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絕望
關燈
小
中
大
決辦法，他們一直看不到希望。
他們無助地詢問是否沒人能給出建議或幫助他們，就好像從沒聽到那個建議一樣。
如果為他們出謀劃策的那個人是一個優秀的分析師，他就會說：&ldquo情況當然很艱難。
但使處境如此絕望的是你們的态度。
如果你們考慮改變一下自己對于生活的看法，必然就不需要感覺絕望了。
&rdquo 相信病人可能真正改變，在本質上就意味着相信他能真正消除自己的沖突，這個因素決定了治療者敢不敢處理這個問題，決定了他有沒有相當大的成功機會。
在這裡，我與弗洛伊德的分歧很明顯。
弗洛伊德在這背後的心理學與哲學觀在本質上是悲觀的，這點在他對于人類未來的看法[4]和對于治療的态度[5]上都很明顯。
而且在他理論假設的基礎上，也隻能悲觀。
一個受本能驅使的人，充其量也隻能通過&ldquo升華&rdquo來矯正。
他對于滿足的本能驅力難免遭到社會的挫敗。
他的&ldquo自我&rdquo在本能驅力與&ldquo超我&rdquo之間無可奈何地折騰，而它本身卻隻能被矯正。
超我主要是禁止與破壞，并不存在真實的理想。
想要個人實現則是&ldquo自戀&rdquo。
一個天生具備破壞性與&ldquo死本能&rdquo的人，要麼被迫摧毀他人，要麼被迫遭受痛苦。
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有為對于改變的樂觀态度留有餘地，而且限制了弗洛伊德開創的這個極具潛力的治療方法的價值。
相反，我相信，神經症的強迫性傾向并不是一種本能，而是産生于紊亂的人際關系；一旦這些關系有了改善，這些傾向就可以改變，而且由此而來的沖突也能真正得到解決。
這并不意味着在我所倡導的原則之上的治療方法就沒有局限。
在我們明确确定這些局限之前，還有待做更多努力。
但這的确意味着，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徹底改變的可能性。
那麼，識别與處理病人的絕望感為何如此重要？首先，這個做法對于處理諸如抑郁和自殺傾向的特殊問題來說很有價值。
我們的确可以隻揭露病人當時所處的特定沖突，而無須觸及他普遍性的絕望感就可以消散個人的抑郁狀态。
但如果我們想要防止抑郁複發，就必須去處理它，因為抑郁來源于更深層的源頭。
除非我們深入到根源，否則潛在的慢性抑郁是無法解決的。
自殺情況也是如此。
我們知道，諸如急性抑郁、反抗、報複等因素會帶來自殺沖動，但這種沖動已經顯露之後再來阻止自殺卻為時已晚。
投入一丁點注意在不太明顯的絕望信号上，然後在适當時間與病人處理這個問題，也許許多自殺都能夠避免。
更一般性的意義在于，病人的絕望形成一道障礙，阻礙了任何嚴重神經症的治愈。
弗洛伊德傾向于稱一切妨礙病人改善的東西為阻抗，但我們基本上不從這個角度來看絕望。
在分析中，我們必須處理阻滞動力與推進動力之間的回擊，必須處理阻抗與鼓動力。
阻抗是一個集合名詞，集中了病人内部所有用來維持現狀的鼓動力。
另一方面，病人的鼓動力産生于具有創造性的精力，這些精力驅策他走向内心的自由。
我們的工作正是借由這種推動力，而沒有它，我們也無能為力。
它也是幫助病人克服阻抗的動力。
它還使他的自由聯想富有成效，從而讓分析師有機會理解得更好。
它給他提供内心力量，讓他能忍受成長所帶來的無法逃避的痛苦。
它使他願意冒風險，放棄那些讓他感到安全的種種态度，使他願意跳入對于自己與别人的新态度的未知中。
分析師不能把病人硬拖入這個過程，必須病人自己願意才行。
而絕望狀态所麻痹的正是這種寶貴的動力。
分析師沒有識别和處理這個問題，就會在對抗病人神經症的戰役中失去最好的盟友。
病人的絕望并不是通過簡單的解釋就能解決的問題。
如果病人開始認為這是個最終可以解決的問題，而不是陷入無法改變命運的感覺之中，就已經有了實質性的收獲。
這一步足以使他放行前進，當然還是存在起伏。
如果他得到一些有用的見解，他可能很樂觀，甚至過于樂觀，而一旦他得到一個更令他沮喪的見解，就會再次被絕望打垮，這個問題每一次都必須從頭解決。
但當病人意識到他能夠真正改變時，絕望的手又會有所松懈，他的動力會相應地成長起來。
在分析的初始，這種動力可能隻限于想要擺脫他最紊亂的症狀。
但當病人逐漸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枷鎖，當他嘗到了自由的滋味，這種動力就會重新獲得力量。
*** [1]索倫·克爾凱郭爾，見前引。
[2]約翰·麥克姆雷，《理智與情感》，阿普爾頓世紀出版社，1938年。
[3]索倫·克爾凱郭爾，見前引。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與缺憾》（《國際精神分析叢書》第17冊），1930年。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盡與無盡的分析》，載于《國際精神分析雜志》，1937年。
他們無助地詢問是否沒人能給出建議或幫助他們，就好像從沒聽到那個建議一樣。
如果為他們出謀劃策的那個人是一個優秀的分析師，他就會說：&ldquo情況當然很艱難。
但使處境如此絕望的是你們的态度。
如果你們考慮改變一下自己對于生活的看法，必然就不需要感覺絕望了。
&rdquo 相信病人可能真正改變，在本質上就意味着相信他能真正消除自己的沖突，這個因素決定了治療者敢不敢處理這個問題，決定了他有沒有相當大的成功機會。
在這裡，我與弗洛伊德的分歧很明顯。
弗洛伊德在這背後的心理學與哲學觀在本質上是悲觀的，這點在他對于人類未來的看法[4]和對于治療的态度[5]上都很明顯。
而且在他理論假設的基礎上，也隻能悲觀。
一個受本能驅使的人，充其量也隻能通過&ldquo升華&rdquo來矯正。
他對于滿足的本能驅力難免遭到社會的挫敗。
他的&ldquo自我&rdquo在本能驅力與&ldquo超我&rdquo之間無可奈何地折騰，而它本身卻隻能被矯正。
超我主要是禁止與破壞，并不存在真實的理想。
想要個人實現則是&ldquo自戀&rdquo。
一個天生具備破壞性與&ldquo死本能&rdquo的人，要麼被迫摧毀他人，要麼被迫遭受痛苦。
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有為對于改變的樂觀态度留有餘地，而且限制了弗洛伊德開創的這個極具潛力的治療方法的價值。
相反，我相信，神經症的強迫性傾向并不是一種本能，而是産生于紊亂的人際關系；一旦這些關系有了改善，這些傾向就可以改變，而且由此而來的沖突也能真正得到解決。
這并不意味着在我所倡導的原則之上的治療方法就沒有局限。
在我們明确确定這些局限之前，還有待做更多努力。
但這的确意味着，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徹底改變的可能性。
那麼，識别與處理病人的絕望感為何如此重要？首先，這個做法對于處理諸如抑郁和自殺傾向的特殊問題來說很有價值。
我們的确可以隻揭露病人當時所處的特定沖突，而無須觸及他普遍性的絕望感就可以消散個人的抑郁狀态。
但如果我們想要防止抑郁複發，就必須去處理它，因為抑郁來源于更深層的源頭。
除非我們深入到根源，否則潛在的慢性抑郁是無法解決的。
自殺情況也是如此。
我們知道，諸如急性抑郁、反抗、報複等因素會帶來自殺沖動，但這種沖動已經顯露之後再來阻止自殺卻為時已晚。
投入一丁點注意在不太明顯的絕望信号上，然後在适當時間與病人處理這個問題，也許許多自殺都能夠避免。
更一般性的意義在于，病人的絕望形成一道障礙，阻礙了任何嚴重神經症的治愈。
弗洛伊德傾向于稱一切妨礙病人改善的東西為阻抗，但我們基本上不從這個角度來看絕望。
在分析中，我們必須處理阻滞動力與推進動力之間的回擊，必須處理阻抗與鼓動力。
阻抗是一個集合名詞，集中了病人内部所有用來維持現狀的鼓動力。
另一方面，病人的鼓動力産生于具有創造性的精力，這些精力驅策他走向内心的自由。
我們的工作正是借由這種推動力，而沒有它，我們也無能為力。
它也是幫助病人克服阻抗的動力。
它還使他的自由聯想富有成效，從而讓分析師有機會理解得更好。
它給他提供内心力量，讓他能忍受成長所帶來的無法逃避的痛苦。
它使他願意冒風險，放棄那些讓他感到安全的種種态度，使他願意跳入對于自己與别人的新态度的未知中。
分析師不能把病人硬拖入這個過程，必須病人自己願意才行。
而絕望狀态所麻痹的正是這種寶貴的動力。
分析師沒有識别和處理這個問題，就會在對抗病人神經症的戰役中失去最好的盟友。
病人的絕望并不是通過簡單的解釋就能解決的問題。
如果病人開始認為這是個最終可以解決的問題，而不是陷入無法改變命運的感覺之中，就已經有了實質性的收獲。
這一步足以使他放行前進，當然還是存在起伏。
如果他得到一些有用的見解，他可能很樂觀，甚至過于樂觀，而一旦他得到一個更令他沮喪的見解，就會再次被絕望打垮，這個問題每一次都必須從頭解決。
但當病人意識到他能夠真正改變時，絕望的手又會有所松懈，他的動力會相應地成長起來。
在分析的初始，這種動力可能隻限于想要擺脫他最紊亂的症狀。
但當病人逐漸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枷鎖，當他嘗到了自由的滋味，這種動力就會重新獲得力量。
*** [1]索倫·克爾凱郭爾，見前引。
[2]約翰·麥克姆雷，《理智與情感》，阿普爾頓世紀出版社，1938年。
[3]索倫·克爾凱郭爾，見前引。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與缺憾》（《國際精神分析叢書》第17冊），1930年。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盡與無盡的分析》，載于《國際精神分析雜志》，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