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本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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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反轉作用，但它也會在後期生活中出現。
薩摩賽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裡中的斯特裡克蘭德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女性的個案史也常常能揭示這種轉變。
一個女孩原先頑皮叛逆、野心勃勃，當她墜入愛河後，變成了一個百依百順、仰人鼻息的女人。
或者，在慘痛經曆的壓力下，一個孤僻的人可能變得病态依賴。
應該補充一點，諸如這樣的轉變，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一個常見的疑問，即後期經曆是否毫無價值，我們是否永遠被童年處境所引導和控制。
從沖突角度看待神經症的發展，能使我們更給出一個更充分恰當的答案。
有可能是：如果早期處境是頗為自由的自然發展，那後期經曆，尤其是青春期，就能對人格塑造産生影響。
然而，如果早期經曆的影響很大，使這個孩子的行為模式刻闆僵硬，那麼新的經曆不可能有所突破。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的刻闆使他無法接受新經曆：例如，他可能非常孤僻，任何人都無法靠近他，或他的依賴性太根深蒂固了，以至于總是被迫附屬他人、被他人剝削。
還有部分是因為，他會以自己現有行為模式來解讀所有新的經曆：例如，一個攻擊型的人面對友善，要麼視之為愚蠢的表現，要麼覺得别人是想剝削他，而新的經曆隻會強化原來那個行為模式。
一旦神經症患者采取了一種不同的态度，看起來好像是後期經曆給人格帶來了改變。
然而，這個改變并不如看起來那麼徹底。
實際上，真正的情況是，内憂外患的壓力使他被迫放棄自己的主導性态度，而選擇另一種極端，但如果起先沒有沖突，就不會發生這個改變。
從正常人的角度看，這三種态度沒有相互排斥的理由。
一個人應該既能遷就他人，也能有所抵抗，也能杜門不出。
三者能夠彼此互補，有助于促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如果有一個占優勢，隻能表明這個人朝着一個方向過度發展。
但對于神經症，就有幾個原因使得這些态度不可調和。
神經症患者不易變通，他被迫服從、反抗和疏遠，不管這種行為在具體情形中是否恰當，如果他表現為其他方式就會陷入恐慌。
因此，如果三種态度都出現了，不管以何種強度，他勢必會落入嚴重的沖突中。
另一個因素嚴重擴大了沖突的範圍，這些态度并沒有限定于人際關系，而是逐漸彌散到整個人格，就像惡性腫瘤擴散到整個機體組織一樣。
它們不僅涉足到這個人與他人的關系，還包括他與自己的關系以及與普通生活的關系。
如果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個包羅萬象的性質，就禁不住會絕對化地思考沖突，比如愛與恨、順從與反抗、從屬與支配等。
然而，這種絕對化的看法會使我們誤入歧途，讓我們根據某個單一的對立特征來區分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諸如它們在宗教信仰或權力統治上的差異。
這些固然是差異，但一味強調這種差異隻會混淆視聽，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本來就有天壤之别，代表着兩種完全不相容的人生哲學。
沖突起始于我們與他人的關系，最後影響到整個人格，這并非偶然。
人類關系極其重要，以至于它們必定會塑造我們的品性、我們的目标、我們的價值觀等。
這些東西反過來又會影響我們與他人的關系，因而盤根錯節。
[3] 我認為，由不相容态度所導緻的沖突是神經症的核心，因而稱得上&ldquo基本&rdquo。
補充一句，我用&ldquo核心&rdquo這個詞，不僅是比喻重要性，還強調它是神經症擴散的動力中心。
這個觀點是一種新神經症理論的核心，這種理論的含義在後面會愈加明顯。
廣義而言，這種理論可以說是完善了我之前的觀點，即神經症是人類人際關系紊亂的一種表現。
[4] *** [1]參見弗朗茨·亞曆山大，《結構沖突與本能沖突的關系》，載于《精神分析學季刊》第6卷，第2期，1933年4月。
[2]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1937年。
[3]由于對他人的态度和對自己的态度無法分割開來，所以有時候能在精神分析學著作中找到某種觀點，認為其中某一個态度是理論與實踐中最重要的因素，而這種看法根本站不住腳。
[4]這個觀點第一次出現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并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和《自我分析》中詳細闡釋過。
薩摩賽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裡中的斯特裡克蘭德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女性的個案史也常常能揭示這種轉變。
一個女孩原先頑皮叛逆、野心勃勃，當她墜入愛河後，變成了一個百依百順、仰人鼻息的女人。
或者，在慘痛經曆的壓力下，一個孤僻的人可能變得病态依賴。
應該補充一點，諸如這樣的轉變，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一個常見的疑問，即後期經曆是否毫無價值，我們是否永遠被童年處境所引導和控制。
從沖突角度看待神經症的發展，能使我們更給出一個更充分恰當的答案。
有可能是：如果早期處境是頗為自由的自然發展，那後期經曆，尤其是青春期，就能對人格塑造産生影響。
然而，如果早期經曆的影響很大，使這個孩子的行為模式刻闆僵硬，那麼新的經曆不可能有所突破。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的刻闆使他無法接受新經曆：例如，他可能非常孤僻，任何人都無法靠近他，或他的依賴性太根深蒂固了，以至于總是被迫附屬他人、被他人剝削。
還有部分是因為，他會以自己現有行為模式來解讀所有新的經曆：例如，一個攻擊型的人面對友善，要麼視之為愚蠢的表現，要麼覺得别人是想剝削他，而新的經曆隻會強化原來那個行為模式。
一旦神經症患者采取了一種不同的态度，看起來好像是後期經曆給人格帶來了改變。
然而，這個改變并不如看起來那麼徹底。
實際上，真正的情況是，内憂外患的壓力使他被迫放棄自己的主導性态度，而選擇另一種極端，但如果起先沒有沖突，就不會發生這個改變。
從正常人的角度看，這三種态度沒有相互排斥的理由。
一個人應該既能遷就他人，也能有所抵抗，也能杜門不出。
三者能夠彼此互補，有助于促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如果有一個占優勢，隻能表明這個人朝着一個方向過度發展。
但對于神經症，就有幾個原因使得這些态度不可調和。
神經症患者不易變通，他被迫服從、反抗和疏遠，不管這種行為在具體情形中是否恰當，如果他表現為其他方式就會陷入恐慌。
因此，如果三種态度都出現了，不管以何種強度，他勢必會落入嚴重的沖突中。
另一個因素嚴重擴大了沖突的範圍，這些态度并沒有限定于人際關系，而是逐漸彌散到整個人格，就像惡性腫瘤擴散到整個機體組織一樣。
它們不僅涉足到這個人與他人的關系，還包括他與自己的關系以及與普通生活的關系。
如果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個包羅萬象的性質，就禁不住會絕對化地思考沖突，比如愛與恨、順從與反抗、從屬與支配等。
然而，這種絕對化的看法會使我們誤入歧途，讓我們根據某個單一的對立特征來區分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諸如它們在宗教信仰或權力統治上的差異。
這些固然是差異，但一味強調這種差異隻會混淆視聽，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本來就有天壤之别，代表着兩種完全不相容的人生哲學。
沖突起始于我們與他人的關系，最後影響到整個人格，這并非偶然。
人類關系極其重要，以至于它們必定會塑造我們的品性、我們的目标、我們的價值觀等。
這些東西反過來又會影響我們與他人的關系，因而盤根錯節。
[3] 我認為，由不相容态度所導緻的沖突是神經症的核心，因而稱得上&ldquo基本&rdquo。
補充一句，我用&ldquo核心&rdquo這個詞，不僅是比喻重要性，還強調它是神經症擴散的動力中心。
這個觀點是一種新神經症理論的核心，這種理論的含義在後面會愈加明顯。
廣義而言，這種理論可以說是完善了我之前的觀點，即神經症是人類人際關系紊亂的一種表現。
[4] *** [1]參見弗朗茨·亞曆山大，《結構沖突與本能沖突的關系》，載于《精神分析學季刊》第6卷，第2期，1933年4月。
[2]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1937年。
[3]由于對他人的态度和對自己的态度無法分割開來，所以有時候能在精神分析學著作中找到某種觀點，認為其中某一個态度是理論與實踐中最重要的因素，而這種看法根本站不住腳。
[4]這個觀點第一次出現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并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和《自我分析》中詳細闡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