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神經症受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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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隻是軟弱的表現。
之所以難以實現所尋求的這種滿足，另一個原因還在于我所說的神經症結構中固有的破壞性成分。
這一點也是文化的&ldquo酒神&rdquo動力所不具備的。
在人格的形成層面，&ldquo酒神&rdquo動力之于成就和幸福的潛力并不構成什麼神經症破壞性作用。
例如，我們拿希臘狄俄尼索斯祭儀與神經症幻想迷狂作比較。
對于前者，這種渴望是為了一種短暫的狂歡體驗，用于增加生活樂趣；對于後者，這種忘我和放縱的動力，其作用既不是為了複出而暫時消失自我，更不是一種使生活更富足的手段。
它的目的是完全擺脫極度痛苦的自我，不管這個痛苦的自我有什麼價值，因此完好無缺的那部分人格就會用恐懼來應對。
事實上，這部分人格使整個自我對這種危機産生恐懼，這一點往往是這個過程中唯一沖擊意識的因素。
所有神經症患者對此所知的隻是他害怕變得瘋狂。
隻有當這個過程分解成它的組成部分&mdash&mdash一種自我放棄的動力和一種反應性恐懼&mdash&mdash才能使他明白，他正在追求一種特定的滿足，但他對得到這種滿足的恐懼阻礙了他。
我們的文化有一個特殊因素，足以使與忘我動力有關的焦慮增加。
對于西方文明，的确在一些文化模式下能滿足這些動力，甚至忽略其神經症性質，但即使有也極少。
宗教提供了這種可能，而它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權力，并訴諸大多數人。
對于這種滿足，既沒有有效的文化手段，它們的發展也受到積極的勸阻，因為個人主義文化期望個體能自力更生，維護自己，并在有必要的時候為自己開辟道路。
在我們的文化中，真正屈服于自我放棄傾向會導緻被排斥的危險。
這些恐懼常常把神經症患者阻擋在他所追求的滿足之外，考慮到這些恐懼，才有可能弄明白受虐幻想和變态對他的價值。
如果他自我放棄的動力存活于幻想或性行為之外，也許他就能逃脫抹殺自我的危險。
就像狄俄尼索斯祭儀，這些受虐行為提供了一種短暫的忘我與放縱，而相對來說幾乎沒有損害自我的危險。
它們往往彌散于整個人格結構；有時集中在性行為上，而其他人格部分相對不受影響。
有些男性在工作中能夠積極進取并有所成就，卻時不時不得不陷入受虐變态中，諸如穿着像個女人，或戲弄調皮的小男孩，讓他們挨打。
另外，恐懼阻礙了神經症患者找到他困境的滿意方案，也可能滲透到他的受虐動力中。
如果這些動力是具有性性質的，那麼他會不顧性關系中強烈的受虐幻想，徹底遠離性，對異性表現出抵觸，或至少是嚴重的性抑制。
弗洛伊德把這種受虐動力視為一種基本的性現象。
他曾經提出理論來闡釋。
最初，他認為受虐是一個明确且受生物決定的性發展階段中的一方面，即所謂的肛門期施虐。
後來，他進一步完善了這個理論，認為這種受虐動力與女性化有内在聯系，并暗含着某種類似實踐做女人的願望的東西。
[8]像他之前所提到的，他最後的假設是，受虐動力是自我毀滅和性動力的結合物，并且它的功能是使自我毀滅無害于個體。
另一方面，我的觀點可總結如下。
受虐動力既不是一種基本的性現象，也并非生物性的必然過程，而是源于人格沖突。
神經症患者的目的不是受苦；他們和其他人一樣不想受苦。
由于受苦提供了某種功能，所以神經症患者受苦并非他所想要的，而是他所情願付出的，并且他想得到的滿足也不是受苦本身，而是對自我的放棄。
***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ldquo國際精神分析圖書館&rdquo第4冊）。
[2]海倫·多伊奇：《母性與性》，載于《精神分析學季刊》第2期（1933年），第476&mdash488頁。
[3]奧格·凡·科爾：《夜間路》。
[4]像這樣解釋受虐中的滿足感跟弗洛姆所說的大緻相同。
[5]埃爾文·羅德：《靈魂&mdash&mdash希臘人的靈魂崇拜與不朽信念》（1925年）。
[6]萊斯利·斯皮爾：《平原印第安部落的太陽舞：其發展與傳播》，載于《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人類學論文》第16卷第7部分（紐約出版社1921年）。
[7]賴希在《心理與植物性神經流通》和《性格分析》中曾同樣緻力于解決受虐問題。
他也主張，受虐傾向與快樂原則并不沖突。
然而，他把這個問題置之于性基礎之上，而對于我所說的消除個人界限的努力，被他解釋為追求性高潮。
[8]參見弗洛伊德《受虐狂的經濟原則》（《文集》第2卷，第225&mdash268頁）、《精神分析引論新編》。
同見卡倫·霍妮《女性受虐狂問題》，載于《精神分析評論》第22期（1935年）。
之所以難以實現所尋求的這種滿足，另一個原因還在于我所說的神經症結構中固有的破壞性成分。
這一點也是文化的&ldquo酒神&rdquo動力所不具備的。
在人格的形成層面，&ldquo酒神&rdquo動力之于成就和幸福的潛力并不構成什麼神經症破壞性作用。
例如，我們拿希臘狄俄尼索斯祭儀與神經症幻想迷狂作比較。
對于前者，這種渴望是為了一種短暫的狂歡體驗，用于增加生活樂趣；對于後者，這種忘我和放縱的動力，其作用既不是為了複出而暫時消失自我，更不是一種使生活更富足的手段。
它的目的是完全擺脫極度痛苦的自我，不管這個痛苦的自我有什麼價值，因此完好無缺的那部分人格就會用恐懼來應對。
事實上，這部分人格使整個自我對這種危機産生恐懼，這一點往往是這個過程中唯一沖擊意識的因素。
所有神經症患者對此所知的隻是他害怕變得瘋狂。
隻有當這個過程分解成它的組成部分&mdash&mdash一種自我放棄的動力和一種反應性恐懼&mdash&mdash才能使他明白，他正在追求一種特定的滿足，但他對得到這種滿足的恐懼阻礙了他。
我們的文化有一個特殊因素，足以使與忘我動力有關的焦慮增加。
對于西方文明，的确在一些文化模式下能滿足這些動力，甚至忽略其神經症性質，但即使有也極少。
宗教提供了這種可能，而它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權力，并訴諸大多數人。
對于這種滿足，既沒有有效的文化手段，它們的發展也受到積極的勸阻，因為個人主義文化期望個體能自力更生，維護自己，并在有必要的時候為自己開辟道路。
在我們的文化中，真正屈服于自我放棄傾向會導緻被排斥的危險。
這些恐懼常常把神經症患者阻擋在他所追求的滿足之外，考慮到這些恐懼，才有可能弄明白受虐幻想和變态對他的價值。
如果他自我放棄的動力存活于幻想或性行為之外，也許他就能逃脫抹殺自我的危險。
就像狄俄尼索斯祭儀，這些受虐行為提供了一種短暫的忘我與放縱，而相對來說幾乎沒有損害自我的危險。
它們往往彌散于整個人格結構；有時集中在性行為上，而其他人格部分相對不受影響。
有些男性在工作中能夠積極進取并有所成就，卻時不時不得不陷入受虐變态中，諸如穿着像個女人，或戲弄調皮的小男孩，讓他們挨打。
另外，恐懼阻礙了神經症患者找到他困境的滿意方案，也可能滲透到他的受虐動力中。
如果這些動力是具有性性質的，那麼他會不顧性關系中強烈的受虐幻想，徹底遠離性，對異性表現出抵觸，或至少是嚴重的性抑制。
弗洛伊德把這種受虐動力視為一種基本的性現象。
他曾經提出理論來闡釋。
最初，他認為受虐是一個明确且受生物決定的性發展階段中的一方面，即所謂的肛門期施虐。
後來，他進一步完善了這個理論，認為這種受虐動力與女性化有内在聯系，并暗含着某種類似實踐做女人的願望的東西。
[8]像他之前所提到的，他最後的假設是，受虐動力是自我毀滅和性動力的結合物，并且它的功能是使自我毀滅無害于個體。
另一方面，我的觀點可總結如下。
受虐動力既不是一種基本的性現象，也并非生物性的必然過程，而是源于人格沖突。
神經症患者的目的不是受苦；他們和其他人一樣不想受苦。
由于受苦提供了某種功能，所以神經症患者受苦并非他所想要的，而是他所情願付出的，并且他想得到的滿足也不是受苦本身，而是對自我的放棄。
***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快樂原則》（&ldquo國際精神分析圖書館&rdquo第4冊）。
[2]海倫·多伊奇：《母性與性》，載于《精神分析學季刊》第2期（1933年），第476&mdash488頁。
[3]奧格·凡·科爾：《夜間路》。
[4]像這樣解釋受虐中的滿足感跟弗洛姆所說的大緻相同。
[5]埃爾文·羅德：《靈魂&mdash&mdash希臘人的靈魂崇拜與不朽信念》（1925年）。
[6]萊斯利·斯皮爾：《平原印第安部落的太陽舞：其發展與傳播》，載于《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人類學論文》第16卷第7部分（紐約出版社1921年）。
[7]賴希在《心理與植物性神經流通》和《性格分析》中曾同樣緻力于解決受虐問題。
他也主張，受虐傾向與快樂原則并不沖突。
然而，他把這個問題置之于性基礎之上，而對于我所說的消除個人界限的努力，被他解釋為追求性高潮。
[8]參見弗洛伊德《受虐狂的經濟原則》（《文集》第2卷，第225&mdash268頁）、《精神分析引論新編》。
同見卡倫·霍妮《女性受虐狂問題》，載于《精神分析評論》第22期（193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