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神經症的基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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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人意的老師和一些好朋友，也許就足以阻止他對所有人都抱有壞的期待。
但是，一個小孩在家庭中的經曆越艱苦，不僅越容易對父母和其他孩子産生憤恨，還越容易發展出對所有人的不信任和刻毒态度。
越是孤立他，越是阻止他自我體驗，就越是會推進這種惡化。
最後，他越是掩蓋自己對于家庭的惡意，例如跟他父母的态度保持一緻，就越會把他的焦慮投射到外部世界，由此認為&ldquo社會&rdquo通常是危險、可怕的。
對于&ldquo社會&rdquo的普遍焦慮也可能逐漸發展或增長。
在這種氛圍中長大的孩子，在與别人交往中不敢表現得像他人一樣有魄力或有進取心。
他已經失去了被人需要所帶來的極大快樂，甚至會将并無惡意的調侃當成殘酷的拒絕。
他會比别人更容易受到傷害，更沒有自我防禦的能力。
由我提到的這些因素或類似的因素所培養或引發的狀況是：他會在&ldquo敵對社會&rdquo中感到孤獨和無助，這是一種潛在增長的普遍感受。
對個人挑釁的強烈個體反應，凝結成一種性格态度。
這樣的态度不足以構成神經症，但是可以随時演進為神經症的肥沃土壤。
由于這種态度在神經症中的重大作用，我給了它一個特别的名稱&mdash&mdash基本焦慮；它與基本敵意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中，通過研究種種個體形式不同的焦慮就會認識到，基本焦慮潛存于所有人際關系之中。
現實原因可能會激起個體焦慮，即便現實環境中沒有特定的刺激，基本焦慮依然會持續存在。
如果把神經症情景整體比作一個國家的政治動亂狀态，那基本焦慮和基本敵意就類似于對政治制度潛在的不滿和抗議。
表面化的表現在某個個案中可能完全缺失或更加多樣化。
在國家中，它們表現為暴亂、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等；同樣在心理學領域，焦慮的形式可能以各種不同的症狀表現出來。
但如果不考慮具體的挑釁，神經症的所有表現都源自一個共同的背景。
在單純的情境性神經症中就沒有基本焦慮。
這種神經症由對現實沖突情境的神經症反應構成，而這部分人的個人關系并沒有受到影響。
以下是這種情況的一個案例，它常常發生在心理治療的實踐中。
一個45歲的婦女向我訴苦，說她夜間會有心跳加速和焦慮的狀況，還會大量流汗。
但我并沒有獲得任何器質上的發現，所有證據都表明她是一個健康人。
她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熱心正直的女人。
20年前，迫于環境的壓力而非個人意願，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25歲的男人。
他們曾經生活得很快樂，性方面也很滿足，有三個發育得特别好的孩子。
她曾經勤勤懇懇，勤于持家。
但在過去的五六年裡，她的丈夫逐漸變得古怪暴躁并且性事不濟，她一直默默忍受着，沒有出現任何神經症反應。
問題出現在七個月前，一個讨人喜歡的同齡适婚男子向她獻殷勤。
她開始對年邁的丈夫感到不滿，但考慮到自己的整個心理和社會背景以及基本良好的婚姻關系，她徹底壓抑着這種感受。
經過幾次會談之後，她能夠直面這個沖突情境了，并因此不再焦慮。
比較人格性神經症與單純的情境性神經症的個體反應，最能揭示出基本焦慮的重要性。
後者出現在健康人身上，他們出于各種合情理的緣由而無法自覺處理沖突情境，即是說，他們不能面對沖突的存在和實質，由此不能作出一個明确的決定。
這兩種神經症類型有一個突出的差别，即情境性神經症很容易獲得治療效果，而在人格性神經症中，治療不得不在巨大的困難中開展，因而要持續相當漫長的時間，有時甚至會跨越病人的整個生命曆程。
對情境性神經症的理解性探讨往往不局限于症狀方面，還包括針對性治療這個領域。
在其他案例中，針對性治療是通過改變環境來消除障礙的。
[5] 因此，我們可以在情境性神經症中找到沖突情境與神經症反應間的充分關聯，而在人格性神經症中大概找不到這種聯系。
由于基本焦慮的存在，即使是最輕微的挑釁也會引發最強烈的反應，在後面我們将看得更詳細。
盡管，焦慮的表現形式或應對措施無窮無盡，并随着個體的不同而變化多端，但基本焦慮在任何個體身上都基本一緻，隻是在程度和強度上有所不同。
可以大緻描述為感覺渺小、無足輕重、無能為力、被抛棄、有生命危險，置身于一個虐待、欺騙、攻擊、羞辱、背叛和嫉妒的社會。
我有一個病人，她不由自主地畫出了這種感受，畫中，她坐在正中央，是一個小小的、無助的裸體嬰兒，周圍是正準備攻擊她的各種險惡的怪物、人類和動物。
在精神病人中，我們總是會發現，他們對這種焦慮抱有相當高的意識程度。
在偏執型病人身上，這種焦慮僅限于一個或幾個特定的人；精神分裂症病人則對周圍世界抱有敵意取向的敏銳覺知，以至于他們往往會把别人的示好當成是潛在的敵意。
然而，神經症患者很少能覺察到基本焦慮或基本敵意的存在，至少覺察不到其在整個人生中的分量和意義。
我的一個病人在夢裡看到自己是一隻老鼠，為了不被踩到而不得不躲在洞裡，她絕對真實地描繪了她在生活中的表現，并絲
但是，一個小孩在家庭中的經曆越艱苦，不僅越容易對父母和其他孩子産生憤恨，還越容易發展出對所有人的不信任和刻毒态度。
越是孤立他，越是阻止他自我體驗，就越是會推進這種惡化。
最後，他越是掩蓋自己對于家庭的惡意，例如跟他父母的态度保持一緻，就越會把他的焦慮投射到外部世界，由此認為&ldquo社會&rdquo通常是危險、可怕的。
對于&ldquo社會&rdquo的普遍焦慮也可能逐漸發展或增長。
在這種氛圍中長大的孩子，在與别人交往中不敢表現得像他人一樣有魄力或有進取心。
他已經失去了被人需要所帶來的極大快樂，甚至會将并無惡意的調侃當成殘酷的拒絕。
他會比别人更容易受到傷害，更沒有自我防禦的能力。
由我提到的這些因素或類似的因素所培養或引發的狀況是：他會在&ldquo敵對社會&rdquo中感到孤獨和無助，這是一種潛在增長的普遍感受。
對個人挑釁的強烈個體反應，凝結成一種性格态度。
這樣的态度不足以構成神經症，但是可以随時演進為神經症的肥沃土壤。
由于這種态度在神經症中的重大作用，我給了它一個特别的名稱&mdash&mdash基本焦慮；它與基本敵意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
在精神分析中，通過研究種種個體形式不同的焦慮就會認識到，基本焦慮潛存于所有人際關系之中。
現實原因可能會激起個體焦慮，即便現實環境中沒有特定的刺激，基本焦慮依然會持續存在。
如果把神經症情景整體比作一個國家的政治動亂狀态，那基本焦慮和基本敵意就類似于對政治制度潛在的不滿和抗議。
表面化的表現在某個個案中可能完全缺失或更加多樣化。
在國家中，它們表現為暴亂、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等；同樣在心理學領域，焦慮的形式可能以各種不同的症狀表現出來。
但如果不考慮具體的挑釁，神經症的所有表現都源自一個共同的背景。
在單純的情境性神經症中就沒有基本焦慮。
這種神經症由對現實沖突情境的神經症反應構成，而這部分人的個人關系并沒有受到影響。
以下是這種情況的一個案例，它常常發生在心理治療的實踐中。
一個45歲的婦女向我訴苦，說她夜間會有心跳加速和焦慮的狀況，還會大量流汗。
但我并沒有獲得任何器質上的發現，所有證據都表明她是一個健康人。
她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熱心正直的女人。
20年前，迫于環境的壓力而非個人意願，她嫁給了一個比她大25歲的男人。
他們曾經生活得很快樂，性方面也很滿足，有三個發育得特别好的孩子。
她曾經勤勤懇懇，勤于持家。
但在過去的五六年裡，她的丈夫逐漸變得古怪暴躁并且性事不濟，她一直默默忍受着，沒有出現任何神經症反應。
問題出現在七個月前，一個讨人喜歡的同齡适婚男子向她獻殷勤。
她開始對年邁的丈夫感到不滿，但考慮到自己的整個心理和社會背景以及基本良好的婚姻關系，她徹底壓抑着這種感受。
經過幾次會談之後，她能夠直面這個沖突情境了，并因此不再焦慮。
比較人格性神經症與單純的情境性神經症的個體反應，最能揭示出基本焦慮的重要性。
後者出現在健康人身上，他們出于各種合情理的緣由而無法自覺處理沖突情境，即是說，他們不能面對沖突的存在和實質，由此不能作出一個明确的決定。
這兩種神經症類型有一個突出的差别，即情境性神經症很容易獲得治療效果，而在人格性神經症中，治療不得不在巨大的困難中開展，因而要持續相當漫長的時間，有時甚至會跨越病人的整個生命曆程。
對情境性神經症的理解性探讨往往不局限于症狀方面，還包括針對性治療這個領域。
在其他案例中，針對性治療是通過改變環境來消除障礙的。
[5] 因此，我們可以在情境性神經症中找到沖突情境與神經症反應間的充分關聯，而在人格性神經症中大概找不到這種聯系。
由于基本焦慮的存在，即使是最輕微的挑釁也會引發最強烈的反應，在後面我們将看得更詳細。
盡管，焦慮的表現形式或應對措施無窮無盡，并随着個體的不同而變化多端，但基本焦慮在任何個體身上都基本一緻，隻是在程度和強度上有所不同。
可以大緻描述為感覺渺小、無足輕重、無能為力、被抛棄、有生命危險，置身于一個虐待、欺騙、攻擊、羞辱、背叛和嫉妒的社會。
我有一個病人，她不由自主地畫出了這種感受，畫中，她坐在正中央，是一個小小的、無助的裸體嬰兒，周圍是正準備攻擊她的各種險惡的怪物、人類和動物。
在精神病人中，我們總是會發現，他們對這種焦慮抱有相當高的意識程度。
在偏執型病人身上，這種焦慮僅限于一個或幾個特定的人；精神分裂症病人則對周圍世界抱有敵意取向的敏銳覺知，以至于他們往往會把别人的示好當成是潛在的敵意。
然而，神經症患者很少能覺察到基本焦慮或基本敵意的存在，至少覺察不到其在整個人生中的分量和意義。
我的一個病人在夢裡看到自己是一隻老鼠，為了不被踩到而不得不躲在洞裡，她絕對真實地描繪了她在生活中的表現，并絲
