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外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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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意識無助感都會逐漸顯現。
他不僅會開始鄙視自己現實的弱點，還覺得自己徹頭徹尾是個令人鄙夷的人。
因此，甚至他的優良品質也會墜入毫無價值感的深淵之中。
換言之，他會覺得自己是那個他藐視的意象，他會視之為不可逆轉的事實，因為這無可救藥。
這就表明，在病人的無助感被削弱且不那麼緊抓住理想化意象之前，可取的治療程序是不要觸及自輕自賤這一塊。
隻有這樣，病人才能夠面對這一點，才會開始意識到自己毫無價值并非客觀事實，而是一種來源于他無情标準的主觀感受。
對自己采取更寬大的态度，他就能看到這個處境并不是不可逆轉的，他如此反對的品質并不是真的那麼卑劣，而隻是他最終能夠克服的困難。
除非我們考慮到，維持他就是自己理想化意象的假象對他來說有多重要，否則我們不能理解神經症患者對于自己的憤怒以及呈現的規模。
他不僅對自己無法達到這個意象感到失望，還大為光火，這是因為這個意象不變的特性是無所不能的感覺。
不管童年時期對他不利的障礙有多不可逾越，他作為萬能者，本應該能夠克服。
即使他在理智上認識到他的神經症糾葛有多嚴重，但他還是對自己沒能消除障礙感到一股于事無補的憤怒。
當他面對沖突性動力并意識到自己無力實現種種矛盾目标時，這種憤怒就會達到極值。
這也是為何突然意識到沖突會使他陷入嚴重的驚慌之中的原因之一。
對自己憤怒的外化作用有三種主要途徑。
敵意的宣洩不受約束，憤怒就很容易被推向外。
于是憤怒轉向他人，看起來要麼是普遍性的煩躁易怒，要麼是特别針對别人身上的錯誤，而這個錯誤正是他讨厭出現在自己身上的。
舉一個例子可能更能說明這個問題。
一個病人抱怨自己丈夫優柔寡斷。
由于一件小事上的優柔寡斷，她激動狂躁，明顯不合情理。
了解了她自身的優柔寡斷之後我指出，她洩露了自己是多無情地責難自己身上的優柔寡斷。
于是，她突然氣得發瘋，覺得有一股沖動想把自己撕成碎片。
在她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自己是力量之塔，這使她不可能忍受任何自身的弱點。
最特别的是，盡管這種反應能令人十分吃驚，但在下次會談時卻被忘得一幹二淨。
她在一霎間看到了外化作用，但并不打算放棄。
第二種途徑采取的形式是，有意無意地持續性害怕或預感這些他所無法忍受的錯誤會觸怒他人。
一個人可能非常确信他這方面的行為會挑起深深的敵意，因而如果沒有遭遇敵意反應，他可能真的感到不知所措。
例如，有一個病人，她的理想化意象包括想要像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中的神父一樣善良，她萬分驚訝地發現，每當她堅定立場，或甚至是發怒，人們反而比她表現得像個聖人時更喜歡她。
正如我們從這種理想化意象中推測的一樣，這個病人的主導傾向是依從。
依從始于她想要親近他人的需要，通過她對敵意反應的預感得以加劇。
事實上，依從的加劇也是這種外化形式的主要後果之一，這一點也說明了神經症傾向是如何在惡性循環中彼此不斷增益的。
強迫性依從因為理想化意象而增長，這個理想化意象的構成中包含了聖潔慈愛的成分，驅使他更嚴重的自我消解。
于是，作為結果的敵意沖動又激起對自我的憤怒。
然後敵意的外化，導緻對他人的恐懼增加，反過來又加劇了依從。
第三種外化敵意的途徑在于身體障礙。
對于自我的憤怒，一旦不是體驗為這種感受，就能明顯導緻相當嚴重的生理緊張，可能表現為腸道疾病、頭痛、疲乏等。
這就使我們看到，一旦憤怒本身被有意識地感覺到，所有這些症狀會消失得有多快如閃電。
有人可能會心懷疑慮，到底是稱這些生理表現為外化作用，還是僅把它們視為受壓抑憤怒的生理後果。
但我們很難辨别出病人是利用了哪些表現。
通常，他們迫不及待地渴望把自己的心理問題歸于生理疾病，然後又反過來把生理疾病歸為某種外部刺激。
他們很想證明自己沒有心理問題；他們隻是因為吃錯東西而患了腸道疾病，或因為過勞而疲乏，或因為濕氣而忍受風濕等。
至于神經症患者通過外化自己的憤怒而實現了什麼，可以說跟自輕自賤的情況一樣。
然而，還應該補充一點。
除非認識到這種自我破壞性沖動的真實危險，否則我們無法完全明白這種病人的竭力程度。
第一個例子中所說的病人隻有片刻的撕裂自己的沖動，但精神病患者可能真的會這麼做，而且會自殘。
[2]很可能，如果不是因為外化作用，還會發生更多的自殺。
意識到自我破壞性沖動的威力，弗洛伊德也确實應該假設一種自我破壞性本能（死本能），盡管通過這個概念，他阻擋了真正弄清問題的道路，從而也阻擋了有效治療的路。
内心壓迫感的強度取決于理想化意象的權威控制力把人格限制到何種程度。
這種壓力很難高估。
這比任何外部強制力更糟，因為後者還允許保持内心自由。
病人一般意識不到這種感覺，但一旦壓迫感被移除而獲得大量内心自由，他們就如釋重負，我們便可以由此估計到它的力量。
一方面，壓迫力可能通過給别人施加壓力而外化。
這與神經症
他不僅會開始鄙視自己現實的弱點，還覺得自己徹頭徹尾是個令人鄙夷的人。
因此，甚至他的優良品質也會墜入毫無價值感的深淵之中。
換言之，他會覺得自己是那個他藐視的意象，他會視之為不可逆轉的事實，因為這無可救藥。
這就表明，在病人的無助感被削弱且不那麼緊抓住理想化意象之前，可取的治療程序是不要觸及自輕自賤這一塊。
隻有這樣，病人才能夠面對這一點，才會開始意識到自己毫無價值并非客觀事實，而是一種來源于他無情标準的主觀感受。
對自己采取更寬大的态度，他就能看到這個處境并不是不可逆轉的，他如此反對的品質并不是真的那麼卑劣，而隻是他最終能夠克服的困難。
除非我們考慮到，維持他就是自己理想化意象的假象對他來說有多重要，否則我們不能理解神經症患者對于自己的憤怒以及呈現的規模。
他不僅對自己無法達到這個意象感到失望，還大為光火，這是因為這個意象不變的特性是無所不能的感覺。
不管童年時期對他不利的障礙有多不可逾越，他作為萬能者，本應該能夠克服。
即使他在理智上認識到他的神經症糾葛有多嚴重，但他還是對自己沒能消除障礙感到一股于事無補的憤怒。
當他面對沖突性動力并意識到自己無力實現種種矛盾目标時，這種憤怒就會達到極值。
這也是為何突然意識到沖突會使他陷入嚴重的驚慌之中的原因之一。
對自己憤怒的外化作用有三種主要途徑。
敵意的宣洩不受約束，憤怒就很容易被推向外。
于是憤怒轉向他人，看起來要麼是普遍性的煩躁易怒，要麼是特别針對别人身上的錯誤，而這個錯誤正是他讨厭出現在自己身上的。
舉一個例子可能更能說明這個問題。
一個病人抱怨自己丈夫優柔寡斷。
由于一件小事上的優柔寡斷，她激動狂躁，明顯不合情理。
了解了她自身的優柔寡斷之後我指出，她洩露了自己是多無情地責難自己身上的優柔寡斷。
于是，她突然氣得發瘋，覺得有一股沖動想把自己撕成碎片。
在她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自己是力量之塔，這使她不可能忍受任何自身的弱點。
最特别的是，盡管這種反應能令人十分吃驚，但在下次會談時卻被忘得一幹二淨。
她在一霎間看到了外化作用，但并不打算放棄。
第二種途徑采取的形式是，有意無意地持續性害怕或預感這些他所無法忍受的錯誤會觸怒他人。
一個人可能非常确信他這方面的行為會挑起深深的敵意，因而如果沒有遭遇敵意反應，他可能真的感到不知所措。
例如，有一個病人，她的理想化意象包括想要像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中的神父一樣善良，她萬分驚訝地發現，每當她堅定立場，或甚至是發怒，人們反而比她表現得像個聖人時更喜歡她。
正如我們從這種理想化意象中推測的一樣，這個病人的主導傾向是依從。
依從始于她想要親近他人的需要，通過她對敵意反應的預感得以加劇。
事實上，依從的加劇也是這種外化形式的主要後果之一，這一點也說明了神經症傾向是如何在惡性循環中彼此不斷增益的。
強迫性依從因為理想化意象而增長，這個理想化意象的構成中包含了聖潔慈愛的成分，驅使他更嚴重的自我消解。
于是，作為結果的敵意沖動又激起對自我的憤怒。
然後敵意的外化，導緻對他人的恐懼增加，反過來又加劇了依從。
第三種外化敵意的途徑在于身體障礙。
對于自我的憤怒，一旦不是體驗為這種感受，就能明顯導緻相當嚴重的生理緊張，可能表現為腸道疾病、頭痛、疲乏等。
這就使我們看到，一旦憤怒本身被有意識地感覺到，所有這些症狀會消失得有多快如閃電。
有人可能會心懷疑慮，到底是稱這些生理表現為外化作用，還是僅把它們視為受壓抑憤怒的生理後果。
但我們很難辨别出病人是利用了哪些表現。
通常，他們迫不及待地渴望把自己的心理問題歸于生理疾病，然後又反過來把生理疾病歸為某種外部刺激。
他們很想證明自己沒有心理問題；他們隻是因為吃錯東西而患了腸道疾病，或因為過勞而疲乏，或因為濕氣而忍受風濕等。
至于神經症患者通過外化自己的憤怒而實現了什麼，可以說跟自輕自賤的情況一樣。
然而，還應該補充一點。
除非認識到這種自我破壞性沖動的真實危險，否則我們無法完全明白這種病人的竭力程度。
第一個例子中所說的病人隻有片刻的撕裂自己的沖動，但精神病患者可能真的會這麼做，而且會自殘。
[2]很可能，如果不是因為外化作用，還會發生更多的自殺。
意識到自我破壞性沖動的威力，弗洛伊德也确實應該假設一種自我破壞性本能（死本能），盡管通過這個概念，他阻擋了真正弄清問題的道路，從而也阻擋了有效治療的路。
内心壓迫感的強度取決于理想化意象的權威控制力把人格限制到何種程度。
這種壓力很難高估。
這比任何外部強制力更糟，因為後者還允許保持内心自由。
病人一般意識不到這種感覺，但一旦壓迫感被移除而獲得大量内心自由，他們就如釋重負，我們便可以由此估計到它的力量。
一方面，壓迫力可能通過給别人施加壓力而外化。
這與神經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