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神經症競争
關燈
小
中
大
個女人曾經自力更生，精明能幹，事業有成。
結婚之後，她不僅放棄了工作，還形成了一種依賴的态度，似乎放棄了所有抱負&mdash&mdash把這些說成&ldquo變成真正的女人&rdquo更适宜。
丈夫往往感到很失望，因為他期望找到一個同甘共苦的好伴侶，反而卻發現自己的妻子并不協助他的事業，而是讓自己委身于他的羽翼之下。
經曆了這種變化的女性，會神經症性地擔心自己的潛力。
她隐隐覺得，嫁給一個成功男士或有潛力成功的男子，能更穩妥地達成她自己的抱負，甚至隻是獲得一種安全感。
倘若隻是這種情境，還不一定能引起障礙，反而可能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但神經症女人的内心反對自己放棄野心，對她的丈夫産生了敵意，而且根據神經症患者全或無的原則，她不知不覺感到茫然空虛，最終變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
正如我之前所言，這種反應類型之所以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見，其原因可以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找到，我們的文化環境使成功成為男子漢的标志。
如果情形反轉過來，女性變得比男人更強壯、更聰穎、更成功，男性也會出現這樣的行為反應，由此可證，這種反應類型并非固有的女性特質。
因為我們的文化信仰是男性&mdash&mdash除了在愛的領域&mdash&mdash應當具有各方面優勢。
就男性而言，這種态度很少僞裝成贊美，而往往十分坦率地表現為直接蓄意破壞女性的利益和事業。
競争精神不僅影響了男女之間已有的關系，甚至還影響了擇偶問題。
在這點上，我們在神經症中所看到的，不過是放大了的景象，這些景象在競争文化中往往是見怪不怪的了。
正常的擇偶常常取決于對威望或财富的追求，也即是基于性以外動機。
對于神經症患者，這種決定因素可能具有全面的主導性，一方面是因為他對于支配權、威望和支持的追求比一般人更欲罷不能、更不屈不撓；另一方面是因為他與别人的個人關系&mdash&mdash包括與異性的關系，已經嚴重變質到他無法作出任何恰當選擇的程度。
破壞性競争有可能通過兩種方式去加深同性戀傾向：第一，它提供了一種沖動，使一種性别的人完全不與另一種性别的人交往，借以避免平等的性競争；第二，它所引發的焦慮需要通過安全感去彌補，并且正如前面提到過的，依附于同性伴侶的原因往往是需要可靠的愛。
在精神分析過程中，如果病人和分析師是同一性别的，就常常能觀察到這種破壞性競争和焦慮與同性戀動機之間的聯系。
這類病人可能會經曆某個吹噓自己的成就、貶低分析師的階段。
一開始，他會采取一種僞裝的形式，僞裝到他自己一點兒也意識不到自己在這麼做的程度。
然後他會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态度，但他的意識仍然與他的感受脫節，而且他也不知道正在推動他的情緒到底有多麼強烈。
接着，當他開始逐漸感覺到他對分析師的敵意并感覺越來越不自在&mdash&mdash多夢、心悸、坐立不安&mdash&mdash之後，他就會忽然夢到分析師擁抱他，然後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幻想并渴望與分析師有某些親密的接觸，因此顯露出他緩解焦慮的願望。
在病人最終覺得能夠面對這種競争性問題之前，這一系列反應可能都會循環往複很多次。
因此，簡而言之，贊美或愛可能會被用來補償挫敗動機，不讓自己意識到破壞性沖動，在自己與競争對手之間建立起無可逾越的藩籬，從而徹底消除競争；提供一種對于成功或參與成功的替代性樂趣；撫慰競争對手，從而避免報複。
盡管神經症競争之于性關系的影響其實遠不止于此，但這些讨論已經足以說明它是如何損傷兩性關系的。
由于在我們的文化中，激烈的競争破壞了兩性之間維持良好關系的可能性，這種競争又成了焦慮的來源，使得良好關系變得愈加難得，這個問題也因此格外令人擔憂。
*** [1]多裡安·費根鮑姆在一篇論文中記錄過這類案例，這篇論文發表在《精神分析學季刊》，标題為《病态的恥辱》。
然而，他的闡釋跟我不同，因為在最後的精神分析中，他将這種恥辱追溯到陰莖嫉妒。
許多精神分析文獻中，都将其視為女性的閹割傾向，并追溯到陰莖嫉妒，但在我看來，這種恥辱來源于羞辱男性的渴望。
結婚之後，她不僅放棄了工作，還形成了一種依賴的态度，似乎放棄了所有抱負&mdash&mdash把這些說成&ldquo變成真正的女人&rdquo更适宜。
丈夫往往感到很失望，因為他期望找到一個同甘共苦的好伴侶，反而卻發現自己的妻子并不協助他的事業，而是讓自己委身于他的羽翼之下。
經曆了這種變化的女性，會神經症性地擔心自己的潛力。
她隐隐覺得，嫁給一個成功男士或有潛力成功的男子，能更穩妥地達成她自己的抱負，甚至隻是獲得一種安全感。
倘若隻是這種情境，還不一定能引起障礙，反而可能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但神經症女人的内心反對自己放棄野心，對她的丈夫産生了敵意，而且根據神經症患者全或無的原則，她不知不覺感到茫然空虛，最終變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
正如我之前所言，這種反應類型之所以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見，其原因可以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找到，我們的文化環境使成功成為男子漢的标志。
如果情形反轉過來，女性變得比男人更強壯、更聰穎、更成功，男性也會出現這樣的行為反應，由此可證，這種反應類型并非固有的女性特質。
因為我們的文化信仰是男性&mdash&mdash除了在愛的領域&mdash&mdash應當具有各方面優勢。
就男性而言，這種态度很少僞裝成贊美，而往往十分坦率地表現為直接蓄意破壞女性的利益和事業。
競争精神不僅影響了男女之間已有的關系，甚至還影響了擇偶問題。
在這點上，我們在神經症中所看到的，不過是放大了的景象，這些景象在競争文化中往往是見怪不怪的了。
正常的擇偶常常取決于對威望或财富的追求，也即是基于性以外動機。
對于神經症患者，這種決定因素可能具有全面的主導性，一方面是因為他對于支配權、威望和支持的追求比一般人更欲罷不能、更不屈不撓；另一方面是因為他與别人的個人關系&mdash&mdash包括與異性的關系，已經嚴重變質到他無法作出任何恰當選擇的程度。
破壞性競争有可能通過兩種方式去加深同性戀傾向：第一，它提供了一種沖動，使一種性别的人完全不與另一種性别的人交往，借以避免平等的性競争；第二，它所引發的焦慮需要通過安全感去彌補，并且正如前面提到過的，依附于同性伴侶的原因往往是需要可靠的愛。
在精神分析過程中，如果病人和分析師是同一性别的，就常常能觀察到這種破壞性競争和焦慮與同性戀動機之間的聯系。
這類病人可能會經曆某個吹噓自己的成就、貶低分析師的階段。
一開始，他會采取一種僞裝的形式，僞裝到他自己一點兒也意識不到自己在這麼做的程度。
然後他會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态度，但他的意識仍然與他的感受脫節，而且他也不知道正在推動他的情緒到底有多麼強烈。
接着，當他開始逐漸感覺到他對分析師的敵意并感覺越來越不自在&mdash&mdash多夢、心悸、坐立不安&mdash&mdash之後，他就會忽然夢到分析師擁抱他，然後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幻想并渴望與分析師有某些親密的接觸，因此顯露出他緩解焦慮的願望。
在病人最終覺得能夠面對這種競争性問題之前，這一系列反應可能都會循環往複很多次。
因此，簡而言之，贊美或愛可能會被用來補償挫敗動機，不讓自己意識到破壞性沖動，在自己與競争對手之間建立起無可逾越的藩籬，從而徹底消除競争；提供一種對于成功或參與成功的替代性樂趣；撫慰競争對手，從而避免報複。
盡管神經症競争之于性關系的影響其實遠不止于此，但這些讨論已經足以說明它是如何損傷兩性關系的。
由于在我們的文化中，激烈的競争破壞了兩性之間維持良好關系的可能性，這種競争又成了焦慮的來源，使得良好關系變得愈加難得，這個問題也因此格外令人擔憂。
*** [1]多裡安·費根鮑姆在一篇論文中記錄過這類案例，這篇論文發表在《精神分析學季刊》，标題為《病态的恥辱》。
然而，他的闡釋跟我不同，因為在最後的精神分析中，他将這種恥辱追溯到陰莖嫉妒。
許多精神分析文獻中，都将其視為女性的閹割傾向，并追溯到陰莖嫉妒，但在我看來，這種恥辱來源于羞辱男性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