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外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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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境地。
在上面那個案例中，表現為一種無意識的表裡不一。
它使一個人可以發動所有有關于此的詭計和操縱，而不會玷污他的理想化意象，與此同時，還提供了一條絕佳的途徑，使一個人把對自己的所有憤怒和蔑視宣洩到另一個人身上&mdash&mdash更妙的是，宣洩到一個他原本就想挫敗的人身上。
作為總結，我要指出一種常見的方式，這種方式可能将責任轉嫁給他人，而無須給他人蒙上自己的困難。
許多病人，一旦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某種問題，就會迅速跳到自己的童年期，然後把所有解釋推到這上面。
他們對壓迫很敏感，他們說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專制的母親。
他們很容易受到羞辱，因為童年期就遭受到羞辱；他們報複心重，因為他們早期受到傷害；他們孤僻，因為在他們年輕時候沒人理解他們；他們性方面受到抑制，因為清教徒式的家教，等等。
我這裡并不是指在會談中分析師和病人都忙于弄清早期影響，而是指過于熱切探究童年期隻會導緻無止境的重複，而且還同樣對病人當前驅力缺乏探究。
由于弗洛伊德過度強調起源而支持了這種态度，那不妨讓我們仔細檢驗一下，這種态度有多少是正确的，又有多少是錯誤的。
病人的神經症發展的确始于童年期，而且他能提供的所有資料都與我們所了解的特殊發展情況有關。
他本身也确實不是他神經症的原因。
環境的影響使他被迫發展成這樣。
出于下面會讨論的那些原因，分析師必須把這一點弄得非常清楚。
錯誤在于病人對于自己基于童年期建立起來的所有驅力缺乏興趣。
不管怎樣，其中既有現在運作于他身上的驅力，也有隐藏在當前困境背後的驅力。
當他是個小孩時，看到了身邊許許多多的僞善，這就對他諸如憤世嫉俗起作用。
如果他隻把自己的憤世嫉俗與早期經曆聯系在一起，他就會對自己當前憤世嫉俗的需要視而不見&mdash&mdash這種需要來源于他被分割于相異的理想之間，所以他嘗試解決這個沖突的途徑就是抛棄所有價值觀。
再者，他傾向于承擔他不能承擔的責任，而拒絕承擔他應該承擔的。
為了打消自己的疑慮，讓自己相信他真的是被迫具有某些缺點，他一直提到早期經曆，同時還覺得他本應該從早期災難中全身而退&mdash&mdash本應該出淤泥而不染。
他的理想化意象也應為此負部分責任，因為它不允許他接受帶有瑕疵的自己，或接受過去或現在的沖突。
但更重要的是，他對于童年的喋喋不休，是逃避自我的一種特定方式，仍然使他能夠維持自己渴望自省的錯覺。
因為他将其外化，他就體驗不到自己心中的驅力，他也無法設想自己是自己人生的掌控者。
他已經不再是推進劑，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球，一旦推下坡，就必須不斷翻滾，或是一隻豚鼠，一旦習慣就永遠定型了。
病人對于童年的一味強調非常清楚地體現了他的外化傾向，因而每當我遇到這種态度，就能估計到這個人是完全疏遠自我的，而且一直受離心驅力而遠離自己。
而且我在這種預期上還沒有出現過失誤。
外化傾向也作用于夢境。
如果分析師在病人的夢中是一個獄卒，如果丈夫&ldquo砰&rdquo地關上病人想進的門，如果發生意外，或出現障礙物幹擾他達到很想去的地方，這些夢算是嘗試否認内心沖突，嘗試把内心沖突歸于一些外部因素。
一個具有普遍外化傾向的病人會給精神分析帶來特殊困難。
他來分析就像去看牙醫一樣，期望分析師完成真與他無關的工作。
他感興趣的是他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經症，而不是他自己的。
他侃侃而談自己生活的艱苦處境，而極不情願檢查自己在其中的責任。
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太神經質，或他的工作太令人心煩意亂，他多半會安好無恙。
相當長一段時間，他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心中可能有任何情感動力在起作用。
他害怕鬼怪、竊賊、暴風雨，害怕身邊有報複心的人，害怕政治環境，但永遠不害怕自己。
他頂多隻是出于知識或藝術的樂趣而關心自己的問題。
但隻要他在心理上可以說是不存在，他就不可能将他可能具備的洞察力運用到他的現實生活中，因而，縱然他更了解自己也難以帶來改變。
因此，外化作用在本質上是一種自我消解的能動過程。
它可行的原因完全在于疏遠自我，而這種疏遠始終是神經症過程固有的。
通過自我消解，内心沖突也理所當然地被消除于意識。
但通過使一個人對他人更責難、更報複和更恐懼，外化作用就能把内心沖突替換成外部沖突。
更具體地說，它嚴重惡化了最初掀起整個神經症過程的沖突：個體與外部世界的沖突。
*** [1]這個定義是愛德華·斯特裡克爾與肯尼思·阿佩爾在《發現我們自己》（麥克米蘭出版公司，1943年）中提出來的。
[2]卡爾·門甯格在《人對抗自己》（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38年）中舉了很多這種例子。
然而，門甯格是從一個全然不同的角度來談的，因為他跟從弗洛伊德的觀點，假設了一種自我破壞的本能。
在上面那個案例中，表現為一種無意識的表裡不一。
它使一個人可以發動所有有關于此的詭計和操縱，而不會玷污他的理想化意象，與此同時，還提供了一條絕佳的途徑，使一個人把對自己的所有憤怒和蔑視宣洩到另一個人身上&mdash&mdash更妙的是，宣洩到一個他原本就想挫敗的人身上。
作為總結，我要指出一種常見的方式，這種方式可能将責任轉嫁給他人，而無須給他人蒙上自己的困難。
許多病人，一旦使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某種問題，就會迅速跳到自己的童年期，然後把所有解釋推到這上面。
他們對壓迫很敏感，他們說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專制的母親。
他們很容易受到羞辱，因為童年期就遭受到羞辱；他們報複心重，因為他們早期受到傷害；他們孤僻，因為在他們年輕時候沒人理解他們；他們性方面受到抑制，因為清教徒式的家教，等等。
我這裡并不是指在會談中分析師和病人都忙于弄清早期影響，而是指過于熱切探究童年期隻會導緻無止境的重複，而且還同樣對病人當前驅力缺乏探究。
由于弗洛伊德過度強調起源而支持了這種态度，那不妨讓我們仔細檢驗一下，這種态度有多少是正确的，又有多少是錯誤的。
病人的神經症發展的确始于童年期，而且他能提供的所有資料都與我們所了解的特殊發展情況有關。
他本身也确實不是他神經症的原因。
環境的影響使他被迫發展成這樣。
出于下面會讨論的那些原因，分析師必須把這一點弄得非常清楚。
錯誤在于病人對于自己基于童年期建立起來的所有驅力缺乏興趣。
不管怎樣，其中既有現在運作于他身上的驅力，也有隐藏在當前困境背後的驅力。
當他是個小孩時，看到了身邊許許多多的僞善，這就對他諸如憤世嫉俗起作用。
如果他隻把自己的憤世嫉俗與早期經曆聯系在一起，他就會對自己當前憤世嫉俗的需要視而不見&mdash&mdash這種需要來源于他被分割于相異的理想之間，所以他嘗試解決這個沖突的途徑就是抛棄所有價值觀。
再者，他傾向于承擔他不能承擔的責任，而拒絕承擔他應該承擔的。
為了打消自己的疑慮，讓自己相信他真的是被迫具有某些缺點，他一直提到早期經曆，同時還覺得他本應該從早期災難中全身而退&mdash&mdash本應該出淤泥而不染。
他的理想化意象也應為此負部分責任，因為它不允許他接受帶有瑕疵的自己，或接受過去或現在的沖突。
但更重要的是，他對于童年的喋喋不休，是逃避自我的一種特定方式，仍然使他能夠維持自己渴望自省的錯覺。
因為他将其外化，他就體驗不到自己心中的驅力，他也無法設想自己是自己人生的掌控者。
他已經不再是推進劑，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球，一旦推下坡，就必須不斷翻滾，或是一隻豚鼠，一旦習慣就永遠定型了。
病人對于童年的一味強調非常清楚地體現了他的外化傾向，因而每當我遇到這種态度，就能估計到這個人是完全疏遠自我的，而且一直受離心驅力而遠離自己。
而且我在這種預期上還沒有出現過失誤。
外化傾向也作用于夢境。
如果分析師在病人的夢中是一個獄卒，如果丈夫&ldquo砰&rdquo地關上病人想進的門，如果發生意外，或出現障礙物幹擾他達到很想去的地方，這些夢算是嘗試否認内心沖突，嘗試把内心沖突歸于一些外部因素。
一個具有普遍外化傾向的病人會給精神分析帶來特殊困難。
他來分析就像去看牙醫一樣，期望分析師完成真與他無關的工作。
他感興趣的是他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經症，而不是他自己的。
他侃侃而談自己生活的艱苦處境，而極不情願檢查自己在其中的責任。
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太神經質，或他的工作太令人心煩意亂，他多半會安好無恙。
相當長一段時間，他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心中可能有任何情感動力在起作用。
他害怕鬼怪、竊賊、暴風雨，害怕身邊有報複心的人，害怕政治環境，但永遠不害怕自己。
他頂多隻是出于知識或藝術的樂趣而關心自己的問題。
但隻要他在心理上可以說是不存在，他就不可能将他可能具備的洞察力運用到他的現實生活中，因而，縱然他更了解自己也難以帶來改變。
因此，外化作用在本質上是一種自我消解的能動過程。
它可行的原因完全在于疏遠自我，而這種疏遠始終是神經症過程固有的。
通過自我消解，内心沖突也理所當然地被消除于意識。
但通過使一個人對他人更責難、更報複和更恐懼，外化作用就能把内心沖突替換成外部沖突。
更具體地說，它嚴重惡化了最初掀起整個神經症過程的沖突：個體與外部世界的沖突。
*** [1]這個定義是愛德華·斯特裡克爾與肯尼思·阿佩爾在《發現我們自己》（麥克米蘭出版公司，1943年）中提出來的。
[2]卡爾·門甯格在《人對抗自己》（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1938年）中舉了很多這種例子。
然而，門甯格是從一個全然不同的角度來談的，因為他跟從弗洛伊德的觀點，假設了一種自我破壞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