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 神經症沖突的消除
關燈
小
中
大
，那些進入他抑制部分的精力被施放；他開始不再因為恐懼、自卑與絕望而那麼受抑制和麻痹。
他不是盲目服從、反抗或發洩施虐沖動，而是能夠在合理的基礎上讓步，從而變得更堅定。
最後，盡管貶低已建立起來的防禦措施會激起一時的焦慮，但有益地采取每一個步驟勢必會減輕焦慮，因為病人不再那麼害怕他人與自己了。
這些改變的一般結果就是改善了病人與他人和自己的關系。
他不再那麼孤立了：他變得更強大且不再那麼有敵意，就這點來說，别人漸漸不再是需要他反抗、控制或逃避的威脅了。
他能承受自己對他們的友好感覺了。
随着外化作用被放棄與自輕自賤的消失，他與自己的關系也改善了。
如果我們在分析中檢查這些改變，就會看到産生原始沖突的條件都得到改善了。
雖然在神經症發展的過程中，所有壓力都變得更劇烈，但治療走了一條相反的路。
由于需要在面對無助、恐懼、敵意與孤立時應對世界而産生的态度也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了，因而可以逐漸省去。
的确，如果一個人有能力在平等位置上滿足他人，為何應該為了自己讨厭的人和踐踏自己的人而抹殺或犧牲自己？如果一個人内心感到足夠安全，能與他人一起生活和奮鬥而不用一直害怕被淹沒，又為何應該對權力與認可持有無法滿足的渴望？如果一個人能夠去愛，能夠不怕反抗，又為何要焦慮不安地避免與他人發生牽連？ 做這項工作需要時間，一個人糾葛得越嚴重、受到的阻礙越多，就需要越多的時間。
要是渴望在短期裡完成精神分析的治療，這是情有可原的。
我們要看到更多的人能獲取分析所能給予的全部益處，并認識到有益總好過無益。
的确，神經症的嚴重程度全然不同，而輕微的神經症可以在相對短的時間裡受益。
雖然短期心理治療中的一些嘗試有望成功，但不幸的是，許多嘗試都是一廂情願，而且始終無視神經症中強有力的動力。
對于嚴重的神經症，我相信要縮短分析程序，隻能依靠更好地理解神經症人格結構，因而在摸索解釋的過程中浪費更少的時間。
幸運的是，精神分析并不是解決内心沖突的唯一途徑。
生活本身即是一個醫術高超的治療師。
任何類似的經曆都可能十分顯著地給人格帶來改變。
它可能是某個真正的偉人的鼓舞人心的事例；它可能是一種常見的策略，通過使神經症患者與他人親密接觸來将他帶出那個以自我為中心的隔離中；它可能是與意氣相投的人交往，因而沒必要操控或逃避他們。
對于其他情況，神經症行為的後果可能非常嚴重，或非常頻繁，以至于讓神經症患者刻骨銘心，并使他不再那麼害怕和刻闆了。
然而，生活本身的療愈作用并不是我們的關注點。
我們無法安排艱苦、友誼、宗教體驗去滿足某人的需要。
生活作為一個治療師是冷酷無情的，有益于這個神經症患者的情況可能會徹底摧毀另一個患者。
而且，正如我們所見，神經症患者認清自己的神經症行為并借此改進能力非常有限。
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病人獲得了從自身經曆中獲益的能力&mdash&mdash即如果他有能力檢查自己在其所面臨的困境當中有何責任并将這個認識運用于生活，分析工作圓滿結束了。
了解了沖突在神經症中的重要性，并認識了它們可以被解決，我們就有必要重新界定精神分析治療的目标。
盡管許多神經症病例屬于醫學範圍，但用醫學屬于來定義這些目标并不可行。
由于心身疾病在本質上是人格沖突的最高表現，所以治療目标必須以人格方面的術語來定義。
由此可見，其中包含了大量目标。
病人必須獲得對自己承擔責任的能力，也就是感覺自己積極主動、生活中有盡責的動力、能做出決定以及承擔後果。
與此相伴的是接受對他人的責任，樂意承認他對于自己覺得重要的對象的義務，不管是他的孩子、父母、朋友、員工、同事、社區還是國家。
親密關系是實現内心獨立性的目标，内心獨立性指一個人對他人的觀點和想法既非一味藐視，也非一味接納。
這主要意味着使病人能夠建立自己價值觀體系，并将它運用到自己的現實生活中。
至于别人，要尊重他們的個體性與權利，從而作為親密關系的基礎。
這與真正的民主觀念是一緻的。
我們可以用&ldquo感覺的自發性&rdquo這個詞來定義這些目标，還有感覺的覺知與活力，不管是關于愛或恨，還是幸福或悲傷、恐懼或渴望。
這包括表達能力和主動控制的能力。
因為它極為重要，所以愛和友誼的能力應該在這裡特别提到；愛既不是寄生似的依賴，也不是施虐性的控制，而用麥克姆雷[3]的話說，是&ldquo一種關系&hellip&hellip它不帶有超出其本身的目的；在這種關系中，我們與人交往，因為對人類來說，分享他們的體驗是自然而然的事；要理解另一個人，要在共同生活中找到樂趣與滿足；還在于對另一個人坦誠相待&rdquo。
最具廣泛性的治療目标是追求全心全意：不僞裝，情感真誠，能讓自己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感覺情感、工作和信念中。
隻有消除了沖突，才能達到這個目标。
這些目标并不随意，它們之所以是有效的治療目标，也并非僅僅因為它們與每個時代智者所追尋的理想相一緻。
但這種巧合并非偶然，因為這些精神健康所依賴的要素。
我們設定這些目标是有道理的，因為在邏輯上，它們産生于我們對神經症緻病因素的了解。
我們之所以敢于制定如此高的目标是在于我們相信人類關系是可以改變的。
并非隻有年幼的孩子才具有柔韌性，我們所有人都保留着改變的能力，甚至是從根本上改變，隻要我們活着。
這個觀念也得到了經驗的支持。
精神分析隻是帶來徹底改變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而我們越能理解神經症中的動力，就越有可能産生想要的改變。
分析師和病人完全不可能實現這些目标。
它們是我們要追求的理想，它們的實用價值在于給我們的治療和生活指引了方向。
如果我們不清楚理想的含義，就會陷入以新的理想化意象替換舊意象的危險。
我們還必須認識到，這個目标也不在分析師将病人變成完人的能力範圍内。
分析師隻能幫助病人自由地為趨近這些理想而努力。
而這同樣意味着給他一個成熟與發展的機會。
*** [1]普遍認為，這種了解還具有預防價值。
如果我們知道哪些環境因素有利于兒童的發展，而哪些因素又會阻礙發展，就有辦法預防後代的神經症根深葉茂。
[2]參見卡倫·霍妮，《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第八章，見前引，和《自我分析》第二章，見前引。
[3]約翰·麥克姆雷，見前引。
他不是盲目服從、反抗或發洩施虐沖動，而是能夠在合理的基礎上讓步，從而變得更堅定。
最後，盡管貶低已建立起來的防禦措施會激起一時的焦慮，但有益地采取每一個步驟勢必會減輕焦慮，因為病人不再那麼害怕他人與自己了。
這些改變的一般結果就是改善了病人與他人和自己的關系。
他不再那麼孤立了：他變得更強大且不再那麼有敵意，就這點來說，别人漸漸不再是需要他反抗、控制或逃避的威脅了。
他能承受自己對他們的友好感覺了。
随着外化作用被放棄與自輕自賤的消失，他與自己的關系也改善了。
如果我們在分析中檢查這些改變，就會看到産生原始沖突的條件都得到改善了。
雖然在神經症發展的過程中，所有壓力都變得更劇烈，但治療走了一條相反的路。
由于需要在面對無助、恐懼、敵意與孤立時應對世界而産生的态度也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了，因而可以逐漸省去。
的确，如果一個人有能力在平等位置上滿足他人，為何應該為了自己讨厭的人和踐踏自己的人而抹殺或犧牲自己？如果一個人内心感到足夠安全，能與他人一起生活和奮鬥而不用一直害怕被淹沒，又為何應該對權力與認可持有無法滿足的渴望？如果一個人能夠去愛，能夠不怕反抗，又為何要焦慮不安地避免與他人發生牽連？ 做這項工作需要時間，一個人糾葛得越嚴重、受到的阻礙越多，就需要越多的時間。
要是渴望在短期裡完成精神分析的治療，這是情有可原的。
我們要看到更多的人能獲取分析所能給予的全部益處，并認識到有益總好過無益。
的确，神經症的嚴重程度全然不同，而輕微的神經症可以在相對短的時間裡受益。
雖然短期心理治療中的一些嘗試有望成功，但不幸的是，許多嘗試都是一廂情願，而且始終無視神經症中強有力的動力。
對于嚴重的神經症，我相信要縮短分析程序，隻能依靠更好地理解神經症人格結構，因而在摸索解釋的過程中浪費更少的時間。
幸運的是，精神分析并不是解決内心沖突的唯一途徑。
生活本身即是一個醫術高超的治療師。
任何類似的經曆都可能十分顯著地給人格帶來改變。
它可能是某個真正的偉人的鼓舞人心的事例；它可能是一種常見的策略，通過使神經症患者與他人親密接觸來将他帶出那個以自我為中心的隔離中；它可能是與意氣相投的人交往，因而沒必要操控或逃避他們。
對于其他情況，神經症行為的後果可能非常嚴重，或非常頻繁，以至于讓神經症患者刻骨銘心，并使他不再那麼害怕和刻闆了。
然而，生活本身的療愈作用并不是我們的關注點。
我們無法安排艱苦、友誼、宗教體驗去滿足某人的需要。
生活作為一個治療師是冷酷無情的，有益于這個神經症患者的情況可能會徹底摧毀另一個患者。
而且，正如我們所見，神經症患者認清自己的神經症行為并借此改進能力非常有限。
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病人獲得了從自身經曆中獲益的能力&mdash&mdash即如果他有能力檢查自己在其所面臨的困境當中有何責任并将這個認識運用于生活，分析工作圓滿結束了。
了解了沖突在神經症中的重要性，并認識了它們可以被解決，我們就有必要重新界定精神分析治療的目标。
盡管許多神經症病例屬于醫學範圍，但用醫學屬于來定義這些目标并不可行。
由于心身疾病在本質上是人格沖突的最高表現，所以治療目标必須以人格方面的術語來定義。
由此可見，其中包含了大量目标。
病人必須獲得對自己承擔責任的能力，也就是感覺自己積極主動、生活中有盡責的動力、能做出決定以及承擔後果。
與此相伴的是接受對他人的責任，樂意承認他對于自己覺得重要的對象的義務，不管是他的孩子、父母、朋友、員工、同事、社區還是國家。
親密關系是實現内心獨立性的目标，内心獨立性指一個人對他人的觀點和想法既非一味藐視，也非一味接納。
這主要意味着使病人能夠建立自己價值觀體系，并将它運用到自己的現實生活中。
至于别人，要尊重他們的個體性與權利，從而作為親密關系的基礎。
這與真正的民主觀念是一緻的。
我們可以用&ldquo感覺的自發性&rdquo這個詞來定義這些目标，還有感覺的覺知與活力，不管是關于愛或恨，還是幸福或悲傷、恐懼或渴望。
這包括表達能力和主動控制的能力。
因為它極為重要，所以愛和友誼的能力應該在這裡特别提到；愛既不是寄生似的依賴，也不是施虐性的控制，而用麥克姆雷[3]的話說，是&ldquo一種關系&hellip&hellip它不帶有超出其本身的目的；在這種關系中，我們與人交往，因為對人類來說，分享他們的體驗是自然而然的事；要理解另一個人，要在共同生活中找到樂趣與滿足；還在于對另一個人坦誠相待&rdquo。
最具廣泛性的治療目标是追求全心全意：不僞裝，情感真誠，能讓自己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感覺情感、工作和信念中。
隻有消除了沖突，才能達到這個目标。
這些目标并不随意，它們之所以是有效的治療目标，也并非僅僅因為它們與每個時代智者所追尋的理想相一緻。
但這種巧合并非偶然，因為這些精神健康所依賴的要素。
我們設定這些目标是有道理的，因為在邏輯上，它們産生于我們對神經症緻病因素的了解。
我們之所以敢于制定如此高的目标是在于我們相信人類關系是可以改變的。
并非隻有年幼的孩子才具有柔韌性，我們所有人都保留着改變的能力，甚至是從根本上改變，隻要我們活着。
這個觀念也得到了經驗的支持。
精神分析隻是帶來徹底改變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而我們越能理解神經症中的動力，就越有可能産生想要的改變。
分析師和病人完全不可能實現這些目标。
它們是我們要追求的理想，它們的實用價值在于給我們的治療和生活指引了方向。
如果我們不清楚理想的含義，就會陷入以新的理想化意象替換舊意象的危險。
我們還必須認識到，這個目标也不在分析師将病人變成完人的能力範圍内。
分析師隻能幫助病人自由地為趨近這些理想而努力。
而這同樣意味着給他一個成熟與發展的機會。
*** [1]普遍認為，這種了解還具有預防價值。
如果我們知道哪些環境因素有利于兒童的發展，而哪些因素又會阻礙發展，就有辦法預防後代的神經症根深葉茂。
[2]參見卡倫·霍妮，《精神分析的新方向》第八章，見前引，和《自我分析》第二章，見前引。
[3]約翰·麥克姆雷，見前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