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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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格具有深遠的影響。
但反過來，它又會産生新的内心沖突，因此需要進一步的補救。
第四種解決途徑主要就是力圖消除這個新沖突，盡管它也有助于除去所有其他沖突。
通過我所說的外化作用，這些内部過程似乎是在自我之外來進行。
如果理想自我意味着遠離現實自我，那外化仍然是一種更激進的分裂方式。
它再次制造了新沖突，更确切地說，它放大了原來的沖突&mdash&mdash自我與外部世界的沖突。
我之所以把它們稱為四種主要解決途徑，部分是因為它們似乎有規律地在所有神經症中起作用&mdash&mdash盡管程度不同&mdash&mdash還有部分是因為它們導緻了人格深刻的變化。
但它們絕不是唯一因素。
其他不太具有普遍意義的因素還包括各種策略，如：武斷的正确性，主要功能是消除所有内部疑慮；刻闆地自我控制，通過純粹的意志力量使破裂的個體連在一起；憤世嫉俗，通過诋毀所有價值觀，消除有關種種理想的沖突。
同時，未消除的沖突的所有後果也逐漸明晰。
我看到了各式各樣的恐懼、精力的浪費、道德操守不可避免的損傷、繁雜糾葛所導緻的極度絕望等。
在領悟到神經症絕望的意義之後，我才注意到受虐傾向。
現在我知道，它是一個對做自己感到絕望的人通過替代性生活來補償的嘗試手段。
這樣的人對于報複性勝利的欲望是無休止的，我們很容易觀察到他全身心地投入在施虐傾向中。
于是，我開始明白，破壞性剝削需要其實不是一種獨立的神經症傾向，而絕對隻是某個更全面廣泛的整體的一種表達方式，由于沒有更好的詞語，所以我們稱這個整體為受虐傾向。
因此，一種神經症理論便這樣逐步發展起來，它的動力中心是&ldquo親近&rdquo态度、&ldquo對抗&rdquo态度與&ldquo遠離&rdquo态度各自間的基本沖突。
因為一方面害怕被分裂，另一方面又需要作為一個統一體來發揮功能，所以神經症患者不顧一切地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一旦他通過制造一種僞平衡來成功解決掉這個問題，新的沖突又源源不斷地産生，持續不斷地需要進一步補救措施來消除它們。
這種維系統一性的努力使得神經症患者更敵對、更無助、更恐懼、更疏遠自己和他人，結果導緻種種沖突的困境變得更尖銳，變得更不可能真正消除。
他最終開始絕望，也許還試圖在施虐中找到一種補償，但施虐反過來又增加了他的絕望感，并制造了新沖突。
這就是神經症發展和神經症人格結構的悲慘景象。
然而，我為何還要稱我的理論是一種建設性理論？首先，它消除了不切實際的樂觀，這種樂觀讓我們以為隻需簡單得可笑的手段就可以&ldquo治愈&rdquo神經症。
但它并沒有涉及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
我之所以認為它具有建設性，是因為它使我們能夠第一時間處理并消除神經症絕望。
我之所以認為它具有建設性，主要是因為盡管它承認神經症糾葛的嚴重性，但它不但使我們有可能調和這些潛在沖突，還使我們有可能真正消除它們，因而使我們能夠緻力于人格的真正整合。
神經症沖突不能靠理性的決策來解決。
神經症患者的那些解決方式不僅是掩目捕雀，還是有害無益的。
但這些沖突能夠通過改變人格内部的相關條件來消除。
每一次分析工作都能很好地改變這些條件，因為它能使一個人不再那麼無助、那麼恐懼、那麼敵意，也不再那麼疏遠自己與他人。
弗洛伊德對于神經症和神經症治療方面的悲觀之處在于，他極其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成長。
他假設的是，人注定受苦或破壞。
人的驅動本能隻能被控制，最多是&ldquo升華&rdquo。
我個人認為，人既能夠也渴望發展自己的潛力，并成為一個體面正直的人，而且，如果他與别人以及與自己的關系是紊亂的，還持續紊亂下去，那他的潛力就會退化。
我相信，人隻要活着，就能夠改變并不斷改變。
随着對神經症更深入的了解，我的這種想法也逐漸成熟。
但反過來，它又會産生新的内心沖突，因此需要進一步的補救。
第四種解決途徑主要就是力圖消除這個新沖突，盡管它也有助于除去所有其他沖突。
通過我所說的外化作用，這些内部過程似乎是在自我之外來進行。
如果理想自我意味着遠離現實自我，那外化仍然是一種更激進的分裂方式。
它再次制造了新沖突，更确切地說，它放大了原來的沖突&mdash&mdash自我與外部世界的沖突。
我之所以把它們稱為四種主要解決途徑，部分是因為它們似乎有規律地在所有神經症中起作用&mdash&mdash盡管程度不同&mdash&mdash還有部分是因為它們導緻了人格深刻的變化。
但它們絕不是唯一因素。
其他不太具有普遍意義的因素還包括各種策略，如：武斷的正确性，主要功能是消除所有内部疑慮；刻闆地自我控制，通過純粹的意志力量使破裂的個體連在一起；憤世嫉俗，通過诋毀所有價值觀，消除有關種種理想的沖突。
同時，未消除的沖突的所有後果也逐漸明晰。
我看到了各式各樣的恐懼、精力的浪費、道德操守不可避免的損傷、繁雜糾葛所導緻的極度絕望等。
在領悟到神經症絕望的意義之後，我才注意到受虐傾向。
現在我知道，它是一個對做自己感到絕望的人通過替代性生活來補償的嘗試手段。
這樣的人對于報複性勝利的欲望是無休止的，我們很容易觀察到他全身心地投入在施虐傾向中。
于是，我開始明白，破壞性剝削需要其實不是一種獨立的神經症傾向，而絕對隻是某個更全面廣泛的整體的一種表達方式，由于沒有更好的詞語，所以我們稱這個整體為受虐傾向。
因此，一種神經症理論便這樣逐步發展起來，它的動力中心是&ldquo親近&rdquo态度、&ldquo對抗&rdquo态度與&ldquo遠離&rdquo态度各自間的基本沖突。
因為一方面害怕被分裂，另一方面又需要作為一個統一體來發揮功能，所以神經症患者不顧一切地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一旦他通過制造一種僞平衡來成功解決掉這個問題，新的沖突又源源不斷地産生，持續不斷地需要進一步補救措施來消除它們。
這種維系統一性的努力使得神經症患者更敵對、更無助、更恐懼、更疏遠自己和他人，結果導緻種種沖突的困境變得更尖銳，變得更不可能真正消除。
他最終開始絕望，也許還試圖在施虐中找到一種補償，但施虐反過來又增加了他的絕望感，并制造了新沖突。
這就是神經症發展和神經症人格結構的悲慘景象。
然而，我為何還要稱我的理論是一種建設性理論？首先，它消除了不切實際的樂觀，這種樂觀讓我們以為隻需簡單得可笑的手段就可以&ldquo治愈&rdquo神經症。
但它并沒有涉及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
我之所以認為它具有建設性，是因為它使我們能夠第一時間處理并消除神經症絕望。
我之所以認為它具有建設性，主要是因為盡管它承認神經症糾葛的嚴重性，但它不但使我們有可能調和這些潛在沖突，還使我們有可能真正消除它們，因而使我們能夠緻力于人格的真正整合。
神經症沖突不能靠理性的決策來解決。
神經症患者的那些解決方式不僅是掩目捕雀，還是有害無益的。
但這些沖突能夠通過改變人格内部的相關條件來消除。
每一次分析工作都能很好地改變這些條件，因為它能使一個人不再那麼無助、那麼恐懼、那麼敵意，也不再那麼疏遠自己與他人。
弗洛伊德對于神經症和神經症治療方面的悲觀之處在于，他極其不相信人性的善良和成長。
他假設的是，人注定受苦或破壞。
人的驅動本能隻能被控制，最多是&ldquo升華&rdquo。
我個人認為，人既能夠也渴望發展自己的潛力，并成為一個體面正直的人，而且，如果他與别人以及與自己的關系是紊亂的，還持續紊亂下去，那他的潛力就會退化。
我相信，人隻要活着，就能夠改變并不斷改變。
随着對神經症更深入的了解，我的這種想法也逐漸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