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 神經症沖突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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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建議自始至終都最為重要。
他把藥物治療中有效的原則運用于精神分析，并強調，在解決病人問題的任何方法中，有兩個考慮因素很重要：闡釋應該是有益的，以及它不應該是有害的。
換言之，分析師在心裡必須産生兩個問題：病人此時能夠承受這個見解嗎？以及，這個見解可能對他産生意義并使他以建設性的方式思考嗎？我們仍然所缺少的，是明确的診斷标準來準确判斷病人可以承受什麼，以及什麼有利于促進建設性的見解。
病人之間的結構差異非常大，無法在解釋的時機方面有任何獨斷性的标準，但我們可以以這個原則為指導：在病人的态度發生改變之前，某些問題既無法有利地解決，也沒有過度的風險。
基于此，我們可以提出一些總是适用的措施： 隻要病人一心要追尋他所以為救贖的幻影，讓他面對任何主要沖突都是無益的。
他首先必須看到這些追求是徒勞的，而且幹擾了他的生活。
用更簡明扼要的話說，對嘗試解決途徑的分析應該先于沖突。
我并不是說要極力避免提到沖突，這個方式需要多謹慎取決于整個神經症人格的脆弱性。
如果向有些病人貿然指出他們的沖突，可能會使他們陷入驚慌中。
而對于其他神經症患者，這些話毫無意義，隻被當作耳邊風。
但從邏輯上講，隻要病人依靠自己的解決方式，并無意識地指望以此&ldquo得過且過&rdquo，我們就無法期望病人對自己的沖突有任何高昂的興緻。
另一個要謹慎開口的主題是理想化意象。
在這裡讨論在哪些情況下可以在早期解決理想化意象的某方面會使我們偏離主題。
不管怎樣，小心謹慎是可取的，因為理想化意象常常是病人覺得唯一真實的部分。
此外，也可能是能給他自尊、能防止他掉入自卑中的唯一要素。
在病人能忍受任何對于他理想化意象的破壞之前，他必須獲得大量真實的力量。
在分析早期去處理施虐傾向無疑是徒勞無益的。
部分原因在于這些傾向的表現與理想化意象形成鮮明對比。
即使是在後期，意識到這些傾向也會讓病人心懷恐懼與反感。
但是，之所以将這部分分析推遲到病人不再那麼絕望、更能随機應變的時候，更确切的原因在于：在他還無意識地相信自己隻剩下替代性的生活時，就不可能有興趣克服自己的施虐傾向。
當向個體解釋的時機取決于具體的人格結構時，就可以運用同樣的指導原則。
例如，一個攻擊傾向占主導的病人，他認為感覺情緒都是軟弱的表現并加以鄙視，還褒揚一切看起來有力量的表現，這種态度及其所有影響都必須首先修通。
優先考慮他對人與人親密關系的需要是不對的，不管這種需要在分析師看來有多明顯。
病人會憎恨任何諸如此類的行徑，覺得這威脅到他的安全感了。
他會覺得自己必須提防分析師想要使他做一個&ldquo好好先生&rdquo。
隻有當他更強大時，他才能夠容忍自己的依從傾向與謙遜。
對于這種病人，我們還必須暫時繞開絕望的問題，因為他會拒不承認這種感覺。
對他來說，絕望具有他所排斥的自憐自艾的含義，而且意味着不光彩地承認失敗。
反之，如果依從傾向占主導，在能夠解決任何支配或報複傾向之前，必須徹底解決所有涉及&ldquo親近&rdquo他人的因素。
而且，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是個偉大的天才或情人，要解決他對于被鄙視與被拒絕的恐懼就完全是在浪費時間，甚至更徒勞的是處理他的自卑。
有時，能夠在初始階段解決的對象範圍很有限，尤其是當高度的外化作用與刻闆的自我理想化結合在一起時&mdash&mdash一種隻接受完美無瑕的姿态。
如果有某些信号向分析師揭露這種狀态，那他避免任何解釋就能節省大量時間，哪怕隻是隐約暗示病人問題的源頭在于他内心。
然而，這個階段可能可以觸及理想化意象的具體方面，諸如病人對自己的過度要求。
熟知神經症人格結構的動力機制，也能幫助分析師更快速簡潔地抓住病人在自由聯想中想要表達的東西，以及據此應該在當前解決什麼問題。
他會能夠從看似毫無意義的迹象中設想與預測病人人格的一個完整的方面，從而可以把他的注意力直接對準需要注意的要素。
他的位置就像一個内科醫生，當發現病人咳嗽、夜間盜汗、下午疲乏，就會考慮肺結核的可能性，并據此引導他的檢查。
例如，如果一個病人的行為總是充滿歉意，總是稱贊分析師，而且他的自由聯想透露出謙卑傾向，分析師就會設想涉及&ldquo親近&rdquo他人的所有因素。
他會檢查病人是這種主導态度的可能性，而如果他找到進一步的證明，他就會從各個可能的角度來嘗試解決這個問題。
同樣，如果病人反複談論令他感到羞辱的經曆，并表明他也是由此來看待分析的，分析師就會知道，他必須處理病人對羞辱的恐懼。
而且，他會挑選既是這種恐懼的來源又最能被接受的解釋。
例如，假如已經有部分理想化意象進入意識中，他就可能将這種恐懼與病人需要肯定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聯系起來。
此外，如果這個病人在分析過程中表現出惰性，而且談到自己覺得命中注定，那麼，分析師就必須在可行的時機裡處理他的絕望。
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在非常早期，那分析師隻能指出其含義&mdash&mdash即病人放棄了自己。
于是，他會試圖告訴病人，他的絕望并不是來自真正絕望的處境，但卻形成了一個可以弄明白并最終解決掉的問題。
如果絕望在較後期表現出來，分析師也許可以更具體地将其與病人對找到沖突出路的絕望聯系起來，或與他對達到自己理想化意象的絕望聯系起來。
這些建議措施仍然給分析師的直覺留有充分的空間，也為他對病人的敏感留有餘地。
直覺與敏感依然寶貴，甚至是分析師應該努力發展到極緻的必備工具。
但是，運用直覺并不意味着這個過程隻處于&ldquo文藝&rdquo領域，或隻運用常識就夠了的範圍内。
神經症人格結構的知識使得在此基礎上的推理具有嚴格的科學性，使分析師能以嚴密、負責的形式來引導分析。
然而，因為個體在人格結構上的變化形式是無限的，分析師有時隻能通過嘗試錯誤的方式來工作。
我說到錯誤，并非指一些嚴重的錯誤，諸如加入與病人相違的動機，或沒有抓住他本質的神經症動力。
我指的是非常常見的錯誤，即做一些病人還沒準備吸收的解釋。
雖然嚴重的錯誤可以避免，但未風先雨的錯誤始終無法避免。
然而，如果我們高度警惕病人對這種解釋的反應，并以此為導向，就可以更快意識到這個錯誤。
在我看來，我們過于強調病人的&ldquo阻抗&rdquo，強調他接受或拒絕某個解釋，而不夠重視他這些反應究竟意味着什麼。
這是不幸的，因
他把藥物治療中有效的原則運用于精神分析，并強調，在解決病人問題的任何方法中，有兩個考慮因素很重要：闡釋應該是有益的，以及它不應該是有害的。
換言之，分析師在心裡必須産生兩個問題：病人此時能夠承受這個見解嗎？以及，這個見解可能對他産生意義并使他以建設性的方式思考嗎？我們仍然所缺少的，是明确的診斷标準來準确判斷病人可以承受什麼，以及什麼有利于促進建設性的見解。
病人之間的結構差異非常大，無法在解釋的時機方面有任何獨斷性的标準，但我們可以以這個原則為指導：在病人的态度發生改變之前，某些問題既無法有利地解決，也沒有過度的風險。
基于此，我們可以提出一些總是适用的措施： 隻要病人一心要追尋他所以為救贖的幻影，讓他面對任何主要沖突都是無益的。
他首先必須看到這些追求是徒勞的，而且幹擾了他的生活。
用更簡明扼要的話說，對嘗試解決途徑的分析應該先于沖突。
我并不是說要極力避免提到沖突，這個方式需要多謹慎取決于整個神經症人格的脆弱性。
如果向有些病人貿然指出他們的沖突，可能會使他們陷入驚慌中。
而對于其他神經症患者，這些話毫無意義，隻被當作耳邊風。
但從邏輯上講，隻要病人依靠自己的解決方式，并無意識地指望以此&ldquo得過且過&rdquo，我們就無法期望病人對自己的沖突有任何高昂的興緻。
另一個要謹慎開口的主題是理想化意象。
在這裡讨論在哪些情況下可以在早期解決理想化意象的某方面會使我們偏離主題。
不管怎樣，小心謹慎是可取的，因為理想化意象常常是病人覺得唯一真實的部分。
此外，也可能是能給他自尊、能防止他掉入自卑中的唯一要素。
在病人能忍受任何對于他理想化意象的破壞之前，他必須獲得大量真實的力量。
在分析早期去處理施虐傾向無疑是徒勞無益的。
部分原因在于這些傾向的表現與理想化意象形成鮮明對比。
即使是在後期，意識到這些傾向也會讓病人心懷恐懼與反感。
但是，之所以将這部分分析推遲到病人不再那麼絕望、更能随機應變的時候，更确切的原因在于：在他還無意識地相信自己隻剩下替代性的生活時，就不可能有興趣克服自己的施虐傾向。
當向個體解釋的時機取決于具體的人格結構時，就可以運用同樣的指導原則。
例如，一個攻擊傾向占主導的病人，他認為感覺情緒都是軟弱的表現并加以鄙視，還褒揚一切看起來有力量的表現，這種态度及其所有影響都必須首先修通。
優先考慮他對人與人親密關系的需要是不對的，不管這種需要在分析師看來有多明顯。
病人會憎恨任何諸如此類的行徑，覺得這威脅到他的安全感了。
他會覺得自己必須提防分析師想要使他做一個&ldquo好好先生&rdquo。
隻有當他更強大時，他才能夠容忍自己的依從傾向與謙遜。
對于這種病人，我們還必須暫時繞開絕望的問題，因為他會拒不承認這種感覺。
對他來說，絕望具有他所排斥的自憐自艾的含義，而且意味着不光彩地承認失敗。
反之，如果依從傾向占主導，在能夠解決任何支配或報複傾向之前，必須徹底解決所有涉及&ldquo親近&rdquo他人的因素。
而且，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是個偉大的天才或情人，要解決他對于被鄙視與被拒絕的恐懼就完全是在浪費時間，甚至更徒勞的是處理他的自卑。
有時，能夠在初始階段解決的對象範圍很有限，尤其是當高度的外化作用與刻闆的自我理想化結合在一起時&mdash&mdash一種隻接受完美無瑕的姿态。
如果有某些信号向分析師揭露這種狀态，那他避免任何解釋就能節省大量時間，哪怕隻是隐約暗示病人問題的源頭在于他内心。
然而，這個階段可能可以觸及理想化意象的具體方面，諸如病人對自己的過度要求。
熟知神經症人格結構的動力機制，也能幫助分析師更快速簡潔地抓住病人在自由聯想中想要表達的東西，以及據此應該在當前解決什麼問題。
他會能夠從看似毫無意義的迹象中設想與預測病人人格的一個完整的方面，從而可以把他的注意力直接對準需要注意的要素。
他的位置就像一個内科醫生，當發現病人咳嗽、夜間盜汗、下午疲乏，就會考慮肺結核的可能性，并據此引導他的檢查。
例如，如果一個病人的行為總是充滿歉意，總是稱贊分析師，而且他的自由聯想透露出謙卑傾向，分析師就會設想涉及&ldquo親近&rdquo他人的所有因素。
他會檢查病人是這種主導态度的可能性，而如果他找到進一步的證明，他就會從各個可能的角度來嘗試解決這個問題。
同樣，如果病人反複談論令他感到羞辱的經曆，并表明他也是由此來看待分析的，分析師就會知道，他必須處理病人對羞辱的恐懼。
而且，他會挑選既是這種恐懼的來源又最能被接受的解釋。
例如，假如已經有部分理想化意象進入意識中，他就可能将這種恐懼與病人需要肯定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聯系起來。
此外，如果這個病人在分析過程中表現出惰性，而且談到自己覺得命中注定，那麼，分析師就必須在可行的時機裡處理他的絕望。
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在非常早期，那分析師隻能指出其含義&mdash&mdash即病人放棄了自己。
于是，他會試圖告訴病人，他的絕望并不是來自真正絕望的處境，但卻形成了一個可以弄明白并最終解決掉的問題。
如果絕望在較後期表現出來，分析師也許可以更具體地将其與病人對找到沖突出路的絕望聯系起來，或與他對達到自己理想化意象的絕望聯系起來。
這些建議措施仍然給分析師的直覺留有充分的空間，也為他對病人的敏感留有餘地。
直覺與敏感依然寶貴，甚至是分析師應該努力發展到極緻的必備工具。
但是，運用直覺并不意味着這個過程隻處于&ldquo文藝&rdquo領域，或隻運用常識就夠了的範圍内。
神經症人格結構的知識使得在此基礎上的推理具有嚴格的科學性，使分析師能以嚴密、負責的形式來引導分析。
然而，因為個體在人格結構上的變化形式是無限的，分析師有時隻能通過嘗試錯誤的方式來工作。
我說到錯誤，并非指一些嚴重的錯誤，諸如加入與病人相違的動機，或沒有抓住他本質的神經症動力。
我指的是非常常見的錯誤，即做一些病人還沒準備吸收的解釋。
雖然嚴重的錯誤可以避免，但未風先雨的錯誤始終無法避免。
然而，如果我們高度警惕病人對這種解釋的反應，并以此為導向，就可以更快意識到這個錯誤。
在我看來，我們過于強調病人的&ldquo阻抗&rdquo，強調他接受或拒絕某個解釋，而不夠重視他這些反應究竟意味着什麼。
這是不幸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