他必是個狂人。
狂人飛跑時，如果不是狂人也跟着跑，則也如同狂人無異。
我從少年時就不理睬好吵架的人。
像他那樣的人何足挂齒，為他浪費筆墨作解嘲文是沒有大人氣度。
我今閱《赤水餘稿》，他在哀悼其次子的文中，對其子受到男娼(6)女妓的悼念頗以為榮，其心術的卑鄙便可想而知。
我雖不肖，但不犯國法，不行不仁不義事。
我多年撰寫的小說，對世人雖無大裨益，但官府許可，刊行的書肆和書畫工、刻工、租書鋪等，也因而得到了衣食，他一個人聲嘶力竭地咒罵，大概是忌妒别人的名利吧？今江戶寫通俗小說者甚多，而他隻對我口出惡言，蓋認為我頗有學問，卻寫這種兒戲的東西，故而恨之吧？他是個好争之人，焉知吾志？最近我在此地的書肆打聽《赤水餘稿》，竟無知其名者。
這樣看來大概是賣不出去的書籍吧。
他是否為了想賣其書，而借我的名字在書中夾了這篇惡論也未可知。
如我作解嘲文則中了他的圈套，卻正好給《赤水餘稿》做了廣告。
于是自我勸阻：&lsquo算了吧！算了吧！&rsquo心中并未介意，既未告訴别人，連我自己後來都忘了。
現在順便想起此事，算來已是三十多年了。
人間真是什麼樣人都有啊！&rdquo主人說着把火盆拉過來，吹火盆裡的煙。
頭陀非常欽佩地說：&ldquo老翁大概是學唐之張公藝吧？忍辱是我佛的第一教義，但非野衲之所能及。
有人做漢學卻不明謹慎之德，動辄好論，說人之惡。
更有一種人以無惡為惡，大發議論而不怕别人憎恨，即俗所謂不講理的渾人。
如非老翁，誰能忍受這樣的惡評？實在令人欽佩。
順便想再請教，最近此地的書賈，随便再版老翁之舊作，繪圖小說。
他們沒有告訴老翁，便改換插圖，甚至把像贊之詞都加以增減，僞稱是新版。
老翁曾在本傳的附錄中指出過此事，故而知之。
然而今年〔辛醜〕春正月下旬，書肆英某出版的《雅俗要文》是老翁的著作，但有令人懷疑之處。
此書的自序是天保十二年春正月，但并非在作序的那個月刻成發售的，且在左邊有已故的令郎琴嶺君的略注。
令郎是在七年前乙未夏五月八日故去的，與老翁的自序的歲月不符。
而且其書落款是著作堂馬琴作，這也令人不解。
馬琴這個筆名老翁隻用于合卷本(7)，譬如南畝這個筆名也僅用之于合卷本；狂詩用寝惚之号；狂歌用四方赤良，或稱做杏花園等等。
我想《雅俗要文》并非通俗小說，不該用那個筆名。
同時文中也有錯字，似乎并未經過老翁校訂，這究竟是為何？&rdquo主人答道：&ldquo是的，确有其事。
拙著之《雅俗要文》是文政十一年春，應江戶伯樂町的書肆永壽堂西村與八之約，于同年夏六月完稿，立即交給了與八。
後來隻聽說那個書肆營業不佳未能出版，他也未來見我，已有十幾年。
可是今年二月聽有人說《雅俗要文》出版了。
我很吃驚，便買來一本讓婦幼讀給我聽。
誠如貴僧所說，稿本的自序是文政十一年夏六月吉日，同時在序中載有永壽堂之号。
而那個英某随便加以更改，堂号和自序的年月都是假的。
因此我急忙派人去英某處，詢問其出版之事。
他說：&lsquo是從永壽堂的家人那裡買來我的稿本，立即讓筆工抄寫刻印出版的。
&rsquo于是又問他：&lsquo為何不早告訴我，讓我校閱？同時随便更改自序的年月和序中的堂号，更是錯誤的。
另外這等著作不應用馬琴的筆名。
何況本文和略注都有錯誤？ 後來想起自從永壽堂不到我這裡來之後，很長期間也未将刻版的清樣拿來給我看，便過了這些年。
因此這些必須補刻，先将自序的年月和馬琴二字趕快削去。
&rsquo向他說了幾次，他答應說：&lsquo本來應當及時告訴您，可是疏忽了，實在對不起。
&rsquo聽說已經發售了一千多冊，所以我的話有用還是沒用，就沒把握了。
将那個刻印本讓婦幼讀給我聽，雖然都注有假字，但因丢字太多，讀了也聽不清楚，真還不如隔靴搔癢。
因此至今尚未讀完，哪裡能夠勘誤？譬如&lsquo單葉&rsquo的注音假名ひとへはな，竟誤作：&lsquoヒトヘハ&rsquo，這類的例子便知道兩三個。
又如三月部分的&lsquo雛遊&rsquo（注：三月三日女兒節擺偶人之遊戲）引了飛鳥井榮雅老君之歌： 都にてやよひのそらののどけくてひな のあそびも思ひやるかな （京師三月天晴朗，不覺想起擺偶人。
） 将のどけくて誤做のどかにて；あそびも的も誤做を，這是筆工的誤寫。
還有雜部三十八的本文中有竹都神宮之辭是錯誤的。
對此辭之義，我友伊勢松阪的小津桂窗，他有個看法，說竹都是指齋宮(8)的遺址，距伊勢神宮約二十來裡，清水濱臣不知而誤認作是神宮。
竹都在古歌中也有讀做故鄉的。
還有該人的評論，在略注中的&lsquo标識稱謂辨&rsquo下，對&lsquo樣&rsquo的解釋說：&lsquo雖然書中稱做是近世的俗稱，但永享年間的古書中有此言，說做近世是值得考慮的。
&rsquo但我卻不那樣認為，天朝自從開天辟地以來，便無革命的世代，即使是二三百年前也可說是近世。
此辨的文字甚多，容他日有機會再談。
還有一件事也頗似《雅俗要文》的經過。
寬政年間京都的書賈中川新七僑居江戶時，我應他之所約撰寫了一卷叫《花鳥文素》的婦女所需的文字，完稿後給了他，這是文化元年甲子春之事。
他說将與近江屋的新八合刻。
這年新七回了京都便沒再來，這個稿本究竟怎樣了毫無消息。
經過三十八年，到今年初夏時候，有人告訴我說，與我相識的書肆森屋某，買到《花鳥文素》的稿本，沒有告訴我便刻印了。
我很吃驚，便派人去找森屋某，說《花鳥文素》是昔年我給中川新七撰寫的粗文，内容寫的是什麼如今都忘了，一定
果真是那樣，為何《西遊記》、《宇津保物語》也是大筆妙文，而其作者卻未得到啞子或下地獄的惡報呢？因此唐之韓愈曰：&lsquo動而得謗名亦随之。
&rsquo由是觀之，一定會有人诽謗說，我也是由于作《八犬傳》之惡報，老而成了半盲，那就随便讓他們說好了。
我從總角時就好讀書，和漢曆史、諸子百家、小說傳奇、詩歌、草子物語(5)，無所不讀，辱聖教賢誨自不待言，醫書佛經、占蔔方位也略窺一隅。
雖孤陋寡聞，但對和漢的治亂之道、君臣之得失、士農之所務、工商之巧拙奸直、貨殖與清貧之所樂、漁獵牧樵之所、名勝古迹、禽獸草木之名、才與不才、人情之厚笃浮薄，也略知其大概。
以緻學之餘樂，且啟蒙昧，故應書肆之需而作戲墨之小說。
為滿足潤筆之需，則節衣縮食購買所需的和漢書籍。
五十多年藏書五六千卷，達六十多箱。
想留給兒子，他卻早逝，我也老眼衰亡讀不了書，便全部賣掉，一點也不剩。
世事皆成畫餅，但腹中還有些書文，故尚能稍有這麼點兒作為。
我就是如此不幸！想昔日唐山孔門諸賢，子夏老而喪子，終于雙目失明，曾子去看他時哭了。
子夏也大哭，嘟哝說：&lsquo蒼天啊！我有何罪？&rsquo曾子責備他說：&lsquo商〔子夏之名〕，你怎能說沒有罪？&rsquo便舉三罪而責之。
子夏棄杖而謝，此事見于《禮記·檀弓》。
子夏是賢人，仍不得不有三罪，何況我這樣的人，當有五罪或六罪。
然而曾子之意并非說子夏因有三罪得惡報而失明。
子夏言己無罪，曾子以三罪責之，是想讓他知道因喪子失明哀傷過甚的過錯。
如果不然，伯牛乃大賢，其德行與顔淵、闵子骞不相上下。
然而他得了癞病，在生命垂危時，孔子去看他，因其病臭氣難聞，不能入至其病榻前，便從窗戶持其手歎息說，死大概是命吧？這樣的人卻得了這樣的病！他并未責之罪。
當然伯牛是無罪的。
凡說人之非者有二。
舉出其錯誤使之知其過，這是朋友之信。
另一種人對凡是不合己之愛憎的，便舉而責之，好說人之惡。
文化年間在浪速有個人号赤水、名惠迪、字文敏，文化五年己辰秋，他著《赤水餘稿》一卷，書中對我批評得很苛刻，說我是任意妄為，咒罵我是賊。
當時京師的朋友角鹿比豆流告訴我，并說要為我作解嘲之文。
我未允，并對他說，好說人之惡者乃聖賢之所憎。
他與我素不相識，且無一芥之怨，他是何等人，卻那樣肆無忌憚地罵我呢？他必是個狂人。
狂人飛跑時，如果不是狂人也跟着跑，則也如同狂人無異。
我從少年時就不理睬好吵架的人。
像他那樣的人何足挂齒，為他浪費筆墨作解嘲文是沒有大人氣度。
我今閱《赤水餘稿》，他在哀悼其次子的文中，對其子受到男娼(6)女妓的悼念頗以為榮，其心術的卑鄙便可想而知。
我雖不肖，但不犯國法，不行不仁不義事。
我多年撰寫的小說，對世人雖無大裨益，但官府許可，刊行的書肆和書畫工、刻工、租書鋪等，也因而得到了衣食，他一個人聲嘶力竭地咒罵，大概是忌妒别人的名利吧？今江戶寫通俗小說者甚多，而他隻對我口出惡言，蓋認為我頗有學問，卻寫這種兒戲的東西，故而恨之吧？他是個好争之人，焉知吾志？最近我在此地的書肆打聽《赤水餘稿》，竟無知其名者。
這樣看來大概是賣不出去的書籍吧。
他是否為了想賣其書，而借我的名字在書中夾了這篇惡論也未可知。
如我作解嘲文則中了他的圈套，卻正好給《赤水餘稿》做了廣告。
于是自我勸阻：&lsquo算了吧！算了吧！&rsquo心中并未介意，既未告訴别人，連我自己後來都忘了。
現在順便想起此事，算來已是三十多年了。
人間真是什麼樣人都有啊！&rdquo主人說着把火盆拉過來，吹火盆裡的煙。
頭陀非常欽佩地說：&ldquo老翁大概是學唐之張公藝吧？忍辱是我佛的第一教義，但非野衲之所能及。
有人做漢學卻不明謹慎之德，動辄好論，說人之惡。
更有一種人以無惡為惡，大發議論而不怕别人憎恨，即俗所謂不講理的渾人。
如非老翁，誰能忍受這樣的惡評？實在令人欽佩。
順便想再請教，最近此地的書賈，随便再版老翁之舊作，繪圖小說。
他們沒有告訴老翁，便改換插圖，甚至把像贊之詞都加以增減，僞稱是新版。
老翁曾在本傳的附錄中指出過此事，故而知之。
然而今年〔辛醜〕春正月下旬，書肆英某出版的《雅俗要文》是老翁的著作，但有令人懷疑之處。
此書的自序是天保十二年春正月，但并非在作序的那個月刻成發售的，且在左邊有已故的令郎琴嶺君的略注。
令郎是在七年前乙未夏五月八日故去的，與老翁的自序的歲月不符。
而且其書落款是著作堂馬琴作，這也令人不解。
馬琴這個筆名老翁隻用于合卷本(7)，譬如南畝這個筆名也僅用之于合卷本；狂詩用寝惚之号；狂歌用四方赤良，或稱做杏花園等等。
我想《雅俗要文》并非通俗小說，不該用那個筆名。
同時文中也有錯字，似乎并未經過老翁校訂，這究竟是為何？&rdquo主人答道：&ldquo是的，确有其事。
拙著之《雅俗要文》是文政十一年春，應江戶伯樂町的書肆永壽堂西村與八之約，于同年夏六月完稿，立即交給了與八。
後來隻聽說那個書肆營業不佳未能出版，他也未來見我，已有十幾年。
可是今年二月聽有人說《雅俗要文》出版了。
我很吃驚，便買來一本讓婦幼讀給我聽。
誠如貴僧所說，稿本的自序是文政十一年夏六月吉日，同時在序中載有永壽堂之号。
而那個英某随便加以更改，堂号和自序的年月都是假的。
因此我急忙派人去英某處，詢問其出版之事。
他說：&lsquo是從永壽堂的家人那裡買來我的稿本，立即讓筆工抄寫刻印出版的。
&rsquo于是又問他：&lsquo為何不早告訴我，讓我校閱？同時随便更改自序的年月和序中的堂号，更是錯誤的。
另外這等著作不應用馬琴的筆名。
何況本文和略注都有錯誤？ 後來想起自從永壽堂不到我這裡來之後，很長期間也未将刻版的清樣拿來給我看，便過了這些年。
因此這些必須補刻，先将自序的年月和馬琴二字趕快削去。
&rsquo向他說了幾次，他答應說：&lsquo本來應當及時告訴您，可是疏忽了，實在對不起。
&rsquo聽說已經發售了一千多冊，所以我的話有用還是沒用，就沒把握了。
将那個刻印本讓婦幼讀給我聽，雖然都注有假字，但因丢字太多，讀了也聽不清楚，真還不如隔靴搔癢。
因此至今尚未讀完，哪裡能夠勘誤？譬如&lsquo單葉&rsquo的注音假名ひとへはな，竟誤作：&lsquoヒトヘハ&rsquo，這類的例子便知道兩三個。
又如三月部分的&lsquo雛遊&rsquo（注：三月三日女兒節擺偶人之遊戲）引了飛鳥井榮雅老君之歌： 都にてやよひのそらののどけくてひな のあそびも思ひやるかな （京師三月天晴朗，不覺想起擺偶人。
） 将のどけくて誤做のどかにて；あそびも的も誤做を，這是筆工的誤寫。
還有雜部三十八的本文中有竹都神宮之辭是錯誤的。
對此辭之義，我友伊勢松阪的小津桂窗，他有個看法，說竹都是指齋宮(8)的遺址，距伊勢神宮約二十來裡，清水濱臣不知而誤認作是神宮。
竹都在古歌中也有讀做故鄉的。
還有該人的評論，在略注中的&lsquo标識稱謂辨&rsquo下，對&lsquo樣&rsquo的解釋說：&lsquo雖然書中稱做是近世的俗稱，但永享年間的古書中有此言，說做近世是值得考慮的。
&rsquo但我卻不那樣認為，天朝自從開天辟地以來，便無革命的世代，即使是二三百年前也可說是近世。
此辨的文字甚多，容他日有機會再談。
還有一件事也頗似《雅俗要文》的經過。
寬政年間京都的書賈中川新七僑居江戶時，我應他之所約撰寫了一卷叫《花鳥文素》的婦女所需的文字，完稿後給了他，這是文化元年甲子春之事。
他說将與近江屋的新八合刻。
這年新七回了京都便沒再來，這個稿本究竟怎樣了毫無消息。
經過三十八年，到今年初夏時候，有人告訴我說，與我相識的書肆森屋某，買到《花鳥文素》的稿本，沒有告訴我便刻印了。
我很吃驚，便派人去找森屋某，說《花鳥文素》是昔年我給中川新七撰寫的粗文，内容寫的是什麼如今都忘了，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