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逃避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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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神經症競争的破壞性引起了巨大的焦慮，最終導緻他們逃避競争。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焦慮從何而來？ 不難理解，其中一個來源就是害怕因為冷酷無情地追求野心而遭到報複。
一旦某人為了獲得成功而去傷害、羞辱和擊垮别人，這樣的人必然害怕别人也會強烈地想要挫敗他。
但這種報複恐懼，盡管每一個以犧牲他人來獲取成功的人都會有，卻并不能充分解釋神經症患者焦慮的增長以及随之而來的競争抑制。
經驗表明，單是報複恐懼并不足以導緻抑制。
相反，它可能隻是導緻冷血地對待想象中或現實中的嫉妒、競争或預謀，或是為了防禦任何挫敗而努力擴張自己的勢力。
一個特定類型的成功人士也是隻有一個目标，即獲取權力和财富。
但如果把這種人格結構與神經症患者作比較，就會發現一個顯著的差異。
冷酷無情地獵取成功的人并不在意他人的愛。
他既不需要、也不期待從他人那裡得到任何東西，既不會施予幫助，也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慷慨行為。
他知道他可以僅憑自己的實力和努力獲得他想要的。
當然，他也會利用别人，但他關心的是他們的有益見解，這些見解的好隻限于是否有助于他達成自己的目标。
愛本身的價值對他來說一錢不值。
他的渴望和防禦都有一個固定的指向：權力、威望和财富。
如果一個人沒有阻礙自己的奮鬥，即便他受内心沖突的驅使而有如此行徑，也不會形成常見的那些神經症特征。
恐懼隻會迫使他更加努力地去獲得更多的成功。
然而，神經症患者追尋的是兩條互相背離的路：積極争取&ldquo唯吾獨尊&rdquo的統治地位；同時過度渴望被每一個人愛。
這種夾在野心和愛之間的困境，便是神經症的中心沖突之一。
神經症患者之所以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之所以一點兒也不想意識到它們，之所以約束或徹底逃避它們，主要是因為他害怕失去愛。
換言之，神經症患者之所以約束競争，并不是因為他有格外嚴格的&ldquo超我要求&rdquo才極力壓抑住了這種進取，而是因為他發現自己進退維谷，夾在兩種同樣至關重要的需要當中：他的野心和他對愛的渴求。
這種困境幾乎無法解決。
一個人不能傷害了别人，還同時想要得到他們的愛。
然而，對于神經症患者來說，這種壓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确實盡力解決它。
一般來說，他嘗試了兩種解決途徑：為他的統治欲望辯護，并為辯護失敗而訴冤；約束自己的野心。
我們隻是簡述一下他為自己的進取要求辯護所作的努力，因為這與我們已經讨論過的獲取愛的方式以及為其辯護的特征相同。
在此，辯護作為一種策略尤為重要：它企圖使這些要求無可厚非，從而使這些要求不會阻擋他被愛的道路。
如果他毀謗他人是為了在競争中羞辱或擊垮他們，那他會堅信自己的行為完全是合理的。
如果他想要壓榨他人，他會相信并試圖使他們相信，他極度需要他們的幫助。
正是這種辯護的需要，比其他任何事物更使得細微且隐蔽的僞善成分彌漫到整個性格結構，即便這個人可能本質上是誠實的。
這也可以解釋沒完沒了的自以為是，這種自以為是常見于神經症患者的性格傾向，時而昭然若揭，時而暗藏于服從或自責的态度之後。
這種自以為是經常與&ldquo自戀&rdquo态度混淆。
其實它與&ldquo自戀&rdquo沒有絲毫關系；它甚至不帶有任何沾沾自喜或自命不凡的成分，與此相反，他從未真正相信自己是對的，而隻是始終迫切地需要表現得合情合理。
換言之，這是一種亟須解決問題的防禦态度，而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源于焦慮。
對這種辯護需要的觀察，也許正是其中一個因素，使得弗洛伊德提出有關尤為苛刻的&ldquo超我&rdquo要求的觀點，神經症患者出于自己的破壞性欲望而在行為上屈服于這種要求。
這種解釋也體現在辯護需要的另一個方面。
除了是應對他人不可或缺的策略性手段，對于許多神經症患者來說，辯護也是滿足需要的一種方式，使他們在自己眼中看起來無可指摘。
在我讨論神經症中内疚感的作用時，會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神經症競争焦慮的直接結果，就是害怕失敗和害怕成功。
害怕失敗在某種程度上是害怕蒙羞的一種表達方式。
任何失敗都是一場大災難。
一個女孩，在學校不知道她渴望知道的事情，不僅會感到無地自容，還會覺得班上的其他女生都看不起她，都在與她作對。
這種反應格外重要，因為這種頻繁發生的事情會被視為失敗，而這種失敗其實并沒有失敗的含義，或頂多隻是無關緊要的事情。
諸如在學校沒有得到最高分、在一次考試中部分失利、舉辦了一場不是特别成功的派對、在會談中沒有表現出色&mdash&mdash概言之，任何未能達到她的過高期望的事情。
正如我們所見，隻要引起神經症患者強烈的敵意，來自他人的任何拒絕都被視為一種失敗，因而也是一種羞辱。
由于害怕别人知道了他冷酷無情的野心後會為他的失敗而幸災樂禍，因而神經症患者的這種恐懼可能急劇加重。
比失敗本身更讓他害怕的是：他已經以某種方式表現出他正在競争、他确實想要成功并為之付出努力，之後卻還是失敗了。
他覺得，一點點失敗可以被原諒，甚至還可能引起同情而不是敵意，可一旦他對成功表現出興趣，他就會被一大幫胡攪蠻纏的敵人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焦慮從何而來？ 不難理解，其中一個來源就是害怕因為冷酷無情地追求野心而遭到報複。
一旦某人為了獲得成功而去傷害、羞辱和擊垮别人，這樣的人必然害怕别人也會強烈地想要挫敗他。
但這種報複恐懼，盡管每一個以犧牲他人來獲取成功的人都會有，卻并不能充分解釋神經症患者焦慮的增長以及随之而來的競争抑制。
經驗表明，單是報複恐懼并不足以導緻抑制。
相反，它可能隻是導緻冷血地對待想象中或現實中的嫉妒、競争或預謀，或是為了防禦任何挫敗而努力擴張自己的勢力。
一個特定類型的成功人士也是隻有一個目标，即獲取權力和财富。
但如果把這種人格結構與神經症患者作比較，就會發現一個顯著的差異。
冷酷無情地獵取成功的人并不在意他人的愛。
他既不需要、也不期待從他人那裡得到任何東西，既不會施予幫助，也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慷慨行為。
他知道他可以僅憑自己的實力和努力獲得他想要的。
當然，他也會利用别人，但他關心的是他們的有益見解，這些見解的好隻限于是否有助于他達成自己的目标。
愛本身的價值對他來說一錢不值。
他的渴望和防禦都有一個固定的指向：權力、威望和财富。
如果一個人沒有阻礙自己的奮鬥，即便他受内心沖突的驅使而有如此行徑，也不會形成常見的那些神經症特征。
恐懼隻會迫使他更加努力地去獲得更多的成功。
然而，神經症患者追尋的是兩條互相背離的路：積極争取&ldquo唯吾獨尊&rdquo的統治地位；同時過度渴望被每一個人愛。
這種夾在野心和愛之間的困境，便是神經症的中心沖突之一。
神經症患者之所以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之所以一點兒也不想意識到它們，之所以約束或徹底逃避它們，主要是因為他害怕失去愛。
換言之，神經症患者之所以約束競争，并不是因為他有格外嚴格的&ldquo超我要求&rdquo才極力壓抑住了這種進取，而是因為他發現自己進退維谷，夾在兩種同樣至關重要的需要當中：他的野心和他對愛的渴求。
這種困境幾乎無法解決。
一個人不能傷害了别人，還同時想要得到他們的愛。
然而，對于神經症患者來說，這種壓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确實盡力解決它。
一般來說，他嘗試了兩種解決途徑：為他的統治欲望辯護，并為辯護失敗而訴冤；約束自己的野心。
我們隻是簡述一下他為自己的進取要求辯護所作的努力，因為這與我們已經讨論過的獲取愛的方式以及為其辯護的特征相同。
在此，辯護作為一種策略尤為重要：它企圖使這些要求無可厚非，從而使這些要求不會阻擋他被愛的道路。
如果他毀謗他人是為了在競争中羞辱或擊垮他們，那他會堅信自己的行為完全是合理的。
如果他想要壓榨他人，他會相信并試圖使他們相信，他極度需要他們的幫助。
正是這種辯護的需要，比其他任何事物更使得細微且隐蔽的僞善成分彌漫到整個性格結構，即便這個人可能本質上是誠實的。
這也可以解釋沒完沒了的自以為是，這種自以為是常見于神經症患者的性格傾向，時而昭然若揭，時而暗藏于服從或自責的态度之後。
這種自以為是經常與&ldquo自戀&rdquo态度混淆。
其實它與&ldquo自戀&rdquo沒有絲毫關系；它甚至不帶有任何沾沾自喜或自命不凡的成分，與此相反，他從未真正相信自己是對的，而隻是始終迫切地需要表現得合情合理。
換言之，這是一種亟須解決問題的防禦态度，而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源于焦慮。
對這種辯護需要的觀察，也許正是其中一個因素，使得弗洛伊德提出有關尤為苛刻的&ldquo超我&rdquo要求的觀點，神經症患者出于自己的破壞性欲望而在行為上屈服于這種要求。
這種解釋也體現在辯護需要的另一個方面。
除了是應對他人不可或缺的策略性手段，對于許多神經症患者來說，辯護也是滿足需要的一種方式，使他們在自己眼中看起來無可指摘。
在我讨論神經症中内疚感的作用時，會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神經症競争焦慮的直接結果，就是害怕失敗和害怕成功。
害怕失敗在某種程度上是害怕蒙羞的一種表達方式。
任何失敗都是一場大災難。
一個女孩，在學校不知道她渴望知道的事情，不僅會感到無地自容，還會覺得班上的其他女生都看不起她，都在與她作對。
這種反應格外重要，因為這種頻繁發生的事情會被視為失敗，而這種失敗其實并沒有失敗的含義，或頂多隻是無關緊要的事情。
諸如在學校沒有得到最高分、在一次考試中部分失利、舉辦了一場不是特别成功的派對、在會談中沒有表現出色&mdash&mdash概言之，任何未能達到她的過高期望的事情。
正如我們所見，隻要引起神經症患者強烈的敵意，來自他人的任何拒絕都被視為一種失敗，因而也是一種羞辱。
由于害怕别人知道了他冷酷無情的野心後會為他的失敗而幸災樂禍，因而神經症患者的這種恐懼可能急劇加重。
比失敗本身更讓他害怕的是：他已經以某種方式表現出他正在競争、他确實想要成功并為之付出努力，之後卻還是失敗了。
他覺得，一點點失敗可以被原諒，甚至還可能引起同情而不是敵意，可一旦他對成功表現出興趣，他就會被一大幫胡攪蠻纏的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