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格的貧乏
關燈
小
中
大
麼做，就會使他由于焦慮而對自己所隐瞞的一切顯露無遺。
總的來說，神經症患者特别反感（無意識地）為自己行為承擔責任。
他充耳不聞，熟視無睹。
他無法擺脫自己的沖突，就堅信（同樣無意識地）他無所不能，應該能夠處理這些問題。
他相信，這些後果可能會找上别人，但對他來說，它們并不存在。
因此，他必須繼續避免認識到任何因果關系。
如果他隻是對它們打開心扉，它們就會給他狠狠地上一課。
它們會成功證明他的生活機制出了問題，以及由于他無意識中詭計多端，他無法承認我們心理生活裡的規律與生理上的規律一樣不可阻擋。
[4] 事實上，所有責任感話題都吸引不了他。
他看到的，或隐隐感覺到的，隻是責任的消極面。
而他所沒有看到的，他漸漸才領悟到的，是通過視而不見，他挫敗了自己對于獨立的熾熱追求。
他希望通過大肆驅逐所有責任來實現獨立，然而事實上，對自己和他人負責才是真正内心自由的必要條件。
為了不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不認識到他的痛苦産生于他内心的困難，神經症患者求助于三種措施中的某一種，而且通常是三種措施都采用。
外化作用可能最大規模地被運用于這方面，對于這種情況，一切事物，從食物、天氣或憲法到父母、妻子或命運，都會因為不幸之事而被責難。
或者，他采取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他沒有錯，那任何禍事降臨到他身上都是不公平的。
他會生病、衰老或死亡，這是不公平的；他的婚姻不幸福、小孩有問題或工作不被認可，這也是不公平的。
這種想法可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而無疑是錯誤的，因為它不僅使他不分擔自己的困難，還排除了所有與他無關卻影響他生活的因素。
然而，它具有自身的邏輯。
它是孤立者的典型觀念，他隻以自我為中心，這使他無法看到自己隻是大鎖鍊中的一個小鍊環。
他隻是理所應當地認為，在某個社會體制中的某個時間，他應該得到生活中的一切好處，而不管好歹，他都痛恨與别人聯系在一起。
因此，他不知道自己為何要為與他個人無關的事情而痛苦。
第三種措施與拒絕認識到因果關系有關。
在他心裡，後果被視為孤立事件，與他自己或他的困難都無關。
例如，抑郁症或恐懼症可能從天而降。
當然，這可能是由于心理學方面的無知或缺乏觀察。
但在精神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病人會表現出最為頑固的阻抗，拒不承認任何無形的關聯。
他可能會一直懷疑或遺忘這些聯系；或他可能覺得，分析師不是趕緊消除這些令人惱火的障礙&mdash&mdash這正是他來這裡的原因，而是把&ldquo責任&rdquo推給他，然後巧妙地挽回自己的顔面。
因此，某個病人可能逐漸熟知那些與他惰性有關的因素，但無視于一個明顯的事實，即他的惰性不僅使分析過程慢下來，還使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慢下來了。
或者，另一個病人可能逐漸意識到自己對别人帶有攻擊性的诋毀行為，但無法理解他為何總是争吵不休，總是被人讨厭。
這些困難存在于他心中是一件事，而他在現實中的日常問題又是另一件事。
像這樣将自己内心的問題與這些問題對生活的影響分離開來，正是整個間隔劃分傾向的主要動力之一。
對于認識到神經症态度和動力的後果的阻抗，在極大程度上被掩蓋起來了，而且可能很容易被分析師忽視，因為這種因果關系在分析師看來太過于明顯。
這很不幸，因為隻有使病人意識到自己對後果以及行為原因視而不見，他才可能認識到他有多阻礙自己的生活。
後果意識是分析中最強有力的治療因素，因為它讓病人注意到，隻有改變他内心的某些東西，他才能獲得自由。
那麼，如果神經症患者無法負責自己的僞裝、自大、自我中心、卸責，我們還能完全是從道德方面來說嗎？有一種觀點認為，和外科醫生一樣，我們隻需要關注病人的疾病與治療，而他的道德問題不屬于我們的領域。
這種觀點還會指出，弗洛伊德的偉大功績之一就是推翻了我所提倡的&ldquo道德&rdquo态度！ 這種觀點被視為具有科學性的，但它是站得住腳的嗎？我們真的能在人類行為問題上排除是否判斷嗎？如果分析師來決定什麼需要分析性檢查而什麼不需要，難道他們不是基于自己在有意識中所拒絕的判斷來着手的嗎？然而，在這種隐性判斷中有一個危險：它們的判斷基礎不是過于主觀，就是過于傳統。
因此，一個分析師可能覺得并不需要分析一個男人拈花惹草的問題，而一個女人的這個問題就值得仔細審查。
或者，如果他相信離開性驅力也能無拘無束地生活，他可能會覺得忠誠問題需要分析，不管是對于男性還是女性。
實際上，判斷應該基于這個病人的神經症。
要決定的問題是，病人所采取的态度是否具有損害他發展與人際關系的後果。
如果有，那它就是錯的，是需要解決的。
為了使病人能夠在這方面形成自己的觀點，分析師應該把自己下結論的理由向病人說明。
最後，上面那種觀點難道不包括存在于病人想法中的那些謬論&mdash&mdash也即是，道德隻是一個判斷問題，而根本不是與後果相結合的一個事實？讓我們以神經症自大為例子。
它的存在是一個事實，不管病人是否對此負責。
分析師相信，自大是病人需要認識與最終克服的問題。
他之所以采取這個批判态度，難道不是因為他在主日學校裡學到，自大是罪惡的，而謙遜是種美德？或者，他的判斷所依據的事實是，自大是不切實際的，具有不良後果，必然是病人的負擔&mdash&mdash就算他忽視自己的責任。
其後果，就自大的情況而言，就是使病人無法了解自己，從而阻礙他的發展。
另外，自大的病人容易對他人不公平，這本身就具有後果：不僅在于使自己與他人時有沖突，還在于使自己疏遠所有人。
然而，這隻會加深他的神經症。
因為病人的道德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來自他的神經症，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維持他的神經症，所以分析師除了關注别無選擇。
*** [1]威廉·詹姆斯，《記憶與學習》，朗曼格林書局，1934年。
[2]鈴木大拙，《禅宗及其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東方佛教協會（東京）出版，1938年。
[3]參見卡倫·霍妮，《自我分析》，見前引，第八章，病态依賴。
[4]參見林語堂，《啼笑皆非》，見前引。
在&ldquo業緣&rdquo一章中，西方文化中的人對這些心理規律缺乏認識，作者對此表達了自己的驚訝。
總的來說，神經症患者特别反感（無意識地）為自己行為承擔責任。
他充耳不聞，熟視無睹。
他無法擺脫自己的沖突，就堅信（同樣無意識地）他無所不能，應該能夠處理這些問題。
他相信，這些後果可能會找上别人，但對他來說，它們并不存在。
因此，他必須繼續避免認識到任何因果關系。
如果他隻是對它們打開心扉，它們就會給他狠狠地上一課。
它們會成功證明他的生活機制出了問題，以及由于他無意識中詭計多端，他無法承認我們心理生活裡的規律與生理上的規律一樣不可阻擋。
[4] 事實上，所有責任感話題都吸引不了他。
他看到的，或隐隐感覺到的，隻是責任的消極面。
而他所沒有看到的，他漸漸才領悟到的，是通過視而不見，他挫敗了自己對于獨立的熾熱追求。
他希望通過大肆驅逐所有責任來實現獨立，然而事實上，對自己和他人負責才是真正内心自由的必要條件。
為了不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不認識到他的痛苦産生于他内心的困難，神經症患者求助于三種措施中的某一種，而且通常是三種措施都采用。
外化作用可能最大規模地被運用于這方面，對于這種情況，一切事物，從食物、天氣或憲法到父母、妻子或命運，都會因為不幸之事而被責難。
或者，他采取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他沒有錯，那任何禍事降臨到他身上都是不公平的。
他會生病、衰老或死亡，這是不公平的；他的婚姻不幸福、小孩有問題或工作不被認可，這也是不公平的。
這種想法可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而無疑是錯誤的，因為它不僅使他不分擔自己的困難，還排除了所有與他無關卻影響他生活的因素。
然而，它具有自身的邏輯。
它是孤立者的典型觀念，他隻以自我為中心，這使他無法看到自己隻是大鎖鍊中的一個小鍊環。
他隻是理所應當地認為，在某個社會體制中的某個時間，他應該得到生活中的一切好處，而不管好歹，他都痛恨與别人聯系在一起。
因此，他不知道自己為何要為與他個人無關的事情而痛苦。
第三種措施與拒絕認識到因果關系有關。
在他心裡，後果被視為孤立事件，與他自己或他的困難都無關。
例如，抑郁症或恐懼症可能從天而降。
當然，這可能是由于心理學方面的無知或缺乏觀察。
但在精神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病人會表現出最為頑固的阻抗，拒不承認任何無形的關聯。
他可能會一直懷疑或遺忘這些聯系；或他可能覺得，分析師不是趕緊消除這些令人惱火的障礙&mdash&mdash這正是他來這裡的原因，而是把&ldquo責任&rdquo推給他，然後巧妙地挽回自己的顔面。
因此，某個病人可能逐漸熟知那些與他惰性有關的因素，但無視于一個明顯的事實，即他的惰性不僅使分析過程慢下來，還使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慢下來了。
或者，另一個病人可能逐漸意識到自己對别人帶有攻擊性的诋毀行為，但無法理解他為何總是争吵不休，總是被人讨厭。
這些困難存在于他心中是一件事，而他在現實中的日常問題又是另一件事。
像這樣将自己内心的問題與這些問題對生活的影響分離開來，正是整個間隔劃分傾向的主要動力之一。
對于認識到神經症态度和動力的後果的阻抗，在極大程度上被掩蓋起來了，而且可能很容易被分析師忽視，因為這種因果關系在分析師看來太過于明顯。
這很不幸，因為隻有使病人意識到自己對後果以及行為原因視而不見，他才可能認識到他有多阻礙自己的生活。
後果意識是分析中最強有力的治療因素，因為它讓病人注意到，隻有改變他内心的某些東西，他才能獲得自由。
那麼，如果神經症患者無法負責自己的僞裝、自大、自我中心、卸責，我們還能完全是從道德方面來說嗎？有一種觀點認為，和外科醫生一樣，我們隻需要關注病人的疾病與治療，而他的道德問題不屬于我們的領域。
這種觀點還會指出，弗洛伊德的偉大功績之一就是推翻了我所提倡的&ldquo道德&rdquo态度！ 這種觀點被視為具有科學性的，但它是站得住腳的嗎？我們真的能在人類行為問題上排除是否判斷嗎？如果分析師來決定什麼需要分析性檢查而什麼不需要，難道他們不是基于自己在有意識中所拒絕的判斷來着手的嗎？然而，在這種隐性判斷中有一個危險：它們的判斷基礎不是過于主觀，就是過于傳統。
因此，一個分析師可能覺得并不需要分析一個男人拈花惹草的問題，而一個女人的這個問題就值得仔細審查。
或者，如果他相信離開性驅力也能無拘無束地生活，他可能會覺得忠誠問題需要分析，不管是對于男性還是女性。
實際上，判斷應該基于這個病人的神經症。
要決定的問題是，病人所采取的态度是否具有損害他發展與人際關系的後果。
如果有，那它就是錯的，是需要解決的。
為了使病人能夠在這方面形成自己的觀點，分析師應該把自己下結論的理由向病人說明。
最後，上面那種觀點難道不包括存在于病人想法中的那些謬論&mdash&mdash也即是，道德隻是一個判斷問題，而根本不是與後果相結合的一個事實？讓我們以神經症自大為例子。
它的存在是一個事實，不管病人是否對此負責。
分析師相信，自大是病人需要認識與最終克服的問題。
他之所以采取這個批判态度，難道不是因為他在主日學校裡學到，自大是罪惡的，而謙遜是種美德？或者，他的判斷所依據的事實是，自大是不切實際的，具有不良後果，必然是病人的負擔&mdash&mdash就算他忽視自己的責任。
其後果，就自大的情況而言，就是使病人無法了解自己，從而阻礙他的發展。
另外，自大的病人容易對他人不公平，這本身就具有後果：不僅在于使自己與他人時有沖突，還在于使自己疏遠所有人。
然而，這隻會加深他的神經症。
因為病人的道德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來自他的神經症，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維持他的神經症，所以分析師除了關注别無選擇。
*** [1]威廉·詹姆斯，《記憶與學習》，朗曼格林書局，1934年。
[2]鈴木大拙，《禅宗及其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東方佛教協會（東京）出版，1938年。
[3]參見卡倫·霍妮，《自我分析》，見前引，第八章，病态依賴。
[4]參見林語堂，《啼笑皆非》，見前引。
在&ldquo業緣&rdquo一章中，西方文化中的人對這些心理規律缺乏認識，作者對此表達了自己的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