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 神經症沖突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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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越是意識到神經症沖突給人格造成的無限傷害，真正消除它們的需要就顯得越迫切。
但是，正如我們現在所明白的，由于這既不可能通過理性的決策來完成，也不可能通過逃避，更不可能通過運用意志力，那又怎麼可能實現呢？唯有一條路：沖突隻能通過改變形成沖突的人格條件來消除。
這是一種激進的方法，也是一種困難的方法。
鑒于改變我們内心的任何東西都會遇到困難，我們會四處搜尋捷徑也是非常情有可原的。
也許，這也是為何病人和其他人總是會問：一個人看到了自己的基本沖突不就夠了嗎？答案很明顯，還不夠。
即使分析師在非常早期隻是辨别出他有多分裂，并能幫助他意識到這種分裂，這種見解也不會即刻奏效。
它可能帶來一些舒緩，因為病人開始看到自己這些問題的具體原因，而非隻是迷失在神秘不可知的陰霾中，但他無法将其運用于生活。
感知到自己相異的部分如何運作與彼此幹擾能使他不再那麼分裂。
他聽到這些事實就像聽到一條陌生的消息，看似有理有據，但他不知道這對于他的含義。
他一定會通過各種無意識的保留态度來使它無效。
在無意識中，他會堅持認為分析師在誇大沖突的規模；如果不是因為外部環境，他一定會安然無恙；愛或成功能使他擺脫自己的不幸；隻要遠離人群，他就能逃避沖突；盡管平凡人的确不可能一人侍二主，但他靠自己無限的意志力與智慧可以設法做到。
或者，他可能無意識地覺得，分析師是個庸醫或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笨蛋，佯裝職業性的樂觀；分析師應該知道病人已經無可救藥了&mdash&mdash這意味着病人以自己的絕望感來回應分析師的建議。
由于這種内心的保留态度表明了一個事實，即病人要麼依附自己特定的解決途徑&mdash&mdash這些對于他來說比沖突本身更真實，要麼他對痊愈根本不抱希望，所以在可以有利地處理基本沖突之前，必須先修通所有嘗試途徑與所有嘗試後果。
尋找更易行的路引發了另一個疑問，弗洛伊德對于起源的強調使這個疑問更重要：一旦認識到這些沖突驅力，就與它們的根源和在童年期的表現聯系在一起，這不就夠了嗎？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而且在極大程度上，也是同樣的理由。
即使巨細靡遺地回憶早期經曆，也無非隻是使他對自己更仁慈、更縱容。
雖然，全面了解早期環境影響與其對兒童的人格影響并沒有直接的治療價值，但對我們詢查神經症沖突所産生的環境有影響。
[1]畢竟，最初引起沖突的是他與自己和他人的關系上的改變。
我在之前的著作中描述過這種發展，[2]也在這本書前面的章節中描寫過。
簡而言之，一個小孩可能發現自己處于某個環境中，這個環境威脅到他的自由、自發性、安全感、自信心&mdash&mdash簡而言之，他心理存在的核心。
他感到孤立無助，所以他第一次試圖把自己與他人聯系起來，而這種聯系并不取決于他的真實感受，而是策略性需要。
他不可能隻是喜歡或讨厭、信任或懷疑、表達自己的願望或反對别人的願望，而當然是必須要構思出應對他人的方法，而且以對自己危害最小的方式來操縱。
這樣發展出來的基本特征可能被概括為對自我與他人的疏遠、無助感、彌散性憂慮，以及對于自己人際關系中的敵意，這種敵意的範圍是從一般的小心謹慎到具體的敵意。
隻要這些條件還持續存在，神經症患者就不可能擺脫自己的任何沖突驅力。
相反，引發沖突的内心需要在神經症的發展過程中還會愈發迫切。
僞解決會使他與自己和他人的關系中的紊亂更嚴重，這意味着越來越不可能真正地解決。
因此，治療目标隻能是改變這些條件本身。
必須幫助神經症患者找回自己，使他意識到自己真正的感受與需求，使他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并使他在自己的感覺與信念的基礎上将自己與他人聯系起來。
如果我們可以通過一些魔術實現這一切，那麼這些沖突一定不攻自破。
然而并沒有這種魔術，所以我們必須知道要采取哪些步驟才能帶來我們想要的改變。
由于每種神經症都是一種人格障礙，不管其症狀有多戲劇化、有多不近人情，所以治療的任務是分析整個神經症的人格結構。
因此，我們能越清楚地界定這個結構及其個體變化形式，就能越準确地勾畫出我們要完成的工作。
如果我們相信神經症是圍繞基本沖突而修建的保護性建築，那麼分析工作就能大概分為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仔細檢查這個病人所采取的所有無意識嘗試解決的途徑，以及這些嘗試對他整個人格的影響。
其中包括研究他的主導性态度、理想化意象、外化等的全部内涵，無須考慮它們與潛在沖突的特殊關系。
認為我們無法在沖突變清晰之前弄清和處理這些因素是具有誤導性的，因為盡管它們産生于調和沖突的需要，但它們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它們有自己的分量，也能發揮它們的影響力。
另一部分包括處理沖突本身。
這意味着不僅要讓病人意識到沖突的大體輪廓，還要幫助他仔細看到它們是如何運作的&mdash&mdash也即是，他那些産生于沖突的矛盾驅力與态度在某個具體情況中是如何彼此幹擾的：例如，降低自己地位的需要是如何通過轉換型施虐而加強，又是如何阻礙他赢得一場比賽或在競争中取勝，而同時，想要戰勝他人的驅力又使勝利成為一種強迫性需要；或者，來源于各種原因的禁欲是如何幹擾他對同情、愛與放縱的需要。
我們還必須向他展示他是如何穿梭于兩種極端之間的：例如，他如何在過于律己與過于寬己之間轉換；或者，他将對自己的要求外化，這種外化如何通過施虐驅力而加強，如何與他無所不能與無所不寬恕的需要相沖突，以及他最後如何搖擺于譴責與赦免他人之間；或者，他如何在撈取所有權力與感覺自己無權之間轉變方向。
此外，這部分分析工作還包括解釋病人試圖做出的所有調解與讓步，諸如試圖把以自我為中心與慷慨無私結合在一起、将征服與愛結合、将控制與犧牲結合。
其中包括幫助他完全明白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外化等是如何被用來擺脫沖突的，如何掩飾沖突，又如何緩解它們的破壞力。
總之，要讓病人徹底理解自己的沖突&mdash&mdash它們對他人格的一般影響以及對他症狀的具體影響。
大體而言，病人在每個分析部分都會表現出不同的阻抗。
雖然分析了他嘗試解決的途徑，但他一心要保衛他态度與傾向中固有的主觀價值，因而反抗一切對它們本性的洞察。
在分析他的沖突的過程中，他主要感興趣的是證明他的沖突并不完全是沖突，從而模糊掉他的驅力是矛盾的這個事實，并貶低其重要性。
至于這些主題所應采取的順序
但是，正如我們現在所明白的，由于這既不可能通過理性的決策來完成，也不可能通過逃避，更不可能通過運用意志力，那又怎麼可能實現呢？唯有一條路：沖突隻能通過改變形成沖突的人格條件來消除。
這是一種激進的方法，也是一種困難的方法。
鑒于改變我們内心的任何東西都會遇到困難，我們會四處搜尋捷徑也是非常情有可原的。
也許，這也是為何病人和其他人總是會問：一個人看到了自己的基本沖突不就夠了嗎？答案很明顯，還不夠。
即使分析師在非常早期隻是辨别出他有多分裂，并能幫助他意識到這種分裂，這種見解也不會即刻奏效。
它可能帶來一些舒緩，因為病人開始看到自己這些問題的具體原因，而非隻是迷失在神秘不可知的陰霾中，但他無法将其運用于生活。
感知到自己相異的部分如何運作與彼此幹擾能使他不再那麼分裂。
他聽到這些事實就像聽到一條陌生的消息，看似有理有據，但他不知道這對于他的含義。
他一定會通過各種無意識的保留态度來使它無效。
在無意識中，他會堅持認為分析師在誇大沖突的規模；如果不是因為外部環境，他一定會安然無恙；愛或成功能使他擺脫自己的不幸；隻要遠離人群，他就能逃避沖突；盡管平凡人的确不可能一人侍二主，但他靠自己無限的意志力與智慧可以設法做到。
或者，他可能無意識地覺得，分析師是個庸醫或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笨蛋，佯裝職業性的樂觀；分析師應該知道病人已經無可救藥了&mdash&mdash這意味着病人以自己的絕望感來回應分析師的建議。
由于這種内心的保留态度表明了一個事實，即病人要麼依附自己特定的解決途徑&mdash&mdash這些對于他來說比沖突本身更真實，要麼他對痊愈根本不抱希望，所以在可以有利地處理基本沖突之前，必須先修通所有嘗試途徑與所有嘗試後果。
尋找更易行的路引發了另一個疑問，弗洛伊德對于起源的強調使這個疑問更重要：一旦認識到這些沖突驅力，就與它們的根源和在童年期的表現聯系在一起，這不就夠了嗎？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而且在極大程度上，也是同樣的理由。
即使巨細靡遺地回憶早期經曆，也無非隻是使他對自己更仁慈、更縱容。
雖然，全面了解早期環境影響與其對兒童的人格影響并沒有直接的治療價值，但對我們詢查神經症沖突所産生的環境有影響。
[1]畢竟，最初引起沖突的是他與自己和他人的關系上的改變。
我在之前的著作中描述過這種發展，[2]也在這本書前面的章節中描寫過。
簡而言之，一個小孩可能發現自己處于某個環境中，這個環境威脅到他的自由、自發性、安全感、自信心&mdash&mdash簡而言之，他心理存在的核心。
他感到孤立無助，所以他第一次試圖把自己與他人聯系起來，而這種聯系并不取決于他的真實感受，而是策略性需要。
他不可能隻是喜歡或讨厭、信任或懷疑、表達自己的願望或反對别人的願望，而當然是必須要構思出應對他人的方法，而且以對自己危害最小的方式來操縱。
這樣發展出來的基本特征可能被概括為對自我與他人的疏遠、無助感、彌散性憂慮，以及對于自己人際關系中的敵意，這種敵意的範圍是從一般的小心謹慎到具體的敵意。
隻要這些條件還持續存在，神經症患者就不可能擺脫自己的任何沖突驅力。
相反，引發沖突的内心需要在神經症的發展過程中還會愈發迫切。
僞解決會使他與自己和他人的關系中的紊亂更嚴重，這意味着越來越不可能真正地解決。
因此，治療目标隻能是改變這些條件本身。
必須幫助神經症患者找回自己，使他意識到自己真正的感受與需求，使他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并使他在自己的感覺與信念的基礎上将自己與他人聯系起來。
如果我們可以通過一些魔術實現這一切，那麼這些沖突一定不攻自破。
然而并沒有這種魔術，所以我們必須知道要采取哪些步驟才能帶來我們想要的改變。
由于每種神經症都是一種人格障礙，不管其症狀有多戲劇化、有多不近人情，所以治療的任務是分析整個神經症的人格結構。
因此，我們能越清楚地界定這個結構及其個體變化形式，就能越準确地勾畫出我們要完成的工作。
如果我們相信神經症是圍繞基本沖突而修建的保護性建築，那麼分析工作就能大概分為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仔細檢查這個病人所采取的所有無意識嘗試解決的途徑，以及這些嘗試對他整個人格的影響。
其中包括研究他的主導性态度、理想化意象、外化等的全部内涵，無須考慮它們與潛在沖突的特殊關系。
認為我們無法在沖突變清晰之前弄清和處理這些因素是具有誤導性的，因為盡管它們産生于調和沖突的需要，但它們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它們有自己的分量，也能發揮它們的影響力。
另一部分包括處理沖突本身。
這意味着不僅要讓病人意識到沖突的大體輪廓，還要幫助他仔細看到它們是如何運作的&mdash&mdash也即是，他那些産生于沖突的矛盾驅力與态度在某個具體情況中是如何彼此幹擾的：例如，降低自己地位的需要是如何通過轉換型施虐而加強，又是如何阻礙他赢得一場比賽或在競争中取勝，而同時，想要戰勝他人的驅力又使勝利成為一種強迫性需要；或者，來源于各種原因的禁欲是如何幹擾他對同情、愛與放縱的需要。
我們還必須向他展示他是如何穿梭于兩種極端之間的：例如，他如何在過于律己與過于寬己之間轉換；或者，他将對自己的要求外化，這種外化如何通過施虐驅力而加強，如何與他無所不能與無所不寬恕的需要相沖突，以及他最後如何搖擺于譴責與赦免他人之間；或者，他如何在撈取所有權力與感覺自己無權之間轉變方向。
此外，這部分分析工作還包括解釋病人試圖做出的所有調解與讓步，諸如試圖把以自我為中心與慷慨無私結合在一起、将征服與愛結合、将控制與犧牲結合。
其中包括幫助他完全明白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外化等是如何被用來擺脫沖突的，如何掩飾沖突，又如何緩解它們的破壞力。
總之，要讓病人徹底理解自己的沖突&mdash&mdash它們對他人格的一般影響以及對他症狀的具體影響。
大體而言，病人在每個分析部分都會表現出不同的阻抗。
雖然分析了他嘗試解決的途徑，但他一心要保衛他态度與傾向中固有的主觀價值，因而反抗一切對它們本性的洞察。
在分析他的沖突的過程中，他主要感興趣的是證明他的沖突并不完全是沖突，從而模糊掉他的驅力是矛盾的這個事實，并貶低其重要性。
至于這些主題所應采取的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