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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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弗洛伊德理論所基于的人格假設可以比喻為&ldquo性惡論&rdquo，那霍妮的更像是&ldquo性善論&rdquo。她認為每個人都有成長與改善的能力，隻要他還活着。換言之，她認為每個人的天性都是無害的，即使心理出現了困境，隻要願意改變，永遠都為時不晚。神經症患者與正常人隻是程度上的差别，她說，神經症患者隻是&ldquo一個人達到了神經症的程度&rdquo，而且神經症人格結構的成分與神經症患者所面臨的外部困難都與正常人無異。這種觀點也正是目前心理學界對于神經症的看法，不管&ldquo真相&rdquo如何&mdash&mdash心理科學的目标也從來不隻為真相，它必然是具有建設性的，不僅能有助于治療神經症，還能為神經症患者提供一個更和善的社會環境，能更接納與包容他們，而不是把他們視為病态或甚至變态，這在一定程度上無疑有益于神經症的治愈。
在這本書中，霍妮詳細闡釋了神經症沖突的痛苦，正因為如此痛苦，他們被迫發展出一系列嘗試解決的途徑。其中，可以歸納出三種适應模式，這三種模式也是三種神經症人格結構類型，即依從型、攻擊型與離群型。此外，她還重點闡釋了理想化意象與外化作用，以及概括出減緩和消除焦慮的次級防禦機制，主要包括盲點、間隔劃分、過度自控等一系列輔助手段，并稱之為保護性結構。她認為，神經症患者的這些嘗試途徑往往都是徒勞無益的，而且還是适得其反的，非但解決不了他們的神經症沖突，反而使他們的神經症問題陷入惡性循環。因此，唯有在弄清楚其人格結構的基礎上，逐一擊破這些途徑，讓患者認識到它們的本質與後果，才可能治愈他們的神經症。
因而，她還詳細讨論了由未解決沖突所引發的種種後果，其中包括恐懼、人格貧乏、絕望與施虐傾向。當然，後果并不限于此，但她在這裡所提到的是最顯著、最嚴重的後果。她認為，對于精神分析師來說，治愈神經症的必備前提就是完全理解與掌握這些知識。
由此，她界定了幾個重要問題。首先，治療神經症的對象應該是引起神經症的人格結構。其次，治療并非直擊人格結構，還要修通與之有關的防禦機制，于是她解釋了何為修通、需要修通哪些問題以及修通的順序。最後，她還提出了治療神經症的目标&mdash&mdash即趨向健康人格的理想，尤為重要的是，她不僅說明了這個理想包括内容，還從操作性的角度闡明了這個理想具備哪些标準以及這些标準的具體含義。
同樣，霍妮也講述了她的理論是如何成形的，又是在何處何時與弗洛伊德背道而馳的，并一如既往地辨析了她與弗洛伊德的分歧，這些分歧不限于某一個或某一些概念，還包括基本的理論假設與個人的哲學态度，譬如神經症的根源、道德在神經症中的意義等。不僅如此，她也在某些觀點上辨析了自己與其他精神分析學家的分歧，從而提出了具有建設性的見解。
值得一提的是，霍妮也提到了許多文學作品，既有西方文學中的經典，也有東方文化中的著作。她的解讀雖然不如榮格的那麼系統，分析也談不上透徹，主要是因為她是将它們作為引證，作為支撐她理論的論據。但是，這些見解不僅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她的理論，也使我們看到了這些作品中所涉及的心理内涵。
不管怎樣，盡管我們有意識地回避說心理學理論也許是其創造者的心理活動産物，但是，霍妮的神經症理論确實與她的人生經曆與體驗息息相關。隻是我們應該看到，各個時代的大師往往都有一段甚至幾段對其人生産生影響的經曆，無論好壞，無論是否是後人的過度解讀，這些經曆都有可能成為他們擁有創造性的财富，霍妮無疑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而對于神經症患者來說，這難道不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嗎？
在這本書中，霍妮詳細闡釋了神經症沖突的痛苦，正因為如此痛苦，他們被迫發展出一系列嘗試解決的途徑。其中，可以歸納出三種适應模式，這三種模式也是三種神經症人格結構類型，即依從型、攻擊型與離群型。此外，她還重點闡釋了理想化意象與外化作用，以及概括出減緩和消除焦慮的次級防禦機制，主要包括盲點、間隔劃分、過度自控等一系列輔助手段，并稱之為保護性結構。她認為，神經症患者的這些嘗試途徑往往都是徒勞無益的，而且還是适得其反的，非但解決不了他們的神經症沖突，反而使他們的神經症問題陷入惡性循環。因此，唯有在弄清楚其人格結構的基礎上，逐一擊破這些途徑，讓患者認識到它們的本質與後果，才可能治愈他們的神經症。
因而，她還詳細讨論了由未解決沖突所引發的種種後果，其中包括恐懼、人格貧乏、絕望與施虐傾向。當然，後果并不限于此，但她在這裡所提到的是最顯著、最嚴重的後果。她認為，對于精神分析師來說，治愈神經症的必備前提就是完全理解與掌握這些知識。
由此，她界定了幾個重要問題。首先，治療神經症的對象應該是引起神經症的人格結構。其次，治療并非直擊人格結構，還要修通與之有關的防禦機制，于是她解釋了何為修通、需要修通哪些問題以及修通的順序。最後，她還提出了治療神經症的目标&mdash&mdash即趨向健康人格的理想，尤為重要的是，她不僅說明了這個理想包括内容，還從操作性的角度闡明了這個理想具備哪些标準以及這些标準的具體含義。
同樣，霍妮也講述了她的理論是如何成形的，又是在何處何時與弗洛伊德背道而馳的，并一如既往地辨析了她與弗洛伊德的分歧，這些分歧不限于某一個或某一些概念，還包括基本的理論假設與個人的哲學态度，譬如神經症的根源、道德在神經症中的意義等。不僅如此，她也在某些觀點上辨析了自己與其他精神分析學家的分歧，從而提出了具有建設性的見解。
值得一提的是，霍妮也提到了許多文學作品，既有西方文學中的經典，也有東方文化中的著作。她的解讀雖然不如榮格的那麼系統，分析也談不上透徹，主要是因為她是将它們作為引證，作為支撐她理論的論據。但是，這些見解不僅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她的理論，也使我們看到了這些作品中所涉及的心理内涵。
不管怎樣，盡管我們有意識地回避說心理學理論也許是其創造者的心理活動産物，但是，霍妮的神經症理論确實與她的人生經曆與體驗息息相關。隻是我們應該看到，各個時代的大師往往都有一段甚至幾段對其人生産生影響的經曆，無論好壞，無論是否是後人的過度解讀，這些經曆都有可能成為他們擁有創造性的财富，霍妮無疑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而對于神經症患者來說，這難道不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